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为小平送行，心中不再担忧不再恐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不会打乱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动

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在离天津不远的一个监狱里，一位北京的犯人叫姜世杰，因为在一起杀人事件中成为帮凶而被判八年徒刑。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因此春节快到的时候，他被奖励在监狱旁边的姨妈家过年，为此远在北京的母亲也赶了过来，和儿子一起过这个难得的团圆之年。

大年初一早上，姜世杰和母亲出来散步，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听到河中传来了救命声，姜世杰没怎么想就跳进了水中，两个孩子得救了，然而姜世杰却再也没有出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就在河边，直到儿子迟迟不出水面。老妈妈急得四处求救，一切却已经晚了，姜世杰年轻的生命在过年喜庆的气氛中离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我和组里联系要求拍摄这个节目，很快得到批准，我们马上驱车赶往清河劳改农场。

从知道这条消息起，包括在赶往劳改农场的路上，我自己的内心一直在矛盾着，一个在押犯人却为救两个儿童献出生命，这种善与恶戏剧性地交织在姜世杰一身，让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然而不管怎样矛盾，我却相信一点，姜世杰用生命最后的举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向世人谢了罪。于是一个片名在采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先跳了出来：《回归高尚》。

到了清河劳改农场，气氛果真不太一样，接待我们的干警谈起这件事都很沉重，并且经常是带着感情谈姜世杰这个名字。我猜想：这恐怕是这些干警第一次满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看管过的犯人。

我们的拍摄是从采访姜世杰同屋的犯人开始，由于是深更半夜，加上我告诉干警：除去我和摄像你们谁都不要进来，因此干警有些担心，唯恐屋里的犯人会干出一些什么来。然而我从姜世杰这个事件中相信：犯人也是人，大多数人性尚存，犯罪是因为他们身上恶的成分在某一个时刻膨胀强化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性中没有善的成分，面对朝夕相处的姜世杰在大年初一不辞而别，悲痛也会出现在他们心中，也许姜世杰的善举激活了他们几人心中善的成分。

果真是这样。

小小的劳改农场宿舍里，几名犯人面对着我们的镜头坦陈着对姜世杰的怀念，在他们的言语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姜世杰的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长久认为自己不可救药的心态在姜世杰回归高尚的举动中发生着改变：“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好事？”这种言语意味着他们几人内心深处一些向善的东西复苏了。看得出来，甚至有人在内心深处对姜世杰的回归高尚有些羡慕。

走出生平第一次进去的监狱宿舍，我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而更加沉重：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轻易地放纵自己恶的成分，而把善藏到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角落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有利于人性中善的成分发挥，犯罪的人是不是会少很多呢？

在劳改农场采访的时候，几天里内心一直在一种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平常人都少有人做的见义勇为发生在一个在押犯身上，一个犯了罪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了看管他的干警的孩子；大年初一的喜庆中，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为了其他母亲的幸福走向天国……

这一切都和我们平常采访的主题不太一样，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最好地去表达。

回到北京，听到不少议论，由于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发生过，因此司法部的人士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姜世杰死了，身后的评价该怎么样，是烈士？似乎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是罪犯？善良的人不会同意；姜世杰的亲人该怎样面对？追悼会的措辞该怎样考虑？

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编成了两集节目，原本打算在《东方之子》播出，但由于姜世杰身份的敏感，最后放在了《焦点时刻》中播出。虽有这样的变动，然而节目能够播出，我已是很感动。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我在节目结尾处给姜世杰母亲鞠躬的那个镜头很不满意，认为一来记者应该客观，二来给一个救人而死但毕竟是罪犯的母亲鞠躬，会不会有副作用？

说实话，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不管过去曾经怎样，毕竟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回了两个儿童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有些珍贵的东西是该被我们尊重的。

至于说到客观，我想在当时面对姜世杰的那么多不客观的议论，也许我们该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才是“客观”。

姜世杰的名字果真在人群中消失得很快，除了事发当时的新闻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不久，这事就没人议论了。毕竟罪犯成了英雄，让人们多少有些不适应，与其矛盾地寻找评价，不如偷偷地遗忘。但如果他不是一个罪犯，是不是今天还会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活着？

1999年1月，一个叫张穆然的十七岁女孩在人们的关注中离开，面对她生前的坚强，大人们再也坚强不起来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向小女孩学习坚强，远在美国的桑兰，用灾难面前的笑容征服了不同肤色的成年人，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悄悄地问自己：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面前，我会如桑兰般绽放笑容吗？反正我的回答很让自己羞愧：恐怕做不到。

于是桑兰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哪想到，半年后，又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用坚强和笑容走进中国人的视线，她的名字叫张穆然。

接到《实话实说》组打来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做一期关于足球的节目，让我当嘉宾去侃。

但结果没有这么轻松，小崔告诉我：北京有个小女孩叫张穆然，得了不治之症，生命之路对她而言已经不长了，她有个小小的愿望，能不能和小崔一起当一回她喜欢的《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在这个节目中见一下她喜欢的主持人……

生命进行到尾声时候的邀请，不会有人拒绝的，于是有了那期《实话实说》节目，有了我们评论部五个主持人（敬一丹、方宏进、水均益、崔永元和我）第一次在一个节目中团聚。

但这种团聚的目的却是我们那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

和小崔一样，录节目之前我们很担心：会不会让有些人觉得这有“炒作”之嫌。甚至我提议，这期节目不播出，只做给张穆然看。但张穆然的愿望毕竟是做一期正常的节目，于是咬咬牙，进了演播室。说句实话，这期节目直到进演播室前，才知道，张穆然由于病情恶化已经来不了了。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张穆然离去的时间已经倒计时，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才能把这期节目让她亲眼看到。

而这期节目该怎样进行，由于张穆然来不了了，也一下变得方寸全无，然后只好用小崔的话壮了自己的胆：看着办吧！

随着节目一开始，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张穆然坚强的样子和灿烂的笑容，我们和现场的所有人一样都进入了状态，节目录制得很顺。

不过在节目中我谈了自己的愿望，别让穆然在医院受罪了，让她回家吧，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在家中，那是一种幸福。很多人觉得这有些残酷，但这确实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一录完现场，我们一伙人就赶去医院。

我和赵本山是先到的，在病床上躺着、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的小穆然一看见我们进来，马上绽放出笑容，我握住她的手，可她却抢先说：“我的手比你的凉。”听了这话，我的内心开始流泪，但外表却要比什么时候都灿烂。那一瞬间，我为大人在孩子生命受到威胁时无能为力感到羞愧。

一会儿大伙儿都来了，大家都笑着，拿来的鲜花在病房里无所顾忌地盛开着，而属于张穆然的生命之花却在日渐凋零。

没有人心里会好受。当我们和张穆然告别，可能很多人心里都知道：这告别有可能是永别。回到家之后，我无法控制住一种和穆然永别的恐惧，我很想来个回马枪，于是给小崔他们打电话，希望同去，但小崔他们一回来就进了机房，以便尽早编出片子，然后明天一早让穆然看。我想这事重要，只好放弃杀回马枪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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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预测大师翁文波院士时，他依然以科学预测研究为生活全部，但当我们节目播出不久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也许他老人家一直关注的是人世间灾难的预测，却唯独忘记了对自己生命的关照。

第二天早上，小穆然在医院看到了小崔他们送去的节目录像带，节目编导熬了一个通宵，只为穆然能快乐。幸运的是，这个节目抢在了死神来临之前和穆然见了面。

第二个晚上，受其他几位一起录节目同事的心灵之托，我又去了一趟医院。这次见到的穆然已经没有了昨天的灿烂笑容，病情急剧恶化，神智已经不太清醒。然而，只要一清醒，她就会艰难地对我们绽放出笑容。搏斗之中，死神的力量越来越大。

和穆然的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聊，才知道，穆然的坚强也许是一种遗传。她的父亲当初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然后有了穆然。回北京之后，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带着小穆然，直到前两年，爱人才从陕西办过来。两口子的工资待遇都不高，希望自然放在穆然身上。然而人世间公平的事并不多，灾难还是在希望到达之前降临了。

小穆然很平静地接受了灾难，但她从没有想到，灾难不可战胜。也许，小穆然和桑兰如此坚强，恰恰是因为她们的年少恰恰是因为年少时的乐观。

由于这时穆然的情况已很危急，病房里很静，大家都看着穆然床边的那台仪器，随着仪器上面各种数据的变化而让自己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这很静的病房里，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病床上的小姑娘。经过询问才知道，她才十六岁，和小穆然得的是一样的病，但由于是刚刚住院，还没有经历残酷的放化疗，因此一头黑黑的长发还在，我知道，在这个漂亮的小女孩面前，有艰难的路要走。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知道了她和穆然一样坚强。

陪在她床边的父亲可能实在太累了，正在打盹，但显然这个小女孩很疼，而她又不愿意叫醒父亲，于是我看见她用小手紧紧抓着床单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过去握住她的手，小声问她：“是疼吗？”她用美丽的大眼睛告诉我：是的。

这个小女孩和穆然一个病房，也将和穆然一样，必须让自己坚强。也许她不会像穆然一样被社会关注，但我还是希望，等待她的结局不要像穆然面对的那样残酷，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我想，在很多献给穆然的鲜花当中，也一定有很多是给这个小女孩的。

面对这两个花季女孩，人们很容易发现，命运并不是公平的，至少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公平。走出医院的大门，想着刚才小穆然昏迷的样子，我知道，小穆然和人世告别的时间很快要到了。这个念头让我一路上心头堵得厉害，第一次体会到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复杂情感。

两天后，穆然走了，坚强没能成为死亡的对手，当我们几个主持人参加她那朴实的追悼会时，我一直在想：十七岁的女孩之所以坚强，是因为她还不知道为何要软弱，这一点让我们当大人的汗颜。

去追悼会之前，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穆然已经走了，很难说我们曾经把关怀给过她，因为她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谁谁谁来了，不是为她做了一个什么节目，而是生命！可偏偏这一点连医生都没法给她，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我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然后把这件事忘掉。因为穆然随风飘向天堂，我们在人间曾经所做的一切可能都像思考一样，让上帝发笑了。

可在忘记这件事之前，我还是有个遗憾：我总想，家，该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一直盼着穆然能够回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那股熟悉的气味中，安安静静地躺在父母怀抱中，笑着离去，谁愿意去天堂前，在人间最后的一项事情，是让医生帮助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穆然离去了，我们每个到过她身边的人又都带着各自的心情回到喧闹而争斗的尘世中，面对死亡，面对一个让人钦佩的十七岁，我们瞬间雅了一会儿，可穆然飞走，我们又将继续往回俗。可还是要感谢穆然，她让我们在急匆匆的奔走中愣了一下神，想了想平常我们不习惯面对的终点问题。

也许有些事该看开一些了。

穆然在天堂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