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A0I0.jpg" />
我明白，采访张中行这样的学问大师，我只有站在身后聆听的份，但能近距离地靠近大师，于我来说，已是幸运。因为每次对他们的采访都是一堂不交学费的课。
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坐在或站在眼前的人发问，形式变化得不多，然而内容和采访对象却每日变换，走马灯似的采访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种问答之中的碰撞和沟通，眼前的人都是禅师，他们的回答和社会与人生有关，这句或那句之间常常藏着禅机，对我来说，每次和他们沟通都是一堂不用付学费的课。
节目只有八分钟或十分钟，最后大家看到的总是浓缩的东西，更何况有些问与答还得含蓄，仔细解释是鸡蛋碰石头。
就这样我问别人答，一晃六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今日有意回头，在一路上捡起一些闪亮的问答碎片，算作一种对岁月的纪念和被访人的感谢。
被访者：赵鑫珊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
问：为什么这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很快，然而这个世纪的人们却依然需要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心灵？
答：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回答者是上海的赵鑫珊，他的专业该是研究哲学，而他对艺术和科学的热情一点儿也不低，因此人们习惯把他当做一位交叉学科的研究者。
在我上学的年代里，他的一本《科学哲学艺术断想》是我们手中的热门书，谁想到多年以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
采访是完全在聊天的状况下进行的，摄像机的存在被我们有意地忽略了，甚至在采访结束时，赵鑫珊还对我们说：可以开始了，可见气氛之宽松。
我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可赵先生的回答却显然不是即兴之作。
一想也是，几百年一晃就过去了，表面上看，人类的进步很大，上了月球，创造了计算机，克隆了羊然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克隆你这个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生活环境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外在包装的进步。可我们的内心却很难说比前人进步了多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没退步就已经不错了。否则我们怎么总在前人的各种艺术作品中深深地感到一种震撼和深刻呢？也许我们在对人类的进步赞叹不已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反思。我们在回首或前瞻时，总习惯于拿一个世俗的标准去评判去衡量，而这些标准总是物质的、外在的。我们为这些进步沾沾自喜，却早已忘了我们是人，快乐、幸福与物质的进步有关，但更与心灵有关。大步走来，你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了吗？
赵鑫珊的这个回答帮助我明白一个道理：面对这个新来的世纪，我们会有很多的幻想，人们期待未来时总是乐观的，然而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注定，在新的世纪中，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外在包装还会急剧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新的世纪中，人们会生活在怎样全新的盒子中。然而这种变化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新的世纪还会有战争，还会有欺骗，还会有以大欺小，还会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人性中所能制造出的恶在新的世纪中都将会有。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个回答告诉我，总为表象的变化争相鼓掌是愚蠢的。也许我们该常常静下心来，走进人性深处，看看我们有哪些缓慢的进步！如果真的能有少许，那才值得我们快乐地鼓掌！
被访者：袁庚 深圳蛇口开发区的开拓者
无论人类的历史怎样弯弯曲曲，它都是走向前去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亮一下，但它后来却把整个世界照得灿烂光明。
说这句话时，袁庚已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这话的地方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处海滩，在蛇口，这块海滩难得地还没有开发。在袁庚家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片海滩。老人已经不打算住在别处了，每天他就是通过窗户守着这片还未开发的海滩。海浪拍打着岸边，也会有很多的往事拍打着老人的心田。
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蛇口落后了，因此认为袁庚的本事不算太大，更何况他只是开拓了蛇口这么一小块地方。但老人的回答却似乎不是辩解，他早已从个人的利益中跳了出来，把一种精彩的感触交给了历史。
老人的语言并不激烈，甚至平和得没有任何煽情的色彩，然而当我听到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二十多年前，蛇口是一片寂寞的海滩，然而刚刚从监狱走出的袁庚来了，这片海滩不再寂寞，封闭的中国也就此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清新的海风从南风窗里吹进大陆，中国人的脸色慢慢不再苍白。
袁庚还做了许多，比如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价值千金的口号，还有在蛇口开发区搞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袁庚六十一岁之后开始的。
时间过得真快，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现今的袁庚步履已经有些踌跚，然而思想却依旧活跃。历史当然从他这一页翻了过去，蛇口甚至深圳都已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但是当我们欣赏满园春色的时候，难道不该对当时的拓荒者致以敬意吗？也许再过一百年，蛇口已经默默无闻，不过但愿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能记住袁庚。因为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忘和苛刻。
被访者：王火 作家 久居成都
问：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怎样？
答：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平时看影片，最恐怖的从来都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看见鲜血和肉体的折磨，而是这种画面只在你的想象中出现，这才让你不寒而栗。
作家王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有点儿恐怖到了高级境界的感觉。
王火是一个出色的但却少被人知道的作家。当他的《战争与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很多人都问：王火是谁？这让王火在老年之后又找到了一点儿文学青年的感觉。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A0131.jpg" />
金庸在杭州建了一栋别墅，修好之后却嫌太过豪华，捐了，不过我对他的采访依然在这栋古香古色的别壁里进行。“大侠”告诉我，他是名声有了，地位高了，但学问不见了。这话像禅语，留给人们好好参悟。
进入老年生涯的王火一直居住在少被文坛关注的成都，寂寞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上百万字的作品是在原稿毁掉一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从头再来的，最后拿下了文学大奖。
然而在王火家中，那个下午宁静的采访过程里，却是王火对文革境遇的回答最让我震惊。“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不愧为大家，话到了这儿，接着便没往下说。我沉默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种种恐怖的画面，两千多名学生疯狂的热情，真不知陷身其中的王火校长当时是怎样面对的。王火越是没说，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越是惨烈……
在我沉默的这一会儿，王火也沉默着，当我进入一个恐怖片情节中的时候，王火怕也正在不堪回首。
对那个苦难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直视，也正是在种种的禁忌之中，表达的含蓄和含蓄中表达出的苦难让我们痛心疾首并拥有更大的震惊。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对那个时代说得更多？
被访者：宋健 原国家科委主任
我对马寅初先生非常佩服，非常佩服这位科学家终身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不屈不挠，在别人都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还继续战斗。
他在人口论和经济学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宁肯单枪匹马地战斗，我知道我挡不住，但人绝不能在这种风浪中投降，要为学子做出榜样。
什么是科学精神？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一点儿都不深奥，但贯彻就不像回答时那么简单了。
1＋1等于2，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坚持这个答案，但如果风吹草动后，有要人非得说1＋1等于3，一些人就开始犹豫。要人之所以为要人，正是因为他掌管着很多人的生杀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回答1+1等于2的话，那就会大祸临头；而放弃科学精神，两眼一闭，张口就来“1＋1当然等于3”，则会柳暗花明，生命的前方又是一条灿烂的光明之路。
可见，有的时候想坚持科学精神，那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马寅初偏偏不信这个邪，科学就是科学，1＋1本来就等于2，怎么能昧着良心说等于3呢？
宋健是一位多年任科委主任的老领导，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过说到他尊敬的马寅初时，激动了。
我听着自然也很激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在强权面前丧失，灾难才会普降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在有人说1＋1等于3时集体说“不”，那情形该多么让人兴奋！
也许历史上的事我们今天看起来清清楚楚，而当时处在历史迷雾之中的人们却很难下个判断，于是观望，左思右想，在是与非的判断中选择了沉默。最后就让马寅初等少数几个人成为后人心中的英雄。
今天当我们呼喊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快速向前走的时候，别忘了，全民族慢慢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那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马寅初当初孤独地成为英雄，正是为了后人高举起科学精神大旗时不再孤独。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再遇到风吹草动，又是少数几个人成了新时代的马寅初，那就实实在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尊敬马寅初是为了让他老人家不再单枪匹马。
被访者：褚时健 原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问：今年您已经六十六岁，按常规，您已经是超龄服役了，你考虑过急流勇退吗？
答：我在六十岁的时候打了一次离休报告，六十三岁又打了一次，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专业部门领导都不批准我休息。现在六十六岁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司领导同志又和我打招呼，让我把红塔山翻一番的工作搞完。我说，如果这个工作搞完了，你们再不同意，我就自己走了，反正不管到什么时候搞完，1997年再不同意我也走了，太累了。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采访人不是我而是我过去的同事温迪雅。
当我非常偶然地翻到这篇访谈的文字稿时，看到这一问一答，顿时内心感慨万千。因为就在这个时候，褚时健已经因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政治权利被终身剥夺，女儿自缢身亡，妻子被看守，儿子在逃亡……
采访他是在1994年，他正风光无限，但也正是他的经济问题开始悄悄上演的时候。
如果像采访中褚时健自己所说，到了六十岁写了离休报告后，有关领导就让他离休，会有后来的家破人亡吗？
人生根本经不起假设。
他年满六十写离休报告时是1988年，经济问题在他脑海中可能还没敢想，如果那时就退了，他将和家人用一生的时间迎接鲜花和掌声，因为他的业绩实在是称得上伟大！
1979年他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之时，这个烟厂在全国八十四个烟厂中排名第四十位，到褚时健被捕之前，他领导的厂子早已是全国第一，世界上都挂了号。
因此有关领导三番五次不让褚时健离休，谁想到这挽留最后竟把褚时健送进了监狱。1997年本是褚时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宣告离休的年份，巧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的1月份，他被立案侦查，7月正式逮捕。
这回没人挽留，想不退也得退了。
褚时健上演的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一个企业家无论怎样优秀，都无法得到该得的奖励，仅靠一腔热血和信念就能把艰难的国有企业搞好吗？这一切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吗？如果在他为国家创造的利润中，也能有一部分属于他自己，悲剧会上演吗？那么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企业家仅靠一种信念就能挽救国企于水火之中吗？
我当然不想为褚时健唱挽歌，但在褚时健案件的回声里面，我们不该反省一点什么吗？
被访者：张中行 著名学者
问：您曾经有个朋友生活比较困难，每到年节的时候，您都邮钱给他，可他在这一辈子都没对你说过一个“谢”字，但您仍把他当成生平最好的朋友？
答：能交到两个永远不说谢的朋友很不容易，人生能够交这样几个朋友最好，你得到人家的关照不说谢，人家得到你的关照也不说谢，心里边想就应该是这样子……
当张中行老先生在我的对面如此回答的时候，我的思绪在感动中开始走神，第一反应就是反思自己的身边，究竟有没有如张先生交上的这种不用说谢的朋友。
结果还令我满意，于是采访才能继续进行下去。
采访结束之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在想：今天还可以不对你说谢的朋友，明天会不会让“谢谢”脱口而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