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毫不迟疑地回答道：“狗。”

这使我再次想起了2008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与会人员都收到了韩东的发言稿《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这一论断，是对他当年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补充与完善。韩东还一本正经地将这份发言稿通读了一遍，可见其重视程度。

韩东认为，目前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状况，那就是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似乎只有谋取和“西方中心”的某种联系，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意义，否则便会被认为是自说自话，其结果就会是自生自灭。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一种是彻底的西化，将汉语诗歌的写作前景嫁接于西方的传统之上，另一种是提倡民族化，回归中国古代传统。在韩东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相对于西方中心而采取的策略，是十分功利的。

因此，韩东认为诗歌写作的重心还是应该回归到语言方面，无论用哪一种语言写作，真正的优秀诗歌是自足的，无法转译的。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过于渴望被理解和认同，中国诗人们的重心产生了偏离。“一些诗人着力于意思、意义、意象这些可供嫁接再造的因素的经营，而更加细腻和微妙的语言层面却被忽略和排斥。”有感于当前这种“畸形”的现象，韩东宣布修正二十年前“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将其具体为“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为了强调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的身份以及对现实的关注，韩东在发言的最后一刻，将“中国诗歌到汉语为止”的提法再度细化为“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韩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诗歌的思考，而正是这种思考，进一步巩固了韩东的诗人身份。当然，在普遍追求与西方接轨的当下，这份苦心到底受到了多少人的重视，就值得怀疑了。

六

1994年创作的《甲乙》是韩东继80年代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之后引起广泛争议的一首诗歌：

甲乙二人分别从床的两边下床

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

甲的前面是一扇窗户，因此他看见了街景

和一根横过来的树枝。树身被墙挡住了

因此他只好从刚要被挡住的地方往回看

树枝，越来越细，直到末梢

离另一边的墙，还有好大一截

空着，什么也没有，没有树枝、街景

也许仅仅是天空。甲再（第二次）往回看

头向左移了五厘米，或向前

也移了五厘米，或向左的同时也向前

不止五厘米，总之是为了看得更多

更多的树枝，更少的空白。左眼比右眼

看得更多。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三厘米

但多看见的树枝都不止三厘米

他（甲）以这样的差距再看街景

闭上左眼，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

然后再闭上左眼。到目前为止两只眼睛

都已闭上。甲什么也不看。甲系鞋带的时候

不用看，不用看自己的脚，先左后右

两只都已系好了。四岁时就已学会

五岁受到表扬，六岁已很熟练

这是甲七岁以后的某一天，三十岁的某一天或

六十岁的某一天，他仍能弯腰系自己的鞋带

只是把乙忽略得太久了。这是我们

（首先是作者）与甲一起犯下的错误

她（乙）从另一边下床，面对一只碗柜

隔着玻璃或纱窗看见了甲所没有看见的餐具

为叙述的完整起见还必须指出

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

《甲乙》写的是两个人做爱结束后下床的过程，短短的几个动作，被诗人拆散、分解。自始至终，诗歌都在描述，非常耐心，也非常客观，有时候一些联想会旁逸斜出，比如在叙述了左眼和右眼所看到的场景之后，突然加上一句说明：“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三厘米/但多看见的树枝都不止三厘米”；比如在系鞋带的时候，思绪突然延伸到童年和老年。整首诗像一个写实的电视短片，不仅事物和数据真实而精密，而且连标题都用剧本所习惯的手法——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常常用“甲”和“乙”代替。

这首诗被一些论者认为是韩东90年代非常重要的作品。柏桦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主体变异》中认为，《甲乙》是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身体写作的开篇之作，它预示了90年代大面积以性作为主题的后现代写作的倾向。他通过物、客体、身体、甚至精液为我们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在《甲乙》里，客体或身体得到了它自身的自由度，对这首诗的阅读可以令我们获得一种令人震惊的复杂性热情。

诗人伊沙则认为，《甲乙》是韩东90年代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这首诗的作者具有“从容、可怕的耐心”，诗歌语言“精密度极高”，因此，这首诗不仅体现出一个“优秀的韩东”，还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韩东”。

诗人沈浩波在2000年8月举行的衡山诗会上更断言，《甲乙》是韩东90年代唯一成功的诗歌作品。沈浩波认为，80年代的《有关大雁塔》等一系列作品，使韩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诗人，但作为一个先锋诗人，韩东真正出类拔萃的文本以及真正具备先锋性的文本并不多，直到《甲乙》的出现，韩东写作的意义才被落实下来。韩东在80年代就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但那个时候，韩东的诗歌在语言上的探索之路没能走多远，并没有做到“诗到语言为止”，只有到了90年代的《甲乙》才算是完全验证了“诗到语言为止”，《甲乙》是直接用语言构成诗的典范写作，它“使韩东真正成了一个好的诗人”。

沈浩波独尊《甲乙》而贬低韩东的其他作品，引起了韩东和一些诗人的反驳。几个月后，网络上掀起了气氛热烈的“沈韩之争”，大量有影响的诗人“参战”，成为新世纪诗坛一景。

对于上述几位诗人的意见，我不敢完全苟同，诚然，《甲乙》有其艺术上的探索，它冷静、客观、讲究细节，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可以算是优秀之作，但远远称不上最好。从另一个角度说，它显得直白，叙述上有些刻意。有论者认为《甲乙》的优势——运用了电影的多视角手法——正好是招致“枯燥”的根源，也许那个评论家看上了《甲乙》中无处不在的细节，甚至还可能认为这首诗因为有大量细节的存在而生动，事实上，正好是这种外在的“生动”伤害了这首诗，使其显得饶舌和枯燥——把什么都写清楚了，那已经不是一首诗，而是一篇说明文。同是创作于90年代的作品，我更喜欢《在深圳的路灯下》：

在深圳的路灯下她有多么好听的名字

“夜莺”，有多么激动人心的买卖

身体的贸易

动物中唯有这一种拥有裸体

被剥出，像煮硬的鸡蛋，光滑

嫖妓者：我的堕落不是孤独的

我的罪恶也很轻微

她引领着一条地狱的河流

黑浪就来将我温柔地覆盖

那坐台女今晚和她的杯子在一起

杯子空了，她没有客人

杯子空了，就是空虚来临

她需要暗红色的美酒和另一种液体

让我来将它们注满，照顾她的生意

让我把我的钱花在罪恶上

不要阻挡，也不要害怕

灯光明亮，犹如一堆碎玻璃

让我将她领离大堂

我欣赏她编织的谎言

理解了她的冷淡

我尤其尊重她对金钱的要求

我敏感的心还注意到

厚重的脂粉下她的脸曾红过一次

我为凌乱的床铺而倍感惊讶

我和橡皮做爱，而她置身事外

真的，她从不对我说：我爱

这首诗写性，但并不淫荡，有的仅仅是恰到好处的勾引。从路灯下的交谈到床上的交易，诗人都以极其冷静的笔触进行客观描写，而每到紧要关头又将注意力故意引开，使诗意旁逸斜出，偏离读者的阅读惯性，产生一种疏离感。在语言上，也极为自然和节制，没有一个生僻的词句，对读者不会构成阅读障碍。

韩东是机智的，他知道什么样的写法能够达到最佳阅读效果，如果像时下某些不知轻重的青年诗人那样，自始至终都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诗歌的诱惑力不仅会大大减小，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语言垃圾。

在回答诗人安琪的提问时，韩东谈到了他所欣赏的语言风格，韩东说，他最欣赏的是直接明了的，朴素而具有幽默感的语言，“我喜欢清晰、简单，有时候笨一点的方式。造作、炫耀的东西我不喜欢，教条的东西和我更犯冲。线性又有笔触感的语言我孜孜以求。收敛、沉静、自然、质朴、庄重、细致、敏感、微妙、机智、严谨……这些都是很好的形容词，可用来形容我所谓好的语言。”《甲乙》和《在深圳的路灯下》两首诗，哪一首更接近韩东的意愿呢？读者不妨对比、琢磨。

完成《在深圳的路灯下》四年之后，1999年夏天，韩东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南方以南》。小说讲述的是“我”离婚七年后，终于听从朋友单勇的劝说，到深圳“看看世面”的故事。在深圳，“我”从正规按摩开始发展到了很自然地与“流莺”嫖宿。这篇小说可以当作《在深圳的路灯下》的注解版，虽然在细节上不见得是同一个故事，但它的平实，节制以及略带温暖的境界，与诗歌给人的感觉相当一致。

七

韩东没有写过长诗，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在许多批评家把能否写长诗和大型组诗作为评判是否是一个“实力诗人”的标准的今天，只写短诗的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不是大才”的指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谁敢说鲁迅不是大才？博尔赫斯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甚至连中篇小说都没有几部，谁能否认他的大师地位？在我看来，写短诗讲究一口“气”，韩东很多短诗之所以天衣无缝，就是因为一气呵成。而长诗对作者的要求与短诗截然不同，它需要的不仅是才能，还有健康的身体。

但韩东有两首短诗的“气场”有些怪。这种“怪”不是指语言的突兀，而是内涵的缥缈。试看看这首《雨》：

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

下雨是一件大事

一件事正在发生的时候

雨成为背景

有人记住了，有人忘记了

多年以后，一切已经过去

雨，又来到眼前

淅淅沥沥地下着

没有什么事发生

诗歌写雨，仿佛又不是。“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下雨是一件大事”，强调的不是“下雨”，而是“什么事都没有”；“一件事正在发生的时候/雨成为背景”，中心词更是“一件事”，“雨”则退居为背景。然而，尽管“事”被反复提及，但仍然是可有可无的：“有人记住了，有人忘记了”。这是诗意的第一次逆转。

“多年以后，一切已经过去”。诗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时间抹平了一切，故事似乎已被淡忘，而正在这个时候，“雨，又来到眼前”。这是第二次转折。

正当人们以为会有什么事发生而充满好奇时，诗歌再一次发生转折：“淅淅沥沥地下着/没有什么事发生”。

这样的诗歌太玄乎，很难辨别好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它简单得有些取巧，没有描述具体的情景、故事和感觉，但仿佛什么都已经写尽。比如，曾经热烈地相恋过最后又分手的人们，也许会怀念起当年和恋人在雨中的情景，或者历经生活沧桑之后的人们，在某个特定场合，记忆中的某个细节就会不经意的到来探访……这是9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的一种方式，作者尽力置身事外，显得冷静而客观，不同的读者则通过自己的想像去填补语言间的空白。

另一首“怪诗”是《黑人和老虎》：

灯下没有一只小虫

空白的纸页，没有一个字

我没有你

雨在雨季就像老虎在

猛兽中或黑人在阴影里

可是我知道——

飞蛾已经出生

巨著总会完成

大雨已成灾

黑人和老虎比喻我和你

《黑人和老虎》是韩东诗歌中令我迷恋的一首，与其他诗歌的平实朴素不同，从1992年在台湾《新陆》诗刊第一次读到它，十多年来，我一度琢磨不透它表达的意思。几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表达过自己对这首诗的迷惘，用那篇短文的话说，“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神秘气息给予了这首诗飘忽不定的内涵”。自然，这与我的愚钝有关，“空白”或者暗示太多的作品，从来就是对一个读者的想像力的最大考验，而我正好缺乏进入的钥匙。一个中学生读那篇短文了之后，竟然写了一篇解读文章为我释疑，虽然我对那篇解读文章并不完全认可，但中学生此举已足以令自命有20年“诗龄”的我惭愧异常。

就在我对自己的理解能力几近绝望的时候，2010年6月20日下午，我突然“开窍”了！

第一节“灯下没有一只小虫/空白的纸页，没有一个字/我没有你”，三句话是平行的，表达的是相同的状况：虚空。你看看，灯下没有小虫，白纸上没有字迹，我孤独的一个人。一切都空空荡荡，孤独无倚。但这种虚空只是表面现象，在“虚空”的内部，有着内在的“实”。因为只要有灯火，小虫终究会出现；只要有纸页，字迹就会来寻找它的归宿。这一点，从第二节可以找到依据。与第一节一样，第二节也表现了三个并列的现象：雨在雨季，老虎在猛兽中，黑人在阴影里。在雨季，作为个体的雨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四处都是猛兽，作为猛兽之一的老虎也足以被忽略；阴影之中，黑人的皮肤自然也不会过于突出，因为缺乏相应的参照系。

前面两节，给人一种失落感，让人对一切缺乏把握，但又隐含浅浅的希望。正因为隐含这希望，第三节的出现就水到渠成了：“可是我知道——/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大雨已成灾/黑人和老虎比喻我和你”。在这里，“飞蛾”对应了第一节的“小虫”，即，小虫已经破蛹，长出了翅膀，随时准备着扑火；“巨著”对应了第一节所说的“空白的纸页，没有一个字”，因为有了恒心，即使原本是空白的纸页，也将写出巨著；“大雨已成灾”自然是与第二节的“雨在雨季”相对。现在，小虫已成长为飞蛾，空白的纸页填满了优异的文字，大雨不仅在下，而且源源不绝，那么，黑人自然会突破阴影，老虎也将从猛兽中独立出来。因此，最后一句“黑人和老虎比喻我和你”自然是对前面的“我没有你”的回应。

整首诗，由虚空、失落逐渐转先乐观、自信，甚至有些决绝。字里行间暗含的“飞蛾扑火”般的举动，无疑是对虚空与失落的拨乱反正。理解了这一点，几年后韩东牵头发起“断裂”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八

1998年5月1日，韩东与朱文聊天，两人决定进行一次“大动作”，向全国数十个青年作家发出一份问卷，请他们回答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然后根据作家们的回答进行统计并形成文件公布出来，这就是后来引起文坛震动的“断裂”行为。随后的几天里，两人又与鲁羊多次商量，并草拟了问卷中的问题，最终决定该问卷由朱文作为发起人。

从5月12日发出问卷，至7月13日，共发出问卷73份，收回55份，加上朱文本人的答卷，共56份。随后，朱文对各个作家的答卷进行了统计，并写下了13则“工作手记”。《岭南文化时报》、《文友》和《街道》杂志相继发表了问卷的部分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南方周末》、《精品购物指南》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1998年10月，《北京文学》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为题发表了这56份答卷，以及作为附录的“问卷说明”、“答卷数据统计”、“工作手记”，还发表了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等内容。以下为韩东的答卷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某一阶段的创作思想和对当今文坛的意见：

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

我对《读书》、《收获》两大名刊的评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

我对《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两大权威选刊的评价是：如果作为最差小说的选本，它的权威性将不容置疑。

我对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的评价是：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包括这份答卷在内的大部分作家的回答，因其辛辣、尖锐、偏激和决绝，在发表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文学界议论纷纭，叫好的、讨伐的、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互联网还远远称不上普及，但即使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搜索一下“断裂问卷”这个关键词，仍然可以看到上千条相关新闻。

事实上，早在《北京文学》发表之前，朱文所写的“工作手记”，就已经列举出了在“行为”之初所引起的反应，在这里姑且引用几条：

一个北京作家收到问卷的当天打来一个热情洋溢的电话，高度赞扬了一番《断裂：一份问卷》，但是也说到自己的难处，在作协下属的单位上班，所以有些问题很难直接回答。

一些作家指责我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也有人说对被提问者带有某种侵略性。

上海一作家打来电话说，这件事很有意思，但是如果半途而废，就变成一次新闻炒作。一位朋友也劝告说，你们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将违背你们的本意，你们不知道，媒体是个怪兽。另一位朋友也说，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埋头写你的东西好了，管那么多干嘛，别人会认为你在沽名钓誉。更多的朋友善意地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谈什么文学革命，太过时啦……

又有了一个说法。这次行为被描述成所谓的新生代作家企图取代什么代作家的一次集体行动，或者说，边缘作家不甘寂寞，开始争夺主流话语权力。

有一位作家还没有收到问卷，但是已经通过电话从其他作家那里知道了问卷的内容。这位作家抱怨说，千万不要寄给我呀。更为有趣的是，一位作家打长途电话给另一位作家，告诫他，答卷时小心点，因为你翅膀还没长硬……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不好玩的是，一份问卷甚至使多年的朋友因为意见相左而忽然感到隔阂起来。

作家的反应千差万别，而媒体的反应也相当“有趣”。行为开始时，很多杂志表现出对“问卷”的兴趣，然而，当杂志社的编辑收到问卷后，又显得忧心忡忡，担心出问题。有的刊物想发表，却提出条件，要求删去其中的一两个“敏感问题。”后来，内部出版的《岭南文化时报》刊出了这13个问题，却不知道是因为校对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出现多处错误。

最有意思的是“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穿一身绿衣服的人就像一只青菜虫子？”很多受到问卷的作家都以为提问者另有所指，是在影射什么。朱文为此先后收到十六个询问电话。深圳的《街道》杂志在刊出问卷的时候，也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给办刊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坚持要删去。事实上，这个问题很简单，绝无“微言大义”。用朱文的话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玩笑，也是对参加这次行为的作家填写答卷的一点谢意。灵感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瘦瘦的朋友，他有一天忽然穿着一身绿衣服，只穿了一次就为他牢牢地赢得了‘青菜虫子’的绰号。”然而，面对那些纷至沓来的询问电话，朱文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解释和澄清。

从这些早期的反应，已可以预料到“问卷”在《北京文学》正式发表后的强烈“地震”。而韩东们并不打算就此偃旗息鼓，紧接着，韩东发表了《我的文学宣言》，宣布与腐朽的文学秩序进一步“断裂”。同时，他们开始策划“断裂”丛书。1999年3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韩东主编的“断裂”丛书第一辑，收录了楚尘的《有限的交往》、吴晨骏的《明朝书生》、顾前的《萎靡不振》、贺奕的《伪生活》、金海曙的《深度焦虑》、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六本小说集。在同时出版的《芙蓉》杂志1999年第二期中，韩东和朱文就“断裂”行为进行了一次长篇对话，对这次行动的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阐释。随后，朱文撰写了《狗眼看人——从断裂丛书出版谈起》一文，再一次对这一行为进行思考，表明了立场。1999年5月出版的《芙蓉》第3期，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人针对著名作家韩少功因为评沦家王干认为《马桥词典》有抄袭《哈扎尔词典》之嫌而将后者告上法庭并胜诉（文学界一般将此事简称为“马桥诉讼”），发起了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我仍这样说”行动。在这篇众多作家参与的对话中，哪怕对话者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并比较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词典》的异同，他们仍然在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后面用黑体字强调：“我仍这样说，《马桥词典》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我仍这样说，《马桥词典》尽管广告满天飞，但仍不入流品。”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断裂”行为的延续。

2000年夏天，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汪继芳采写的“断裂作家”访谈录《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在书中，汪继芳对参加“断裂”行为的十三位南京作家进行了专访，并附录了相关资料。半年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楚尘主编的“断裂”丛书第二辑，收录了韩东的《我的柏拉图》、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张旻的《爱情与堕落》、鲁羊的《在北京奔跑》四本小说集。

这一系列活动，把“断裂”行为的影响引入更深远的境地。

正如前文所说，“断裂”之后，各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据《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一书介绍，批评家王干与“断裂”行为毫无关系，但平时他与韩东等人接触得较多，被很多人认为是“断裂”分子，1998年11月下旬，王干参加“青创会”时，有人就在他的房门上张贴小字报，后来，王干的办公室还莫名其妙地着过一次火。更有意思的是，“‘断裂’使原本一团和气的南京作家们有了分别。原来作家们都是在一起踢球的，自从‘断裂’以后，作协那一拨人就不来踢了。”

九

一些参与“断裂”行为的作家付出了或大或小的“代价”。

时隔9年之后的2008年，《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回忆往事，仍为韩东对《收获》的评价“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耿耿于怀，下口毫不留情，甚至十分刻薄：“我们可以说说韩东、朱文，为什么我们后来跟他们疏远了？快十年了，我一直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他们在90年代后期，纠集一批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搞了个‘断裂’，为了表示对现状不满，为了表示一种姿态，他们骂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应该骂《收获》。就像莫言说的那样，他们反对的很多东西也是我们所反对的。这是我很多年里，第一次正面谈这件事。那时的韩东和朱文从社会底层拱出来，内心比较压抑，对此我能够理解。其实说穿了，他俩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有名。他们俩喜欢来事，却又缺乏搞运动的素质，像是发育不良的侏儒。对朱文我无所谓，我计较的是韩东。也就是说，任何人可以骂《收获》，你韩东不可以。什么道理我下面说。有一次上海写小说的张旻碰到我，为韩东说好话，他说韩东不知道我还在《收获》，我说我在不在韩东都不可以骂《收获》，因为《收获》是孵育你韩东长大的母亲。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子不嫌母丑’，这是道德底线。”“你韩东骂《收获》就是违反伦理，为什么？《收获》整个改变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对狼母也有情的，何况是人。你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不清楚还混什么？”

为了证明自己和《收获》对韩东的知遇之恩，在这篇题为《关于先锋文学和先锋编辑》访谈文章中，程永新花费了不少笔墨来介绍自己与韩东的交往情况：

当年我去南京的时候，韩东他坐了辆“马自达”来见我，“马自达”就是三轮车。在茶馆见的面。他是经我同学黄小初推荐、介绍认识的。我知道他写诗，在诗歌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并不属于我特别喜欢的诗。黄小初说他写了些小说，想见我。他用轻轻的声音告诉我他在大学里教学，讲课有心理障碍，不能当一个好老师，断断续续，嘟嘟囔囔，表达词不达意。很落魄的样子，给我一种病态的印象。后来他拿出一堆乱糟糟的稿子来，是他断断续续写的六、七个短篇。当时因为是黄小初推荐的人，我把他的稿子带了回来。

我第一次给他发了个很短的短篇，纯属是帮忙性质，严格的意义是人情稿。当然，他的文字很有特点，很洗练，很干净，叙述也很简洁，之前我听马原也提到过他，严格说，这篇东西按照我内心的标准，是不一定可以在《收获》上发的。但是出于情面，还是想帮他。后来我看其他杂志，如《作家》等杂志也发了他的短篇，这增加了他的信心，他连续写了不少东西，一直到他写出《反标》，那时我知道他一下子上来了，《反标》后来在文学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他后来一些重要的中篇都是在我们杂志上发的。

据程永新介绍，他不仅编发了不少韩东的中篇小说，还编发了韩东推荐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比如朱文和李冯。据程永新称，在《收获》发表朱文的小说《小羊皮纽扣》之前，朱文尚未在中国大陆发过小说。和韩东一样，李冯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在《收获》发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程永新面对韩东的“断裂答卷”时的那种憋屈和气愤了。

自1983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收获》杂志社工作以来，程永新编发过大量有影响的稿件，其中《活着》、《妻妾成群》、《顽主》、《许三观卖血记》等，都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无法绕开的经典；很多作家的成名，都与程永新的工作有关。像这样的中青年编辑，在中国文学期刊界十分罕见，仅我所了解，大约也只有钟红明、田瑛、朱燕玲、李敬泽、何锐、袁敏等少数人而已。因此，在讨论这一“公案”之前，我必须先对作为文学编辑的程永新表示敬意。

在我看来，程永新这番话，一方面说明了自己以及《收获》对韩东的扶持，另一方面，却也侧面证明了韩东对文学的真诚与对朋友的热心。据我所知，除了朱文和李冯，还有很多作家在写作和发表上得到过韩东的帮助，特别是南京的年轻一代作家。

在接受汪继芳的采访时，诗人刘立杆回忆道：80年代末，韩东家里每天都会聚集着一大群文学朋友，有时候甚至两个屋子都堆满了人，朋友们在客厅里穿来穿去，那氛围非常吸引人。认识韩东后，刘立杆的文学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南京作家黄梵甚至把韩东誉为与庞德同等重要的人物：

吃饭时，黄梵说：“以前看过庞德的传记，知道了庞德是个文学的推动者。……团结了很多人，特别是诗人。许多人出来都跟他有关，如海明威、乔伊斯、考利等等。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看过后，帮他删了一半，使《荒原》比以前更紧凑了。庞德几乎影响了两代作家，他把一半的时间用来帮朋友出书、摆脱经济困难。现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人，那就是韩东。1996年我重新写作后，与韩东开始接触，发现他在这方面很认真，没有私心，一心推荐作品，为《芙蓉》编辑小说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中国作家里，我还未遇到这样的人。”为了说明韩东的无私，黄梵还讲了一个故事：1997年下半年，黄梵把刚写完的一万多字的小说《同床共枕》拿给韩东看，韩东看后，给《人民文学》编辑李敬泽写了封信，说这个人将来会超过我。后来黄梵收到李敬泽的信，才知道这件事。这之后，《人民文学》发表了黄梵的小说《花瓶》。（[HT][HK]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现在回到“程韩事件”上。虽然程永新为韩东批评《收获》的言论感到憋屈和愤怒，然而，如果我们暂且把道德上的细节搁在一边，仅仅就事论事，就可以发现此事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公平地说，程永新的这番话，有可以理解的“悲愤”。中国的传统，讲究知恩图报、礼尚往来。《收获》对韩东们如此青眼有加，韩东们的确没有必要对这份刊物“放狠话”。但是，这段话也反映出了程永新在愤怒之中的口不择言，首先，将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定位为“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是不大妥当的。诚然，这里面有少数几个年纪较轻，进入文坛时间不长，可以说是新人。但至少就我最为了解的诗歌方面而言，于坚、翟永明、吕德安、杨克等人都是成名十年以上的“老诗人”了，用“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来概定他们，显得发言者对诗歌颇为外行。当然，也许程永新这样说是基于某个极为苛刻的前提，比如与卡夫卡、艾略特等人的成就来比较，这56个作家的确都是“新人”。可是，如果真的与卡夫卡、艾略特比较，不独这56个作家，所有中国作家不都是“刚刚学习写作的新人”吗？

其次，程永新把韩东和朱文比喻为“发育不良的侏儒”，以及说韩东“嘟嘟囔囔”、“落魄”、“病态”。有失厚道。无论如何，韩东“骂”《收获》，是对刊物的一种态度，针对的是“物”，没有涉及到人身攻击，而将一个健康的人说成是“发育不良的侏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是明摆着的是进行人身侮辱了。

反观当时“断裂”行为出现的大背景，我们也许可以很“中庸”地认为：程、韩两人都没有错。从韩东的角度说，对《收获》的评价是整个“断裂”行为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他本无心在《收获》上下力气，他针对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体制，其中的偏激和决绝，也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深思熟虑，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因此对于《收获》，可以说是一种无心之过，或者误伤；从程永新的角度来说，他身为《收获》的编辑，而且正好是韩东在《收获》发表作品的责任编辑，是作家的“伯乐”，他不可能不注重一个作者对曾经发表过其作品的刊物的评价，于是，作为众多回答中的一个，韩东对《收获》的评价被专门拎了出来，就显得异常突兀而刺眼。当人们——特别是与《收获》关系良好的人们——把这一原本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落足到具体的细节之中，“忘恩负义”和“吃完奶后不认娘”的“帽子”也就无法避免地被戴上了。

事实上，韩东一开始就预料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指责，所以，他在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韩东的回答比程永新的质疑整整早了10年：

我们备受指责的地方还在于所谓的“自相矛盾”。比如问卷上的问题涉及到对《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书》、《收获》、“鲁迅文学奖”等的具体评价问题。《小说月报》曾两次刊登我的小说，《读书》转载过我的谈话，《收获》五次刊登我的小说，我亦是“鲁迅文学奖”的提名人，《小说选刊》因没有刊登过我的小说特地向我表达了歉意，对此我将作何解释？我觉得所有这些与我对它们如何评价是两回事，它们对我个人所做的与它们的基本倾向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两回事。如果有人因此指责我“恩将仇报”那也没办法。

这里面还牵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刊物成全了作者，还是作者成全了刊物的问题。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刊物发表了作家的重要作品，作家应该心存感激，日后不能对刊物产生不敬。问题真有如此简单吗？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作家的作品让更多的后来者认同并喜欢一份刊物，这份刊物是不是也应该对作者心存感激？再说，选发优秀的作品原本就是编辑本身的工作职责，作为编辑，何必因为自己当过“伯乐”而强求别人一辈子感恩戴德？所以，在遇到像“断裂”行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时，人们不妨宽容些，多想一想青年作家们的吁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不必过于在意那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激愤之语。

“断裂”之后，《收获》是否还继续发表韩东的作品，我没有专门考证过，但据我所知，与《收获》齐名的《花城》杂志对韩东的支持并不亚于《收获》，甚至尤有过之，韩东不仅在《花城》发表过多部重要中短篇，他的《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都是在《花城》发表的。

如果说《收获》与韩东的关系“逐渐疏远”只是个别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个人行为，那么“断裂”行为对于坚的影响则要长久和深刻得多。当年，对“断裂问卷”的第七个问题——“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于坚的回答是：“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起初，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回答了就完事了，没有人找于坚的麻烦，孰料近十年之后的2007年底，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一回答的严重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一大批老作家老诗人频频发表文章批判于坚，并向有关部门甚至国家领导人写信，强烈要求于坚到鲁迅坟前磕头谢罪，并取消其鲁迅文学奖资格。对于这一事件，我在《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十

和所有诗人一样，优秀如韩东者也不可能字字珠玑。韩东也有一些诗句写得过于直白和随意，比如“这是冬天荒唐的景色/这是中国的罗马大街/太阳的钥匙圈还别在腰上/霞光已打开了白天的门”，“我也曾坐在床头/等待着你的归来/你也曾向你的父母告假/那假期多长多甜蜜”，“如果一万人在海面打捞，我只对你吐露珍珠”……

尽管部分诗歌过于随意，但不能因此质疑韩东的创作态度，事实上韩东的认真几乎无人能比。在8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写诗不单要依靠技巧和心智，更与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因此，透过韩东看似无所谓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孤苦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份认真，很难想像韩东在达到诗歌的高峰后还能抽身出来进行小说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的中坚和“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扎根》、《我和你》等长篇小说发表后，都引起巨大的反响。而由他主要编辑的诗歌民刊《他们》，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即使早已停刊，也属于一个时代难以绕过的风景。

由于认真，有时候不免显得倔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嫉“俗”如仇，也期望以高标准来要求整个文坛。前文所说的“断裂”行为应该可以算作以韩东、朱文为首的一代作家向文学体制中腐朽部分宣战的檄文。在文坛如政坛的中国，参与“断裂”行为的56个作家，做出这一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勇气。

关于“断裂”行为的初衷，韩东在接受常立的访问中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阐释：

起因就是，我们写小说嘛，写着写着就要进入系统了，像我和朱文当时发了不少东西，又获得好评，然后感觉上就是，快要走苏童、叶兆言的那条道路了。我说的一个词就是“虚席以待”，我们可以去作家协会，去做专业作家，那条作家的道路就很明确了。当个专业作家之后，然后就到处开笔会呀，参加活动呀，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实惠。我和朱文都比较烦这些个东西，很多人是被我们带进来的，怀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参与了这件事。我始终不愿意我的写作受到任何干扰，但是，如果你进入了作协这样的地方，那你就要走那条道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比较讨厌。我写书就写完了是吧，写书之外，我愿意干吗就干吗，我愿意和朋友交往，我愿意上网，我不愿意受那么多的束缚。发起“断裂”，就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所谓的文坛断开。

所有这一切，可以用朱文的话来概括：“我希望自己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想到了就去做。文学作为一个腐朽的名词如果让你感到厌烦，你不妨让它有时成为一个动词。”

然而，与世俗决裂的勇气仍然不是外在的，“断裂”之后，参与行动的不少作家诗人照样与他们所贬讽的刊物打交道，或明或暗地做着他们在“问卷”中所反对的事情。比如一个参加了“断裂”行为的作家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就进行了反省：“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必须参加这个事情，必须说话，必须参加这样的行为，卷入这个事件之中。但这是一种悖论，我不可能不参加，但一旦我参加了，当这个事情指向一个结果时，我又不喜欢。比如在回答‘断裂’问卷时，我说了一些话，后来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我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里，有些话我可能是对的，而有些话可能是错的。比如，对一些问题，后来想想，还是回答得不太好，因为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而我采取一种无所谓的很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回答某些问题。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我做得不够诚实。……如《读书》、《收获》这些问题我平时是不思考的，但回答时，我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种做法显然就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杂志对目前的中国文学是有益的。……我想我对‘断裂’这个事情的厌恶情绪，后来的厌恶情绪就是由此产生的。它不能使我正确地对待我自己。”从这些看似迟疑、犹豫、反复实则坚决的话，我们可以推想到其他部分参与“行为”的作家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全世界都如此，每一件看似悲壮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衍变成作秀，56个参与者不像某首歌曲所唱的“56颗心”，谁能够保证光彩照人的脸面是不是因为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呢？

这使我想起了某个下午的阅读经历——当我将几本作家访谈类书籍跳着读，竟然发现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作家仅仅相隔三五年，见解就有天壤之别。严重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地易时移而发生的合理微调，而是背叛了自己以往正确的初衷，发生了质变。比如从当年的追求正直和公平变成了为油滑与庸俗辩解，从当年把写作当成陶冶性情的方式变成了将这种爱好用于追名逐利。总之，正好堕入他们当年嗤之以鼻的境地之中。这种思想的庸俗与他们作品的雅气形成的强烈反差，实在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鉴于这样的令人诧异的现象屡屡发生，用“道德的虚设”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在是太精到不过了。在文学作品中，在面对媒体时，很多作家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光亮，乡村作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市作家，就出淤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清洁完美的书生形象令读者仰慕不已。然而，这种高尚不过是一种“虚设”，生活中，他们庸俗透顶。一边吃肉一边抱怨肚子饿，一边乐呵呵地抱着儿子一边恶狠狠地骂娘，一边为了爬官而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一边大肆赞扬西方的制度。我们不忍心说这些作家虚伪，因为创作和生活有时候是不能画等号的，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在后花园里也会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家是“分裂”的，他们在欺骗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所持重的道德优势只是在为自己名利挣工分，是一种博取眼球的幌子而已。因此在我看来，56个“断裂”问卷的答复者鱼龙混杂，里面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存在这一些表面清高而内心庸俗的作家。

值得欣慰的是，活动的发起者韩东和朱文一直坚守初衷，对权势和名利不追逐，不妥协。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在人格上的独立值得敬重。

十一

韩东的作品我能记住将近十首，与海子、西川等人数目相仿。《温柔的部分》、《我们的朋友》、《明月降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在深圳的路灯下》、《你的手》……都是一个诗歌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产品。我相信自己一定受过韩东的“恩惠”，那是1990到1994年间，我还在四川都江堰学习写诗。在那两年间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现代诗作品，于坚、韩东的作品因为其文字上的随和而博得了我的好感。用柏桦的诗歌来表达，是“呵，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第三代诗人”的口语诗对我的影响，但相信者寥寥，他们认为，我的方向与“口语”南辕北辙。读者的怀疑可以理解，因为我当年的那些幼稚之作一直没有胆量拿出来。

最早阅读到韩东的诗歌应该是在一本诗歌选上，书名是《青年诗选1985-198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出版，收录了韩东、于坚、廖亦武、刘立云、简宁、大仙等人的作品。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首先是因为在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系列诗歌年选或双年选非常受读者的欢迎，其次，在读到这一系列图书时，我正与诗歌进行这疯狂地“恋爱”。周涛的《野马群》就是在这本书上读到的，读得我心潮澎湃，我不仅将它抄在笔记本上，还兴致勃勃地向一个玩得极为要好的同学推荐，而那位同学对文学毫无兴趣，他只“友情支持”式地淡淡地瞟了一眼，没有做声。后来我读到布罗茨基的《黑马》，总会想起周涛的《野马群》，尽管两者的风格和内容毫不相似。再后来，诗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向力与美致敬的爱好，以马、虎、豹为题材的作品蔚然成风，不仅我时常从大大小小的刊物上读到，我自己也写了一首《野马》来凑热闹。事实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野马为何物，对这种动物所代表的力、美与速度也理解不深，写下那样一首诗，无非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诗歌爱好者向前行者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而已。

大仙的《听蝉》也是在这本书上读到的，那种空灵、静谧中的禅意令人向往：

下午的寂静在林子的空地上漫起来了

这个下午的风在我的掌中一动不动

我默默地和石头坐在一起

四周全是我不同姿式的影子

这蝉声就在这时候响起了

这蝉声从半空里轻轻落下

轻轻拂响我的影子

我那揣着风的手也张开了

要把这声音合进手掌

这蝉声在我的手心里

通过全身

和我的呼吸同在一个时间

回到树上

这蝉声浓浓地遮住了我

一遍一遍褪去我身上的颜色

最终透明地映出我来

哦，我已是一个空蝉壳

《听蝉》创作于1986年夏天，因为这首诗，让我在20年后的今天仍对“大仙”这个名字念念不忘。遗憾的是，这个优秀的诗人后来长时间没有再提起诗笔，2009年，我读到他的一些新作，原本的那种从容和安静已经丧失殆尽。这样的诗歌，如同大仙的一首新作的标题“让我们返回世俗”，语句短促、直接，切入现实的成分增加，却无多少可供人回味和思考的内涵。

试看这首2009年6月写的《不做爱》：“跟你不做爱，人生没交代/跟你想做爱，结果你不来/跟你缓做爱，又怕你太快/跟你去做爱，突然想悔改。//我其实不在乎未来/我其实挺看重现在/我其实想有一天跟你做爱/我其实想跟你造就个后代//跟你做完爱，爱更失败/跟你不做爱，爱更惨白/做不做爱比做不做人都难/做不做人比做不做爱都坏//我其实想跟你去表白/我其实相睡在你心怀/我其实想解开你的衣带/我其实厌倦了这种状态。”这首诗，粗俗、直白，近似于拙劣的摇滚歌词。再看《让我们返回世俗》的前几句：“让我们返回世俗，拉开架势，准备喝酒/让我们辞退白天，迎战夜晚，了却恩仇/这个时代的痛苦，已被茫然贯透/这些盲目的自由，已在网络玩够。”读到这些句子，你想象得出这是曾经写过《听蝉》的诗人创作的吗？

我在四川都江堰图书馆借到了《青年诗选1985-1986》，以及这一系列的两外几本，读到了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王家新的《中国画》，韩东的《美好的日子》、《温柔的部分》，于坚的《作品39号》，顾城的《早晨的花》，廖亦武的《死城》，西川的《起风》、《体验》等的作品。对于这些诗歌给我的冲击力，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我不知道我的身边竟然还有这样的诗歌，在此之前，我所习惯的是余光中的《乡愁》和席慕容的《七里香》啊！这一系列诗选，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起到了一种“造神”的作用，从那时候起，“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同时涌入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个人的诗歌太空中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座。后来，每次在《诗歌报》和《诗神》上看到于坚、西川、韩东、王家新等人的名字，我都会兴奋不已，我已经不把他们当作普通的诗人，而是作为崇拜的偶像来看待了。包括这些诗人发表的不算很出色的诗歌，当时也爱不释手，甚至情不自禁地进行模仿。而对于唐晓渡、程光炜、陈超、燎原等批评家的好感，也是在那几年建立起来的。

和现在的一些诗选类似，《青年诗选1985-1986》在发表诗人的组诗的同时，还配发简介和照片。在我的印象中，韩东在当时留着大胡子，显得粗犷而威猛。以致于1995年见到韩东，我还惊讶于他怎么如此清瘦而且面色白皙。而当我和他提起时，韩东很惊讶地说：“那不可能，我从来没有留过大胡子！”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的记忆出了偏差，把韩东和廖亦武的形象调换了。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韩东的形象和作品都让我放心，甚至有些敬畏，其短诗之优异，完全可以以一当百。短诗《你的手》自发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我的至爱：

你的手搭在我的身上

安心睡去

我因此而无法入睡

轻微的重量

逐渐变成铅

夜晚又很长

你的姿态毫不改变

这只手应该象征着爱情

也许还另有深意

我不敢推动它

或惊醒你

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

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

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2008年4月，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到韩东的朗诵，禁不住和在场的数百个听众一同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这首诗很简单，无须逐字逐句进行解释，这与韩东的一贯的诗歌取向相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东现实生活的某个片段写照，但这种朴素与真诚扎扎实实地影响了读者的情感，诗人由此获得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形象。

事实上，韩东的很多诗歌都能够给人以这样的令人放心的感觉，比如《我们的朋友》、《温柔的部分》、《美好的日子》等，它们与《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的刁钻、机智截然相反，让读者看到韩东的另一面。作品意韵的丰富性，也许是促成韩东写小说也能够得心应手的一大功臣。

但总的说来，随着自己的写作兴趣日益浓厚，对诗歌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兴趣与口语诗的分裂，我更亲近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石光华、周伦佑乃至叶舟、大解、张执浩等人，于坚、韩东对我的作用日益减小。毕竟，叫一个涉世不深的写作者去进入生活内部，用最简洁的文字形成意韵万千的诗歌，若非大才，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要一个年轻人抒情、组织一些飘忽而优美的文字，却相对要容易得多。因此，1995年见面，韩东或许是真诚或许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叫我给20首诗给他主编的《他们》，我没有答应。我当时的理由是自己的风格和“他们”不甚符合。其实我是在心虚，我担心我的那种抒情风格正好是韩东所认为没有前途的写作，因此不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以免倒了人家的胃口。

十二

我说过，我和韩东没深交，但有意思的是，我们每年都能“见面”一两次，有时候是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更多的是在纸上相遇。最近一次“见”韩东，是在2010年第一期的《花城》上，韩东的最新长篇《知青变形记》作为头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而我的长篇随笔《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忝列其中。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写的是韩东的老朋友于坚。

而第一次见到韩东，是十五年前了。

1995年秋天——具体日期已记不清——韩东赴广州开会，会后到南宁看望与他同时受聘于广东省青年文学院的作家东西和多年好友、青年作家李冯，接着便有了桂林之行。

在动身的前一天，李冯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陪韩东来桂林的消息，因此次日下午见到韩东时，除了惊讶于他的个头比想像中的瘦小，我没有更多的意外。等韩李二人安顿下来，我拨通了作家鬼子的电话。不久后，几个人在我们报社后门的球迷酒家内围坐下来。

当时的桂林市的餐馆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在大厅里社有免费或廉价的卡拉OK，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设施可以吸引顾客来就餐而且食客唱歌之后能够喝更多的啤酒的缘故。当天色逐渐暗下来，食客们纷纷翻开歌目本，寻找各自喜欢的歌曲。韩东和李冯一看到邓丽君的名曲《美酒加咖啡》，便迫不及待地写下来。据李冯说，这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每一次聚会都要唱。韩李多年前相识于南京，当时李冯还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大学生，而韩东早已是全国知名的诗人了，两人一见如故，相识不久便混得烂熟。韩东反复地说还要唱一曲《恋曲1990》，这是一首90年代初期风行大江南北的歌曲，罗大佑的经典。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翻遍几本歌单都没有找到，最后韩东选了一首《黄土高坡》。

很快，《美酒加咖啡》熟悉的旋律洒遍了球迷酒家的每个角落，客人们时不时朝大屏幕扫一眼，又望望正忘情高歌的韩东和李冯，有的人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笑着对鬼子说：本是一个小女子莺燕软语的小调，由两个粗犷的男低音演绎，竟也别有一番风味。鬼子笑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