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顾城的举动很可能是受了刺激一时情急而伤人，而且所用的凶器不是斧头，因为警方最终也没认定凶器的类别。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仍沿袭世人已经习惯的“斧头之说”。

是什么让顾城举起手中的斧头？坊间传闻很多，但说法千差万别。窃以为可以从顾城与谢烨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找到蛛丝马迹。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英儿》一书中有这么一段简介：“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想建功立业，只想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小说的内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一夫两妻”同居一段时间后，一方面，英儿跟着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另一方面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顾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遗书，其中一封遗书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在德国和一个叫陈××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地毁灭我的生活。后来我爱木耳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10月总第259期刊登的《顾城十周年祭》一文介绍，一个与“住得离激流岛不算远，跟顾城、谢烨还算熟悉”的女诗人说，“那个下午，谢烨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要离开，那个德国男人马克，已经在附近等她了”。如果这个女诗人所言属实，那么，顾城在遗书中所写的“烨许多事一直瞒我”有一定道理。情急之下举起凶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英儿》中，顾城还写了这样的话：“在爱的时候，死是平常的事。但有两件事你不应该，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给了别人。你让我死不干净。二是你光想你父母。我也有妈妈，已患心脏病。这是两个我不喜欢的事。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但你太脆弱，最后也不说一句话，看一看。你太爱自己的心。其实说过，你一个电话就能叫我回来。孤寂为什么不打呢？我也昏了，想挣个白房子之类的送给你，我拼命干。不说了，我还会努力活几天，最后等一下你的电话。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不睡觉了，也许以后可以补上……”

如果说《英儿》一书的原型是顾城的真实生活，那么从这些文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顾城放不下英儿，更离不开谢烨。顾城对自己的爱人有一种强烈得近乎狭隘的占有欲，这一点，在顾城的生活中已经不算什么秘密。前面提到过的舒婷《不堪回首，一辈子为了钱犯愁》一文，就谈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谢烨嫁给顾城之初，心情并不顺畅。顾城不准谢烨打扮，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么衣服都要顾城同意。更不喜欢谢烨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出现，哪怕是跟舒婷她们游泳。顾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谢烨出面操持，因此很多外国人和汉学家都认为，连顾城的诗都是谢烨写的。

连自己的妻子穿泳衣和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乐意，由此可以想象，谢烨和英儿的“背叛”，会让顾城绝望到什么程度。《英儿》创作于1993年3月英儿离开激流岛两个月后，由于小说简介与作者的现实生活高度重合，很多读者把这部小说当做极具参考价值的纪实文字。不管书中所写的是否属于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事实，总之，完成《英儿》一书后，1993年9月18日，顾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知道该怎么办了。”

20天后，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四点，顾城重伤谢烨，上吊自杀。

七

人们对于“顾城袭妻”事件性质的残酷性虽然没什么疑问，但出于各种因素，不同的人还是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事件发生后，顾工这样回忆顾城幼时的情况：“他妈妈记起在顾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喂饭他坐在窗台上，摔到地下会不会对脑神经有影响？在家里时，他偶尔会激动起来，只是偶尔。为他妈妈一两句话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刹那间，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请他妈妈原谅。顾城他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看来，似乎顾城的脑子太简单，他最终做出恶行也是一时冲动，因此不能过于苛责。

在互联网上，一个自称顾城的“粉丝”的诗歌爱好者则用另一种方式为顾城开脱：“谢烨的死并非顾城的本意，也并非很多人说的，这是必然的，一切只是一场意外。他们发生了争吵，冲突，激动的顾城用斧头误伤了谢烨，吓坏了，跑了，然后自杀了，一切就是这样。我甚至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冲突发生的起因，想象出谢烨说的刺激他的话……”

与顾城同为“朦胧诗旗手”的舒婷言语中更是充满了爱护与惦念：“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欢他和谢烨，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过多惊扰他，愿他安息。”

著名老诗人牛汉这样回忆道：“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发生后，舒婷到我办公室来过。她和我有共同的认识——他俩不愿回国，在国外又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商量好了一块儿死。他们的死，并非缘于人们传说中的‘感情纠葛’。”

读了老先生这段文字，我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判断，一桩血腥四射的惨案被模糊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情史却清晰了起来。我虽然不认为这是牛汉和舒婷对死者的“偏袒”和维护，他们一个是顾城的师长，一个是顾城的好友，且都是我十分尊敬的诗人，但我仍然隐约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微妙而奇怪的逻辑——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人忙着怀念行凶者，这是为什么？

著名作家李锐则要犀利得多，他认为顾城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顾城生前的许多行为包括袭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有自恋倾向。过于自恋的人往往也自私，甚至极端自私。在现实残酷地打碎诗人的梦境时，他已别无选择，由此引起了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最后，李锐给出结论：顾城发生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极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几乎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围绕着顾城转圈，要么痛恨，要么惋惜，要么感慨，要么回忆起顾城在世时的点滴，事件的另一主角谢烨从未摆脱从属和被动的地位。

我反复用“百度”搜索，终于找到了谢烨父母的短短几句话——谢烨的父亲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时，痛哭失声：“事情怎么这么残忍？”而谢烨的母亲谢文华凄惨地呼喊：“人间，还我一个公道吧！”

八

每次想起顾城的死，我都会想起他的那首《墓床》，这是我读到的顾城最令人动容的作品，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值得细细琢磨。它冥冥中折射出了顾城的生活以及他内心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暗示了诗人的最终结局：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第一句定下了全诗的情感基调。“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有一种洞悉命运的坦然，所以，尽管知道自己将永远逝去，内心却仍然很平静，“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和“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点明了“我”对大自然的亲近。在人群的喧嚣与大自然的宁静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这符合顾城一贯的性情。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这句话值得注意，“人时”指的应该是肉体存在的时间，而人世，则是指生活。也就是说生命消失了，但生活仍在继续。而“我”感到累了，想“休息”。注意这句话的“中间”二字，在生命与生活中间休息，无疑是烘托出一种深刻的失落，也就是说，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我”都不再身处其中，因此“我”也不再关心。从这句诗，可以看出顾城的绝望与执拗。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结合顾城的诗歌追求与他的生活态度，我们不难理解这首诗的内涵。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介绍过这首作品，2003年1月，我在一篇关于张枣诗歌印象的文章中，再一次提起了《墓床》：“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总能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最典型的代表是八行短诗《墓床》……”把最不舒适的诗意用最舒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代诗坛，除了顾城，还有几人能够做到？

而作于1980年的《悟》，也将因其精练的语言和巨大的张力而不朽：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们相恋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欢

前三句，写的是形象：浑浊的泪水如同树胶，使两颗心相逢；后三句，写的是结果：是痛苦而不是欢乐使人相互信任和相互依恋。的确，结缘于欢乐中的人们，情感往往难以持久，而受到苦难磨练的情感，则更为牢固。从技艺上来说，第二节的“相恋”接纳了第一节的“粘和”，第二节的“痛苦”对应了第一节的“泪”和“心的碎片”。有情有理有形象，诗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首诗，远比那些干瘪枯燥的格言来得生动有力。

当我翻开一部过往的文学作品集时，我习惯给那些优秀或不优秀、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品进行如下分类：哪些是有文学意义的，哪些是有文学史意义的，哪些两者兼具，哪些两者皆无。用这一套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较为便捷地从一本书里挑选出各自感兴趣的篇章。《墓床》和《悟》无疑首先是以其文学价值而存在的，但因为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心路历程，它足以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即它兼具了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知道，更多的顾城诗歌爱好者的目光不会在这首诗上过多停留，他们喜欢《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简短、响亮，所蕴涵的“道理”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喜欢《弧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晦涩、迷离，能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或者喜欢《简历》，清新、直接，从中可以窥视诗人的性情：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我从北方的草滩上

走出，沿着一条

发白的路，走进

布满齿轮的城市

走进狭小的街巷

板棚。每颗低低的心

在一片淡漠的烟中

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我相信我的听众

——天空，还有

海上迸溅的水滴

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

覆盖那无法寻找的

坟墓。我知道

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

都会围拢

在灯光暗淡的一瞬

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不能说那些文字不漂亮，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它和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对读者了解顾城的诗风不无帮助，可是在“命运”本身面前，风格只能退居其次，所以顾城那些“风格清新、想象奇崛”的作品，除了《早晨的花》等有限几首外，其他大部分作品，我不像某些论者所评价的那么高。我不大喜欢那种风格与命运剥离的作品，比如北岛的《回答》。后者社会学上的意义更为突出而文学性稀薄，或者说，它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它“震撼人心”依靠的是历史的外因帮助而不是艺术本身的魅力。历史是“人造”的，而艺术永恒。

九

很自然地联想到黑龙江的诗人阿橹（鲁荣福），这个据说也曾经是天才诗人的杀人犯。

我对阿橹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2年冬天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却没有多少印象，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也许他的确优秀——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在网络上搜索阿橹的诗歌，只看到《阿橹之死》、《雪的草原》、《船歌》、《秋鸿》、《源自深秋的宁静歌声》等几首。《阿橹之死》发表于1989年的《诗歌报》上，据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今天读起来，除了看得出诗人不错的语言组织能力，我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所应有的深刻。《雪的草原》等四首发表于《星星诗刊》1991年第6期，很遗憾，我同样没感觉好在哪里。

此外，诗人张静波在一篇短文里引用了阿橹的诗句：“我的歌声，把我的马送上冰山”，“在冬天里巡视，那片绿过的草原”，“我和我幼小的孩子，在午夜的岸上等船”。张静波对这些句子给予盛赞，可这样的诗句也能算好诗吗？在我看来，即使将它们放回8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堪称平庸。倒是同为黑龙江诗人的马永波提及的一段往事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阿橹这个“著名诗人”的本质。马永波的作品已通过《人民文学》终审待发，阿橹为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便悄悄以马永波的名义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信，称那些诗歌已在《飞天》上发表，不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希望换上阿橹的诗歌。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误伤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于1997年被枪决，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饶有深意的是，在阿橹的那篇随笔获奖的那一年，顾城对相伴十年的妻子举起了利斧。

十

翻阅顾城的诗集，我们会发现，顾城似乎很早就为自己后来的举动发出了预言。事发前几个月，顾城写了一首题为《新街口》的短诗，诗歌中充满了血腥之气：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一开头就是“杀人”！短短三行，出现了两个“杀”字和两个“手”字。如果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有名词：杀手。可想而知，很少读者会乐意去面对这个不祥的词语，但它是这首诗的诗眼，若要解读诗歌，就不能绕过。

将“杀人”这一残酷的动作比喻为优美的名词“荷花”，除了技艺上的考虑，更强化一个曾经单纯率真的诗人即将发展成一个夺人性命的恶魔的人格反差，而用“荷花”这一美好事物为意象，也多少还能令人联想到当年“童话诗人”的身影。简而言之，“杀人是一朵荷花”表明的是当事者的变态心理，他把“杀人”这么惨烈的事情也视如荷花一样美好；后面的“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两句，则强调了杀人行为的独特性。杀人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一种都各不相同，《新街口》展现的就是这种残酷的美学。

姑且撇开顾城夫妇之间的爱怨，单从技术上说，杀人也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在古代，刽子手执法时，同样是刀，同样是人的脖子，刀的锋利程度与刽子手的力度稍有不同，其结果就有天壤之别。事前打点过执法者的，可以死得很爽快；让刽子手不高兴的，可能就会死得很难受、很难看。我猜测，诗歌标题“新街口”也许就是古代执行死刑的地方。

一句话：这首诗是诗人内心思想的反映，在写作的时候，诗人的心理已经产生变化，人格在扭曲，不复有以前人们熟知的“童话诗人”的单纯。

在顾城后期的诗歌中，“杀人”这一意象并非罕见，《我把刀给你们》一诗把死亡写得更绚烂，也更阴森：

我把刀子给你们

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

再刻一些花纹，再刻一些花纹

一直等

凶手

爱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在这里，“凶手”的残酷行径被比喻为“爱”。的确，“杀人”这一行为也是一种艺术，其中就包含了“爱”。更重要的是，“爱”却带来了“鲜艳的死亡”。联想到顾城的人生经历和最终结局，我们无法不服膺于诗人的预感。顾城的一生，不就是在“爱”中纠缠，顾城向自己的妻子举起斧头，不就是因为曾经的爱已无法挽回吗？

在顾城的诗歌里，还有不少这样的死亡想象：“假如钟声响了/就请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将在冥夜中/编织一对/巨大的翅膀……”（《假如……》）“别问，我累了/明天还在黑夜那边/还很遥远……我累了，真累/我想在你的凝视中/休息片刻”（《归来》）；“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荧荧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净土》）……

有一次，和桂林作家王布衣聊起顾城，王布衣说起了这么一件事：在1986年举行的漓江诗会上，顾城悄悄地告诉王布衣，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洛尔迦和安徒生，数年后，顾城袭妻案发生。王布衣如此总结道，洛尔迦和安徒生都是木工，顾城也是木工，而木工的工具就是斧头……王布衣的话，不一定完全准确，比如关于顾城最喜欢的两个诗人，应该是惠特曼和洛尔迦，尽管顾城写过两首诗向安徒生致敬。但王布衣的话仍令人内心凛然，一个貌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一个多次向童话大师安徒生致敬的诗人，他怎么能够与那么凶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呢？他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禁想起了顾城的短诗《摄》：“阳光/在天上一闪/又被乌云埋掩//暴雨冲洗着/我灵魂的底片”。

顾城和阿橹的行为以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昭示了诗人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早逝。除了顾城和阿橹，因故离世的还有海子、戈麦、方向、昌耀、徐迟、宇龙、杨春光、余地、周建岐、吾同树……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

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有史蒂文斯式的公司总裁，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诗人干了坏事，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负责。然而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且这些出自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人们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食指脑子出现障碍，人们就便认为所有诗人应当住进福利院；顾城伤害了妻子，所有的诗人便成了六亲不认的潜在杀人犯。

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死人”之后，我看到了下面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地思考着：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

再没有比这更混账的逻辑了，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

十一

对于顾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对同一件事，也常常会被弄得真假难辨。这种形象，犹如顾城的诗歌《山影》所言——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可以把这几句话当作顾城对自己身后形象的总结。作为诗人的顾城，将像天使那样长久地立足于人们的记忆中；作为一个杀人凶手，顾城与恶魔无异。因此，他既是永恒的浮雕，也是纷纷纭纭没有定论的故事。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顾城。飘忽不定扑朔迷离之处，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早期写下的《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芒克曾写过《顾城》一文，文章里提到了他和顾城第一次见面以及其他情况，这篇文章后来遭到了顾乡的反驳，从芒克和顾乡的笔下，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同一件事情中的“两个顾城”。

下面是芒克文章的有关段落：

他已死于异国他乡。听从那里来的人讲，他的孤坟在一座岛上无人光顾，永远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凉。

我和顾城头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那一天他姐姐顾乡把他带到了《今天》编辑部……那天我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他姐姐的身后，他一句话不说，两眼怯生生地盯着我。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后来我们在《今天》杂志诗歌专号那一期，选了顾城的两首诗发表，并给他换了个名字叫古城。

顾城再一次发表诗作是在当时由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份小报上，他曾拿给我看过，是哪几首诗我忘了。从此他开始渐渐小有名气，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一员。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作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一天会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引来了几个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几个酒鬼年轻力壮人高马大，他们一把抢下顾城的帽子，互相扔着，开心地戏耍。而顾城则被吓得抱头鼠窜，扎进了人堆里。我真觉得他太丢人了，上前帮他要回帽子……

这段文字中的顾城，纯真、可爱、耽于幻想而不谙世事，一个典型的“童话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芒克还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当初认为他这人生性怯懦，并且烟酒不沾。只是后来听杨炼讲，才知他也够狠，他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绝不是闹着玩的。”

这段文字，又让人看到了“童话诗人”的另一面。

读了芒克的文章后，顾乡于2006年6月19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芒克的文章基本上属于想象与编造，并对芒克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驳。

顾乡说，她和顾城第一次去《今天》编辑部时，只有北岛等人在，去了很多次以后，才见到芒克。当时芒克也不是在油印，而是从外边进来，抽着烟，就进里间了。而且顾城的诗稿交给《今天》时署名就是“古城”，因此“古城”并非芒克等人帮取的。

关于“古城”这个笔名是顾城自己取的还是芒克等人代取的，我比较倾向于顾乡的意见，因为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持灯的使者》一书中，看到了芒克的一句话：“顾城是他姐姐顾乡带着找去的，夹着他的一大卷诗。我对他的诗不大满意，直到第二次诗专号才发了他署名‘古城’的两首诗。”另外，据一个保存有全套《今天》杂志的读者在“顾城之城”网站上透露，顾城在那一期《今天》发表的诗歌也不是两首，而是四首。由此可见，就连芒克自己对同一事情也是模糊不清的。

针对芒克文章中所说的“顾城在《今天》诗专号上登了两首诗后，才在其他地方发表作品并为人所知”这一说法，顾乡说，《今天》“诗专号”是1979年8月左右出版的，而顾城的《无名的小花》诗集从1979年3月1日起就已在《蒲公英》报上连载，连载完后，影响较大，连《诗刊》等著名刊物都向顾城约稿。

关于芒克所谓顾城“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一说，顾乡认为十分滑稽，整个过程中其实是谢烨辛苦杀鸡，顾城负责抓鸡和拔鸡毛。

对于芒克说“顾城的帽子是裤腿做的”，顾乡也提出了反驳，说帽子是用与裤子同样的布料做的。而对于“抱头鼠窜”一说，顾乡也表示不可能，因为顾城是常遇到事的人，从不可能“抱头鼠窜”。

最后，顾乡还对顾城“杀人”的工具、证据以及芒克所说的顾城的“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不愿为顾城辩解，痛心是全部。但不是斧子就不要说是斧子吧！是人们都偏爱斧子吗？顾城先死的，他要是真有心，又何必？有这样杀人的人吗？警方最后也没有任何物证，唯一的证据是我提供的，就是我说顾城对我说的‘我把谢烨打了’。你要是愿意知道更多的细节，就上网看一下我写在九四年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吧。你还说到坟，你这都是哪听来的呀！”

这封公开信澄清了人们对一些事情的误解，也向我们指出了解“顾城袭妻事件”的一条线索——顾乡写于1994年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该文公开出版过，在互联网上能够找到，感兴趣者不妨按图索骥，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芒克和顾乡的说法，孰真孰假、孰对孰错，就不是我这个局外人所能了解的了。值得一提的是，顾城去世后，他的书桌上留下了这样一首短诗：“一个人弄错了爱/就像投错了胎/你的样子就十分奇怪/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你的心问你的脑袋/怎么总不明白/要是你心里明白/怕已没了脑袋”。这首诗简单而直接，像顺口溜，没什么艺术性，内容却颇值得思索。

十二

表面看来，虽然同为80年代中国诗歌界的代表人物，但顾城与北岛的形象、气质、作品风格等方面截然不同。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诗歌取向，北岛身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怀疑和担当的英雄气质，这种形象高大而倔强，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顾城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岛坚决、刚硬，毫不妥协；顾城稚气、单纯，充满童心。

顾城曾经用“爬墙”作比喻说明他与北岛的区别：“我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儿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园的墙，一爬进去呢，自然有很多动物；但是我要去拜见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动物，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我喜欢的那些小虫子。”（《等待这个声音》）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尽管顾城的大部分作品像童话一般纯净优美，但也有少数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怀疑精神，比如《两个情场》：“在那边/权力爱慕金币/在这边/金币追求权力/可人民呢？/人民，却总是他们定情的赠礼”；尖锐、凛冽，以“情场”为桥梁，将金钱、权力与民众的关系揭露得一针见血。又如《石壁》：“两块高大的石壁/在倾斜中步步紧逼/是多么灼热的仇恨/烧弯了铁黑的躯体/树根的韧带紧紧绷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耸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发/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这一滴却在压缩中突然凝结/时间变成了固体/于是这古老的仇恨便得以保存/引起了我今天一点惊异”。诗意紧张而干脆，极具象征意味，厚重的历史感凸显无遗。

最令人惊讶的是《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一诗，它的意韵、内涵与北岛的《雨夜》及《结局或开始》简直异曲同工，甚至有些句式都极为相似。这首诗创作于1980年10月，即使不比北岛的《雨夜》和《结局或开始》更早，至少也是同一时期。

顾城后来逐渐淡出这一不甚擅长的主题，回归到“花草”与自然之中，用一大批佳作进一步确立了“童话诗人”不容动摇的地位。也正因为他与北岛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诗歌的田野更为丰富、葱茏。

令人遗憾的是，80年代中期顾城出国以后，其作品的“童话”虽然仍在，但已不再明媚，而是遍布梦呓般的“超现实”，远不如80年代初期受人瞩目了。看看下面这首《虎坊桥》：

老虎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你看　事不太好

窗子下的猫　脸朝上

看向日葵

你一下拿出了那个钉钩

掉了的枰盘在麦穗上

麦穗掉了　麦杆站着

依莲娜是瑞典画家

他们一下砍掉了他的脑袋

三分之一　你能和老鼠说些什么

他们拉他过去

又拿着毛乎乎的椰子回来

在路灯下一刀

你劝他　告诉他　这一回

要把腿掰了

小椰子里边也长头发

〈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

他们在后边走在后边

〈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

你靠前边一下子笑了

在《关于〈城〉的两封信》中，顾城专门提及《虎坊桥》中括号的用法，他认为，“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和“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两句中的括号之所以用单书名号“〈〉”，而不是圆括弧“（）”，是因为“〈〉”有字幕、书名的暗示。可是，这丝毫无助于改变这首诗的实质。这些结构凌乱，思路拥堵，上句不搭下句，整个儿不知所云的诗句，很难相信是出于有“天才诗人”之誉的顾城之手。

类似的诗歌顾城写了不少，比如《琉璃厂》、《鬼进城》、《白塔寺》、《建国门》、《象来街》等。也许顾城这样写自有他的想法，但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这不是诗歌，挺多是徒有诗歌的形式而已。如果这样的文字也能算是诗歌，如果诗歌真的如此容易完成，那么，也难怪90年代以后世人会发出“一块石头砸下来，砸到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诗人”的感叹。

不独顾城，北岛在出国之后，也走向了同样的循环，他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随笔，都缺乏早期深入骨髓的批判性，精进的不过是写作的技艺，“知识分子”的光芒逐渐减退。特别是他的散文随笔，要么讲述与世界名家的交往，要么游走于休闲美景之间，要么在这里朗诵在那里开会，虽然文笔日益精湛，但总让人觉得缺少了某种激人反思的精神。当前的北岛，与七八十年代时给人们的印象，已经偏离很远了。

十三

在我看来，出国之后的顾城必定是苦痛缠身，这苦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逼压，更来自于精神的煎熬。他在国外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为了过日子而不得不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心性的事情；他想同时拥有两个女人，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帝王。而最后当他发现这一切都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时，结局只有无可阻拒地疯狂……在这里面，没有谁是幸运者，温柔善良的谢烨死了；顾城也在惶恐和悔恨中结束自己的性命；英儿没有死，但她的一生都不会好受。

而我最关注的是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小木耳，一个无辜的，在幼年便失去父母的孤单孩子。

顾城去世前一个月，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回家》。每一次读到里面的片段，我都禁不住眼角酸涩：“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我的爱/像玻璃/是因为害怕/在台阶上你把手给我/说：胖/你要我带你回家”。

顾城的最后一封遗书也是写给小木耳的：“木耳：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木耳，我今天最后去看你，当马给你骑，我们都开心。可是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你，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124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通篇温言软语，慈父之爱，跃然纸上。

谢烨也给小木耳写过一段话，同样温馨无比：“有一天我要带你回家，给你尝一百岁的外婆作的白酒瓜丁，带你看灯影湿润的江南水乡，看捉蟹的小灯在湖面闪烁，划一只小船。在那，北方古老的院落里停立着春天。”现在读来，这种温馨让人忍不住想哭。

这篇文章从2002年开始动笔，至今已7年有余，7年中，我反复修改，斟酌词句、甄别材料，已记不起几易其稿。在我终于修改完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却没有任何欣慰的感觉，只有无尽的感伤。现在距1993年已过了16年，小木耳也已长大成21岁的男子汉了，我和大部分关注顾城诗歌的读者一样，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还是不去打搅他为好，让他安静地生活吧，心中留着美好，把忧郁的往事当作一场梦，在该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正如27年前，顾城写下的词句：

不要问我的过去……

我回来了

这就是全部故事

——《归来》节选

昔人已去，留下我们这些碌碌之辈，为谋取每日的口粮而低首敛眉，过着平常而自得其乐的日子，没有得到顾城般的才华，但也没有感染上那份血腥；没有谢烨般的宽怀，但也没有经历她那样的苦痛。这样的日子已经值得庆幸，那么，就让我们先学习做一个寻常人吧，少张扬，不骄奢，为小小的幸福而感恩……

记得顾城在桂林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今天，当我重读顾城那些清新明快的诗作，感慨万分，在这一瞬间，我忘记了前面所说的关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的分类，我想，即使仅仅是出于对一个“始终没有长大”的诗人的缅怀，我们也有理由记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