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火车从远处经过

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

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火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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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

1961年5月生于南京。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散文集《韩东散文》、《爱情柏拉图》，小说集《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西天上》，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等。现居南京。

在我笔下出现过的诗人，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见过面而没有深交，有的通过书信和电话，有的从来就没有联系过。韩东属于“见过面而没有深交”那一类。

虽然没有深交，却不影响我对他的深切关注。自1990年后我比较正式地接触中国大陆的现代诗歌以来，韩东一直是我的阅读对象。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最突出代表之一，韩东的许多作品都曾陪伴我度过无数个青春时期的难眠之夜。毫无疑问，韩东一开始就成为我以及我这一代人的“诗歌接受史”中无法绕开的人物，尽管近几年他已经主攻小说而极少写诗，但我相信，无论在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史家心目中，他作为诗人的分量仍远重要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分量。

一韩东1961年5月生于南京。父亲方之，是一个优秀的作家。韩东受父亲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人格方面而不是写作方面，直到现在，韩东仍觉得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相像：愤世嫉俗，孤僻，不合作。

文革开始时，方之受到连累。8岁时，韩东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虽然有波折，但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在与姜广平的对话中，韩东说：“我的父母很正常，他们的关系很正常，和子女间构成的家庭关系也很正常。我很感激这种正常的父子关系，它使我到了今天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怪胎自己仍能保持镇定。我知道我正常得很，如果说五岁时我们的人格就已经形成了，我可是毫无童年创伤的那种。在家庭内部，一家人很团结，压力和破坏因素来自外面。我是和我的父母、家庭一起经历了一些事，从没有独立面对险恶的情况。从早年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上我觉得挖不出什么离奇的事，有可能解释我的写作和目前的这种孤立情况。”

因为父子这种深厚的感情，父亲去世后，韩东不忍被阅读勾起往事，花了20年才把《方之作品集》读完。

1978年，韩东考上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在韩东看来，读哲学系对自己后来的写作没有什么帮助，有些时候反而会束缚想像力。这也许是韩东的诗歌和小说语言简约而节制，很少缥缈的抒情的原因。

19岁时，韩东开始发表诗歌。最初的写作自然是略显稚嫩而不成熟的，但产量不小。诗歌风格主要受北岛等人的“今天派”的影响。关于北岛等人对自己的影响，2003年8月，韩东在接受常立的采访时说：“当年我们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他们的影响，也就是受《今天》的影响。我们在山东大学搞诗社时，《今天》已经开始流传。我们，至少是我吧，写诗的直接启发就是《今天》。当时觉得北岛他们的诗写得比较复杂，非常美。而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诗歌里是没有的。当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就是在办《老家》、《他们》之前，大多是一些模仿之作，模仿北岛呀，模仿江河呀，反正整个儿模仿‘今天’吧。当然也不是有意识地去模仿，是在那种诗歌方式的气氛下，不自觉地一写就是那种诗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过于热爱一本内部刊物是很危险的，据评论家李建周说，韩东在读大学时曾经因为传阅《今天》而被隔离审查，并差一点被开除学籍。

李建周还拿《今天》和《他们》的创刊号进行比较，找出了它们的相似性，以证明《今天》很有可能影响了《他们》——两刊都发表小说和诗歌，而且都是小说在前，诗歌在后；在诗人的排序上，韩东和北岛都排在第四位；在刊物的命名上，《今天》创刊号的卷首语《致读者》反复出现十多次的“我们”，与韩东的“他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呼应。此外，正如韩东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等人的影响。而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就是经北岛推荐在《中国》上发表的。因此，韩东很明确地说说：“直接激起我写作欲望的就是《今天》、北岛。应该说这些人是我文学上的父亲，也不为过。”

发表于《青春》1982年8期的《山民》，应该早期的尝试之作：

小时候，他问父亲

“山那边是什么”

父亲说“是山”

“那边的那边呢？”

“山，还是山”

他不做声了，看着远处

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

他想，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

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

他只能活几十年

所以没等到他走到那里

就已死在半路上

死在山中

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

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

到他死的时候

儿子就长大了

儿子也会有老婆

儿子也会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也还会有儿子

他不再想了

儿子也使他很疲倦

他只是遗憾

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

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

一度被认为是韩东的代表作，被收录进《朦胧诗选》、《新诗三百首》等选本中，2000年左右，还进入了高中语文教材选读篇目。（面对韩东的大量佳作，教材编选者偏偏心看中了《山民》，诗歌观念之保守，可见一斑。）这首诗的气质有些“杂”，一方面，它具有比较典型的“朦胧诗”气质，迷惘、寻找与反思；另一方面，它的口语化又使人想像起随后几年爆发出来的“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潮流。这说明《山民》在韩东的创作中，仍然属于“夹生”的作品。可想而知，一个对文学有高远抱负的作家，不可能在这样的方式中过多地停留，更不可能满足于对前行者的模仿。因此，韩东在尊敬“老师”的同时，又渴望超越：“那会儿对北岛和《今天》的那种情绪，就像现在年轻人对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一方面，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得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在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他们完蛋。”（《关于“他们”及其它》）

源于“PASS北岛”的心情过于迫切，韩东在认为北岛等诗人是自己“文学上的父亲”的同时，又不得不发出违心之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辞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韩东：《长兄为父》）

现在看来，当年那份迫切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山民》发表后，韩东继续自己的探索，并开始反思如何走出“朦胧诗”的阴影。

在常人眼里，韩东和王家新的诗歌价值取向差别巨大，然而在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中，我却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巧合”——在韩东写作《山民》的那一年，曾被认为是“朦胧诗人”的王家新已经写出了一首《在山的那边》（编者注：关于该诗，可见本书《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一文）。对比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内涵的“殊途同归”，但从诗歌风格上看，这两首诗也初步体现出了“朦胧诗”和“第三代”两代诗人的诗观差异，相当清晰地显露出了日后各自的走向。《在山的那边》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都要比《山民》早，这也正好反映了两个诗人在当时诗歌界的身份和定位——王家新属于“朦胧诗人”或者“朦胧诗人”到“第三代”诗人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而韩东则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第三代”干将、成都诗人尚仲敏在数年后的1986年3月，也写下了一首《海》：

我没有去过海边

我想

海一定很大

大得不能再大了

听阿敏讲

它简直比我想象得还要大

阿敏是一名水手

他一出海

就意味着要刮台风了

你看你看

无论如何得去见见海

见了海

这一辈子也就

不想见其他东西了

其他东西就不是什么东西了

你看你看

我就这么站在海边

指指点点

有必要的话

我还想喊一声啊大海

这一喊

连阿敏都会羡慕得要死

无论如何得去见见海

总不能老是

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这首诗，口语化更为彻底，属于典型的“第三代诗歌”的特征。由这三首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梳理出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先锋诗歌的艺术向度和发展轨迹。但应该指出，尽管尚仲敏的《海》比韩东的《山民》晚写好几年，但其质量却没有明显的跃进。如果我们把视线放远一些，将尚仲敏的《海》与韩东的《山民》和《你见过大海》（关于此诗，后面会详细论及）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海》一诗或许是受到《山民》和《你见过大海》的综合影响？

《山民》作为韩东的尝试之作，在发表后，为诗人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两年后，韩东金蝉脱壳，写出了《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作品，与于坚等人一起，开创了有别于“朦胧诗”的另一种诗歌美学。

1984年，韩东开始写小说，并在当年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助教的夜晚》。在韩东看来，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自发表后就也没有重读过。后来几年，韩东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诗歌上，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集中写中短篇小说。如今，韩东已经创作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一大批中篇小说，他作为小说家的影响正在超越作为诗人的名声。今天，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诗人小说家”正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坛现象，粗略数来，就有邹静之、阿来、杨争光、叶舟、张执浩、巴音博罗、雷平阳、路也、李轻松、庞余亮等。光是“他们”群体，先写诗，后又以小说闻名的就有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人。

也许正因为韩东诗歌与小说双栖，他很少在文章以及访谈中透露自己的往事，而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虚或实地融入了小说之中。当我决定写一篇关于韩东的随笔时，除了对他的诗歌谈一些粗浅的印象和“贩卖”一些跟他接触之后的简单印象，我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展开自己的论述。我曾经试图从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寻找他的生活轨迹，而且的确找到一些与他的经历相似之处，但又想起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文学是第三次虚构，所以说，通过小说去寻求真实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历史研究以真相为目的，凭借逻辑证据。文学看上去也有缜密的逻辑证据，但不能相信眼见为实……”（《改革30年，新旧交接恍若隔世》）便赶紧打消了这一念头。

二

从山东大学毕业后，韩东被分配到西安财经学院当老师。在韩东看来，与其是“分配”，不如说是“发配”。因为作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不能分配到北京的同学也基本上能回到家乡的好单位，而把老家在江苏的韩东分配到陕西，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惩罚。自然，这是在读大学是办文学社以及传阅《今天》种下的祸根。

在西安，韩东没有吸取读大学时的教训，创办了一份名为“老家”的刊物。这份打印刊物刊物印数极少，每期大约只有50本。大部分作者是韩东的母校山东大学“云帆”诗社的成员，包括后来在文坛颇有影响的王川平、杨争光等人。

1984年，韩东从原单位辞职，回到江苏，在南京审计学院任教。工作了8年之后辞职，从此不再上班。算起来，韩东总共当了十年的马列教员。

在学校，韩东担任马列教员，上的是哲学课。韩东自称“对在现有的知识结构范围内，得不到解释的事情还是有兴趣的”，因此他上课非常有意思，从不为难学生，专门讲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然后要求学生背诵或者抄写下来。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就讲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东西，比如飞碟、野人、地球外生命等等。至于学生在课堂上讲话、睡觉，甚至旷课，都不介意。因此，韩东的课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1984年底，韩东在南京成立“他们文学社”，开始筹办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他们》。此前，韩东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与王寅、于坚、丁当、马原、苏童等作家诗人有了联系，消息一经散发，马上得到积极的反馈，大家对创办一份刊物的设想一拍即合，而刊物的名字“他们”则是韩东从美国女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借用过来的。

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们》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持续出版着（其中1989-1992年没出版），始终在诗歌界保持着巨大影响，是中国先锋诗歌界一座不折不扣的重镇。1986年的“两报大展”中，“他们”以群体参加，与“非非”、“莽汉”等流派一起被公认为“第三代”最有代表性的诗群。

在韩东看来，“他们”这个群体，不是一个流派，只是一个文学沙龙：“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这样一个现象，这到底是个什么现象呢？不是一个写作小组，不是一个功利团体，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也不是一本刊物，也不是一个诗歌学校，也不是一个文学宗教，……人们会问‘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使进出其间的人各有所获？你发现它原来就是一个沙龙。而在今天，沙龙的特点是什么？沙龙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提供场所，提供支援，在一个恶劣的文学环境中，提供温暖、相互确认，提供一种抗击打的能力。”（《关于“他们”及其它》）

既然是沙龙，就意味着随时有人进入，有人退出。1995年，《他们》因故停刊，而此前，于坚的退出一直被认为是“他们”的一大事件。关于这里面的“过节”，于坚曾有过一些说法，无非是彼此之间对团体的定位认识有异。然而，外界却盛传于韩两人“反目成仇”。对此，韩东在2006年接受诗人安琪的访谈中进行了澄清：“我和于坚确有一些冲突，但也没有到反目为仇的程度。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也许当年我们过于紧密了，失去了对对方的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些时候和地方伤害了于坚，或者他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很抱歉。于坚也会时不时地挖苦我，我们都有点意气用事。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我和于坚无论是并肩而行或是打架，都是很珍贵难得的。”

在2008年11月创作的一篇题为《求异存同》的随笔里，韩东回顾了与于坚的相识、相知、分歧以及后来的逐渐理解。文章不长，但内容重要，在这里，我想冒着“文抄公”的危险摘录下来——

一九八六年，我参加了《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于坚和翟永明。翟姐找机会另说。我和老于则在见面以前通信有半年了，因此此次见面是朋友之间的见面。岂止是朋友？我们还自诩为同志或同仁，因此一上来就没有陌生人之间的隔膜，更没有泛泛之交间的虚礼客套。再次印证了一把甚为一致的“文学观”，我和老于便开始了每日没夜的辩论，甚至争吵。求同存异的原则到我们这里变成了求异存同，有无庸置疑的“同”垫底，对“异”的追究便可以大胆进行了。由此衍生出我和老于日后交往的格局和方式，是幸运也是不幸。多年以后，我和老于在网上反目，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比较镇定的。因为坚信这个“同”的存在，我们的争执缘于此，也将净化于此。

老于是一个天真的人，虽说口若悬河，惯于滔滔不绝，及时反应却比较的差。在争论中我不免占尽上风，并且得理不饶人，常将对方逼入一个死角。比如那次在太原初次见面，辩论时总是围着一大帮人。老于求助于观众，说“让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说，“你以为是在大街上吵架吗？还要让群众来评个理！”老于顿时无言，满脸的无奈。

回想起和老于交往的历史，我当真是在欺负老实人啊。自己不过是伶牙俐齿，却自以为是邪不压正，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令人汗颜！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都是由于老于厚道，且念及当初的那个“同”字。两年前，我给老于写信，表达了和好的愿望。他的回信只有一句话，“怎么办呢？我到底比你大了几岁。”这就是于坚，话说得很大，肚量也的确很大，倚老卖老，的确也有东西可倚可卖。不服气还真的不行。

我总是挑老于的毛病，在我是因为好斗，在老于，是因为他确有漏洞。老于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相反此人非常复杂。如今我终于可以较为公平地认识老于的复杂了，他的复杂实际上是复杂与天真兼有的丰富，因而就更加的可观。实际上，这体现了一个大诗人的容量。以前我对老于的要求是对圣徒的要求，而一个圣徒基本上是和沉溺人间的文学不搭界的。个人的完美和超越并不是老于关心的事。写作三十年来，他的那些几乎无所不包的丰厚的作品足以说明其人能量的巨大以及物尽其用。有诗为证，就不再多说了。

同时，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老于又非常的严谨自律。他睡得很早，黎明即起，每周游泳，生活极其规律。如此的循环往复有如太阳东升西落，犹如宇宙的节律。当我意识到这样做重要时，老于早就如此了，如此生活已经二三十年了。甘于枯燥和无趣才可能集中必要的精力投注于写作。关于诗人、艺术家散漫、无度的生活不过是某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想像，老于早就告诉我们这点了。实际上，即使与朋友相聚，除了对文学的话题有兴趣，其它的话题，包括女人、体育、政治、经济，他都一概表现冷淡。现在想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陷入辩论以至争吵的原因，因为不谈文学几乎无话可谈。于坚天生是为诗歌而生的，把自己锤炼成一代文学大师乃是题中应有之意。

上面这些文字，“我和老于则在见面以前通信有半年了”一句有些疑问。据相关材料，于坚和韩东应该是1984年就已开始联系，到1986年青春诗会时，应该至少有一年到一年半时间，而不是半年。但这只是枝节，这篇短文的意义在于，它让所有关注“第三代”两巨头之间的情谊的人们长舒了一口气，为韩东对友情的真诚与于坚的宽厚肃然起敬。

正如韩东文中所说，他和于坚早在2006年便已和解，所以，余生也晚，除了有一次在“诗江湖”论坛上看到韩东给于坚的一则火药味甚浓的留言，没有再见到两个诗人发生不和的状况。相反，我看到了很多两人“并肩战斗”的场景。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12月25日，云南省举办的高黎贡文学节上。该文学节的奖项之一是由文学节终身主席于坚亲自选出的“高黎贡文学节主席奖”，获奖者正好是韩东。

在开幕辞中，于坚认为，当代文学今天在中国的境遇不容乐观，一方面，严肃的文学作品日益遭遇社会的冷淡；另一方面，那些最寂寞的写作一直在持续，而且越写越好。举办这个文学节，就是要向那些沉默在时代喧嚣中的当代文学表示敬意。而在于坚看来，韩东正是这种严肃写作的典范。“我要向大家介绍在场的我的朋友韩东，韩东的写作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而且还将继续，他最近刚刚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按：指在《花城》2010年第一期发表的《知青变形记》）。写作对韩东来说，不是一种谋取生存处境获得改变的权宜之计，韩东的写作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典范。我们相识于青年时代，那时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理想而成为朋友。那是一个古典的文学理想，是古往今来所有真正的文人所坚持的理想，那就是文学不是为获取权势、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不是谋生手段，不是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文章为天地立心，文学通过语言为世界守成，文学是创造语言王国的手艺，是为民族守魂的事业。”

在即兴发表的获奖感言中，韩东幽默地谈到了自己与于坚的友情：“我深感荣幸。这个奖叫做文学节主席奖，而这主席就是于坚。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的名字就是和于坚连在一起的，于韩于韩，就像朱毛朱毛一样。但于坚因为诗歌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各种奖，本人却几乎没有获过什么奖。于坚大概是看不下去了，就把这个奖给了我。非常感谢于大师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在座的朋友来此见证这基于文学的高山流水的友情！”

此次云南行，韩东有两个收获，其一是获得了文学节主席奖，虽然此奖没有奖金，只有一个奖杯，但对于韩东和于坚而言却意义重大，因为它见证了两个著名诗人之间的友谊。另一个收获是碰见了一个超级女“粉丝”，这个女孩带来一大包韩东的著作让韩东签名。韩东清点之后，发现竟然包括了自己出版过的所有作品，而且这些作品，这个女孩都读过。甚至，有的小说情节连韩东自己都忘记了，她说起来也如数家珍。

由上面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于坚与韩东友情之深厚。这也难怪一个读者在韩东的博客里留下这么一段充满感情的言语：“于、韩的文学佳话，令人感觉到源起于‘今天’北岛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能够跨时代，甚至超时代。的确是一份平等而自由的文学品质的相互认同。它令人温暖，瓷实，可爱，纯粹，而没有丝毫野心或恶意。已近中年的于、韩，的确令人敬仰，也给无数默默而无名的写作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写作支撑和人格鼓励。”

事实上，早在一年半之前的2008年4月下旬，我就亲眼看到他们“和谐相处”。那一次，我赴京参加“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韩东、于坚也是那次会议的嘉宾。因为坊间关于“于韩不和”的传闻甚多，那几天，我对他们的举动十分留心。我意外又高兴地发现，无论开会还是吃饭，这两个光头诗人都排坐在一起，还时不时说悄悄话，关系相当密切。这一状况印证了“反目成仇”的荒诞性。我在会场上无事可干，端起相机照了他们大量的光头照片。

记得当时韩东的长篇小说《英特迈往》刚刚出版，很多人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某天午饭后，离开餐厅时我和韩东、于坚正好走在一起，我对韩东说：“你那书名给我们上了一课。”韩东淡淡一笑，表情像极了他的某些“难以进入”的诗歌。

三

在前面提及的随笔《求异存同》里，韩东谈到了一个关键词——《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在我看来，尽管韩东生性散淡，不喜欢官方的活动，但事实上，从比较世俗的方面说，1986年的“青春诗会”对于韩东来说，还是颇有“功劳”的。首先，通过这次诗会，韩东与书信往来两年多的于坚第一次见面。从此，“民间写作”乃至整个“第三代诗人”群体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峰并列，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欢乐到猜疑、冷战再到相互理解的过程。其次，“青春诗会”为韩东和于坚在更广阔范围内产生影响，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于坚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他的作品《尚义街六号》在《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头条位置上发表之后，好评如潮，“口语诗”的品牌从此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创立起来。

我们还可以说，于坚、韩东、翟永明等人同时参加“青春诗会”，是潜伏多年的“第三代诗人”真正被官方认可的标志性事件。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我的文章中，时常出现“第三代诗人”这个称谓。作为中国新时期诗歌关键词之一，“第三代”值得花费些文字进行梳理。

1986年10月，徐敬亚等人操持的“两报大展”用三期的篇幅推出了近百个民间诗歌社团。虽然这些群体提供的作品风格不一，质量良莠不齐，但总体说来，大部分参展的诗人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从“朦胧诗”的重压中突围出来；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也体现出了比较一致的审美倾向，比如重口语、重直觉、重日常生活而反崇高、反文化。这一特征使他们与此前的“朦胧诗”有了明显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命名”成为可能，“后崛起”、“先锋诗”、“实验诗”、“探索诗”、“新生代”、“朦胧诗后”、“后朦胧诗”、“第三代”、“后新诗潮”、“第三次浪潮”等名词应运而生，其中又以“第三代”和“后朦胧诗”流传最广。

“后朦胧诗”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这一命名，把“朦胧诗”以后涌现、在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的“地下诗人”都囊括其中，万夏和潇潇就曾经主编过一套《后朦胧诗全集》，两本精装本洋洋洒洒2000页，叠在一起，像两块砖头。那么，何为“第三代”呢？西川的说法是，北岛之前的诗人为“第一代”，以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为“第二代”，“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诗人为“第三代”。又有人说，“第三代”这一命名是四川诗人赵野在80年代初四川大学的一个诗歌聚会上提出来的，目的也是为了与“朦胧诗”有所区别。1983年，赵野还主编了一本叫《第三代人》的诗歌民刊。鉴于赵野在对“第三代”命名上的贡献，2005年10月，几个民团体在一次诗歌笔会上，将赵野评选为“第三代天王”，评选理由为：“80年代初，赵野先生以其超群的睿智，预言了一代诗人的诞生，其命名的‘第三代诗人’诗学概念，已无可争议地进入了汉语诗歌长河。他多年来淡泊名利，赢得了一代诗人的尊崇。”

不同的诗人对“第三代”的理解各不相同，有的把参加“两报大展”的除“朦胧诗人”（“朦胧诗人”也参加了大展）之外的所有诗人都归为“第三代”（这一定位和“后朦胧诗”一致），有的则只认为“非非”、“他们”、“莽汉”等以日常口语入诗的诗人才算“第三代”。

尽管众说纷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无论这一群体如何命名，都指向了与“朦胧诗”“断裂”这一目标。

如今，这一代诗人的优秀者如于坚、翟永明、西川、韩东、柏桦、周伦佑等人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功成名就，成为诗坛“大哥”，领受着后来者的仰慕与尊敬，他们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年轻者的营养。当然，更多的“第三代”只是昙花一现，像戏台上的跑龙套者，出来露一下脸就不知所踪了。

让我们继续前面关于“1986”的话题。其实，1986年不仅是对于韩东，对于先锋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都是一个异常关键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最为关键的年份。这一点，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证，比如，在这一年，《北岛诗选》，顾城诗集《黑眼睛》，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诗合集《五人诗选》相继出版，“朦胧诗人”的地位终于获得官方肯定，并达到了他们诗歌生涯的顶峰。比如，轰动全国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两报大展”。从这次大展开始，“第三代诗人”取代“朦胧诗人”，走上了前台。比如当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中国·星星诗歌节”的空前景观，见证了“朦胧诗人”最后的辉煌。

其实，不独诗歌，演讲、电影、摇滚乐在那个年代亦大受欢迎。据西渡《燕园学诗碎忆》介绍，1986年举行的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期间，某作家在大饭厅讲演，听众几乎把大饭厅挤爆，饭厅外，无法入场的人群把门板都挤翻在地。另一个作家的讲演也受到热烈的欢迎，掌声频起，学生将其奉为神明。讲演结束后，学生开始递纸条，有提问题的，也有表达见解的。有一张纸条故意唱反调，上面写道：“XXX，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这个作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念完条子后，冲着台下喊：“有种的，到台上来比试比试！”结果挑衅者没敢上台。在那次艺术节期间，崔健的演唱会也受到追捧。演唱会后，北大便成立了“崔健后援会”。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末就与北岛同时出道、如今几乎已经被公认为“朦胧诗最优秀的诗人”的多多，在80年代并没有获得与其诗歌质量相称的荣耀。西渡说，在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期间，主办方邀请北岛、顾城和多多到北大与学生座谈，座谈会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学生向多多提问。“多多起身要走，被北岛拉住。有人向多多提问了：‘多多，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笔名？是否和一个个人悲剧有关？’这比没有问题更糟。多多讲了几句话，大意是他本来很尊敬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抱着交流的愿望的——但是座谈会的目的显然不是交流，它更像一种仪式。对北岛、顾城来说是一种致敬的仪式，对多多来说就是一种冷落的仪式。”而海子则在这一年获得了他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奖项：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

从唐晓渡的长文《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我们还可以找到1986年发生的其它值得注意的诗歌事件：

1986年1月，《诗刊》在当年第一期推出了“青春诗论”专号，对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大讨论，不同诗歌观念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锋。此举在《诗刊》1957年创刊以来，堪称空前；直到2010年的今天，这家刊物仍没有再推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诗论专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堪称绝后。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人们一向认为是“老套”和“腐朽”的《诗刊》，其实也有“青春”和“激进”的时候。

1986年底，一向作为中国先锋诗歌重镇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停刊。《中国》的诗歌稿件由著名诗人牛汉先生主持，在那几年，牛汉编发了大量当时尚不为人知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在民间诗坛口碑极好，但传统的力量还是太强大了，这个刊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86年10月推出“巴蜀现代诗群”专辑后，编辑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要求改变刊物宗旨和风格。两个月后，《中国》出版“终刊号”。一个曾经颇受青年诗人拥戴的刊物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牛汉先生也因其倔强、高岸的性情和人格，赢得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诗人的尊敬。

1986年8月底，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此次会议，是1980年4月“南宁会议”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理论研讨会。用唐晓渡的话说：“‘兰州会议’的特点既不在于与会人数的众多，也不在于与会者所持观点的杂然纷呈，而在于探索了包括理论、批评在内的当代诗歌进一步深入发展采取的方式与前景。此前或许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像这次这样，一方面，主办者自觉地将‘引导’的意志削弱到最低限度，更多的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言人在坦陈己见的同时也注意倾听不同观点的表达，以营造某种平等对话的气氛。”别看唐晓渡的表达很平静，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80年代文化状况的人就会知道，在一次会议中能够真正做到不同观点“百花齐放”，倾听不同的声音，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大部分“著名评论家”和“著名诗人”是听不得稍微异端的声音的，而且“名人”们当惯了年轻人的“老师”，动辄就希望去“引导”和“教育”青年诗人，你不想“被引导”和“被教育”还不行。关于这一点，稍后在涉及“南宁诗会”的内容时会谈到。

但与此同时，唐晓渡也清醒地认识到，兰州会议上，“著名人物”们在观念上似乎有所进步，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策略而已。《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在会上听了青年批评家金丝燕题为《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的发言后满脸堆笑地赞叹“讲得真好”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来了个“华丽转身”，原本满脸的笑容边成了冰霜，沉痛地检讨自己“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警惕得不够”，同时又自我开脱地质询：“为什么我们的刊物会发这样的文章？”如此为人方式，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但每一次读到这样的章节，我都会忍不住被吓出一身鸡皮疙瘩。

“兰州会议”也不是一味地严肃和沉重，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众多循规蹈矩的诗论家们通过不请自到的四川青年诗人尚仲敏，第一次领教了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出格’风采。他为人们带来了好奇、神秘，最终据说还有愤慨。他有关‘第三代诗人’的定义令他们目瞪口呆。他说：‘诗人像老道一样感悟人生，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位二十郎当的‘老道’在联欢会上自告奋勇要表演一个节目，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节目竟然是声情并茂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

四

洪子诚和刘登翰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中认为韩东“有一些诗，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麻木的反思和批判，但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真实体验”。这一说法仅就内涵而言无疑是准确的，韩东的作品具有“反文化”、“反崇高”等特征。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韩东的诗歌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上一代诗人的巨大反差。事实上，韩东对于语言和形式极为注重，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极为著名的论断：“诗到语言为止。”创作于1984年的《你见过大海》是这一论断的证据：

你见过大海

你想像过

大海

你想像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像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像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像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诗歌的层次是前六行：“你见过大海/你想像过/大海/你想像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无论是你见过大海但此前没想像过，还是想像过大海但没见过，或者是想像过而且见到过，都很正常，不过如此而已。诗歌的开篇，就定下了一种淡泊、无所谓的情感基调。

“你见过了大海/并想像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与第一层次相对，即使“你见过了大海/并想像过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大海而言，你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一个风景的旁观者和游览者，不是加入其中的水手。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接触有什么用处呢？不过和前面那些表现相似，“就是这样”而已。

“你想像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这几句，与前面部分一样，以“见过大海”和“想像过大海”为基础，但不同的是，“也许你还喜欢大海”。即使如此，也“顶多是这样”而已，大海是大海，你是你，没有什么更深的纠葛。

“你见过大海/你也想像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最后，诗人告诉人们，对大海的目击和想像都是飘泛而表面的，你见过大还，想像过大海，甚至喜欢大海，但这又能表示什么呢？你无法融入大海，因为“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不仅你如此，人人都如此。

在这些看似饶舌与取巧的短句间，“大海”这一历来被美誉为广阔伟大、浩瀚的事物的庄严感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民化的朴素与庸常。韩东曾这样宣称：“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这种能够由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美感的生命形式。”由《你见过大海》等作品可以发现，某些时候，诗歌的确可以仅仅依靠“语言的运动”而成型，而不一定非得摆出某一种让读者一脸茫然的姿态。

与此类似的是《有关大雁塔》。这首诗也是一首“反叛”之作，但据韩东在《有关【有关大雁塔】》中透露，当时在他的心目中，最初要反叛的并不是整个“朦胧诗”写作，而只是针对某一首关于大雁塔的诗歌，即“朦胧诗人”杨炼的《大雁塔》。

韩东任教的陕西财经学院，校舍就在大雁塔下面。韩东去西安之前曾经读过杨炼的《大雁塔》，在他的印象中，杨炼的《大雁塔》是一首浮夸的诗歌，诗歌将大雁塔描绘得金碧辉煌、仪态万方。而实际上，在韩东的眼中，大雁塔不过是自己学校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它具有的不是金碧辉煌，而是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诗歌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韩东对大雁塔失望，继而对杨炼失望，

对“崇高”事物的“还原”态度，形成了韩东后来朴素的诗歌美学观念，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用“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来概括他的大部分诗歌作品。

大约是1983年的一天，韩东在学校外面排队领取过冬的大白菜，在缓慢移动中，出于无聊，他不时抬头观看大雁塔，并开始琢磨诗歌。此前他已经写过200多首诗歌，但“绝无例外是一些深受刺激的模仿之作”，而这一次，他获得了另一个开始的契机。那一天，“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呈现在韩东的心壁上。很快，一首将近40行的诗歌出现了：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可是

大雁塔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所有的好汉都在那年里死绝了

所有的好汉

杀人如麻

抱起大坛子来饮酒

一晚上能睡十个女人

他们那辈子要压坏多少匹好马

最后，他们到他这里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

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

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

这是《有关大雁塔》最初的版本，也是在《老家》和《同代》上发表的版本，后来，韩东对这首诗进行了删节，删去了第二节而保留第一节，并在“当代英雄”一句后面空行，将后面五句作为第二节。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23行版《有关大雁塔》其实是原作的第一节。此外，诗歌中的“走进这条大街”原为“走进肮脏的大街”。至于这样的删改是否合适，在韩东看来，是“关键性的成功”，而诗人丁当则一直引以为憾。

我赞同韩东的意见，这首诗第一节已经自足，再加上第二节，则显得过于铺陈了。从诗学观念而言，第二节和第一节也有很大的冲突。我们知道，韩东写《有关大雁塔》的初衷，就是有感于此前杨炼《大雁塔》过于“文化”，他要把一个普通的事物还原成本来的模样，而不是用想象去夸饰，用语言镶嵌。原稿的第二节虽有精彩之笔，却没有脱离“朦胧诗”的套路，仍然具有精神上的审视与内涵上的强调，对“人”本身也有“朦胧诗”里常见的托举，特别是最后两句：“这些猥琐的人们/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一不留神就呈现出英雄主义的自矜。而删掉第二节后，诗歌就具有了一种平静、冷漠，与己无关的姿态。这种姿态，审美理念与此前的“朦胧诗”背道而驰，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诗学方向。

至此，由《山民》开始的模仿和尝试到《有关大雁塔》的“背叛”，韩东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美学，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

《有关大雁塔》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被论者誉为中国新时期“反文化诗歌”的源头之作，此后，杨炼等人的“文化诗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平白晓畅而有余味悠长的口语诗成为诗坛新宠。直到今天，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韩东、乃至整个“第三代诗人”的文论，鲜有不涉及《有关大雁塔》的。

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大雁塔”，代表着“朦胧诗”和“第三代”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写作方式。两座“塔”都有各自的仰望者、追随者，如何做出选择，也让一些读者难以定夺。与韩东同一年代的著名学者张清华曾在随笔《巧遇诗人》中谈及了这两种关观念之争：

Y是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小布尔乔亚诗歌主题中冲出来的诗人，所以应该受到尊敬，他把那时侯的一些小的感伤情绪、诗歌领域里的“伤痕主题”，引向了宏伟深沉的文化和民俗主题。说起来他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应是功不可没的，不过后来他却“挨骂”了，有更年轻的诗人，嫌他板着面孔玩复杂和深沉，就写了“反诗”，意思是，你写那玩意儿，其实是故意做出来的，本来什么也没有，硬硬地解释出一大套意思来，比如说一座古代的建筑物，你站在上面，想到的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苦难沧桑，仿佛这建筑成了什么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化身。可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我爬上去，无聊地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下来，进入了无边的人群就不见了。有什么呢？你的文化英雄般的气势是做出来的，你其实连偶尔在这里潇洒的精神病患者、连那些因为患了抑郁症什么的而轻生的人，也比不过。他们还敢从这里跳下去，将这里开成一朵鲜红的花，要说“当代英雄”的话，那是他们，而你却是什么也不敢的。否则，有种的，你跳跳看。

这其实是一种“难缠”的取闹，诗人自然不必非得下火海、上绞架，做做思想者状也不见得该死，谁都有过几份装腔作势的经历，有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过去我一直为这诗人在心里愤愤不平，受世俗之压还不说，还要受你们这些晚生小子的嘲弄，是何道理。不过后来渐渐理解那“反诗”也不过是一种借题发挥，是“对事不对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其实是一种美学立场的表述。

在这里，“Y”无疑指的是杨炼，“古代的建筑物”指大雁塔，“更年轻的诗人”则是韩东，如同韩东的诗歌，张清华的行文有一种淡淡的调侃，不过他在对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内容的转述时出现了一点偏差，比如韩东诗歌中的“有种的”、“当代英雄”等词语，其实不是正说，而是反讽之语，而从张清华的语气中则很难感觉到这层意思。从韩东的诗里也找不到那种具有挑衅性质的“你其实连……也比不过”、“有种的，你跳跳看”的意思。韩东的诗歌始终在一种客观、平淡、自言自语的氛围下进行，没有表现出主观性的激烈介入，甚至看起来很平静，但人们可以感受得到平静后面的波澜。

不过，张清华毕竟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对韩东的诗歌思想的认识得极为深刻。紧接着，张清华给韩东的诗歌找到了理论依据：

何况反过来一想，若说近乎易，缘乎道，也倒还可以讨论的，道家思想的精义其实正在于主张“消解”，易是以最简化和抽象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所以简单化和“拒绝意义”的世界观，倒实在是得易与道之神韵的。无论老庄，还是禅宗，在哲学的本题论和认识论上，讲的都是“无”，这个既是前提，也是结果，“有”是暂时的、相对的，存在和探求都是这相对和短暂的过程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写反诗的后生，其诗倒反有几分“禅意”了。

应该说，张清华的“思想转变”过程在中国读者中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80年代中期以后，杨炼所提倡的大文化诗歌，包括欧阳江河的《悬棺》、宋渠、宋炜的《大佛》等人的“文化诗歌”在引起一定的反响之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中国诗歌的重心转移到世俗生活方面。以韩东、于坚、李亚伟等人为“领队”的“第三代诗人”取代了“朦胧诗”，成为文坛新贵。

五

即使在写出了《有关大雁塔》之后，韩东的诗歌思想也并非没有摇摆。记得韩东曾经表示，他喜欢的外国诗人是洛尔迦、叶芝、叶赛宁、史蒂文斯、特朗斯特罗姆等，这些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是“第一性”的，是由诗人身体引发的、出自诗人内部的东西，这种东西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得到。韩东认为，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因此韩东不喜欢艾略特，因为他的诗歌里有太多的文化和文明因素，需要放在某种知识体系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世界诗坛巨著《荒原》在韩东眼里显得“虚张声势”。

应该说，这里面没有对与错的问题，诗歌的形式和内涵都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造就了古今中外大量各不相同但成就斐然的大诗人，但需要指出的是，艾略特的作品也是风格多样的，既有《荒原》、《四个四重奏》那样用典甚多的“庞然大物”，也有《我最后一次看到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歌》等简单平易之作。前者相对较长，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沈睿翻译的艾略特的短诗《歌》：

当我们越过那座山回家的时候，

没有叶子从树上落下；

微风轻柔的手指，

也没扯动细细颤抖的蛛网。

树篱仍开满花朵，

没有枯萎的花瓣落下；

但是你的花环的野玫瑰，

正褪色，而叶子一片褐黄。

这种简洁、细微、敏感，让我们看到了艾略特在《荒原》之外的另一面，也看到了韩东在某些角度上与艾略特的殊途同归之处。比如韩东的《美好的日子》、《我们的朋友》、《你的手》等短诗，其基调就与艾略特的《歌》较为一致。我想，如果韩东读过此诗，不知对艾略特的印象是否会有所修正？

事实上，尽管韩东不喜欢在诗歌中掺杂“文明”与“文化”的成分，然而，由于《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作品的出现并引起广泛反响，它们已经发展成为另一种文化，那种看似无所谓，但又深入生活骨髓的真理，让韩东身陷其中，想摆脱都难了。

这种祛除修饰、反对幻觉而直达本质的方式，让我想起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其中深意倒挺适合韩东的诗歌取向的——

有一个诗人问韩东：“假如你养了只狗，你给它取个什么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