这十位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他们个个对晚年的生活都相当满意，幸福感溢于言表，并不断夸奖现行的老年人优待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无微不至的关怀。
四路调查小组分别汇总了调查情况，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是百分之百。
<h3>一碗面条</h3>
一碗面条把考察团的教授们划分为两派，即吃面条的一派和未吃面条的另一派。这碗普普通通的面条成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它衡量对照着每一个人。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大学教师（主要是教授）考察团一行22 人在英国访问期间曾遇到过这么一件小事：一天，他们下榻的某个小旅店，被告知不能提供晚饭。当领队和导游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家的时候，教授们一片哗然。“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大伙儿冲着领队（又叫团长）吼了起来。
团长说：“各位不要激动，我提一个建议，看看这么解决行不行。一种方案是我们一起租一辆车到城里吃饭，因为这附近没有餐馆；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把餐费发给大家，由个人选择。在旅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家咖啡馆和酒吧，不想吃饭的老师可以泡泡酒吧，喝喝咖啡，体味一下英国小镇的夜生活。如果有人想吃饭，就自己结伙儿打出租车到城里去。据导游介绍，这里距城里约有10 公里，那里有一家中国餐馆，可以吃到汤面，一碗面条大概是5 英镑。各位吃完了面条还可以顺便逛逛街，买买东西。怎么样，是同意第一个方案一起去吃面条，还是每人发10 英镑自己安排？”话音刚落，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发钱！”于是每位教授当即领到了10 英镑。
钱拿到手后，有几位教授说，今天中午吃多了，现在肚子还胀得很，晚饭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几位教授表示，出国这几天体重增加了，得想法子减减肥了，正好可以从今天做起。
另有几位对建议去酒吧坐坐的一个年轻人说，酒吧咱中国有的是，何苦“不远万里”跑到这鬼地方装作有情调呢？那位年轻人碍于情面没好意思再坚持。
其中有一位于教授说得最爽快：花5 英镑去城里喝碗面条，还要打出租车，谁去谁有病！连面带车还不得10 英镑啊！合人民币150 块钱，那面条是金丝做的啊！不去，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去，省了。谁爱去谁去，我舍不得花钱。我回屋睡觉了，俗话说得好，“营养不足睡眠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有四位教授经过反复斟酌犹豫，还是选择了去吃面条。他们三男一女合伙儿打了辆出租车，一块进了城。而那位女教授事先做了声明：“我一点都不饿，我是想去城里逛逛商店。你们男的先吃面，我在门口等着。等你们吃完了饭，陪我一起逛。”这位女教授自认为独具慧眼，一路上不放过任何地摊、小店，她好像比警犬还灵敏，四处寻找比中国便宜的袜子、内裤之类的，不停地在嘴里唠叨着各种商品的比价。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整个考察团中，吃面条的是少数，仅有4 个人（其实，只买了3 碗面，在男士的劝说下，那位女教授要了个空碗，从其他三个人的碗里各分了一点，她说只是尝尝）。这四位教授由于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选择，而受到了众人的群起嘲笑，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这四位便成了考察团中的“另类”了。
“这几个家伙简直是臭极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看见吃的就红了眼了。”
“嘁，这号人不值得一提，跟猪似的，除了吃还知道啥？”
“哎？那个老王不是你们系的嘛，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是啊，他老婆是学校财务处的副处长，哪能缺钱花呢！”
“还有你们院的那个老李，听说平时尽在外边赚钱，课讲得挺臭，钱挣得倒不少，是吗？”
“嗨，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呗，那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连5 英镑一碗的面条都敢吃，人品能好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没有钱。有了钱也不能摆阔吧，瞧这几位刚才看我们那种眼神，好像我们是乞丐似的。咱也有钱，不比他们穷！牛什么呀！”“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肯定后悔啦。说不定餐馆关门了呢。”
“要我说，这里的中餐馆卫生条件肯定不行。面条里弄不好还有苍蝇、蟑螂呢！你们瞧着吧，这几个家伙没等回来就跑肚拉稀啦！”
“哎，咱们应该先把厕所里的手纸给藏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没进城的这些人中有十来位一直饿着肚子站在小旅馆的门口等着看吃面条的恶棍们回来时的惨相，另外几位自带了饼干、方便面的老兄老姐心态相对平和一些，他们为多得了10 英镑而喜悦，当然也为没有去中国餐馆吃上面条而有些愤愤不平。
可恨的是那四位“脑袋有病”的“有钱人”，竟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回来了。他们夸张地打着饱嗝，拍着肚皮，说话那口气，好像不是喝了碗面条，倒像是在皇宫里吃了什么大餐似的。
兜里揣着10 英镑，肚子里却咕咕叫的这伙人，群情激愤，把这4 位吃面条的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幸亏“面条派”的这几位见势不妙，未敢顶嘴，否则，那天晚上搞不好能弄出血案来呢！
在剩下的几天里，考察团中的“面条派”明显地陷入了孤立状态。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拍照，更没有人帮他们照看行李。而那些非面条派的教授们都变得趾高气扬了。
“吃碗面条，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学会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团长讲得对，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h3>柔软的一团</h3>
我兴致勃勃地夹了块三文鱼片，在眼前的酱碟里蘸了蘸，塞进了嘴里。一股热浪火烧火燎地涌上心头。眼睛像闹了水灾似的，哗哗淌泪。我慌忙抓起左手边的纸巾，堵住了汹涌而来的泪水，以防流进塞满食物的嘴巴。
坐在对面的张照，目睹了我面部表情和脸色的剧烈变化，紧张而焦虑地问我：“你没事吧，不会猝死吧，要不要叫辆120 急救车？”
“没事！作为一位作家，我突然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却没有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而深感惭愧和自责。我不配吃这么丰盛的佳肴，这怎能不让我痛哭流涕呢！”我的真诚把同桌的朋友们感动得目瞪口呆。他们用惊异的目光锁定我，半天缓不过神来。
张照首先活了。他也夹了块鱼片在碟子里狠狠地蘸了两下，若有所思地塞进了嘴里。他的反应更加剧烈，啊啊地捂着嘴，连蹦带跳地夺门而逃。转眼工夫又泪流满面地坐到了我的对面，我看出来了，他的泪腺像自来水管一样爆裂了。他泪眼蒙胧地紧盯着我，用警察训斥罪犯的口气跟我说：“我真替你的列祖列宗害臊。作为人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养大的作家，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却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真他妈的不可饶恕。即使人民不枪毙你，你也不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喝酒。我可以把腰带解下来借给你用用，你拿它去上吊算了！及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将是你为人民和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他抓起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地灌进肚子。
又有几位先后激动地淌下了热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了泪水，因为这芥末太辣了，并一致赞同张照的建议，催促我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我不想以这种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不愿意用张照的裤带套住我的脖子，若换个人的我倒可以考虑。我当即表示，请给我一点时间，我将写出一部惊世的作品，正如给我一把尺子，我就会量出地球的周长，或者借我一个长筒袜，我也能充当蒙面大盗。
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同学从洗手间出来时，当着全桌同学的面，恬不知耻兴高采烈地把一团透明的长筒袜递给了我。她自认为这带着体温和体味的薄纱，能唤回那逝去的青春并激活那曾经的理想。已经过了姥姥年龄的她仍滞留和沉浸在半个世纪前的少女时代，搔首弄姿嗲声嗲气情意绵绵地咛叮嘱我：“好好珍藏它，就如同珍藏一份最纯真最名贵的感情一样。它是我的化身，把它献给你，就等于把我献给了你。你把它套在头上，抢银行不合适，它太透明了，最多只能当个采花大盗。若把它系在脖子上，照样能起到张照腰带的作用。它是名牌，贵着呢！”她不由分说地把那个软软的纱团塞进我的怀里，还当众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吐了，不停地摆着手：“不喝了，不喝了，喝高了，胃里太难受了。”当然，我当时就知道我撒谎了。因为那天的同学聚会我始终没喝酒，我的痔疮犯了，滴酒未沾，但我吐了。
出酒店时我本想随手把那位资深美女的连裤袜扔进垃圾桶里，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除了我，其他同学都一如既往地醉成一群寻衅滋事的匪徒，他们口无遮拦地调戏着门口列队迎送客人的服务员小姐，并大呼小叫地嚷嚷着要去歌厅唱歌，却找不到去往歌厅的准确方向。还有几位坐在饭店大门的台阶上，扯着嗓子吼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二十年后再相会》。幸亏有三四位半醉半醒的优秀分子，在保安的协助下，将一个个烂醉如死的哥们拖进了出租车里。我痛苦地清醒着，后悔没与他们同醉。我担心这团薄纱长袜给我惹下说不清的麻烦，趁着混乱直接扔到了地上。一位保安责任心出奇地强，多事地喊了我：“先生，您的东西掉了。”他恭敬地递给我柔软的一团。
“这不是我的！”我恼火地拒绝接受。
“肯定是您的，我看见是从您手里掉下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小保安最讲认真。
“那好吧，谢谢啦！”我不想继续争辩，我把那团薄纱又塞进裤兜里。
如果让我老婆看见这团东西就彻底完了，至今想起来我仍然后怕。但，我没有老婆。这在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有妻子有孩子，可事实上我从未结过婚。这种幻觉很奇怪很特别。有时我甚至在酒后跟人说，太晚了，我得回家了，我老婆脾气不好，回去晚了她会揍我的。不熟悉我的人还信以为真呢，都说理解理解。我并非编瞎话骗人，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这大概是下意识在作弄我。下意识是个什么东东？弗洛伊德还有其他那些好事的心理学家们曾经琢磨过，我就不啰唆了。
现在那个揉成一团的“她”就摆在我的书桌上，我是用它系在脖子上上吊呢，还是套在头上冒充一回蒙面强盗去干点影响社会治安的坏事？经过深思熟虑，这两者我都没选择。我把它套在头上，对着镜子照了照，五官在朦胧中清晰着，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有了层薄雾，好奇妙的视觉。
我决定套着长筒袜子写作。它说不定能给我带来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创作灵感。多年来，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经常逼迫利诱我写写他们，我此时觉得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是可以实现的。有了这层罩上双眼的半老徐娘的长筒丝袜，我与他们的距离更近了。我要写写他们，都是真人真事，若有巧合，纯属必然。如果同学们今后怪罪于我，那我就说全是这条长筒丝袜惹的祸。
我戴着袜套，做了几个俯卧撑，又做了几个广播操里的 踢腿动作和扩胸运动，然后又点了支烟，隔着丝袜费劲地猛吸了几口，那袜子残留的一丝女人体味被烈性的烟草味迅速赶跑了。我转身走到书桌前，一屁股坐在高背椅子上，双手抓着扶手，孩子般地上下颠了几下，然后拿起了笔，在稿纸上飞快地奔跑起来。
<h3>坐电梯</h3>
坦白地说，我家里的事全由太太做主。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不像有些人那么虚荣，明明一切都由老婆说了算，却在外面愣充大丈夫，口吐狂言：大事听我的！谁不知道那大事指的是什么——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扩散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已。
我常如实地告知我的同事，在我们家屁大的事都得听老婆的，我只管比屁还小的事。
老一辈人说：“牛驾辕，马拉套，老娘儿们当家瞎胡闹。”这话虽然既难听，又偏激，可也有一定的道理。女人做主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对，以我家为例，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老婆就犯了个不小的错误，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按我的想法，楼层不必太高，住三四层就挺方便的。她说我弱智，三十层的塔楼，住在三层跟住在地下室里没什么两样！这叫什么话嘛，三层和地下室怎么会一样呢！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没说。
最后当然由她拍板，买了二十八层，比选择三层同样的户型多花了二十几万。
住高层的优点很多，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连下雨都比楼下的人知道得早。上下楼乘电梯，省时又省力。我也觉得蛮舒服的。
没过几天，一个新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越来越心神不宁、忐忑不安。
负责开电梯的女司机，每天捎带着卖《晚报》，搞起了第二职业。《晚报》摆在电梯里的小桌子上，一块钱一份。很多住户上电梯时都顺手拿一份，再扔下一块钱。有时，开电梯的女工还唯恐别人忘了，对没买报纸的人关心地问上一句：“您不来一份！”我就被她提醒过好几回。我每次都笑着摇摇头或摆摆手，说：“不用了！”时间久了，那女人脸色越来越阴沉，像是挺生气的，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有几次，她明明看见我跑过来了，却关上了电梯门，让我不得不再等一趟。我觉得问题出在报纸上了。
有一天，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我挤上了电梯。“没长眼睛啊，电梯门夹坏了你负责呀！”她没好气地冲我嚷着。我不好意思吭气，电梯里还有别人呢！“来一份报纸吧！”她白了我一眼，“不买了，我家里订了。”我想撒个谎，打消她的念头。“真小气！”她小声嘟囔着，很伤我的自尊。我很少看报纸，各类新闻网上都有，在办公室里早就浏览过了。再说，女人当家，心细如发。我老婆每月只给我留出三十块的零用钱，平均一天一元。她说，男人有钱容易变坏。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她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如果我每天都买一张晚报，那一个月下来我恐怕连头发都理不了啦！所以，我不买报纸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那开电梯的女工却不管我拮据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她不断地用殷勤、热情以及白眼和恶语对我交替施加压力，我终于坚守不住了，不得不也“来一份晚报！”
一连二十多天，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而我口袋里仅剩下四块钱了，我的头发快遮住耳朵了，如果我老婆知道我把理发的钱花在了开电梯的女人身上，她会发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爬楼梯上下班，尽管我的关节炎一直折磨着我，但那也比心理折磨更容易忍受。二十八层楼啊，对于我这样一位体重接近两百斤，脚上长鸡眼，膝盖里积水的“残疾”人来讲的确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我还是要咬牙坚持，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电梯女工那嘲讽鄙视的表情时，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连续爬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攒够了理发钱，可以让耳朵重见天日了。我完全有资格大大方方地坐一次电梯，感受一下迅速升起的快乐。
开电梯的女人热情地冲我笑着，像是久别的亲人一般。 “您出差了吧，看您瘦了不少，”她关心地问我，我嗯嗯地点了点头。她弯腰从椅子下面抽出了一沓报纸塞给了我：“这些报纸是我每天替你留下的，一共十五份。”
天呐，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正准备用那十五块钱明天去理发呐！
<h3>活死人</h3>
刺眼的白光唤醒了我的生命意识。数十架照相机争先恐后地按下快门，伴随着一连串的闪电，断断续续的咔嚓声传入我的耳膜。脑袋里像灌满了黄泥汤，混浊而黏稠。有人在说话：“虽经我们全力抢救，他已失去了生命体征。现在我受医疗小组的委托，正式宣布，本次118 车祸事故无一幸存者。谢谢媒体朋友们的关注！”
又是一片急促的咔嚓声和刺眼的白光。我努力睁开眼睛，用来自另一个世界惊悚的目光盯着他们。惊叫声响起，强烈的闪光灯齐刷刷地向我扫射。我退缩着紧闭双眼，脑海里闪现出了上帝的面庞，有点像我的初恋情人，还有几分我老婆和儿子的模样。虽然我不信上帝，但他竟让我从牙齿脱落的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呐喊：“我还活着！”
闪光灯的强光又一次试图把我生命的信息记录下来，但只留下了我破碎变形的面孔和紧闭的双眼。尖叫与欢呼交织在一起，塞满了我淤血肿胀的耳朵。
“他没死！”
“他说话了！”
“他的嘴唇在颤动！”
“他还活着！”
“他睁眼啦！”
……
“请保持安静！我是本医院的新闻发言人，该死者的死亡结论是经过专业医务人员反复检查鉴定做出的，程序严谨、客观审慎，不会有任何差错。请各位不要听信谣言，以讹传讹……”这高亢有力的强音是通过话筒放大传出的，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还活着！”像是有人给我施了魔法似的，那一瞬间我高喊着，还差一点从推床上坐了起来。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不要瞎喊，你已经死了，你得相信医生，相信医院，相信科学！”新闻发言人俯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警告我。我直勾地盯着他，那是一张传说中的死神之脸，我不想多看一眼。他假装为我盖好白布单，趁机遮住了我的脸。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顺手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胳膊，我疼得嗷的一声从床上翻滚到地上。
全场一片惊慌，医护人员纷纷后退。有几位沉着老练的记者，冲上前来抢下了镜头。
“他真的没死！”记者中有人替我说话。
“是的，他没死！他肯定没死！”
“对，他还活着，我们都看见了！”
……
“别吵吵了，死没死我们说了不算，这得听医院的。我们新闻界要相信医院的结论，不能误导读者和听众。”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说服他的同行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与院方保持高度一致。
我在用残存的一丝气力，拼命扭动“尸体”，嘴角发出各种古怪的求救之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
新闻发言人为难地搓着双手，焦灼不安地向人群解释：“刚才我已代表院方，向媒体朋友宣布了死亡结论。这个结论是医疗抢救小组集体研究并报请上级领导批准确定的。不管各位信不信，反正我是确信的。鉴于部分记者的质疑和死者本人的声明，我建议我们暂时搁置争议，先把死者，不，应该叫疑似死亡者或死亡嫌疑人存放于太平间，暂时不火化。等我本人向上级报告后，再重新做出裁决。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科学认真地作出结论，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唧唧喳喳的议论声中，大伙儿一致赞成院方的意见。
我恳请推我进太平间的那两位戴着大口罩的老兄不要把我塞到冷柜里去，他俩相互对视了一下，同时摇了摇头。其中那位矮个子男人瓮声瓮气地说：“不放进冰柜里，你的尸体就会烂掉的。”
“我没死，真的没死！放在那里会活活冻死我的。”
高个子更不耐烦：“我们只听领导的。他说你死了，你就死了。我们不敢做主，不把尸体放到冰柜里就会被扣奖金，弄不好还丢了饭碗……”
我急得顾不上剧痛，又一次从床上坐了起来：“请二位兄弟高抬贵手，只要我一出院，我就把你俩被扣发的奖金十倍补上。”
“说话算话？”高个子问。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哪里能知恩不报？”
“咱俩就信他一回吧！”矮个子动摇了。
“那行，就信你一回！”
于是，他俩把我挪到了太平间潮湿的角落里，还找了几块硬纸壳在我身下垫了垫。
我逐渐恢复了记忆。我知道自己“死”于一场车祸，是桥梁突然坍塌。那天我开着新买的轻型电动三轮车，正好通过一座刚落成的高架桥，那桥就塌了。竣工的庆典尚未结束，在我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天上飘着的彩色气球和放飞的鸽子……
我不想躺着等死，我担心上级重新复查的结论迟迟做不出来。太平间的大门未上锁，只用一个铁钩虚挂着，一般不会有人到这里偷东西。我费尽力气，爬了出去……
我活了下来，却成了活死人。
因为我的名字已作为遇难者被电视、广播、网络和报纸公布了。而事故原因已查明是因为车辆超载所致。我更不敢露面了 ，那天桥上一共只有几辆小车，若因超载压断了新桥，我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成了活死人，至今仍在外边游荡着，不敢踏进家门。因为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妻子和儿子会相信医院的结论还是会相信我仍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