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起那些舞台上泪流满面煽情的人,摄像机一停就变了模样,对弱势群体冷若冰霜;也瞧不上灯红酒绿的名流慈善夜,百万钻戒豪车却只从手指缝里捐出一点点。
对于慈善,有一颗真心足矣。
<h2>蒙上眼睛,才能打出好球</h2>
有一次去日本录《勇往直前》,和杨千嬅、金晶在镜头前打高尔夫球。
我们平常打球还可以,但一旦有摄像机对着,连球都挨不着了。
焦虑中,只听旁边接连几声“砰、砰、砰”,清脆利落,个个都是好球。偏头一看,是位戴墨镜的日本老人,年纪大约在八十上下,身手却一点不差。
我请翻译跟他说,能不能教教我。他答应了,随后把墨镜摘下来,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个盲人。
老人说,教可以,但要像他一样,先用布把眼睛蒙上。我心想,睁着眼都打不着,还蒙上眼睛?哪知闭上眼睛之后,轻轻一挥杆,“啪”,球触杆的瞬间,手感极好,声音也格外动听。迫不及待把眼罩掀开,看到自己刚刚打出去的球,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
其他人也一样,个个都是好球!
大家兴奋得扔下球杆,问老人家怎么会这样。
老人淡淡一笑:“当你睁着眼睛打球,会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求越高,压力越大,越打不好。而当你蒙上眼睛,要求就降到最低,感觉能碰到球就已经很好了。恰恰因为我们放低了要求,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反倒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醍醐灌顶!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全力奔跑,却没发现已经错了方向?
不禁回想起我得过且过、无甚追求的青年时代。上大学的时候,和央视的赵普同班同宿舍,他的自律一度令我望尘莫及,作息时刻表详细到几点几分,而且一板一眼,对照执行。他当我是最好的哥们儿,才把他的时刻表拿给我看,可我刚看了一眼就开始头疼,心里冒出一句话:自虐至此,毋宁死。
普哥为了自我激励,在租住的破院子门口挂了个牌子“赵公馆”,后来被我偷偷改成了“赵公公”,同学们狂笑。普哥摇头叹息:这小子没一点儿正经。
殊途同归吧?他去了最严谨的央视,我去了最自由的湖南卫视,这是不是也证明了蒙着眼睛打球的道理?只要不走邪路,死耗子多得是!老天爷饿不着瞎猫和瞎麻雀!
我也有过对自己特别苛求的时候,但是除了痛苦,并没带来其他什么。
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台里整体大调整,很多主持人,包括我,节目都停了,处于半休息状态。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跳跳,陪她玩儿。她上幼儿园了,我就自己坐在院里发呆。
记忆中,从出道那天开始,永远都在忙忙碌碌,东跑西颠,追求人生密度嘛。在湖南卫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数我节目做得多,同时应付五六个栏目几乎是工作常态。所以,忽然清闲下来,找不到存在感了,相当迷茫痛苦。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等到大的方向明确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步入正轨。但是对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是个未知数。
电视人,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干什么,心里最爱的,永远是电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看看自己身边,何炅和汪涵是中国电视主持界的标杆,我一直都想向他们学习。可是我既比不得老何的青春活泼,永远一张岁月无痕的娃娃脸,带着一群孩子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也比不上老汪的深沉底蕴,既不玩微博也不玩微信,平时交往的多是七十岁以上的老艺术家、老学者,熏染得满身都是学问;更比不了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打滚就打滚说下腰就下腰,欢乐无极限,紧跟时代大潮。
如果说我身上还有点儿《晚间新闻》造就出的风格,也得被时势淘汰了吗?
那时我甚至羡慕台里最普通的实习生,每天打卡上班,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开车从湖南卫视大楼前路过,也会失落得湿了眼睛。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因为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后来我决定从精神上给自己松绑,放下所谓的自尊和期待。
不是想做事吗?那就去做,别再患得患失。
有一家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从各个电视台收购“垃圾节目”,买节目的成本大约100多万,经改装后再打包卖给电视台,一年365期,一家电视台25万,一百家电视台就是2000多万。
他们想请一个主持人把这些节目重新组织、讲述一遍,当新节目卖。这活儿的要领,我当年在《晚间新闻》就已经摸索透了,干起来得心应手。
尽管时不时地,也会冒出一些“虎落平阳”的哀怨,但我会告诉自己,就当是职业生涯中一个新的开始吧。此刻的我,不图名,不图利,图的只是做事而已。人生自古谁无低谷,认真做事,凭本事赚钱,起码不会空虚难过得用吸毒、赌博的方式麻醉自己,或者像很多闲极无聊的人那样闷在家里玩电脑打麻将。要相信老天,给你机会就努力工作,没给你机会那是让你享受生活!
也正是那段低谷,让我有机会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我想每个人都不应该只被一种生活方式套牢,而要去了解和追求更广阔的世界。
我开始尽己所能做更多事情,调动力所能及的资源,做一个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引领人们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风景。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和白云对话,当我们潜入大海和鱼群一起畅游,当我们静静地在古城中穿越,骑着机车、骏马在草原飞驰,我们还会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纠结吗?
当然啦,会有人问:“没钱怎么办?”
呵呵,锐哥的回答是“出了家门即风景啊!”
诸事不顺的日子里,湖南又总是下雨见不到太阳,心情极差。
乘飞机穿越云层时,突然一缕强光射入,瞬间开朗起来:“原来太阳一直都在那儿,只是被云层阻隔而已。如果眼中都是乌云,那说明我们飞得不够高。”
<h2>“兄弟,咱终于咸鱼翻身了!”</h2>
“兄弟,咱终于咸鱼翻身了!”
这句话,是《爸爸去哪儿》一炮打响之后,我们团队老大谢涤葵的肺腑之言。
老谢是我在湖南卫视认识的第一个同事,也是“晚间团队”的精神领袖。十几年来,我们哥儿俩相互了解,相互照应,常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
他见证了我单枪匹马来长沙闯荡的历程。从骑一辆破摩托车、租一间小房子、没朋友没亲戚的单身汉,到成家立业、一步一步在这个城市扎根。
一个制作人和一个主持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合作了十几档节目,外部的因缘际会始终没把我们拆开。如此强悍的存在,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多见。
我们俩都属牛,一同迈入不惑之年。老谢的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他的心思多半都在工作上,养女儿的风格和我很不一样。我是“女儿控”,他是“大撒把”。
几年前,第一次去他家看孩子。只见夫人在厨房做饭,他在客厅看电视,俩脚翘得老高,很是悠闲。
“宝贝在家吗?叔叔给她带礼物了!”我兴高采烈地问。
“在家,在家。”
“哪儿呢?”我往小床里一看,空的。
“啊?等着啊,我给你找找去。”
老谢这才站起来,满地找孩子,终于把小姑娘从桌子底下拎出来了。天可怜见,一岁多点儿的丫头,像小猫似的,正自己趴瓷砖地板上玩儿呢。
寒冬腊月啊,长沙室内是没有暖气的,给娃冻得手脚冰凉。
我这当叔叔的都看不下去了,说了句没过大脑的话:“你这是养孩子还是养小狗啊?”
老谢满不在乎地说:“孩子就得这么养,不生病,皮实。”
2013年初,台里从韩国MBC电视台买下《爸爸去哪儿》的版权。交给谁做?理论上需要各个团队竞标,但是谢涤葵团队尚未竞标,就因为多年的户外项目经验、团队的默契、共同的价值观,成为大家心目中默认的不二之选。
湖南卫视这个平台,永远鼓励你去做与众不同的事情。
过去我在其他一些电视台学习交流,看到很多人做决策时,思维方式是“排除法”:这件事其他电视台做没做过?如果都做过,那么我们也做。
跟风策略往往很保险,别人当老大,自己争取当老二。
但湖南卫视的决策思路完全相反:这件事,如果其他人做过,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的理念是:干别人干过的事,先输五成;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先赢一半。
湖南卫视的人,不惜豁出命来干活。很多前来取经的同行,来的时候怀着各种好奇,走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反馈:“湖南卫视真学不了,这儿的人都不睡觉!”一年365天,机房夜夜无休,灯火通明。制片主任可能凌晨两点被叫来开会。所有保障部门都跟随节目进度走,时刻准备着为一线服务。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打磨多年,我们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
韩国的模式,我们学习借鉴,但不是照搬。
在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方面,中韩两国有近似之处,比如父亲赚钱养家,和孩子相处机会较少,而且大多数父亲不善表达情感,这种“夹生”状态容易碰撞出火花。
但两国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韩国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很高,说一不二,孩子对父亲多有敬畏心,这在中国家庭中并不典型。韩国家庭通常有两个或更多孩子,在教养模式上,和独生子女家庭有着天壤之别。此外韩国已算发达国家,生活节奏不像中国这么快,节目节奏相应也慢。镜头前,父亲优哉游哉地喝着茶,跟孩子聊家常,还没看出什么亮点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所以节目移植过来,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这时候就发现,真的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一切看似偶然的事件,冥冥中都是注定的必然。我们这个团队,过去吃苦受累磨出来的那些经验、教训、技术、风格,统统派上了用场。
与最后一名嘉宾签署合约,距离正式开拍只有几天时间。这么短的磨合时间,对于其他团队或许实在太仓促,对于我们这个团队,却是绰绰有余。
《晚间新闻》的生动平实,《变形记》的戏剧化冲突,《勇往直前》的竞技设置……纪实、综艺、户外,再加上细节的判断、分寸的拿捏,以及对普世情感和价值的呈现,共同形成了《爸爸去哪儿》的超强爆发力。
曾经以为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晚间新闻》就是顶点了。后来《晚间新闻》停播,又以为《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就是顶点了。谁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岁,沉寂了一年多,还能收获《爸爸去哪儿》这样一个奇迹。
尽管奇迹被创造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有多艰难。特别是老谢。工作夜以继日就不说了,父亲又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上有老下有小,最煎熬就是这人到中年。实在扛不下去的时候,他会突然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兄弟,我已经心力交瘁了。”说完再接着扛。
是啊,我们湖南有最可爱最可敬的电视人!《爸爸去哪儿》的后期机房是从不关灯的,那些被誉为“神剪辑”“神字幕”的兄弟姐妹们,带着牙刷来上班。好节目都是拼出来的。
《爸爸去哪儿》有上百台摄像机,每个爸爸和孩子都有若干台机器24小时跟拍。整个活动空间里,上天入地,甚至水中,都有镜头。即使夜里睡觉,每间卧室旁边都会安置一个机房,各种各样的设备照常运转,有专人彻夜值守。没有这样的现代化生产流程,就做不出感同身受的真人秀节目。
如果爸爸和孩子们是早上6点起床出门,摄像们从凌晨3点多开始,就得在各自的机位做好准备。在雪乡,摄像要扛着很重的机器,坐在摩托雪橇上拍摄。天冷,雪橇跑起来就更冷。为了防寒,每个人都配一个面罩,但是哈气会影响看镜头。于是大家就把面罩拉到头顶上。
南方人不懂北方的冷。没过一会儿,我就发现他们个个笑容都很“诡异”,立刻喊停。所有人关闭摄像机,我教他们双手捧雪使劲搓脸,千万不能碰热水,东北的冻伤可不是开玩笑。好在大家都听否则保不齐第二天集体“面瘫”。
人生常是起起伏伏的。节目“风光”了,村长的人生又充实起来了,每天的日程满满当当。仿徨和摸索中,《爸爸去哪儿》给了我“卷土重来”的机会。
看看大火的几位老爸,张亮、郭涛、岳伦、田亮、小志,谁是一直一帆风顺的?我悟到:人生在世,只要努力,总可能有机会。
在我心里,收视率第一,口碑第一,当然都很好。但还有比这些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付出的努力,真的给人带去了久违的欢乐。
在威海鸡鸣岛录节目,那里有一群老兵。我带着孩子们陪老人聊天、吃饭,帮他们修补房子,给他们表演节目。那天晚上,节目录完了,摄像机也都撤了,突然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对我敬了一个礼,说:“谢谢村长!”
别人叫我“村长”,都是轻松玩笑的口吻,只有这位老人是认认真真的,仿佛这是一个很像样的头衔。他说:“我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二十年前,解放军上岛慰问的时候。”
他嘱咐说,冒着大雨给我们捉的螃蟹,一定趁新鲜吃!我们走了很远,老人家还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
在零下二十几摄氐度的牡丹江,那么多人顶风冒雪,合伙租了三辆大巴追来,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些可爱的宝贝。虽然不能进拍摄场地,但远远地站着瞄上一眼,也值得在严寒中等上一天。这就是观众的爱。
还记得录制节目的第一天,几个爸爸都不约而同地动了念头,想当逃兵。到了最后一天,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因为不舍而流下眼泪。
《爸爸去哪儿》还会继续,如同我们的事业还会继续,生活还会继续。也许第二季、第三季还会更好,但我们永远感激第一季,带给我们的鼓舞和感动。如同初恋并不完美,但不会被任何情感所取代。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座山头,翻过去的山头,就是生命中的里程碑。“咸鱼翻身”只是玩笑。不惑中的收获,是曾经最荒芜的心底萌出的那一抹亮色。只要自己不放弃希望,不停下脚步,那抹亮色就永远在前方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