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4259.jpg" />

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时候，游行的大学生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突然亮出“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成为改革过程中的经典画面，在国庆五十周年庆典直播中，当初“小平您好”横幅的制作者之一赵宝晨，成为我们的访谈嘉宾，于是我和他又做出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手势，算作对伟人的纪念。

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抱负讲述过自己人生故事的。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细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六十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情自然和其他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儿，烟民能不能少一点儿……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一种再为他做一期“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4415.jpg" />

1995年2月份，冰心先生已经住院多日，但当我采访她老人家的时候，她惦记的依然是教师和老年病友的境遇，而今，老人已驾鹤远行，但博爱之心却留存人间。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19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采访他时，彭大师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还有一点儿多年来不被一些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和他曾经留给东西南北的音乐声。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分，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是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大大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然而原定的忙碌是从7月1日香港回归开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儿的准备。

谁也没想到，在这轻松一点儿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起来。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许是睡梦中被叫醒，一时间有点儿蒙，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么短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关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得最多的是：小平的去世会不会打乱中国前进的步伐？如有改变，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二十一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到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束，我看到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儿！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月8日，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月8日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并不是因为总理的去世，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像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并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月9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有点儿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八十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也许是身体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上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们，课自然没其他内容了，恐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五十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于是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时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家中的气氛自然凝重极了。

9月15日，我的父亲去世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家人的离去自然是哀伤的极致，然而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我们对于父亲的追悼也不敢大张旗鼓，哭声多少有点儿压抑。悲伤不能无限制地释放是我对那一个九月最深的记忆。而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压了许久。

然而痛苦过后光明就一点点到来，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也如此。

那一页翻过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样一种伟人离去后民众恐慌与担忧的记忆，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识地有了些担忧。

但中国在这二十一年中已经脱胎换骨。

知道小平去世后的那一个上午，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一直在议论中度过，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也多少对以后几天工作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没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担忧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继续，中午和要接受采访的对象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我们：下午的采访可以正常进行。

中午从宾馆出来，大街上依然车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与往日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餐馆里大多数仍然是座无虚席。看起来，虽然空气中隐隐有一种伟人离去后异样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继续。

进行完广州的采访，第二天我们赶到深圳继续有关广东足球的调查采访。

一到深圳，和我们谈起邓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谈起邓小平，仿佛有些自言自语般感慨：这个城市是属于邓小平的。

我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感情，看着车窗外高楼林立的深圳，想着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很容易让人感叹：深圳，这座城市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纪念碑，而这样的纪念碑在全国还有多个。

今天回忆起来，我很庆幸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到达深圳，因为在几天工作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深圳人对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们几个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邓小平画像前献花。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献花的群众络绎不绝，旁边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要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和花圈用车拉走，以便为后来的人空出地方来。

我们献过花之后就在旁边默默地驻足，这时看到各种不同的神态和表情。有一位中年妇女献过花之后，往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离去，还有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跪下磕了一个头，最后悲伤地离去……

身后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地喧嚣着，然而眼前这祭奠伟人的仪式却静默无声，沉默中深藏着一种感情，而可贵的是这种祭奠的仪式都是群众自发的，感情更是发自内心。

接着我们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园，那里有小平最初在这里种下的树。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小平当年种的那棵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下围了一圈鲜花和小的花圈。显然，此时，象征生命的绿树也被人们当成另外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

我们在深圳的几天采访顺利进行完毕，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后一如既往地让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继续。

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人最初的担忧慢慢消失了，一个伟人的离去当然在众多人心中造成伤痛，然而这伤痛并没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人们用一种成熟的平静更深刻地纪念伟人，我想小平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这种纪念吧！

深圳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几个人急着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长街上送行的一员。于是，这个晚上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做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的送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