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老邱下次到北京，保证挤些时间到班主任武老师家坐坐，毕业这么多年了，辅导员还念叨着他的学生，让我心里十分感动和惭愧。老邱是位有情有义的人，我俩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感情很深，他说的话我很在意。
春节快到了，我正巧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晚上没事儿，我去了武老师家。
武老师见到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两只脚在瓷砖上急促地蹭着，拽着我的手往沙发上让坐。
“我是您的学生，还记得吗？”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
“记得，记得。你可出息大了，那么有名，谁不认识你啊？”武老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手。
“哪里，哪里，都是老师您教育的结果。”我的眼圈湿润了，“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您，可总不凑巧。真不好意思，
我这个学生太不合格了，太让您失望了。”
“你忙，你忙，我知道。你不像我，一个大闲人，啥事都没有。身体又不好，净给组织添麻烦。你现在干啥呢，还当市委书记？”他拉着我一同坐下，关切地问。
“我没当书记……”
“又高升啦！好哇，我就知道你能干，有这个本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这块料，能当官儿。当官好啊！咱班出了好几个司局级的干部。除了你，还有小柳，叫柳小萌，她现在也当上副市长了。王名成，你们班的组织委员，现在是司长了，还有班长赵大胡，那家伙也行，先当官，后来下海经商，把生意做到外国去了，听说还办了绿卡，成了外商了……你年轻，正是干事的好时候。”武老师兴奋得眼睛放光。
“不年轻啦，我也五十出头了。”我附和着。
“五十出头，正是当官的好年龄。我一想起你啊，心里就特别满足自豪。前些日子，有人说你被双规了，真是胡说八道。这年头，谣言多得很呢！为啥这么说，嫉妒呗！这回你又升了，谣言不攻自破。”武老师替自己的学生愤愤不平。
“武老师，咱班的同学您都有印象吗？”我试探着问。
“当然了，别看我七十多了，走路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
可脑袋瓜儿没问题，清楚着呢！你们这届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上来。”他自信地做了一个跷大拇指的动作。
“孟新宁您还记得吗？”我报上了自己的大名。
“孟新宁？是你们这届的吗？”武老师一时没想起来。
“是，就我们这个班的，个子不高，四川人。”我提醒他。
“噢，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那个平常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爱说个怪话，毕业分配回老家一个重点工程工作的小平头？”武老师的记忆力很棒，“他现在干啥？”
“他还在那儿工作，当上了全国劳模。”我如实地告诉他。
“好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干什么都一样。劳模也不错，凭双手吃饭，累是累点，心里踏实。你们同学之间还得相互帮助，你这个当大官的，要多安慰安慰他，别自暴自弃。”武老师深情地嘱托我。
“放心吧，挺好的，过得很充实。您要多注意身体，别老惦记我们这些学生了，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我给您带了点滋补品，再给您留点钱，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我随手塞给了他一个信封。
“哎哟，你这是怎么说的。让你太破费了。谢谢，谢谢。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心意，也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您一个大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我，还给我送这送那，真让我过意不去，我要是告诉别人说孙书记来看我，他们得羡慕死。”武老师客气地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拦在门口。
后来，我特意给老邱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我去看过经常念叨我们的辅导员了。但我没细说整个过程，更没有说老师真正记住并想念的是孙长脖子们，而我是替他看望了当年栽培过他的辅导员。
<h3>咳 嗽</h3>
在评上教授之前，老莫并不咳嗽。
咳嗽是一种毛病，这不用医生下结论，连三岁的孩子都这么认为，但莫教授的咳嗽是个例外。在大学里教书，谁不想奔个教授职称? 为了这个人人皆知的身外之物，不知有多少人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忍气吞声，胸闷腹胀。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搅得那些自以为是的教师们心神不宁，没有哪位不坚信树梢上那几颗让人垂涎欲滴的“教授”果子非己莫属。风一摇、人一晃，眼睁睁地看着果子从自己眼前消失，落到旁人手里。那种滋味能好受吗？恼羞成怒者开始写举报信，罗列种种“事实”，指控幸运者作弊，认定其研究成果除了抄袭、剽窃之外一无所有；捶胸顿足者乃仰天长叹，世事不公何至于此，上苍有眼无珠竟能犯下如此大罪；潇洒超然者大笑不已，滔滔不绝地嘲讽教授之名如粪土，心里却急切地等着下一次能有人把自己也喻为肥料。
老莫苦苦熬了几十年，脑袋上屈指可数的几根头发早已失去了本色。他那只枯枝般的手终于紧紧攥住了这颗并不新鲜的果子——教授，他梦里曾经千百次替别人称呼自己为莫教授。
老莫，同事们以后将改口尊称为莫教授。尽管早就过了容易冲动的年龄，但当得知评审结果时，老莫还是吃了两颗速效救心丸。
老莫，不，莫教授开始中午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散步了。他倒背双手，令人难以置信地挺起凹陷多年的肚子，脸上堆积着精心组织的谦虚的微笑。这笑容像一篇观点鲜明的论文，透露出无可争议的成功信念；同时也像一篇措辞强硬的声明，表达了据理必争的坚定立场。
莫教授变得宽容随和了，否定性的态度消失了。讲课和发言前，总是礼节性地咳几声，透着沉稳和自信。学生和同事们对于莫教授新添的咳嗽节目，还是认同的，都以微笑表示理解，甚至觉得这声音中蕴含着丰富的学问，而没有丝毫病态矫作的成分。
莫教授的脸上撒下了片片红云，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他兴奋地散步、讲课、开会，持续不断地用咳嗽强调自己并表达他内心的喜悦与尊严。
又过了一段时间，咳嗽变得不可控制了。咳嗽声把完整的一句话撕扯得支离破碎。同事们开始产生疑问，这咳声似乎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职称晋升反映。学生们也不大满意，因为课堂上除了咳嗽，几乎听不到新的内容。莫教授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他镇定地去了医院，期待着再一次公正。
医生故作轻松地告诉他，只是一般的肺病，大概是结核。
莫教授如释重负。
医生立即通知其家属：肺癌晚期，不要心存侥幸。
莫教授一生只痛痛快快地咳嗽了三个月。
<h3>博学的人</h3>
老孟因学识渊博而失去了很多朋友，只剩下一只老黑猫与他相伴。每到黄昏时分，他总是抱着那只昏昏欲睡的老猫，呆坐在厨房阳台的破藤椅上，絮絮叨叨地给它讲天文地理、音乐绘画和古希腊神话。
天资聪慧的老孟自幼好学，五岁时能熟背唐诗三百首，有神童之誉。小学三年级便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知识覆盖面极宽，不但同学们有难题向他求教，就连不少任课老师，也常常私下里与他探讨，深得同学的钦佩崇拜和老师的欣赏器重。这么说吧，读小学时他像个中学生，读中学时他像个大学生，读大学时他像个教授。后来在教授圈子里，都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但“教授的教授”并不是教授。老孟大学毕业留校时没能去教书，而是去了图书馆做一名资料员。不是他不想当老师，而是按规定他不符合做教师的资格，教师必须具备博士至少是硕士的学位。老孟当时正处于骄傲的峰巅，声称全校没有哪位教授配得上做自己导师。他的目中无人和唯我独尊，让他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好机会，只能屈就于图书馆的一隅，与圣人伟人窃窃私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老孟至今仍引以为傲，自称与天往还，不与鼠辈为伍，整天“于珠峰之巅，俯视丘陵上爬来爬去的蝼蚁”。
因学问宽厚、思想深邃且审美趣味曲高和寡，老孟的眼里始终无人，包括女人。他对古代美女了如指掌，对希腊美女心仪已久，却对身边走动的血肉之躯嗤之以鼻：“俗，而且太俗，俗不可耐！”老孟宁可忍受“独怆然而泪下”的孤独，也不肯放低身段，与他人共处一个屋檐下。
演员需要舞台，教师需要讲台，官员需要主席台。学富五车的老孟一直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场所，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听众的激励，就缺乏成就感和价值感。老孟在享受孤独的同时，也常常心里憋得发慌。他是个述而不作的博学者，善讲而不善写，没有讲台和听众，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老孟的学问无人分享。
只要有同学聚会，老孟必定参加。不管生人熟人，老孟开口便讲，滔滔不绝。无论什么话题，他总能拦腰截断，以我为主。老孟无所不知，无所不懂，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他总能从远古找到根源，起码从尧舜开始，一路讲来，细致入微，并伴以“你们不懂”、“我知道你没有知识储备”、“这个有些深奥，你肯定不明白”、“嘁，这是个常识，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之类的穿插短语，令听者不爽。同学们了解他，一般不愿与他辩论。当然大伙儿也自知浅薄，无法说服他，就任由他一人夸夸其谈，而其他人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并不在意他到底讲了什么真知灼见。遇到场面过于混乱时，老孟会十分愤怒，用力拍打桌子，让大伙静下来。同学们嘻嘻哈哈地嘲弄他几句，又闹闹哄哄地相互敬酒了。
老孟经常慨叹世风不古和时代浅薄，像他这样的人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器重，他与柏拉图一样，渴望实现“哲学王”的梦想。
同学聚会越来越少请老孟参加了，偶尔他出现时，总有人借口有事而提前离开。老孟有满肚子的学问要讲给他人听，却无人捧场。老孟并没有别人理解的失落感，依然骄傲地鄙视着他看到的一切人。回馈他这种态度的，是所有人都同样鄙视他，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问却仍然不通人情世故，总把社交场合当成他一个人的讲坛，把交谈变成独语。在一个人人都想发言的时代，谁还会容忍一个人的话语垄断呢？
只有那只老猫甘做老孟的铁杆粉丝，轻轻地打着呼噜，在半睡半醒中倾听老孟枯燥乏味的喋喋不休。
<h3>终身教授</h3>
在导师眼里，我不光是学生，有时也是小偷、强盗、警察、推销员、收水电费的、领导……甚至是他死去多年的父亲和远在国外的儿子。
导师在学界名气很大，曾培养过许多杰出人才。我能投在他的门下，在他老人家的精心指导下钻研学术，攻读博士学位，真是三生有幸，祖坟无疑是冒了青烟。
当系里通知我被导师录取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名师出高徒啊！”一位十年前毕业的同门师兄就曾自豪地向我夸耀道，“我当年就是追随恩师走上了探寻真理之路的，他确实与众不同，如果你能够在他身边学习几年，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师兄是我的硕导，我更应该称他为老师，但他告诫我说：“只要你做了恩师的博士生，就只能喊我师兄了，这是必须的！”
我明白“师兄”的低调谦虚，当着博导的面，我可以冒昧地喊他师兄，但私下里我仍尊称他为老师。
经反复联系，我终于盼到了面见导师的机会。按照电话里确定的见面时间，我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了教授住宅楼三层的一套单元房门前，按响了门铃。屋里没反应，我又重新按了两遍并敲了几下。过了几分钟，门突然开了，一盆凉水迎面泼来，吓得我一激灵，手里的鲜花掉到了地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冲我挥着拳头吼道：“快滚，我不要你的菜刀，去别处推销去！”没等我定过神来，门咣的一声又关上了。我不得不重新敲，结果又是一盆水，臭烘烘的，不知道是用它洗什么啦！接下来，我学乖了，敲门后迅速躲在一侧，当水泼出来后，我乘机钻进家里。我赶紧做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新报到的学生。他气哼哼直勾勾地盯着我，用疑虑而混浊的目光打量着我，终于相信了我。“噢，对不起！我以为又是该死的推销员了！”
他示意我在客厅里坐下，又端量了我好一阵子，然后问：“你是出版社的？稿子不是取走了吗？”我愣愣地纠正说：“不，老师，我是您新入门的博士生。”“噢，瞧我这记性。你刚才好像说过了，你叫什么名字？”他和蔼地问。我把名字报上，并告诉他老家在湖南。“噢，湖南人，湖南好啊！那你从湖南大老远地跑来我家有什么事吗？”老人的口吻很亲切。“老师，我是您新录取的博士生，跟您求学来了！”他又乐了，“噢、噢、噢，对、对、对，你是我的学生，今年刚录取的，好啊！欢迎！瞧我这记性，你老家在哪里呀？”“湖南。”“对，湖南好啊！你从湖南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最后的几分钟，导师终于把我的身份和来拜访他的目的确定下来了，并跟我约定，每周三上午十点准时到他家里听他讲课并与他一起讨论。从那以后，我从未迟到缺课过。一学期下来，我被导师误认成了各种人物，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次，导师在跟我探讨苏联红军当年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强奸过中国妇女时，突然命令我站起来，把衣服口袋都翻给他看，然后愤愤地说：“像你这样的小偷我见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还有一次他讲完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后，让我回去动员亲朋好友把家里的锅、铲、钩、勺等铁器统统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去大炼钢铁，以支援国家建设。
还有两次，他把我当成了入室抢劫的盗贼，假装与我周旋，偷偷地躲到卧室里拨打了110 电话，让警察把我严厉地审查了一遍。
更令我惊恐的是，他有时会向我低头认罪，把学阀、特务、坏分子、反革命等莫名其妙的名词往自己头上扣，泪流满面地请求我宽大处理，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我百思不解、走投无路之时，我不得不向我的硕士导师兼博士师兄求助，请他帮我解释恩师的种种怪异表现。
师兄很不以为然地瞅了我一眼：“这很正常嘛！老师是终身教授，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诲人不倦！他现在还爬着锻炼吗？”“爬着？我没见过。”我答。“年岁大了，爬不动了。我做他的学生时，他每天都会在屋子里爬来爬去，那时他才八十岁刚出头，说是爬行有利于健康长寿。去年过九十大寿时，你还没入门，那场面相当壮观，所有的弟子都来为他祝寿，连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还专门发来了贺信。那天恩师就想当场做一个爬行示范，被学生们搀扶着拦住了，怕累坏了。”“老师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怯怯地问。
“别瞎说。这事儿千万要保密。咱导师是大师，是名家，不会痴呆的。十年前他就这样啦，我们历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用理智保持沉默，不能跟别人说我们的导师痴呆疯傻之类的坏话。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学生们如何赢得同行们的羡慕？有一种默契叫作心照不宣，你懂吧？”
师兄的开导让我迷迷怔怔地继续追随恩师探求真理，但导师总是把我当成别人的教学方式实在令我尴尬和不安。比方说昨天吧，他非把一把明晃晃的切肉钢刀递给我，恳请我给他做开颅手术，他显然认定我是外科医生了，一声声地喊我大夫，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被他误导。
<h3>有意思</h3>
小侯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跟我在同一个教研室。
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过研究，发表了几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在学界小有名气，小侯凭借年龄优势，加上天赋不错，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成功给侯教授带来了不少好处，出国考察、课题牵头人、成果评奖等都少不了他的份，学校还推选他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小侯说话的口气比以前明显地大了起来。除了对同行和前辈不以为然外，更不把当官的放在眼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操，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知识分子普遍瞧不起当官的，这既是一种传统又是一种时尚，我也有这个毛病。大学里的教师们凑在一起闲聊时，谈论学术的少，议论政治的多。而说起政治来，似乎个个都很内行。谈政治离不开官场，讲官场又免不了说政客，政客泛泛而论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读书人议论政治，往往从纯而又纯的抽象原则开始，到俗而又俗的具体现象结束，援引的事实基本上源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和地摊报刊上传播的各类逸闻趣事。这么说吧，在许多学者眼里，当官的生来就是愚蠢、无能、贪婪、腐败和不学无术的化身，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为知识阶层提供了饭后茶余嘲讽谩骂的靶子。小侯在对当官者的蔑视态度上，超过了我们所有人。每次瞎侃时，他最后都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动作很不协调地挥着拳头，吼叫道：“操，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习惯于在大粪池里洗手！”
就是这位嫉“官”如仇的侯教授，当得知系里将选派一名教师到县里任副县长的时候睡不着觉了。据说他私下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如愿以偿——任东部沿海地区某县级市的副市长（挂职），时间为一年。
同事们不再好意思去刨根问底地探讨他一反常态的选择背后的动机。有些人背地里把他描述成口是心非、双重人格的两面派，甚至讥讽他做官就像有些男人对小姐的行为一样，嘴上骂着，心里还想着，只要没人注意就会偷偷地捏一把。其实，这些人跟我一样，对于他当副市长这件事儿，内心里是既羡慕又嫉妒。
小侯（还是按规矩叫侯市长好），也就是侯副市长到任三个月后来京开会，他让当地驻京联络办的下属们派车把我们系里的十几位老师接到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五星级酒店。在那里他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晚宴。说实话，那的确是我大半辈子见到的最豪华的餐厅，也是至今所能吃上的唯一一次最高档次的饭菜了。
侯副市长那一天派头很大，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像是在官场里千锤百炼过的老手，与三个月前的侯教授判若两人。说话也拖着长音，每句话的开头和结尾都加上几个“啊”、“啊”，完全是从他过去所嘲笑的对象那里克隆复制过来的。趁着他给我们做“政府工作报告”喘口气的间歇，我小声地打断了他：“你别讲得太复杂了，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你当官的感受？”
侯市长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大声告诉我：“就三个字——有意思！”
“有意思？”我重复了一句。我觉得他的回答很有水平，也很有意思。这三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过去了，挂职期满，但小侯没有如期回校。据说，根据其工作表现和本人的强烈要求，上级决定让他继续留任，而且是改挂职为任职。我们也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同行而感到骄傲。
又差不多过了一年，有消息说小侯被免去了副市长的职务且被移交到司法部门处理。系里有些人提供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贪污啦，受贿啦，包二奶啦，养情妇啦，挪用公款啦，甚至与当地的黑社会有牵连啦等等。反正不管怎么说，小侯算是完蛋啦！
有人问我对小侯的事情有何感想，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