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不像某些作家，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经过、生活琐事甚至饮食习惯，吃喝拉撒都能变成一篇随笔；也很少见到记者去采访张枣。毕竟，作为诗人的张枣只是在圈子里享有崇高的名声，在普通读者心目中，他的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诗人深入。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很少能了解到关于张枣出国后的生活和创作细节。

当然，也不能责怪读者和媒体的薄情，“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除了因为生性散淡，其作品不易理解也是一个原因。而媒体需要的是能够炒作的新闻点，这样一来，对张枣这样潜心写作的诗人的关注自然不会太多。

我读到的对张枣的生活最为详细的介绍，已经是在张枣去世后的第三天（2009年3月11日）的事情了。北岛在“今天论坛”上发表了短文《悲情往事》，文章忆及了20多年来与张枣的多次交往，并谈及了张枣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在那儿读博士。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今天》的另一位诗歌编辑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麦，然后是荷兰，离得都不远。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德国女主人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磨坊还见到一对教声乐的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

后来张枣拿到博士，到图宾根大学任教，安家落户。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儿从巴黎去图宾根找张枣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张枣通过一张Isaac Stern拉的一组小提琴名曲的唱盘，成了我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直到现在我女儿还保存着这张唱盘。

张枣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么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要说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比如，他从来不喜欢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腊肉什么的，加上大把辣椒。我们也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有一次，他甚至找朋友专程开车带我到卢森堡去吃晚饭，那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他烟抽得凶，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

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参加活动，然后带老婆去图宾根看他。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

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发现可说的越来越少了，渐渐断了联系，有时能从朋友那儿得知他的行踪。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了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据张枣的作品集以及其他材料说，张枣是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读博士，而北岛的文章则说是在特里尔大学，不知原因何在？此外，据《诗歌报》“86大展”上的作者简介，张枣去德国后是在威茨堡大学任教，但后来没有任何材料作证明。这些问题，姑且存疑。

从北岛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张枣在国外过得并不顺心。这使我想起诗歌批评家张清华讲的一个故事。数年前，诗歌评论家张清华曾在德国遇到过寓居海外的诗人Y，当时Y应邀参加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艺术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诗歌的“新媒体展示会”活动。Y在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朗诵完后，就向听众签售自己的诗集。张清华发现，尽管作为“朦胧诗”核心代表人物的Y当年在国内名声如雷贯耳，但在国外，却并没有获得像国内那样的追捧。那一天，他带去的一小摞诗集卖出不到十本。一个著名诗人在国外要依靠亲自兜售自己的诗集来过日子，其生活的困境已经令张清华惊讶。更令他惊讶的是，跟张清华一同出席此次活动的一个德国朋友，此前已经与Y认识，就在这一次活动中，也曾当场发表演说，向读者大力宣传Y的作品，应该算是朋友了。而就是这位朋友向Y买诗集时，Y好不犹豫地按原价收下了朋友递过来的20马克。起初张清华对Y的做法有些不习惯，但活动结束后举行酒会时，经过交流，张清华就释然了——Y告诉张清华，他在国外收入很一般，而且不固定，生活过得好不好常常需要碰运气，得到大学或者文化机构的邀请，就会获得一些报酬，否则仅靠诗歌，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Y的经历，可能是旅居国外的华语诗人的缩影，近20年来，许多当年非常著名的诗人都出走他国，劳碌奔波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有的脱离了诗歌，比如江河、张真，人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更遑论诗歌；有的最终回到国内，在高校任教，比如宋琳、多多、张枣。当然，也有不少依然在国外坚持创作的，比如北岛、孟浪。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身在过内还是国外，只要能够坚持创作，就值得尊敬。据说，在国外，只要遇到需要自我简介的时候，张枣都会这样说：“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我想，这一方面源于对诗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吧。

六

细心的读者读我近几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会发现有一个次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就是“诗坛”。“诗坛”这个词形象地勾勒出了当今中国一个众所周知的状况——诗歌界就像一个个坛子，有的大，有的小，有装酒的，有装油的，有装醋的，形形色色，林林种种，各有特点。各派同仁对“自己人”连吹带捧，推崇备至，对“外派人士”既贬又讽，种种可悲可笑之举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能保持缄默已算给足面子。于是“事件”、“论争”也此起彼伏，互相交融，互相温暖，互相碰撞，互相顷轧，热闹之极。

在众多“坛子”之间的空阔地带，游离着一小批自由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坛子”，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坛子”。他们安静的写作，不喜欢“活动”，而是凭借超凡的实力博得读者的敬仰，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自由人至少包括柏桦、吕德安、翟永明、宋琳、王寅等人。张枣也可以算一个，尽管有些时候，人们会把他列入一个名叫“知识分子写作”的“坛子”之中——需要声明的是：我所说的“坛子”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在我的心目中，严格地说没有“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坛”，如果有，因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的存在，这个“坛”也属于我目前最为欣赏和尊敬的风景。

人们把张枣列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也许是因为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最权威选本的《岁月的遗照》中，张枣有五首诗作入选，“待遇”中等偏上。但这些人可能没有进一步注意到，“待遇中等偏上”的张枣在该书序言中得到的评价只有四个字：“语感自如。”所占篇幅远不及张曙光、欧阳江河、孙文波、西川、肖开愚甚至70年代出生的王艾等人。这说明在编者印象中，张枣定位还是比较游离的。同时，也反证出张枣在中国诗坛的独特性：张枣就是张枣，他不与任何人重叠。

如果要在外国找一个跟他有些相似的诗人，我会选择史蒂文斯；读张枣与陈东飑合译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不时地走神，感觉自己读的不是史蒂文斯，而是张枣。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张枣这样写道：“史蒂文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坚持了浪漫主义以来想象力的崇高，而且还在于他坚信现实世界之事实性和事理性的崇高。‘世界的迷人之处正是世界本身’（《徐缓篇》），而世界本身就是最终的价值和诗歌（想象力）最高的理由。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秩序的激昂’，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内蕴物，也就是说，史蒂文斯对想象力的一切赞颂，都可以毫厘不差地被换置到现实本身，因而，现实就是想象，世界不自外于诗歌，词就是物，写作就是生存，而生存，这个‘堆满意象的垃圾场’，才是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唯一策源地。……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造境之美丽，令人艳羡和折服。”张枣所写的是史蒂文斯，不也是在写自己吗？

那么中国诗人中，谁的诗风与张枣更接近呢？我的答案与很多人不同，不是柏桦和钟鸣，而是上海的陈东东。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很少遭遇到张枣和陈东东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歌既现代又传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先锋诗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古典诗人。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极浓郁的古典诗词意境，比如陈东东的《雨中的马》、《月亮》、《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点灯》，张枣的《楚王梦雨》、《镜中》、《何人斯》等，但他们的表达又是现代的，而且这种“现代”是有别于同时期诗人的现代。最为契合的一点是，从他们的作品中，你很难用传统的凡是找到意义，但即使你读得满头雾水，你对他的文字仍忍不住迷恋。关于张枣的诗歌已经说得太多，这里就不再举例，试看陈东东这首《雨中的马》：

黑暗里顺手拿起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

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

雨中的马。

这乐器陈旧，点点闪亮

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闪亮

像树的尽头

木芙蓉初放，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雀

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像乐器在手

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走廊尽头

我稳坐有如雨下了一天

我稳坐有如花开了一夜

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我拿过乐器

顺手奏出了想唱的歌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推荐过这首诗歌。它的语言飘忽而华丽，又带有几分神秘感，但我一直无法解释它的具体含义，于是自顾自地认为它无需解释，只要自己喜欢就行。而在具有追求“中心思想”习惯的中国，这一姿态很有些不合时宜，因此面对朋友们诸如“《雨中的马》到底写的是什么”之类的追问，我常常心生愧意。于是拿顾城的《解释》来搪塞：“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不幸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到广交会去/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与此相比，张枣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

后来我在书店里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蒂文斯诗文集《最高虚构笔记》，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本书正好是张枣和陈东东合编的，而且张枣还是译者之一（另一译者是陈东飑）。

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还是张枣的《镜中》，都是他们在80年代前期的作品，他们进入文学史的“门票”，也主要是这两首诗，尽管后来两位诗人仍然发表了一些佳作，但论影响之深和流传之广，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更多的是因为90年代已经不是诗歌的年代，读者的视线已转向其它文体，而不是诗歌的质量问题。

七

前面提及的北岛《悲情往事》一文，还有这么一句话：“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他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北岛高度肯定了张枣的优异才华以及对语言的贡献，另一方面，他能够做到不为朋友讳，不为逝者讳，诚恳地道出张枣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这种真诚和客观的评论态度在当今文坛十分罕见，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对被评论者作品的熟悉以及评论能力。

不知道是因为异国生活使创作受到了影响，还是诗歌观念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是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出国以后，张枣再也没有写出一首像《镜中》那样被读者反复玩味的诗歌。当然，偶尔也会有佳篇。比如1992年创作的《祖国丛书》：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仍然美，但多了一分沉郁，字里行间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那种夹杂着懒散、犹疑和反讽的态度教人警醒。语言上，当年的诗歌才子“羽翼”也逐渐丰满。在《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1994）、《云》（1996）等作品里，早期的那种对美以及对小事物的关注有所偏离，表达方式也更为自然、老到。当年白衣飘飘的少年才子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的远离和对“诗艺”的斟酌和追求也到了近乎挑剔的程度。这些作品，正如北岛所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当我读到“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卡夫卡致菲丽丝》）以及“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吴刚的怨诉》）这些毫无才气的句子时，我开始对张枣产生不满。莫非，这就是北岛所说的“失败”之作？

我认为张枣最大的失败之作，就是他90年代以后的代表作《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者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在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蘸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倒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我是从诗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上读到这首诗的。《在北大课堂读诗》由著名学者洪子诚主编，收录了一些新诗研究者对近20年来出现的诗歌名作的解读，以及一些博士的讨论。《边缘》被安排在该书的第一位，由诗人臧棣讲解。

臧棣花了7000字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首诗，认为要进入《边缘》，必须要意识到诗歌中包含的众多比喻，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比喻向读者提供了对“边缘状态”的形象认识。在文章中，臧棣还引用了德国画家保罗·克利、法国诗人保罗·石雷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哲学家罗兰·巴特等西方名家的艺术观念为自己的解读提供理论依据。并向那些抱怨读不懂的读者开出这样的药方：“现代诗歌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做的调整。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示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如古典诗人的典型身份：预言家，先知，导师，先行者，真理的使者）对读者进行说教。这不是说，现代诗歌刻意回避对意义或真理的探索，而是说，现代诗歌意识到了这种探索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复杂情形。由于有这种自我意识，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

言下之意，《边缘》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作者把诗歌的思维过程放进了诗中。这种手法其实并不算新鲜，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类似的手法在至少在小说中都比比皆是。比如早在80年代初期，马原的小说就在叙述过程中，由“我”频频邀请读者进入小说中，共同完成故事，并随时不忘提醒读者：“我就是哪个讲故事的汉人马原。”因此我对这首诗的评价远没有北大学者们的评价高，这是一首相当普通的作品，零碎、断裂、意识流、呓语……虽不能说是故弄玄虚，但整个儿的确显得有些莫名其妙。2005年，我曾经在一篇评论《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文章里提醒读者在阅读此诗时留意“边缘”的含义：“如果一个读者连‘边缘’的本义和内在指向都毫无感觉，他面对这首诗时，如何不会一脸茫然？”这句话的本意是：读者要理解文学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可是，即使读者知道“边缘”的各种指向那又如何？诗歌的质地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词就能拯救的。

2007年8月，我在网上读到一个名叫老梦的作者的文章《维护语言的崇高与诗歌的品质》，该文也对《边缘》提出了批评：“臧棣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里、在课堂里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那么他解读的这首产生于90年代的《边缘》，是20世纪中国‘最好诗歌’的代表作了。这首诗除了让每个字都戴着面具，扭着屁股跳一顿洋舞，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而又惊觉，那不过是些作者病态下的梦呓。另外又能从哪些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呢？这首诗唯一谈得上可以探讨的价值，就是语言。但它的语言又被繁复的比喻凿伤得面目全非而沦为文字游戏，就像去年的阜阳奶粉，用它去喂孩子，无疑是等于让孩子天天喝水，但它披着奶粉的形状。”应该说，老梦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诗歌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应该有一个跟读者沟通的途径吧。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评论界，许多人批评家不愿意在新人的作品上花时间，而一窝蜂地去追逐名家，即使这些名家的作品质量平平，或者即使评论家不知所云，他也愿意下力气为作者“力排众议”，牵强附会地“阐释”，“把豆腐嚼出牛肉干的味道”，（王小波：《我看国学》）想方设法证明一首劣作的优秀。自然，对于诗歌质地的高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一首诗确实优秀，阅读者由于才识、悟性所限而无法领会其中妙处，但对名家的推崇和纵容到连自己的艺术真知都抛掉，这样的行径，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当然，我这里针对的不是臧棣而是针对文化界的某种现象，也许对于像臧棣这样的博学人士来说，《边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枯燥和单调，甚至简单易懂而且韵味悠长，只是我等资质平平的读者无法领略其中的妙处罢了。

八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张枣的最初印象极富戏剧性。

那是1993年秋天，还在四川都江堰读书的我和一个广西老乡跑到成都玩，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两本比砖头还厚的《后朦胧诗全集》。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由于《诗歌报》的巨大影响，西川、于坚、韩东、王家新等人在我心中贵若神灵。然而，当我翻开版权页一看定价，狂热的心就凉了下来，58元，足足是半个月的伙食费！

我翻了又翻，放下又拿起，摩挲良久，最终摸摸自己总共20元不到的口袋，慢慢的走出店门。走了不到十步，我又忍不住折返回来，心里说：最后看一眼就走吧。于是一翻开，就看到了“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那个时候，因为很少在《诗歌报》上看到张枣的作品，所以对他不是很有印象，而这两句诗，一下子就把我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撩拨起来。

对张枣这句诗的意外发现，再一次印证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引为自傲的阅读经验：随便翻翻。所谓“随便翻翻”，就是说一本书拿在手里不是按“目录-前言-正文-后记”的顺序阅读，而是翻到哪页读哪页，从不管什么前因后果，转折过渡，只由自己的心情和兴趣决定。

这样的“嗜好”源于少年时候读古诗。大凡诗词选本，多是每首诗作连同注释、说明只占一两个页码，所以无论怎么翻，都能读到一首完整的作品。就这样翻来翻去，一本《唐宋词一百首》竟被我背下十之八九，且能说出某些作品所在的页码。

年岁稍长，又用这种方法读新诗集。余光中、席慕容、艾略特、聂鲁达等人的诗集以及赵毅衡翻译的《美国现代诗选》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几本年度诗选都是这样“翻”完的。

用这种方法读长篇大论，弊端就多一些了。比如小说集，由于篇幅较长、时空跨度大、故事情节结合紧密，无论翻开哪一页，呈现在眼前的也只能是一些破碎的环境描写、人物对白或事件片段。假若一部整体上优秀的作品正好被你一翻就读到写得最糟的一两页，那么你对整部作品也就会兴味索然。当然，采用“乱翻”的方法读小说也并非一无益处，有些小说本身就质量低劣，读了几页没感觉，不如及早放下。如果运气好的，“乱翻”一下，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启示。精彩的对白、引人深思的哲言警句会令你如饮甘醇，甚至会陶醉一生。有一次读漓江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麦天里的守望者》。最初是冲着书中的点题之句而去的，即：“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望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当时年纪小，感觉不到这句话有什么微言大义，但仍然情不自禁地迷恋，以至于以为整本书的叙事无非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而已，其它内容可忽略不计。若干年后的一天，睡前无事，又拿起此书随翻，不经意就读到了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使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被震住了，《麦天里的守望者》中，更令人感慨的应该是这么一句话啊！

还是回过头来说张枣。记得2000年我在南宁出差，在广西大学门口的三联书店营业部遇到张枣的《春秋来信》时，我一方面欣喜于与那些多年以前就耳熟能详的诗句的“重逢”，另一方面，我又对张枣90年代以后的作品有些不知所措，它们除了在语言的追求上与80年代具有同等的高标准，在技巧上，却让我这个历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读者感受到了难度的存在。说实话，起初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它。但当我最后一次打开时，几句诗跳进我的眼帘，那就是《深秋的故事》的开头：

向深秋再走几日

我就会接近她震悚的背影

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

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

开始迢递；呵，她所说的那种季候

仿佛正对着逆流而上的某个人

开花，并穿越信誓的拱桥

多漂亮的语言，多迷幻的意境，特别是“她开口说江南如一棵树/我眼前的景色便开始结果”。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我没有读完全诗，因为仅仅为了这几个句子，就值得将它买回家去。

九

张枣是2009年11月底患病的，起初的症状是感冒、发高烧。到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肿块，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没有明显好转，由于他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客座教授，家人和朋友强烈要求他到德国治疗，因为那里的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张枣于是回到德国继续治疗。

据《新京报》介绍，就在2010年3月初张枣去世前几天，他还和弟弟张波通了电话。张枣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效果不错，几项检查结果都挺好，现正在等最后一项关于腰部癌细胞扩散情况的检查结果。在电话里，张枣还说争取3月底回北京一趟。哪料到没过几天，张波就接到嫂子的电话，说张枣于北京时间3月8日凌晨4时39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

去世时，张枣年仅48岁。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仅三个月时间！病魔之可怕，可见一斑。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病魔已经夺去了两个中国诗人的性命，其中梁健病逝于2010年1月20日，享年48岁；邵春光病逝于2010年1月27日，享年55岁。诗人的早逝，再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我是在3月9日下午得到张枣去世的消息的。当《诗选刊》编辑李寒将这个消息公布在“青春诗会QQ群”里时，我正好在线，于是成为群里第一个获悉此事的网友。李寒说，他是从一个文友的博客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但是否属实，大家都拿不准。因此，我一方面对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同时马上给我所信任的北京诗人西川和王家新发手机短信求证，很快，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答复……

我赶紧把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柏桦，因为他是张枣最好的朋友。事实上，正因为柏桦和张枣的友情，我可以肯定，柏桦一定是国内最早获悉这一噩耗的诗人之一，无须我来传递。果然，第二天接到柏桦的回信，说他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了。柏桦还在“今天论坛”留下了这样一段读来痛彻心肺的文字：“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的身子都在轻微的发抖。我知道他及德国都已尽力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一秒一秒地经过，然后一切就突然结束了。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比常人更敏感于死亡，在某个深夜，在重庆，在歌乐山，他曾拍着一株幼树的叶子，说：‘看，这一刻已经死了，我再拍，已是另一个时间。’但他从不谈论死之恐怖，只赋予死优雅的甜的装饰，这种我还在参悟的甜，是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也很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其身体完全彻底的投入生活的甜里，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是的，那些风与疯与风，在重庆，也在你最后的北京。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很快图宾根明朗的森林将接纳你。休憩吧，我永恒的友人，也是最后一次，我在颤抖中请求你：携带上你那一生中最珍爱的汉字——甜（活与死之甜）起飞吧，向东，向东，再向东，请你分分秒秒地向东呀！”

随后，国内各主要媒体都发布了张枣病逝的消息，北岛、崔卫平、翟永明、于坚、李笠、谢有顺、陈东东、杨克、李少君等大量文化名流，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和素不相识的读者纷纷在网络和纸媒上发表了悼文、悼诗；四川《星星》诗刊、山西《名作欣赏》等多家重要刊物决定推出张枣纪念专辑；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诗人们举行了张枣追思会；北岛领衔的“今天论坛”连续三天将网页改黑色背景，并在首页开设纪念专栏……

肺癌夺去了张枣的生命，巧合的是，他所喜欢的德语作家卡夫卡也是患肺病而死，从1883年到1924年，卡夫卡只活了41年。张枣曾经写过一组关于卡夫卡的诗歌《卡夫卡致菲丽丝》，开篇第一节就多次提到了“肺”：

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

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

您的影在钢琴架上颤抖，

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

……

像圣人一刻都离不开神，

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

当我读到那一句“朝向您的夜，我奇怪的肺”时——震惊不已，这句诗换一种语境来理解，竟如同冥冥中的谶语！

十

和时下活跃的很多诗人相比，张枣的作品量很少，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在与他齐名的很多诗人出版的著作已经超过两位数的今天，张枣仅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不足200页的诗集《春秋来信》，这本书收录了他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创作的诗歌和部分译作，原创的作品只有70多首，平均每年不到5首。据说张枣对创作要求及其严格，不满意的就仍掉，毫不惋惜，有一些作品就是朋友从废纸篓里挽救出来的。目前保留下来的所有作品不足百首。但正如海子所说，张枣的诗歌产量虽少，但“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他的部分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财富。在同时代人和后辈们的“逼压”下，他一点也不着急，像一个闲适的隐士。这种姿态难能可贵。我曾经在一个网络论坛上看到几个诗人对当前文学现象的讨论。他们对当前诗歌写作不受重视、对自己的作品产量不过多表示担忧。其中一个说想改行写“有市场”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另一个则声称从明天开始要“每天写一组诗”，还有一个抱怨“天下之大，却找不到发表自己作品的地方”。从他们的话，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啊！”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迷惘和愤懑；希望自己写得多，写得好，发表量大，“曝光度”高……但这两年，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我为把日子过好而努力工作，间或读一些有益于思维的书，记几行读书感想和生活流水账，只有在内心情感难以按捺时才提起笔。普通人50岁知天命，一个作家到了30岁，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而写了，也应该懂得为什么而活了。写作需要健康松弛的心态，一旦成为“完成任务”式的束缚，就会失去乐趣。谨慎而缓慢地写作，勤奋而深入地思考，才能成就一个优秀的作家。成天羡慕别人的作品“有市场”，为自己写作品量少而焦急，说得好听些，是“有上进心”、“有抱负”；说得难听些，是“虚荣心强”、“你以为你是谁”。对于那些曾经写过一些佳作的名诗人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毕竟，指望每天都能写出好诗，每年都能出版一部轰动全国的诗集从而保持最高的“曝光度”是不可能的。世间没有永动机，谁的激情能永恒不倦？

真正的文学是拒绝用数字衡量的，在一首好诗和一百首庸诗之间、一首好诗和一百部平淡无奇的长篇小说之间，时间的天平会偏向哪一边，结果不言而喻。庞德说得好：“一个人与其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在一生中呈现一个意象。”（《关于意象主义》）如果有人让我在张枣的《镜中》和某些获得所谓的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之间进行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镜中”。真正的文学也拒绝任何庸俗的炒作。当下某些诗人为了吸引的眼球，不惜把衣服脱光，却打着“捍卫诗歌”的旗号；甚至把脸皮撕破，与人合谋炒作自己，把垃圾文字说成是“积极的探索”，并美其名曰“要改变人们的审美惯性”。诗歌的地位已经相当边缘，这些曾经写作过诗歌的人们，怎么忍心以繁荣创作的名义再骑在它头上作践一把呢？好在这些炒作除了给予事件制造者表面的光环之外，不会对诗歌造成内伤。毕竟，垃圾即使穿上了鲜艳的外衣，仍然无改垃圾的本质。

张枣在回国前，曾长期身居国外，也许对国内的诗坛状况相对隔阂了，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态度。当三流小说家比一流诗人受重视、三流诗人比一流诗人更“混得开”时，真正的诗人是不会羡慕、惊讶和愤懑的，他知道，严肃者和投机者如同孔雀和乌鸦，根本无法形成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半个世纪前，博尔赫斯就有了精辟的认识——

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

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

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

“小诗人”是博尔赫斯所尊敬的诗人，也是博尔赫斯的自诩。“小诗人”的“小”不是指年龄或成就，而是对某些貌似庞大深刻实则空洞虚弱的事物的反讽。我不知道那些削尖了脑袋往文学史里钻的人读了这些诗句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在提起笔的那一刻，能否暂且放弃对“铭文”、“钱币”、“纪念碑”的想像？事实上，缪斯女神也不会在乎你是亿万富翁还是高级政客，她夜莺般的歌声只给那些心地清明的人聆听。所以，虽然张枣已经逝去，我们这些苟活着的烦躁不安的诗人们，请学习张枣的安静吧，并且铭记古米廖夫的话：“不要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要在‘必须’的时候写作。”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再一次读到我喜欢的那首《秋天的戏剧》。读到最后一节时，我意外地发现：原本是友情的描述，在如今的情境之下，竟呈现出强烈的缅怀意味。悼念一个诗人，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记住他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以这些诗行为结尾，祝愿诗人在天国平安，也愿活着的人们珍惜身体，幸福一生——

这夜晚风声加紧，你们来到我的心中

代替了我设想的动作，也代替了书桌前的我

让我变成了一个欲言不能的影子

日子会一天天变美，洁白无瑕，正像

我们心目中的任何一件小东西

活着？活着就是改掉缺点

就是走向勇敢的高处，在落叶纷纷中

依然保持我们躯体的崇高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