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钟情的第十个月

我的光阴嫁给了一个影子

我咬一口自己摘来的鲜桃，让你

清洁的牙齿也尝一口，甜润的

让你也全身膨胀如感激

——《何人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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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

1962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1986年9月起旅居德国，2006年11月回国。相继在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著有诗集《春秋来信》，译著《最高虚构笔记》（合译），编有《空白练习曲》、《黄珂》等。2010年3月8日病逝。病逝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枣的诗》。

在我笔下重点出现过的诗人，除了顾城和海子，大部分我都见过面；少数没见过的，也有书信和电话联系。但我没有见过张枣，也和他没有任何书信交流。他成名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接触到他的作品时，他已经出国多年。2006年冬天，得知张枣回国任教，我欣喜万分，以为日后终将有碰头的机会，而且说不定还会有一些共同语言，毕竟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毕竟我们都正当壮年。我甚至设想见面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可是，这一切如同影片里的台词：我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张枣，“朦胧诗”以后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2010年3月8日凌晨因肺癌在德国去世。

一

在张枣看来，他走上诗歌道路，首先来自家庭的影响。张枣十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外公、爷爷都是右派，父母外放，所以跟在汽修厂上班的外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外婆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喜欢杜甫和白居易。一本白居易诗选读了很多年，被翻烂了也舍不得扔，一直锁在装粮票和钱的柜子里。

小孩子晚上睡觉一般会踢被子，幼年的张枣自然不会例外。有一天早晨，外婆看着被外孙在夜间踢得七横八歪的被子，感叹道：真是“娇儿恶卧踏里裂”啊。那时候的张枣还弄不明白杜甫这句诗的意思，但他本能地喜欢“娇儿”这个词，觉得这句诗很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和外婆之间的关系。怎么连踢被子这样一个日常动作也能变成优美的诗歌呢？张枣“一下子感到世界的不一样，体会到了诗的愉悦”。

不仅外婆喜欢诗歌，家里其他人都爱诗，诗歌时常出现在家人的话题中，而且，张枣的父亲本身就是诗人，常常用俄语朗诵诗歌，张枣对普希金的了解就来自于父亲。

张枣的诗歌处女作写于文革后期。当时全国都流行写民歌一样简单直露的“新诗”，张枣也跟着写了几句，想不到竟然得到了《湖南日报》一个老编辑的鼓励，于是又一口气写了好几首。张枣第二次创作的是一首讽刺诗。当时班上有个同学，成绩很差，大家都认为他笨，一次，数学老师写了一首诗讽刺这个同学。张枣看不过眼，便也写了一首讽刺诗送给老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从此改变了对那个学生的态度。此事对张枣触动不小，也一直为张枣的父母津津乐道。（以上故事详见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正是通过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实践”，张枣慢慢地喜欢上了写作。当然，这些作品都不可能存留下来。

1978年，张枣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少年班，成为恢复高考时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学校里，张枣开始了比较正式的诗歌写作，并很快成为校园“文学名人”。和当时几乎每一个有追求的诗人作家一样，张枣在读大学时，对课外书籍的兴趣可以用“饥渴”来形容，无论是古代经典还是现代作品，中国书还是外国书，逮到什么就读什么。每一个周末都是同学们的节日，因为他们可以跑到学校聘请的外籍教师家里获得外文经典著作。张枣曾经在一个老师家里借到一本英文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中译本，以至于把这本小说读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弄不清楚书名是什么意思。

虽然在学校里发展得不错，但张枣感到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在那片土地没有知音。大学快毕业时，张枣产生了离开湖南的念头，便顺理成章地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四川外语学院录取。

二

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以为张枣是四川人。引起这个误解，可能是因为张枣是到四川读书后才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并与柏桦等四个四川诗人一同被命名为“四川五君”之一。事实上，张枣1962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本科毕业后，才考入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成为一个“四川人”的（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省管辖）。

江湖上曾有传闻，说1983年张枣从长沙前往重庆读硕士时，闹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他在出发前听说重庆是山城，坡多路陡，市民出门时都会背着背篓，于是将行李放在一个竹篓里背到重庆。孰料到下车一看，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背竹篓。面对满街诧异的目光，这个21岁的年轻人窘迫得满面通红。

张枣最亲密的诗友、“朦胧诗”后中国代表诗人之一柏桦至今仍记得与张枣的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1983年10月，柏桦刚刚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调到西南农业大学任教，张枣也刚从长沙考上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在高中同学武继平的介绍下，柏桦与张枣相识。

柏桦回忆说，那天下午，两人一见面，张枣就从凌乱的枕边掏出一页诗稿，朗诵给柏桦听。那是张枣献给他在长沙读书时的女朋友的一首诗，标题似乎叫《娟娟》，诗歌中的一个意象“电线”令柏桦印象深刻。柏桦听着听着，觉得张枣的诗歌风格与自己有些相似，于是神情有些恍惚。而张枣的朗诵也很快停止了下来——他找不到余下的诗稿了。“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既觉遗憾又感奇怪，这人怎么一下就走了。”（柏桦：《初识张枣》）

据张枣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柏桦，是由一个学日语的朋友介绍的。我们见面时彼此都出示自己的作品。他给我看的作品好像叫《震颤》，我一看就知道他在写什么，他在写怕，而且写的是怕鬼。我马上指出来，这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搞法。我念的一首诗叫《危险的旅程》，非常乱的一首诗，这首诗当然后来被我扔掉了。他马上问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很内行的问题：‘你是先想好再写，还是语言让你这样写？’我说是语言让我这样写下去。他说这与他一样。因此我发觉我们是同志：寻找语言上的突破。”（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也许是年长日久的原因，这两份回忆，内容有一些出入。表面上看来，张枣的似乎更为可信，因为我专门查阅过《娟娟》一诗，找不到“电线”这个词。不过，张枣的作品时常修改，也许原稿中有“电线”而后来删去了也难说。

随后，柏桦把张枣介绍给朋友彭逸林，而自己则因为种种琐事而淡泊了与张枣的交往。直到半年后，两个人才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那是1984年4月的一个下午，柏桦看见彭逸林和另一人出现在家里黑暗的走廊上，便大声问道：“张枣来了没有？”

另一个人正好是张枣。

半年不见，两人变得异常亲密，毫不生分。于是彻夜长谈，第二天才发现，烟头撒满一地。

那个晚上，张枣兴奋地写下了“绝对之夜”四个大字，并在这几个字下面画了三道横杠。

两个人开始疯狂地写诗，交流。张枣每写完一首诗，就立即放下手里所有事情，从四川外语学院坐汽车到40公里外的西南农业大学，见面后一谈就是通宵。柏桦写了新作，亦是如此。两人的知心到了什么程度？用张枣的话说，是：“你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思绪，一个隐喻，他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简直吃惊到可怕的程度。”交往的细节出现在张枣的诗歌《秋天的戏剧》中。《秋天的戏剧》全诗分为八个部分，以“我”为叙述主体，讲述我“我”、“你”、“他”、“她”、“他们”之间的种种交往、臆想、理解和潜在的冲突。其中第6节和第7节谈及了两人的交往：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秋天的戏剧》是张枣诗歌中的异类，它真诚、朴素，娓娓道来。不像早期的《何人斯》、《镜中》那么华美而讲究传统韵味，也不像后来的《云》、《边缘》等作品那么晦涩，似乎有意考验读者的领悟能力和阅读耐心；它有戏剧性，却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有叙事性，却不流于低俗和肤浅，避免了“大白话”的危险。六个人称转换自如，如同六出冼练而精彩的戏剧。人生的奥妙，世事的沧桑尽现于字里行间。正是因为《秋天的戏剧》这样的作品的存在，张枣才避免了被指责为“风格单一”的理由，才能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外，与柏桦、翟永明、王寅等一起占据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

不久后，欧阳江河到重庆西南师大演讲，在私下聚会时，向张枣和柏桦展示了他刚完成不久的长诗《悬棺》。这首长诗令张枣和柏桦深深震动，他们认为，欧阳江河会成为庞德那样博杂的诗人（但这一次他们看走眼了，一年之后，欧阳江河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三个年轻人在诗歌道路上相互扶助，相互挑刺，堪称当时重庆青年诗歌界关系最为紧密的小团体。

在柏桦的介绍下，张枣结识了翟永明和钟鸣，后来，柏桦、张枣、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被人合称为诗坛“四川五君子”，名扬全国。

尽管才华横溢，诗歌的尊严和力量仍然受到了挑战。在湖南读书时，张枣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也是个文学青年，他俩在同一所大学读本科，但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她认为，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女友的分手理由让张枣很纳闷，在他看来，当时读研究生的他收入并不低，每个月有50元的生活补贴，比学校的助教还高。而且在80年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是社会的精英呢。当然，后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证明了那个女孩子的价值取向的超前性。进入90年代，诗歌被迅速边缘化，小说、影视等叙事文体开始凸现其影响力；精神的力量也日渐减弱，金钱的位置在世俗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需刻意证明，每到周末，去高校女生宿舍楼下数一数轿车的数量就行了。三

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异于常人的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当然，张枣的诗歌风格与顾城差异很大，他们的相似只表现在才华上。在风格上，张枣与陈东东更为接近。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张枣的才华，曾被无数诗人同行和读者高度推崇。1993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中国诗歌的经典选本《后朦胧诗全集》，将张枣列在从80年代初至1993年这段文学史中“最富成果和影响的73位诗人”（选编者言）的第二位。该书收录了张枣的44首诗歌，在数量上与韩东、王寅并列第三。张枣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许多著名诗人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翟永明说，第一次看到张枣的诗，就觉得非常特别，有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气质，像这样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诗歌在国内不多见。北岛则表示，国内的诗人中，他最欣赏的就是张枣和柏桦。钟鸣的评价与北岛相似，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而诗人王寅在回答另一个诗人杨子的“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提问时，避开了“哪些”这个复数词汇，而只列举了张枣一个人：“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

令人意外的是，包括写口语诗的韩东，在读了张枣的作品后，也给予了高度认可。韩东认为，这些诗歌，“传统文化的材料零星散布其间，当你把它们作为路标举步向前时，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当我们跟随张枣在异国旅行，经过的竟是中国式的九曲回廊。……张枣并不简单地排斥什么，或张扬什么。他的融合能力是显著的，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使他的写作多出了一个层次，视野因此更加开阔。”（《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

关于张枣在四川时的巨大影响，柏桦有更形象的描述：“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在柏桦看来，张枣显出的诗歌天赋“过于罕见”，其“化欧化古”的诗风，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因此，由于他的早逝，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摸索和评判可能会陷入某种困难与迷惑，“张枣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

创作于1984年9月的《镜中》无疑是张枣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作品，短短十二行，情感容量丰富异常——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等诗歌一样，张枣的《镜中》也是中国“第三代”（或“后朦胧”）诗歌选本的必选之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镜中》就是张枣的名片，甚至是张枣的代名词，二者之间可以换——只要向一个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稍有研究的读者提起张枣，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镜中》；提起《镜中》，无人不知道是张枣的作品。

《镜中》也是张枣本人最为珍视的作品之一，我注意到，凡是与张枣有关的诗集或者选本，这首诗都会被排列在最前列，比如《后朦胧诗全集》，将《镜中》排在第二位，仅列于另一首名作《何人斯》之后，而张枣唯一在国内出版的诗集《春秋来信》，则直接将《镜中》排在第一位。

从诗歌的结构看，《镜中》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这是一个总括。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从“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到“望着窗外”）则提供了细节：游泳到河对岸、登松木梯子、骑马、脸红、羞惭、低头、照镜子、望窗外……所有这些表情和动作，指向了一种优雅而又单纯的生活。第三部分是最后两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一部分粗看像是对第一部分的重复，仅仅是将“梅花便落了下来”变为“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而已，但对于整首诗来说，意义重大。首先，“梅花便落了下来”，有一种漂泊无依、漫无边际的感觉，如同一张情感的巨网，起笔就将读者牢牢地罩住。而“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出现了一个目的地：南山。使无所归依的情感找到了去向。但事实上，“南山”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词汇，如同蓬莱仙境，只在传说中存在，因此，这种看似完美的“归宿”，实际上仍然是虚幻的，无法实现的。

在那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年纪，我一直在傻傻地琢磨这首诗的“中心思想”，但均无功而返。好像它什么都表达了，又好像什么都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在这个意义上，张枣是国内罕见的“不在乎意义”的诗人，更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诗人。他的几乎所有诗歌，都避开了中国诗人常见的政治主题，而是只关心语言和文字。如此取向无疑会令习惯于寻找“意义“的读者迷惘，觉得难以进入。张枣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不如另一些诗人，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的定义已经大大丰富，有的诗歌本身虽不能为读者提供什么切实可感的东西，但如果它留下的空间可以由读者按照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填补，何尝不是一种存在方式？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对美的膜拜与思考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与憧憬。而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一个过去年代的书生对着镜子回想起往事时的怅惘与懊悔，他“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镜中》是在张枣与柏桦等人相识后，对诗歌最痴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据刘晋锋《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一文介绍，有一段时间，柏桦每次带写了诗歌，都会去找张枣。到了张枣的宿舍门口，就大吼一声：“老子的东西来了！”张枣自恃才华如流水滔滔不绝，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怎么在意，写了新作就丢在地上，柏桦也兴致勃勃地在地上找，不厌其烦。他们甚至像永动机一样，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话题竟然也不见枯竭。

1984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不久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来到柏桦家。张枣对《镜中》没有信心，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而柏桦读了，却异常激动，认为这首诗将会传遍大江南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柏桦的眼光，这两首诗，奠定了张枣作为一个著名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确，《镜中》弥漫这一种柔和、温婉的古典情境，但它的语言和叙述又是现代的。二者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颖迷人的艺术空间。据说有人读了此诗竟然忍不住手淫。当然，这是未经考证的传闻，但这足以证明张枣诗歌对读者的“勾引”。

柏桦说，最初，张枣把“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句中的“皇帝”二字删去了，他则认为这两个字是这首诗的灵魂，不能删，张枣便依了他的意见。

张枣喜欢修改自己的作品，许多诗歌都经过反复修改。现在看来，柏桦读到的“把‘皇帝’二字删去”的这个版本，可能只是《镜中》的众多版本之一而不是最初的版本，因为据张枣去世后柏桦本人向媒体提供的《镜中》手稿，“皇帝”二字并没有删除的痕迹，而且这份手稿与目前流传的版本有不小的区别，“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原文没有“看她”二字；“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最初为“比如看见一双比雪片更遥远的眼睛”，后来删减为“比如看见雪片”，最后才定稿为“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不如看她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句，在原稿中是“不如……/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看她骑马归来”（注：省略号处原本有一句话，但被涂抹得模糊不清）。这还不算什么，据说他写《何人斯》的初稿仅用了不到30分钟，写好后却修改了近300次！

四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下过结论，认为1986年是中国诗坛最为热闹的一年。一方面，“朦胧诗人”达到了他们诗歌生涯的顶峰；另一方面，“第三代”诗人冲出重围，集体走上前台，成为主角，中国诗歌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好光景中，这一年9月，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坚的张枣却悄然出走西德，开始了长达20年的异国行旅。

就在张枣离开祖国一个月后，1986年10月下旬，“朦胧诗人”徐敬亚和“第三代诗人”孟浪等以《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为依托，发起声势浩大的“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了“他们”、“非非”、“整体主义”、“莽汉主义”、“极端主义”、“新传统主义”、“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等近百个群体，后来在诗坛上享有大名的大部分青年诗人都以各种名义参加了“大展”。出国仅一个月的张枣，与当时居住在美国的严力、居住在瑞典的张真、居住在香港的廖希等一起，被主办者列入“现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一栏参展，参展作品《四个四季·夏歌——献给娟娟》发表于《诗歌报》1986年10月24日第4版：

初夏的风开始独立你该会多么愉快地笑

我有时真怕你笑怕你变成一个纯粹的笑离我越来越远

你要向我证明你只是一个平面

我便透过你去湖泊你躺下便是月亮

你看见我被你映照我的表情行云一样安宁

我不准你挪动你不要颤抖让嘴唇也构起一个隆重的边缘

多好呵我真喜欢你透明尽管你离得远远

你量量我你量量你叫你我一起听风

风说了许多把夏天注得盈满

路标也说了许多话主要说我们一走动就会长大

我不要让黑暗惊起你尽管你的眼眸比夜色忧郁

不知你为何啜泣呵身上落满白雪花亲爱的

我要你一动不动如一个方向离我远远的

哪怕日子一丝丝逝去填入季节的死角里

我们等候吧你坐下像一朵水仙花放进我的平面

你不能走动呵你是个平面路上会有荆棘

《四个四季·夏歌——献给娟娟》应该是张枣最初的诗歌习作之一，现在，如果将作者的名字捂住，也许不会有人猜想得到它出自张枣之手。缺乏节制的长句、星星点点的感叹词、浅薄平俗的诗意、随处泛滥的情感……学生作文易犯的毛病，从这首诗里都能找到。因此，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箱倒柜，从收藏多年的“两报大展”资料中翻看到这首诗时，百思不得其解——早在“大展”前两年，张枣就已经写出了《镜中》、《何人斯》等天才之作，为什么偏偏以这一首相当幼稚的诗歌参与？是因为当时身在国外，没有来得及提交自己的新作？是朋友临时代为投稿，还是他虽然投寄了多首作品，但编辑恰好看中了这一首？

在“大展”专号上，徐敬亚专门为“现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专栏写了一则简短的“编注”：“这几位身在海外的现代诗人，前几年在国内时均热心参与中国现代诗的建设，现仍与大陆诗歌朋友保持诗的交流。这是中国现代诗的海外触角。贝岭说，这是几年前所没有的。故编选。”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展”操持者的最为注重的不是诗歌的质量，而在于推出一拨与“朦胧诗”不同的新生力量。平心而论，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徐敬亚等人高瞻远瞩，在那样一个山雨欲来的时候，“这首诗”和“那首诗”的区别远不如将一代人轰轰烈烈地推到前台重要。当然，无论如何，对于喜欢张枣诗歌的读者而言，不以《镜中》、《何人斯》、《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等诗歌参加“大展”，都是一大遗憾。我们试来看看那个时期完成的杰作《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它是光”，我抬起头，驰心

向外，“她理应修饰。”

我的目光注视舞台，

它由各种器皿搭就构成。

我看见的她，全是为我

而舞蹈，我没有在意

她大部分真实。台上

锣鼓喧天，人群熙攘；

她的影儿守舍身后，

不像她的面目，衬着灯心绒

我直看她姣美的式样，待到

天凉，第一声叶落，我对

近身的人士说；“秀色可餐。”

我跪下身，不顾尘垢，

而她更是四肢生辉。出场

入场，声色更达；变幻的器皿

模棱两可；各种用途之间

她的灯心绒磨损，陈旧。

天地悠悠，我的五官狂蹦

乱跳，而舞台，随造随拆。

衣着乃变幻：“许多夕照后

东西会越变越美。”

我站起，面无愧色，可惜

话声未落，就听得一声叹喟。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共有两部分，因为篇幅关系，上面引用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描述的是一种朦胧的情感，无论是“她”还是周围的环境，都亦幻亦真，“模棱两可”，甚至标题所强调的“舞蹈”和“灯心绒”，都只有“大部分真实”。这种幻境，与《何人斯》、《镜中》一脉相承，但叙述方式毫不相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对美的向往。这“美”，自然不仅是指异性，还是指“美”本身。

而此处未引用的第二部分，则脱离了对故事的描绘，而是抽身出来，写同性朋友间的故事，他们的相似与区别。联想到张枣与柏桦、钟鸣等四川其他几位“君子”的友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首诗有一种写实的意味，他用诗歌这种非常特别的载体记录了年少时代的朦胧经验，同时恰倒好处地表达了对朋友的感情。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完美地展现了张枣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戏剧性叙事。在表达方式上，也具有张枣独有的风格，虽然都具有叙事性，但与当时诗坛所流行的“生活流”、“日常主义”、“莽汉主义”的叙述方式毫不相同。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江湖式叙述”，那么，张枣的叙述则带有明显的书卷气。读这样的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忧郁的书生在黄昏或午夜回忆流水般的往事，但他节制，不过于投入，而是若即若离，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你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但又不知不决地随着他的语言而步入他所设置的情境之中。

或者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前面的文字多次提到柏桦和钟鸣，甚至已经达到了不厌烦的程度。而在笔者看来，则是理所当然。柏桦、钟鸣和张枣是诗歌界众所周知的挚友，在早期，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一度几近重合，那时一种纯粹的文人化的交往，高雅而热切，类似于魏晋名士；他们之间在写作上的相互触发，甚至值得专文研究。1995年8月，在接受在德国南德电台的采访中，张枣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的那些早期作品如《何人斯》、《镜中》、《楚王梦雨》、《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等，它们的时间观、语调和流逝感都是针对一群有潜在的美学的同行而发的，尤其是对我的好友柏桦而发的，我想引起他的感叹，他的激赏和他的参入。正如后来出国后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致菲丽丝》，……与我一直佩服的诗人批评家钟鸣有关，那是我在989年6月6日十分复杂的心情下通过面具向钟鸣发出的……”张枣和钟鸣甚至有多篇作品采用了共同的标题，而《灯心绒幸福的舞蹈》的灵感源头，则正是来自与柏桦的一次交谈。

据柏桦在《长沙来的张枣》一文中介绍，大约是在1985年春天的某个下午，他在歌乐山上对张枣谈起了自己年少时对异性的模糊的迷恋：“1965年初秋的一天，一夜淅沥的秋雨褪去了夏日的炎热，在淡蓝的天空下，在湿润的微风中，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已告别了夏日的衣裙，换上了秋装——一件暗绿的灯心绒外套。由于她刚穿上，我自然而然地就闻到了一种陈旧的去秋的味道。”这种味道，让柏桦终生难忘。柏桦将它命名为“最精确的初秋的味道”，而且“充满人间稚气的温暖”。少年情怀就这样从小学教室里的一件暗绿色的灯心绒衣服萌生。此后，柏桦开始悄悄地关注这位女同学，一直盼到第二年，她又开始穿上那件件暗绿色的灯心绒……这种微妙的情感，这段神奇的经验，如同丘特切夫的一句诗：“在初秋的日子里，/有一段短暂而奇效的时光”，令柏桦刻骨铭心。

张枣静静地倾听着朋友的倾诉，不久后，就重新构思，写出了这首《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一诗在80年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叙述方式直到今天都仍被诗人们广泛运用。199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总结80年代文学成果而出版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诗歌卷的就以《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命名。这本书收录了“朦胧诗”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37个青年诗人的作品，为世人了解“朦胧诗”以后的诗歌创作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它的出版日期要比《后朦胧诗全集》早整整一年，其权威性不容置疑。这样一本书，能选中《灯心绒幸福的舞蹈》作为书名，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五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可以勾勒出张枣1986年以来的简要行迹——1986年，张枣到西德后，边工作边攻读特里尔大学的文哲博士学位（而在《诗歌报》“86大展”的张枣简介上，写的是“在西德茨威堡大学汉学系任教”，不知何故）；1996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的张枣到图宾根大学任教；2006年11月回国，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并仍然兼任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在国外多年，张枣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过许多外国诗人的作品，还主编过一本德汉双语词典。

张枣出国的目的表面上很简单，那就是：出国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使自己见识更广阔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想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当时我学的是英语，我觉得远远不够承担这个任务，而且英语某种意义上让汉语变得更加庸俗，因为汉语依赖英语太多。如果选择去德国，我就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那时候我才21岁，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去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当时我的反思意识告诉我，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那里。”（《“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

在张枣看来，出国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失去朋友。因为那段时间与四川诗人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自己的写作进步神速：“我每时每刻的写作进步，与朋友和知音的激发、及时回馈非常有关系。那时，我们刚写完一首诗，甚至就可以坐火车连夜到另外一个地方确认这首诗的好坏。出国就意味着失去这种东西。那时都传说国外非常孤独，而孤独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就是失去掌声，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所以，临走时我写了一首《刺客之歌》，表达了当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柏桦钟鸣一直都很喜欢这首诗。”

考虑过出国对创作的影响，却对出国后会生活的难度估计不足。到国外以后，张枣才知道日子的艰难，原本头上戴着的“著名诗人”的光环蓦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你是名人，更不会有崇拜者；你的一举一动也没有人像国内那么在乎。这种巨大的反差，用张枣的话说，是“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在80年代末给陈东东的信中，张枣多次谈到了自己的国外的处境：“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的国家，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做老实人做老实事真要命。我竟然开始脱头发了，前几天才发现，无意中一摸脑袋，哗啦啦掉下一大片。令我心惊肉跳！”“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在信里，张枣说他计划在国外呆三五年就回来，然后去成都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巴黎公社”。因为“我认定本世纪末中国的诗人艺术家应重点聚在一个城市”。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还必须承受所有出国者都会遭遇的“失语”的煎熬。因此，尽管在出国前张枣已经是外语硕士，但在到德国的最初三个月里，他不仅讲不出来话，而且连写信和写日记都感觉很困难，更不要说与人交流了。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惟一会讲的就是对人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简单词语。为了排遣孤独，张枣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学习王阳明的格物，坐在樱桃树下观看天鹅等等。在那时候，去西德要经过香港。这是柏桦第一次出国，此前他毫无这方面的经验，也没乘过地铁，因而闹出了一堆令他印象深刻又哭笑不得笑话。关于这段经历，《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写的《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有生动的描述：

1986年9月13日，我从深圳罗湖去香港，有个人在香港的市中心等我，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只是约好了一个地方。我先是在深圳海关办了一上午的手续，过了罗湖桥我找不到香港了。

我以为到香港至少得像到了一个单位一样，有个门槛或者一个标牌，上面大书“香港”两个字，但是我跟着人群走，只发现在深圳这边还井然有序的人到了某一个点就像约定俗成一般变得纷乱起来，欢快起来。我想：“什么时候才能到香港啊？”

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很多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一个关卡里，然后走过去，其实就是地铁票。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到很多人这么走过去，偶尔也看到人跳过去……我活活看了两个小时之久，也不敢问人家。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