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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人是需要相互温暖的，在最初几个元旦的夜，我们都会把暂住的小屋布置一下，弄点儿喜庆的气氛，然后来自各地的同事相聚共度不眠夜。在那时，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在我们的墙上有这样四个字：你快乐吗？
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
一点点流浪起来／
一朵朵鲜花／
一朵朵盛开／一朵朵飘散得很快……
这是1995年春节之前，我为《东方之子》组创作的歌曲《其实每个生命都需要表白》的开头部分，很多听过这首歌的人问我，歌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应该用一种善良的心去关怀人，用我们的镜头和屏幕给更多的生命以表白的机会，但其实，镜头后面的我们也是需要关怀与表白的一群人，因此有了这个歌名。
歌词的开始部分，对于我身边的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生活状态。头三句：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写的是男同胞，而后三句自然写的是女同胞。
其实很多人都已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尤其在九三、九四、九五那三年，我们这个栏目像一座充满朝气的兵营，似乎每天都有着人员的进进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长差，回到办公室，总有些新来的人不认识，而过去熟悉的人不见了踪影，一打听，另谋生路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但生机勃勃的流动，制造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起步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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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部里近80％流浪北京的职工能以栏目为家，每年春节之前都会来一次大型的联欢，在联欢上，领导是我们攻击的靶子，他们连怨言都不许有，照片上的我装扮成一个“五四”青年，而身后都是乔装打扮后的同事。
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很有点儿电视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参加一场电视界的革命，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东方时空》节目本身已经做得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发现了一扇透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
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了必然。
为什么选择流浪北京，很多人并没有说，幸运的是，在《生活空间》自己的栏目介绍中，很多工作人员用文字披露了自己来新闻评论部的原因，这成了难得的一份心灵记录。
陈虻：1993年6月的一天，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到《东方时空》来吧。我回去看了二十几天的《东方时空》，想了二十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是一个天天播的节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作者注：陈虻后来创造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经典广告语，并由害怕闲着变成渴望闲一两天，但没有机会。）
孙华拉：有人说《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圳”，就为了这句话，为了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深圳人，我来了。（作者注：如果特区慢慢内地化了，你是改变这种状况还是选择离开？）
林宏：在河北当了十几年的记者，1993年早晨，被电视屏幕上《生活空间》节目所惊醒，骤然感到：微斯人，吾谁与归？于是乎，怀揣着首届中国新闻奖的证书，昼夜兼程投奔于《生活空间》帐下。（作者注：更多的人是什么奖状都没带就来了，因为当时的评论部只关注现在和未来。）
倪俊：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作者注：人多了，《东方时空》也被做大了。）
李冰琦：因为希望。（作者注：一个乍一听像空话但仔细一听却令人回味的理由，评论部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有，只是有人说了，有人没说。）
刘挺：找罪受。（作者注：同意，但清闲对于年轻人来说，本就是最大的惩罚。）
李晓明：不过是想活得透气点儿，遇上这儿需要人手，还能提供温饱。（作者注：来评论部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温饱，理想是空的。不过请注意：是温饱，不是富裕。）
…………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个节选，更重要的是，样本选取的是《生活空间》工作人员的，表达的却是当时来新闻评论部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几乎所有来《东方时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种纯真的东西，这种相遇，让彼此都会拥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账，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蒸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在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个结婚的人，因此电视、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在那个地下室里过的除夕，我们两口子做了一桌子饭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来，这样一种感受，让我们多少找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对于流浪北京的人们来说，物质上的回报暂时还看不到目标，甚至当时从各自的家乡离开，打碎那种含金量还可以的铁饭碗，本就是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一种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状态而来，因此“群居”似的集体生活，没有人会觉得很苦。
在那流动的搬家过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里，每个人似乎都亢奋着、跳动着、燃烧着，中间夹杂着和人有关的各种故事。喝多了以后的迷狂、谈恋爱时的你死我活、闲下来时牌局的你输我赢……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向上攀升的阶段，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流浪北京的人们用一种流浪中的激情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还是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我们在地下室里住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夏天的一场大水把我们的家园冲了个七零八落，集体生活被迫结束。
那场水来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是因为房管部门维修不力，我们的窗户突然成了进水的闸门。由于是半地下室，屋里的地面本来就低于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的家园便成了汪洋世界。屋里的人们虽在齐膝的水中紧急抢救，但家园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
当时我们的一位摄像拍下了这有些悲壮的场面，而另一位组里的同事用这些画面做成了一个小片子，配上惠特尼·休斯顿深情款款的歌声，播放的时候，大家表面是笑，但心中是否流泪，怕只有各自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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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注定了不稳定，照片上的四个人是东方之子过去的同事，现在右边的温迪雅去英国留学，中间的男士，《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的创办人时间，已流浪到评论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左二的编导程晓鸿则流浪到了美国，显然，流浪的空间扩大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儿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只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大水冲走了我们《东方之子》组的集体生活，相信其他组也都有着各自精彩而让人感慨的故事，最初那种夹杂着热情的流动也慢慢稳定下来，大家开始在京城之中租下房子各居一方，见面时大多是在办公室或是出差之中。梦想不用在众人之中分享，各自组内的人员也稳定下来，不再是出一次差回来，就能轻易看见陌生的面孔。
我为同事们高兴，从二十多岁走过三十，人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一种流浪的状态之中，上面有老，有的人下面也开始有小，生活的重负在理想的面前也是必须承担的，稳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在祝福的同时，依然怀念那种流浪时的激情。生活环境不再像最初那般恶劣，可内心深处那种流浪的激情之火却不应该熄灭，否则我们的节目就注定要在越来越精致的技巧之中消灭了激情消灭了一种粗糙而原始的冲击力，那是可怕的。
在评论部内部曾有一个栏目向工作人员问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没走？”回答是多种多样的：
“还没累死呢！”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我喜欢这个职业和我的同事们。”
“自己骗自己个儿。”
“在这里，似乎总也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于是我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