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呼吸，像青草一样
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
我希望会唱许多歌曲
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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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
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著有诗集《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文选》四卷，长篇小说《英儿》等。1993年10月8日去世。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袭妻、自编，《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上午，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上吊自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用斧头袭击妻子谢烨并最终致其死亡！
那之后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尽相同。
一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于北京白塔寺边的人民医院。顾城的父亲顾工是有影响的部队诗人，但从顾城后来发表的作品看来，他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
6岁的时候，顾城“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说是写，其实是“口授”，由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因为当时顾城还不懂得写字。
这样的“诗歌”自然不会有什么微言大义，它更接近顺口溜，但明信片寄出后，仍然在顾工的单位引起了轰动。
在顾城看来，自己5岁前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顾城没有上大班就直接读小学。而小学同样不幸福，一年级到三年级，反复更换学校。只有在课外时间，顾城才会开心起来，因为他可以在荒地上找小动物玩。
“文革”开始时，顾城正读三年级。“同学们都兴奋起来，老师开始也还高兴，给我们念一段《燕山夜话》，然后怒火万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变成了坏的，老师带头造反，把校长围了起来，校长也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把模范老师修正主义地主分子捉起来。”（《责任与思索》）
1968年，军宣队将顾工保存的书籍用麻袋装走，只剩下一本《昆虫记》因为包在旧报纸里没被发现而幸存下来。这本唯一未被军宣队抄走的科普读物使无书可读的顾城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后来很多次演讲中，顾城都会提到书中的一句话：“它来到世界中，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昆虫记》对顾城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的那些融入自然、歌唱自然的童话型诗歌，充满了对微小事物的热爱与亲近。
从1966年开始，顾城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校学习。但诗心在生长，1968年9月，12岁的顾城第一次用笔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和《烟囱》。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们把它们叫做月亮和星星。
——《星月的来由》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烟囱》
这两首诗作为顾城的处女作，被置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篇首，我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倾心。
由于对大自然和小昆虫的热爱，1969年秋天，当顾城听到要全家下放到山东火道村时，竟然欢喜万分。然而，到达目的地后，顾城狂热的心冷了下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自在的昆虫世界，“而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
在那以后的3年里，顾城由一个昆虫爱好者变成了“放猪和拾柴的爱好者”，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别有天地》一书里，收录了许多顾城与猪的合影。其中有一幅：小小的顾城一身灰衣，站在猪圈门口，一脸宁静。
虽然每天放猪拾柴，但顾城没有放弃他的写作爱好，1971年，顾城写下了《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等后来引起广泛反响的诗歌。顾城把这些诗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命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3年，顾工被“落实政策”，到济南军区宣传部工作。在济南，顾城看到了《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李存葆叫顾城念两句诗歌给他听。顾城背诵了《生命幻想曲》里的几句，其中有“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李存葆听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最后还是很大方地鼓励了几句。而这些诗在《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心田看来，不够进步，“属于三四十年代的货色”，“得批判”。后来，又有人把顾城的诗推荐给当时还未“落实政策”的郭小川，郭小川读后，批了几个大字：“艺术的没落，政治的死亡。”
1974年，顾城重新回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地发表作品。1976年4月5日，顾城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的大集会，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激动万分。被拥挤的人流撞倒在地时，顾城如梦初醒，“突然懂得了毕生的使命”，于是对热衷于培养他的党支部书记说：“我要写，一生都不够。”书记愣了半天后，反问了一句：“那么，工作呢？”
二
习诗以来，我阅读过顾城的大量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好几首短诗曾令我神往和迷恋，记得有一本书叫《青年诗选1985—1986》，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了许多当年引领潮流的诗人的作品。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作品39号》，北岛的《结束与开始》，韩东的《美好的日子》等都是我第一次从这个选本上读到的。还有顾城的《早晨的花》，这首创作于1983年4月的作品，语言丰富，想象奇崛，是典型的天才之作：
1
所有的花都在睡去
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在睡去
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逐渐在草坡上
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含着蜜水
所有细碎的叶子
都含着蜜水
2
她们用花英鸣叫
她们用花英鸣叫
她用花心鸣叫
细细的舌尖上闪着蜜水
她用花心鸣叫
蜂鸟在我耳边轻轻啄着
她用花心鸣叫
风在篱笆附近响着
远处是孩子，是泡沫的喧嚷
她用花心鸣叫
午后的影子又大又轻
她用花心鸣叫
我同时看见
她和近旁的梦幻
3
午后的影子又大又轻
早晨的花很薄
早晨的花在坡地上睡去
早晨的花很薄
被海水涂过的窗贝
也是这样，很薄
早晨的花很薄
陆地像木盆一样摇着
木盆在海上，木盆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也是海上的
4
我不是海上的
空气中有明亮的波纹
花朵很薄
我不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呵
我不是海上的
她们用花心歌唱
在海上，我被轻轻地揉着
像叶子一样碎了
海有点甜了
我不是海上的
花在睡去，早晨在哪
风正一点点侧过身
穿越篱笆
《早晨的花》作于1983年4月，那时候顾城作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之一，正处在批评与赞扬的“冰火两重天”之中，而对于他的创作而言，却是黄金时代。顾城大部分有影响的诗都创作于1979年至1983年，比如《一代人》、《远和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感觉》、《风的梦》、《等待黎明》等。
这首诗运用的手法很简单，无非是拟人、排比、反复。将花和风都拟人化，通过一些简单的排比，对这些花朵和清风进行反复描述，使一种单纯、自然的印象深入人心。
全诗四节，每一节的词句间都有反复，比如第一节，短短九行，“所有花”就出现四次，“风一点点走近篱笆”出现三次，“睡去”出现三次，“蜜水”出现两次。第二节，“她们用花英鸣叫”出现两次，“她用花心鸣叫”出现五次。第三节，“早晨的花很薄”出现四次，“木盆”出现三次，“海”出现三次。最后一节，“我不是海上的”和“花”分别出现四次。而节与节之间，则是诗句与诗意的回环，花，叶子，风，草坡，篱笆等交叉出现。这种反复，就像音乐中的回旋，有一种暗示和强调的作用，一次又一次，把读者带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境地。整首诗像一首温婉的催眠曲，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氛围，露水般晶莹，梦幻般轻灵，单纯而美好。
1983年，中国诗歌正“朦胧”得一塌糊涂，像这样的清新之作十分少见。从这首诗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顾城与北岛、杨炼等人的区别：北岛的诗歌气势昂扬，有殉道者的悲壮；杨炼的诗歌浑厚磅礴，文化感浓郁；顾城的诗歌所专注都是自然界中纤弱而明媚的事物，再辅以丰富奇崛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艺术空间。
类似的诗歌，在顾城的作品数量不少，比如《风的梦》和《等待黎明》，这两首诗无论长度还是内在的气质，都完全可以和《早晨的花》媲美。
由这些诗歌可以看出，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少年，如果没有超人的天赋，不可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稳居一席。顾城作诗，依靠的不是社会经验，而是对万物的敏感和与生俱来的才华。无论是从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顾城早年诗选《走了一万一千里路》，还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中，想象新奇、语言独特的诗篇，难以计数。
与顾城的诗歌意境一样新奇的是关于顾城的不谙世事。
诗人杨克在《诗歌·1985前后的几个片断》中形象地描述了顾城当年参加漓江诗会的情景：“那时开笔会，二十来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夫人，但是顾城每次都带谢烨，因为他连买个火车票也弄不太明白。顾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会议晚上有卡拉OK什么的，他觉得受不了，只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里面，听那种诸如鸟的叫声、树叶掉下的声音、蚂蚁从地上爬过的声音。顾城发言时眼睛会翻到上面去看屋顶，不看会场。说‘街上走过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矿石’，他用这种语言来谈诗。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边有人卖古钱币，我过去问，这个多少钱？人家会说二十或三十块。顾城一问，人家会说，你们买不起的，走吧，就把我们赶走。”
舒婷在《不堪回首，一辈子为了钱犯愁》中，也提及了不少顾城的趣事。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一百五十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没钱买菜了，于是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领了十元钱。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十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
还有一次在国外，舒婷和顾城、谢烨一起去逛商店，谢烨看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小玩具，思乡之情顿生，再加上这个玩具售价不足两美元，很便宜，便想买回去给儿子木耳。顾城不同意，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地上，气得谢烨当场流下眼泪。舒婷忙说由她买来送给木耳，顾城才很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舒婷把顾城的这些表现归结为因为穷惯了，“为钱犯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何尝不表现了顾城对世俗生活没经验的“单纯”？
顾城肯定也意识到自己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毛病，因此偶尔也会自嘲一下。1992年6月15日，顾城在伦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发言时，就讲述了他的一次有趣经历：1988年，顾城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顾城和谢烨去办去美国的签证，办事处的职员问顾城是什么肤色的人种。顾城说：你可以在这一栏里写上“美丽的”。
世俗生活的“弱智”到了艺术世界中，却成为罕见的天才，被万人追捧、仰慕，造物主就是那么神奇。
三
关于顾城、北岛等诗人当年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作为证明。这里仅举一例。
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光。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的“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诗人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顺利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根本无法离开会场，最后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
尽管主办方对场面的火爆情况早有心理和人力准备，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地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口：“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活动的主办者之一、时任《星星》副主编的叶延滨2008年7月在接受《中国财经报》记者的采访中，对当时的盛况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是中国诗歌热度最高的一个标志了。当时我任副主编，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江河、叶文福，还有我10人当选。
当时，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受关注程度真不亚于奥运传火炬。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记得叶文福讲演那天，我主持会场。结果讲演厅6道大门挤坏了5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
朗诵晚会那一天，观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场面热到无法控制，听完后人们一齐往上涌。叶文福的脸上又是口红又是鼻涕、眼泪，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现在的明星没有一个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上面的这些说法在一个严谨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证实。2006年9月，北大教授、著名学者洪子诚到广西师范大学讲学时也谈到了这次活动的盛况：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获奖诗人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粉丝”们抬着一个劲地往天上抛。另一些人围着顾城，如众星拱月，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有一个为了诗歌而辞掉工作的大连青年，在那几天里一直跟着诗人们，要向诗人倾诉内心的痛苦。在被诗人拒绝之后，这个小伙子二话没说，掏出一把匕首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这个小伙子绝对不会想到，仅仅7年之后，他的偶像也像他一样操起了刀斧，但他的偶像砍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濡以沫十余年的妻子。
上面所说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对于中国新时期诗歌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年份。一方面，在这一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北岛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顾城的诗集《黑眼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诗合集《五人诗选》，“朦胧诗人”的地位终于获得官方肯定，并达到了他们诗歌生涯的顶峰，享受了今天只有影视明星才可能得到的最高礼遇。另一方面，更年轻、更具破坏力的一大拨诗人正蠢蠢欲动，揭竿而起，喊出了“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口号。从1984年开始，这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们就在全国各地暗暗集结，蓄积力量，1986年10月，徐敬亚等人在深圳操持“现代诗群体大展”，100多个“流派”迅速聚集起来，在当时中国所有报纸都只有4个版的情况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连续三期，破天荒地给出了7个大版面来刊登他们的作品，轰动全国。
也是从这次大展开始，“第三代诗人”“起义”成功，取代“朦胧诗人”走上了前台，至今，他们中的优秀者如于坚、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等人仍然是中国诗歌界乃至于中国文学界的中坚。虽然顾城等人也以“朦胧诗人”的名义参加了86大展，但读者的目光已经更多地停留在那些更新锐而有破坏力的诗人身上了。因此，也可以说，1986年，是“朦胧诗人”的最后辉煌。
对于顾城而言，1986年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是在这一年6月北京市作协举行的“新诗潮研讨会”上与时任《诗刊》编辑的李英（英儿）的相识，从此，命运之神在他与英儿、谢烨之间纠葛不清，直到家破人亡。
四
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顾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地书写小花小草，而是开始了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在那一个月，顾城写下了一首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短诗《巨星》：
在宇宙的心脏，燃烧过一颗巨星，
从灼亮的光焰中，播出万粒火种。
它们飞驰，它们迸射，点燃了无数星云。
它燃尽了最后一簇，像礼花飘散太空，
但光明并没有消逝，黑暗并没有得逞，
一千条燃烧的银河都继承了它的生命。
很明显，诗人在这个时候豪情万丈，信心十足。特别是最后两句，颇有北岛的悲壮慷慨之风。
与此同时，顾城开始了“疯狂”的投稿行动——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报刊的地址都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把一大摞信封堆在桌子上，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填好，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也不管这些杂志是国家级的《诗刊》、《人民文学》，还是省市级刊物，以及县区级的内部小报，只要有稿费，都一视同仁。给编辑的信也是复印好的，上面写着“编辑同志，寄上拙作，多多批评”等字样。
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城回忆起了当年的“投稿生涯”，不无幽默地说，“我觉得这就跟玩儿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诗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尽管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但对于有“野心”的诗歌写作来说，光有信心和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现实生活有足够深入的认识，以及开阔的艺术视野。在随后的两年中，顾城开始有目的地锻炼自己，终于在1979年4月，写下了他被流传最为广泛的诗歌《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以对“文革”的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并置其中，既是诗歌，又是哲理名句，易于背诵，至今仍然是各种新时期诗歌选本的必选作品。
也是在1979年，顾城读到了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杂志，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写这样的诗。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顾城在《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作品。后来，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朦胧诗人”。
现在，有人认为，顾城是在《今天》发表作品后才受到关注的，这与事实不符。在写出《一代人》的前几个月，顾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后，马上写成《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这样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广为流传，几经波折，这篇文章才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4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10月，《诗刊》在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17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十二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一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都给青年诗人授课。由于当时比较兴奋，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顾城在发言时有些口无遮拦，他说，中国人见面，老问“吃饭了吗”，怎么没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啊？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见到顾城，就问他：“你忧郁吗？”把顾城弄得哭笑不得。
那次诗会，顾城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令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随后，顾城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这些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班主任”王燕生透露，《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了顾城的《小诗六首》后，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位在大学中文系任主任的朋友指着顾城的《弧线》说，这也是诗吗？什么“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小孩撒尿难道不是弧线？在随后几年，这首诗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在张映光撰写的人物印象文章《孙绍振：命运浮沉因诗歌》中，孙绍振回忆道：
1980年，我参加了南宁的诗会。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组织者张炯觉得不够热闹，说叫我“放一炮”。当时顾城刚刚在四川的《星星》上发表了《一代人》、《弧线》，被很多人称为“古怪诗”。我为之做了辩护。没想到，诗会一下变得四分五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不在古怪诗而在于古怪理论。我回击说，你们说你们读不懂那些诗，还说要对年轻人加强指导。你们既然读不懂凭什么指导人家，凭你们比别人干饭吃得多？凭你们胡子比别人长？这番讲话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这家伙说我们是吃干饭的，不行，不能让他溜了。会议因此延期，继续讨论。
《刘三姐》的作者黄永刹就反击我说，1958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上饭，《人民日报》登了篇文章说，从树叶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小球藻，比猪肉还有营养，这个东西其实是骗人的，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诗歌界又出现了一些小球藻理论家。
南宁会议是一次没有官方色彩的会议，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但是，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听了后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
1982年，舒婷、顾城的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此前舒婷刚刚出版了诗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发表，因此这本诗合集只收录了她近20首诗歌，顾城的作品占了70％以上。在排版前，顾城主动提出在目录中把署名去掉，并模仿了舒婷的诗风写了几首，使整本诗集看起来更为平衡。由此可见，顾城与舒婷友情之深厚。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出版后，大受欢迎，连连加印，一时洛阳纸贵。与此相应，一些老诗人和评论家对“朦胧诗”的声讨也逐渐升级，到了1983年，顾城、北岛等人承受的压力几近极限，用顾城的话说，是“几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资格”。在这一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以《双桅船》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就泪水横流。曾与顾城一同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徐敬亚，更是因为在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著名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而一再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在全国范围内被反复批判。
批判到底隆重到什么程度？在张映光《徐敬亚：因诗歌“掘墓”而“殉道”》一文中，徐敬亚回忆道：“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后来，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我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经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检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检讨书，但修改多次通过后，我奇怪地发现它突然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当我拿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时，心里感觉非常怪诞。”在那篇题为《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文章中，徐敬亚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据说，直到现在，徐敬亚仍把此事作为他毕生的一大耻辱。
五
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谢烨，两个人正好坐在一排，于是很自然地攀谈起来。分别时，顾城给谢烨留下了地址。几天后，两人在北京又见了面。谢烨离开北京时，顾城专门去车站相送。
顾城和谢烨最早的两封情书，详细地描写了当年两人相识的过程。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像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车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两边走去，我把地址给你就下了火车。
顾城 1979年7月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小烨 1979年7月
在顾城看来，谢烨就是他梦中天使的化身，为这一次相遇，他已经等待多年。1986年10月，顾城到桂林参加漓江诗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与谢烨相遇前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以前我就感到了她——她在南方细细编结的薄瓦下安睡，手里拿着玩具，像百合一样光明；她是真实的我，长大，生活，使周围灰暗的世界变得洁净；她是真实的我，正向我走来，我们将在时间的某一点相遇，我灰色的翅膀为此变成眼泪。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我曾像鸟一样飞翔》）
从1979年7月到1983年8月，顾城和谢烨开始了长达4年的异地恋爱，两人写下了大量情书，顾城还多次赴上海找谢烨，但谢烨的父母一直在犹豫着。据说，顾城为了显示诚意，曾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最终将谢烨的父母打动。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
对上海，顾城感觉非常糟。于是他跟谢烨说，我实在太烦了，我得把自己丢掉，你给我二十块钱，我买个船票，然后随便某一站下船。见谢烨不理睬，顾城开始耍小孩子脾气，坐着不动，一天不吃饭。谢烨把他带去码头，但没有买票，而是让顾城到马路对面的橘子摊讨一个橘子，如果他能够讨得到，就给他买船票。顾城愣了老半天，仍然没有勇气去问别人要橘子，只好乖乖地跟着谢烨回家。回到家不久，顾城抑郁成疾。
半年后，顾城如愿以偿，带着谢烨移居北京。
1987年5月27日，顾城夫妇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因为不通外语，又是第一次出国，顾城专门学习了两个最常用的词：Sorry和Thank you。一下飞机，看到干干净净的机场大厅，顾城马上恍惚起来。迷糊中，行李车撞上了一个女士的脚后跟，顾城忙中出错，说：“Thank you！”对方听了，拂袖而去。
随后，顾城和谢烨先后到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1988年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一个男婴，顾城给儿子取名“小木耳”。三个月后，夫妻俩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两人在奥克兰海湾的瓦西基岛（激流岛）买下一座房子。次年1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职务，开始了隐居生活。
在新西兰，顾城并没有和国内的李英失去联系，而是想方设法让李英出国。经过努力，1990年7月，李英来到激流岛。在后来的三年中，三个人的生活与情感问题丛生，关于爱、孤独、占有、背叛与出走……
六
新西兰媒体报道了顾城和谢烨去世的消息后，天津《今晚报》在1993年10月11日进行了转载。文章援引新西兰奥克兰警方侦缉督察乔治·伍德的话说，“顾城的一名亲戚，上星期五在奥克兰附近的怀希基岛发现37岁的顾城吊死在一棵树上。他的妻子，35岁的谢烨，头部被一柄斧头击中。她被发现躺在一条通往附近一间偏僻房屋的小道上，当时她已奄奄一息，警方用直升飞机急送她到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太多，在一小时半之后死亡。……警方掌握的线索显示，他俩存在着‘婚姻不和’问题。……顾城用一把相信是斧头的武器袭击妻子”。
在事件发生前，顾城与谢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天作之合，彼此无法离开。如此恩爱的夫妻，突然发生命案，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这一点从案件发生后，顾城的父亲顾工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至今我都不相信。这孩子性格特别温和，待人彬彬有礼，那么谦恭，怎么会……他们两人又一直那么好，和一个人似的，在北京时就是出去打电话、上街买菜都手拉手一块儿去，别说让他们分开一年，就是分开一时都不行。……我至今认为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十年来形影不离，十年，实在太短了，如果没有意外，他俩美好的人生会很长很长……”
作为顾城夫妇最直接的亲人，顾乡可以说是顾城和谢烨的恩爱情感的最权威的见证人。在事情发生11年后，顾乡回想起往事，对弟弟袭击妻子一事仍表示难以置信。2005年，顾乡在整理顾城的文集《别有天地》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都无法相信这件事情，一直到10月8日中午，弟在我这里向烨要了车钥匙去学车等她一起去搬东西看孩子的时候，从他那里看不到任何日子将中断的迹象，他正在安排打算下边一步步的生活。事情突发在下午近四点的时候。弟来告诉我他把谢烨打了。他离世后，医生对我说谢烨会好的。烨经由直升飞机送至医院后晚七时略过竟亦离世。后‘斧子’传言极广。经警方检验，数月后排除了斧与事件有关，并在我自北京返回前往时向我证实；警方不以为有确认其他器物的必要，因为两人均已去世。同时仍结论烨伤自顾城，因为我说顾城说他将谢烨‘打了’。”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顾城的诗》附录的遗书后，有一段“附注”：“此四封遗书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三木Sam），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飞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顾城四封遗书于当年12月22日由新西兰警出示并当场复印送交各方，后经中国驻新使馆认证及国内公证。遗书上有陈××及另一男子原名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