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19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大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自己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的自己会在那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可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们对我的认同，而之所以拥有这种认同，是因为一趟西北之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要制作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却没有座位，多方交涉，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儿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重，考虑再三，小崔不宜向更高的海拔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走进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

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驰，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免得他开着开着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淳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平静地叙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听着听着，我们都感觉这个片子有戏。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和其他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拔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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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第一次评奖，受台里重视程度出乎我意料，连台长杨伟光都亲临现场。在这次评奖中，我得了主持人奖，加之《东方之子》组也得了不少奖，心情自然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手拿奖品，想必当时是有点儿想继续乘风破浪的意思，但乐极生悲，身上穿的T恤，获奖之后刚一出门，就由于和人打架，被撕破了。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帐篷，帐篷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得很远，银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篷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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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拍摄获奖节目时留下的照片，放映员赵克清刚刚把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一会儿我们就要分别，他去昆仑山里继续往日的奔波，而我回北京，为自己刚开始的电视之路续后面的章节。这么一想，哈达更该戴在老赵的脖子上。

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开播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个记者，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及后来所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的情景，最该跳出的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跳出我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感谢最初《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从主任孙玉胜到制片人时间，从当时还在外围的崔永元到我们身边的摄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选择标准，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来把另外一群人聚集在身边，于是，电视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画面上一种新的语言诞生了。当创业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更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头班车上大家一起在做一件和改变有关的事儿。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像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儿无心。正因为无心，抱的希望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没有刻意地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上了电视路。

但愿以后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静地“无心”去做，最后能否成功其实并不重要，上路时的轻装才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