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情况反映</h3>

我写了份《情况反映》，准备寄给北京的一家报社。

为了写好这份情况反映，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向上级和媒体反映情况一定要客观、真实，不能有任何水分。我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各类数据和事例都在动笔之前做了反复的核实，援引的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我也一一做了校对。在确保一切都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我才把材料打印好，封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把它寄给了报社。

写这份《情况反映》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是组织或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部门或媒体反映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的真实现象。我原本想直接把这份材料寄给中央领导，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因为他们日理万机太忙了，偌大一个国家每时每刻要发生多少大事啊！相比之下，我反映的情况太微不足道了，我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再说我的《情况反映》写得拉拉杂杂，琐琐碎碎，措辞造句也不讲究，字数却超过了五万字，冗长而又粗糙。没办法，我又没有润色修饰的本事，只好寄给报社。如果报社的大记者大编辑们能在百忙之中翻一翻，瞄一眼，然后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就十分满意了。我可不指望他们全文或摘要发表它。噢，对了。还有一点我得郑重申明，我写的可不是什么举报信或匿名信之类的告状材料。我敢说我写的材料和我的名字一样真实。所以我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真实姓名端端正正地署在了文字材料的最后。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报纸。我的《情况反映》竟然发表在了该报的《副刊》上，而且是连载，连载了半个月。

我吓坏了。不仅我的名字作为作者印在了报纸上，而且我材料里出现的真人真名，也未加任何技术性处理地公开示众。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报纸把我写的材料当成了中篇小说而刊登在“精彩阅读”的栏目下。

于是，我就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成了“作家”，而且是“当红作家”。

报社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创作谈，还要搞一个长篇专访。

因为“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轰动。他们要窥视小说作者的私人生活。

我一连几个月睡不踏实。我躲到一个朋友家里，惶惶不可终日。朋友误认为我是杀人畏罪潜逃，怕受到牵连，背着我报了警。警察呼啸而来，不由分说就把我铐起来带走了。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的社会，多数人还是能依法办事。警官们虽然一开始把我的交代视为痴人说梦、天方夜谭，是对国家机器的戏弄和公安人员智商的嘲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我那绘声绘色的解释。他们不仅把我放了，临别时还请我在他们的调查笔录上签名留念。

这篇名字叫《情况反映》的“中篇小说”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最后竟被评为当年的年度小说金奖。我一直没敢回家，至今仍寄住在一个偏远的亲戚家里。我不敢去参加什么 “隆重的颁奖典礼”，更不想惹出什么新的麻烦。我在电话里跟老婆检讨，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我请她谅解并不要对孩子说出真相。我妻子在一段时间内为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她面对着苍蝇似的记者和评论家，不得不扯些谎话，比方说“他得了传染病不能接受采访”或者“他面部从小烧伤无法提供照片”等等，终于阻止了媒体进一步炒作的企图。

老婆的临危不惧和宽宏大量让我感恩戴德。她平生讨厌的就是“作家”，我也搞不懂在她的内心深处怎么会把作家和流氓骗子画上了等号。我通过熟人向她传话：“等这场风波过后，我一定重新做人，决不再写什么《情况反映》之类的臭东西了。”

<h3>我有一支枪</h3>

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你的那把枪，由我们保管吧！”

“枪？什么枪？”我瞪大眼睛，十分诧异地盯着他。

“手枪，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发上，往前倾了倾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开玩笑，我哪来的什么手枪呢，真的，假的？”我紧张地笑了笑，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摊了摊双手。

“真的。你确实有一把枪，是我们发给你的。”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捡起来，又拍了拍裤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嘁，简直是笑话，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我认为这位肩上扛着“两毛二”肩章的家伙在恶搞。

“去年就发给你了。”他平静而肯定地说。

“去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枪给我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来尊称我。

“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持有枪支呢？”我还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枪，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您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给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备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枪。我说明白了吗？”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真是荒唐。我确实没有枪，你们可以彻底地搜查嘛，谁都知道私藏枪支是违法的，我怎么会弄把枪藏着呢？”我焦躁不安地大声嚷着。

“您说得对。正因为私人不能持有枪支，所以我们区里枪支管理部要统一保管。”中校保持着立正的站姿。

“可我没有枪，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我急得想跳起来。

“不是我没听懂您的话，而是您没听懂我的话。从理论上讲，您的确有一支枪，手枪，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随身携带，得由我们归口管理，必须存放在上级指定的军械库里。”中校耐心地告诉我。

“你等等，让我把头绪理一理。因为我的职务和分工，我好像应该拥有一支手枪……”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枪。”他打断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摆了摆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断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枪，我却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今天你专门来取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枪并要替我保管，是这样吧？”我彻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这样。”中校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绝望地摊摊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况是枪支管理这种大事呢，更是马虎不得。”他口气威严。

“那好吧，什么程序。我大喊一声‘手枪’，你听到后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几乎要疯掉。

“没那么简单，这不是儿戏。”中校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枪支保管委托书，请您签字。”

“好吧，我签。”我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签字笔。

“还有，这是两份收据。”中校又掏出两张薄薄的小纸条递过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这是枪支保管费。一张收据是补交去年的，另一张是预交明、后两年的。”

我赶紧让财务部门把钱交给中校。从此以后，我也就成了一位有枪的人。

<h3>一封遗书</h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天堂里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只是觉得在一个讲求学历的社会里，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自杀显得太没面子啦！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考上了大学。我计划着在大学毕业典礼后便义无反顾地告别人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四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大学学历多如牛毛，一个小本科生简直没有资格去死。我只好继续苦读，放弃就业的机会又复习了两年，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期间，我的父母卖菜、卖粮、卖血为我提供了高昂的学费，而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们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三间破瓦房。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跳楼，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研究生学历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自杀的时间。发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为自杀者争得一份尊重和尊严。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可以无愧于两年前为我筹措生活费而捐出肾脏的父亲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有知识高学历的自杀者……

难啊，这年头连自杀都得有个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成绩优秀，我的博士帽已于昨天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戴上。我可以走了，走得体面踏实。

别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后写上“博士”二字。

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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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h3>探 视</h3>

我的导师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探视病人。

有一次他过生日时，我们几个弟子门生为他摆了桌祝寿宴。他那天很兴奋，多喝了几盅，就把这个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赵老师说，系里的同事或自己认识的熟人或同学生病住院时，他总愿意去看看，问候一番。我们很感动，内心里对他关心别人、珍惜友情的品德钦佩不已。

赵老师接着说，我去看病号，绝不是出于什么爱心，我是另有考虑。他又干了几盅白酒，兴致极高。

他说，世上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什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间的竞争，那都不关我的事儿，都没有个人间的比拼有劲头儿。竞争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比方说同学、同事、同僚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产生竞争。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跟他较劲。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到目前来讲，他是个成功者。成功在哪里，主要是身体健康。

他说，他每次一听到周围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学、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从心底迅速升腾。他要去医院里看望。

他说，在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很满足。别人躺在病床上，或呻吟叫唤、或龇牙咧嘴、或抽搐挣扎。那种情景让他心花怒放。有时他会看到生病的同事、同学身上插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管子，他会庆幸那幸亏不是自己。当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最容易忍受。

他连续给我们举了几个实例并加以说明：

有位老师，为了评上教授竟然给领导和同行写检举信，说我的一部教材有剽窃、抄袭的行为，结果把我的职称拖了整整三年。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比我早两年评上了教授，风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样，住进了医院，肝癌晚期！我是冒着大雨去病房探视他的，他痛苦不堪，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呢，谈笑风生。

还有一位我过去的同班同学，留校任教后处处跟我争高下，把本来属于我的副主任的位子弄到手了。结果如何呢？心脏病！光搭桥就花了好几万。现在怎样呢？不仅副主任的位子丢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当时也去医院看过他，瘦得像条狗似的，真可怜呐！

还有与我同一年留校的老钱，能争能抢。房子比我早分了一年半，瞧他当时得意的，恨不能满世界显摆，十年前，就得了脑血栓，走路得小步快跑，一刹不住闸就摔趴下了。现在跟我没法比喽，我一顿能吃一斤酱牛肉，喝半斤白酒。他呢，跟死人比就差一口气。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家伙还挣扎着要坐起来，差一点背过气去。我在病房里当着他的面，给他表演了100 个俯卧撑，把那老头儿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们听了导师的酒后高论，倍感他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并对他的教诲铭记不忘。

不久前，他老人家因前列腺出了问题而动了手术，现仍住院治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本应绕床服侍、终日陪护，但考虑到导师对于探视病人的独特心态，我们推人及己，不敢贸然趋前，生怕让我们的恩师误解，所以至今未去探视，只能在心里为他默默祈祷，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并能以探视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去看望他那些患病就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