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的时候，我过着快乐的作家生活，每天基本上什么都不干。一件事都不干。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住在附近的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我是个充满诱惑力的榜样吧。更确切地说，我是尼克的榜样。这位年轻的美国人住在我对面，他从来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对他来说，我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他知道——从我这里知道——我是个作家，以写字为生。我们的阳台挨着，中间有一道不见阳光的裂缝，我们经常隔着它聊天。这种交流文学及文学生活的方式虽然不太方便，但是非常可爱。对闲散生活及大麻的共同热爱把我们这两个青年作家连在了一起，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一个已经不那么年轻。尼克来自加利福尼亚，而我也迫不及待地让他知道我写了许多本书，只是它们根本不在摩洛大街的英文书店出售。他在罗马教英语——他就是这么谋生的——同时，他也在写一个短篇小说，也可能是一系列短篇小说。不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对这种系列都没有兴趣。

在《文明及其不满》(1)一书中，弗洛伊德曾将罗马的历史类比为“心灵领域的保留”（而我，则并不把它当成记忆）。当时，我正想围绕这个话题写点什么。在这座城市，连续不停的建设抹杀或掩盖了一切，除了早期建筑成就的“些微残留”。后来的这些建筑也都依次变成了废墟，淹没在“自文艺复兴以来近几个世纪飞速发展的大都市的杂乱”中。弗洛伊德曾让我们想象，罗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有着相似漫长而丰富的过往——一个个体，也就是说，在它身上，一旦建立起来的东西就不会消失，而先前所有的发展阶段都将与上一个并存”。比方说，在如今的圆形角斗场(2)所在地，“我们也可以同时欣赏已经消失的尼禄金殿(3)”以及其他曾经出现在那里的建筑。

这些只是理论，就连我本人也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实际生活中，它意味着，每个晚上——还有大多数早晨（以及某些下午）——我都会去圣卡利斯托，它是罗马最好的酒吧，或许是意大利，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卡利斯托是特拉斯提弗列区生活里的固定装置，很难想象没有它（或者它的顾客们）会是什么样子。大多数餐馆和度假胜地都喜欢标榜自己有多“高级”，但大多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都与“高级”截然相反——并且，没有别的地方会比卡利斯托更不高级了。它让监狱都显得很高级。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人，它都欢迎，而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已经在那里了。瘾君子、电影导演、记者、模特、收垃圾的、游客、醉汉、疯子、医生、已经倒闭的酒吧的侍者，最后都会出现在卡利斯托。有些人正是从那里才开始变成这样的人的。如果你想在那里遇见什么人，根本没必要刻意去安排：只要简单地假设他们在那里就行。我的大多数朋友都爱去圣卡利斯托；有些朋友我只在那里看见过。旺季的夜晚——从六月到八月中旬，从八月末到十月中旬——根本分不清它的桌子摆到哪里算完，旁边比萨店的桌子又是从哪里开始。停在那里的摩托车变成了餐椅，汽车变成了餐桌。在热浪之中，它上午的生意也很好，跟英国酒吧下午的生意一样火爆。也难怪那里的空气都充满了欲望。虽然可能没有写入宪法，但妇女裸露手臂的权利无处不在张扬。我一边跟尼克那爱调情的朋友莫妮卡说着天气有多热，一边计算着，除了凉鞋，她身上只穿了两件衣服。而我只能看见其中一件——浅蓝色、无袖的裙子，我很好奇另外那一件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

“什么？”我说。

“你在想我的内裤。”

“你是怎么知道的？”

“很明显呀。”

“那我具体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我的内裤是白色的。”

“对。”

“是棉质的。”

“也对。”

“你还认为它很小。”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那我想得对吗？”

莫妮卡没有回答，从她的小摩托车上滑下来，溜进了酒吧，剩下我自己在那里，胸口发紧，差点要倒下。如果这场对话能持续得久一些，我就会告诉莫妮卡我想拍的一部电影，一部有她在里面的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部电影。它由白色圆柱与蓝色天空组成，在哈德良行宫(4)拍摄——傍晚的时候，在卢斯大街炽热的黄色围墙和阴影边拍摄。它会有一点德·基里科(5)的风格，还有些安东尼奥尼(6)的立体空间感，莫妮卡会漫步于其中，像霍普·萨多沃(7)的一首歌。我想给它起名叫《古迹的意义》。一个月前，我还买了一部二手超级8毫米摄影机，准备开始拍摄。

摄影机买来后，我只把它从它结实的皮箱里拿出来过一次（胡乱地调过一次焦点和焦距），然后就再也不打算这么做了。我甚至没有买胶卷。使用说明非常复杂，而且我知道，在我拍摄电影的雄心壮志和实现它的技术方法之间，肯定有着令人沮丧的落差。我还有一个迷信的想法：如果我学会了怎么使用这部摄影机并拍了一部电影，我下半辈子就只能是个作家了，比现在还要糟糕。我对尼克（他也喜欢拍电影这个想法）解释说，我可以把事情综合起来写个剧本，但我在电影拍摄方面的理念，会妨碍剧本实际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还会打消拍电影的念头。这并不能阻止我和尼克在圣卡利斯托像电影人一样聊得热火朝天，仿佛我们已经制作出许多有名的电影并且还有一些正在拍摄当中。

“长镜头，”我说，“让沉默也成了一种对话形式，它本身变成了一个角色——这是你早期作品的特点，但最近你好像喜欢用更快速、更听得见的视觉效果。”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尼克说，“沉默还在那里，但我希望人们更认真地观看，去发现它，听到它。”

“你知道我喜欢做什么吗？回到最基本的地方。远离制片效果。不要演员，不要剧本。只拍一些片段。你知道吗，只有我和摄影机——”

“胶卷——”

“正是如此。”我说道。我们碰了碰杯，纯正的电影观念让我们有遇到知音的感觉。

虽然我再也没有把超级8毫米摄影机拿出来，也没有买胶卷，我还是经常会觉得，要是把它带在身边就好了，因为在罗马处处可以看到电影。电影院里没有值得一看的电影——所有值得一看的电影都配了意大利语的音，所以就不值得一看了——但是街道上充满了电影。在科索大街上，军乐队和游行队伍让交通陷入了停顿；有时候甚至连游行队伍也停了下来，而军乐队仍在表演。女孩们表演着阅兵式那一套，热情奔放地踢着腿，她们的热烈弥补了步调的不一致。其中一位队长尤其漂亮，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紧紧地盯着她看。他的目光一寸都不肯离开她。这期间他一直在吃一支粉色冰淇淋。天气非常热。他一舔，冰淇淋就往下滴。她继续跳，他舔着滴滴答答的冰淇淋。这场面真是色情得难以置信，不过这家伙一脸严肃——她又那么刻意地忽视他——好像他实际上，真的只是在吃冰淇淋。它简直是一流的：罗马生活的自然场景像电影中的一幕。电影的名字？就叫“在罗马”吧。

罗马人的一生都在为一出持续的悲喜剧试镜。就拿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吧——她顶多十七岁，被抓住骑着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在路上逆行。大家都那么干，只有她被警察抓住，勒令停在路边。他穿一件熨得极其平整的蓝衬衫，摩托车高筒靴，还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在那副墨镜上，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群众演员们站着看热闹。她穿一件黄色的背心裙。她的腿和胳膊都裸露着，晒成了棕褐色。警察让她出示证件，她又拿不出来。双重危险啊！她请求原谅。他不肯宽恕。这是男人与女人的对峙，制服与美裙的对峙。他要处罚她违反交通规则。她先是哀求，接着卖弄风情，最后哭了起来。那些眼泪可能是鳄鱼的眼泪，却也是真实的：真实的鳄鱼的眼泪。最后他放她走了。为什么？部分原因是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宽恕！救赎！），主要还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如此好（因此，也让他演得很好）。她通过了试镜。他们都是罗马电影生活秀中的明星。

还有一次，我骑着车在迪斯达奥球场附近转悠，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黄蜂牌小摩托车躺在路中央。路上洒满了碎玻璃。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旁边，身上盖着一张毛毯，人们围在她身边。路面还有一些血迹。那场面糟糕极了——但那只是一场电影。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电影，有摄影机、灯光和拍摄班子的电影。过了一会儿受害者站了起来，他们又重新演了一次。看到它不是真的，事故并没有真正发生，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里，碰撞、受伤和死亡都是非常有可能的。罗马人认为骑小摩托车一点也不危险，但整个城市里到处是跛子和瘸子，腿上打着石膏，胳膊上挂着吊带。有一天早晨，在我隔壁烟草店的女人露面时，一只眼睛乌青，一边脸上很多擦伤，一只胳膊上还缠了厚厚的绷带。

“出什么事了？”我问。

“摩托车事故。”她说道，俨然一副把受伤和痛苦当作家常便饭的口吻。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湿滑，容易下陷，在争抢的车辆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致命的事故。我经常在下午的时候骑着我的小摩托车出去转悠，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庆幸自己还完好无损。如果不是南尼·莫莱蒂(8)已经做过了，我肯定也会拍一部电影，记录下这些可怕、刺激的罗马城区之旅，背景音乐是加雷特的《科隆音乐会》(9)唱片。在罗马，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看到什么，但你总会看到些什么，哪怕只是三个男人往一栋十六世纪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屋顶上装四人座的沙发，或者“多么大的惊喜啊！”——莫妮卡正坐在她的黄蜂牌小摩托车上等红灯。我没骑车，无所事事地闲逛着；她正要去圣洛伦佐一家叫作迪斯福的唱片店。我想跟她一起去吗，坐她的车？

“当然。”我说。

“上来吧。”她说道。莫妮卡是罗马人，她开得比我快得多。整个城市在一连串的有惊无险之中被我们飞快地抛在后面。当然，我们没有戴头盔。我紧紧地靠在她背后，抱住她的腰。我的手没有向上摸她的乳房。我的手停在她的髋骨上，透过她的皮肤和裙子，我能够很明显地摸到她的髋骨。

除了冒着受伤、撞死及被人诱惑的风险待在小摩托车上，除了在圣卡利斯托消磨时光，我几乎没做什么别的。有一天晚上，我跟尼克一起去看了露天电影，德·西卡(10)的《偷自行车的人》。我们俩都没有看过这部新现实主义名作，看了之后我们都很失望。

“如果那么想表达现实，为什么他不干脆锁上自行车？”尼克后来在卡利斯托说。

早晨，我穿过庞特西斯特酒店，去鲜花广场买樱桃番茄和樱桃口味的樱桃。偶尔我也会在那里买本杂志。广场中央戴着头巾的乔尔丹诺·布鲁诺(11)雕像——因为支持哥白尼的理论被烧死——站在热浪之中沉思。它的拉丁铭文里包括“屁股”这个词。我以此推断，这篇铭文总的来说是在解释，这就是布鲁诺的屁股被烧掉的地方。午餐后，摊位们都收拾停业，被踩踏的垃圾都被运走之后，鲜花广场变得荒凉，空荡荡的，但是到了晚上它就会像孟买一样拥挤——当然不像孟买那样人多，但肯定像圣卡利斯托一样拥挤，像罗马的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拥挤。

从七月进入八月，城里的人开始慢慢减少。很多地方都关门了；之前有商品展出的地方，现在门窗紧闭，只有一张标签说商店放假关门。每一天都有商店、餐馆、市场关门。每一天都有朋友去度假。每天下午，我都在跟朋友们道别，在他们离开之前在卡利斯托喝咖啡，自己明明没有度假计划，还要佯装勇敢（“总得有人留守啊。”我说）。除了尼克，我认识的人都离开了。每一天，这个城市都变得更炎热、更空荡、更安静。大街小巷都被笼罩在一种日食的阴影之下：大白天，也像门窗紧闭的晚上一样。午间的昏沉开始持续一整天，一整个礼拜。八月，“钟摆停顿之月”。我也停顿了，哪儿也不去。

游客们陆续到来，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占领部队。他们的行程很紧，时刻变换方位，还经常成群结队地奔向鸽子最常光顾的地方：圣彼得广场、西班牙阶梯、纳沃那广场、卡比多利欧广场。在卡比多利欧广场，一对德国夫妇让尼克帮他们在马可·奥勒留(12)和他的马前拍照。他很自然地答应了。他们流露出来的感谢，在这个鼠标时代似乎有些夸张。或许只是因为迷幻药起反应了。我是不是忘了说我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吃了几片LSD(13)的微型药片。那好吧，如果我忘记说了，那我们的确吃了。这也是我所谓的麦角酸酰二乙胺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分：用LSD抹去这期间的岁月，直接抵达过往。不管怎样，它只是一种方式，消磨这度日如年的时光。像许多加州人一样，尼克是一个在旅行中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如果我想让这次旅程“像皮拉内西(14)的版画一样触动心灵”，和他在一起就对了。尽管马可·奥勒留的嘴唇没有动弹，我们还是觉得他——而不是他的马——在说，“今天你们祈祷想要得到的东西都能得到，如果你们自己不拒绝的话。”罗马士兵们——三个——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幻觉中的，只是给游客拍照的道具，在照相的空隙中，他们时不时还抽根烟。

在罗马广场残迹之间游荡的人们——在卡比多利欧广场之后，我们去了那里——不是图拉真或尼禄的鬼魂，而是十八世纪游客的灵魂。他们仰头观看提图斯凯旋门，敬畏于古迹的宏伟。圆形角斗场就好像“猫和老鼠”牌奶酪做成的古代旋转圆台——或者从远处看去，它分明就是。在圆形角斗场里面，甚至能感觉到它的石头也在呼吸，知道矿石也有生命，这种感觉很好。污迹斑斑的石块像有生命一般脉动、颤抖，像一只被人爱抚的小动物一样温暖、生机勃勃。在那几分钟之内，一切皆有可能。我能触摸到石块中心——祈祷发生或结束的地方——的静止。祈祷通常都是相同的：让我摆脱时光的侵蚀，像这块睡石一样，对时光的流逝无所动容吧。古典遗址体态优美的雕像回应了这个祈祷：被静止地保存在石头之中，活在已经死去的岁月之中。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卡比多利欧广场看君士坦丁塑像残片。他的头呈现出一种肿胀的蓝色，他的右手指向天空，他的脚——沾满烟尘的白脚——每只都比常人要大得多。很难想象，这些碎片曾经拼凑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曾经是由人雕刻而成；它们更像是地壳的巨变而形成的，就好像冰河与山川那般。有人正坐在这些巨大的碎片旁边，双手抱头，很明显被这遗迹的宏伟壮观震住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其实是我。我不仅仅是震住了：我还想进入到雕像的死寂时空，透过他们没有瞳孔的眼睛、从他们的角度（日夜不分，几个世纪像几个小时一样一闪而过）去看事情。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或许我曾经做到了，在一瞬间。尼克拍了一张我坐在那里被古迹震惊的照片。照片洗回来了，却很难在上面找到我：模糊，像鬼魂一样透明，无常。

越来越多的地方关门，圣卡利斯托却依旧营业——感谢上帝。我和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外面，还有一群流浪的猫狗，挤在一道斜影里面，感觉已经被人遗忘。其中一个人就是尼克。我们聊起过去，我们的事业，镜头和角度，没完没了的锅碗瓢盆，新现实主义对他的作品姗姗来迟的影响，电影《意大利任务》对我的作品的影响。我想到了《古迹的意义》，这部我没有拍的电影，特别是哈德良行宫的那一系列镜头。我们四人——尼克、我、莫妮卡和她的朋友克里斯蒂娜——开着克里斯蒂娜的车前往提沃利(15)，将罗马抛在脑后，弯弯曲曲的意大利高速公路，让我想起旧金山，从101号高速公路上看过去的风景。我们在一大片空地之间穿行。没有人带地图，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雕像环绕护卫着浴池，碧波映照着蓝绿色的天空和白色圆柱，一座无头的塑像，一只享受日光浴的石头鳄鱼，还有蟋蟀的叫声。

某一刻，我和莫妮卡发现我们单独站在维纳斯神庙的一小堆残迹之前。很难相信，过去存在于这里的这些东西曾经被人试图围起来，不让世人看见，变成内部风景；相反，这座神庙的目的仿佛就是让人去注意它所表现的一切，去圈住那片热烈的渐行渐远的风景。我们吃了从罗马鲜花广场买来的无花果。莫妮卡穿着有趣的T恤——上面印着“我爱做坏事”——还有宽松休闲裤。在这两件衣服中间，我能看到她晒成棕褐色的小腹，她的肚脐上还吊着一枚银环。她的头发像影子一样黑。我看着她吃无花果，自己也一边吃着。我强烈地体会到劳伦斯的诗句，还有电影《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场景：阿兰·贝茨扮演的伯金引用这首诗的场景。这种体会的表达满是引号。莫妮卡嘴里嚼着一个无花果，还不停地往嘴里塞。

“你的无花果味道怎么样？”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