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书记约·斯大林
其实这位女教师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很严重，区里的一名特派员要求她交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柜子，而女教师则认为这妨碍了她“平静地工作”。这种事，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再看看这件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938 年，便觉得女教师的要求简直近乎奢侈。在苏共历史上，1938 年意味着人人自危的清洗和血雨腥风的肃反，意味着黑名单上一批又一批被关押和处决的老布尔什维克，意味着数百万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那时候，斯大林每天该会收到多少申诉！可他从来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而现在，一个叫施林斯卡娅的女教师的遭遇却牵动了他的目光。他向秘书口授批复时是那样郑重其事，甚至有几分兴奋。他无疑从中得到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驱除了包围着他的孤独：我能拯救他们，他们会为我欢呼的……
女教师施林斯卡娅肯定会为斯大林欢呼的，她有没有给领袖再写一封感恩戴德的信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只是一种专制政治的小点缀，点缀使血色专制透出几分亮色、几许人情味，而小民们则在这点可怜的亮色和人情味面前顶礼膜拜。这样偶尔为之的小点缀，我们在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专制者那里也都可以拾摭到一些。有时候，他们会故作惊人之笔，把一件小事渲染得沸沸扬扬，以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和爱民如子，而专制者铁青着的面孔也因之变得“慈祥”起来，他们是苍天，是救星，是流动在老百姓愁眉苦脸上的圣眷之光。
我们憎恶这种“慈祥”的小点缀，更甚于憎恶那铁青着面孔的血色专制。
关于斯大林，最后我觉得听一听希特勒的评价也许不无意义，希特勒曾在日记中一一评价过他的几个主要对手：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他是不怎么把前两位放在眼里的，但对斯大林的评价却极高，这是因为，斯大林具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力量。为此，这位日耳曼狂人后来对发动对苏战争很有几分悔意。
仅凭这一点，斯大林仍然无愧于英雄。
<h3>六</h3>
历史上真正称得起大英雄的其实屈指可数，这些人又大多年寿不永，例如，亚历山大，三十三岁；恺撒，五十六岁；拿破仑，五十二岁；彼得大帝，五十三岁；林肯，五十六岁；列宁，五十四岁。斯巴达克思生辰不详，但恐怕也不会超过五十岁。粗略看去，这中间以五十来岁的居多。对于英雄们来说，这大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段。
乍一听，这话似乎有点刻薄，其实不然。
五十来岁正值人生的壮年，也正值生命和事业的巅峰状态，这时候撒手人寰，后人往往为之扼腕叹息。其实，这样的结局实在是所有死亡类型中最壮美的一种，逝者死于生命的亢奋与张扬之中，不必为结局的幻灭而齿冷心寒；生者熟谙了他们最为生气勃勃的风采，也不必为老之将至的龙钟昏聩而忧伤。如此之美境，孰能过之？
早死，有时其实是一种幸运，英雄尤其如此。
最美丽的死亡，是在生命的巅峰状态。大山峻岭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它们抖擞身姿，把自己最超越的瞬间定格下来，成为傲视平川的伟岸；雷鸣闪电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撕碎自己的同时，它们轰轰烈烈的巨响和刺破苍穹的辉煌也达到了极致，令天地万物为之惊心动魄；宇宙星辰是在最巅峰状态时死去的，在一次决定性的大爆炸中，它们把自己变成了能量，变成了穿越时空隧道的光，让人们千秋万代地遥望和探索。它们都懂得怎样死得壮美，死得永恒，死得适逢其时。
历史上的有些人本来也可以让后人仰视的，只是因为他们活得太长了。
汪精卫当年曾因谋刺摄政王事败被囚，在狱中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慷慨壮烈的诗句。看来他确是决心赴死的。那时的汪氏才华倜傥，意气横陈，革命志士加东方美男子的风采令多少国人为之倾倒！如果这时候他被砍了脑袋，倒真是成全了他，在共和英烈的记功碑上自然少不了他的名字。只是清政府刀下留人，一定要让他活到几十年以后，以民族巨奸的臭名而著之青史。
中国封建帝王中最糟糕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老人，一类是小孩。其实在小孩背后的，还是老人（元老辅臣及太后之类）。中国封建社会中盛衰落差最大的又往往是这种时期：一个奋发有为的帝王，文治武功极一时之盛，但不幸的是他又活得太久，晚年的荒唐胡闹也足以让人们叹为观止。于是，在我们的史书中，年老昏聩成了史学家们形容君王晚年的常用语。年老昏聩，本不该受到苛责，正如年幼无知一样，这本是生命的法则。该诅咒的是他们偏偏“不服老”，贪恋权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结果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
因此，古罗马人在把恺撒奉为终身独裁官后，又不失时机地把他杀死在宝座上。“我爱恺撒，可我更爱罗马。”凶手安东尼奥的这句话，不仅成为后来电影和戏剧中著名的台词，而且成为政治哲学中带有经典意义的格言。
英雄迟暮，这是一种人们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尴尬。迟暮意味着颓败和枯萎，他们确实老了，浑浊的目光中弥散着猜忌与孤独，龙钟的步履再也擂不起撼天动地的隆隆足音，迟钝而偏执的思维失却了嘹亮而炫目的智慧光彩。这就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强健得有如雄狮一般的巨人么？他们唯一剩下的只有权力，但权力有时也是孱弱的，它甚至无力唤起一次性冲动。“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上苍造人，又何其吝啬，属于青葱饱满的生命年华只有那么一小段，其余都是冗长枯燥的陪衬。对生命力的衰竭，英雄与普通人一样无可奈何。而且，对于历史来说，衰老的英雄比衰老的普通人更具危险性，这不仅因为人们崇拜他们，把他们捧上了神坛；更因为面对衰老，英雄本身所体现的那种唐·吉诃德式的挑战精神。
这是一种多么残酷而悲壮的挑战！背景是血色残阳下的苍原和关山，在这座舞台上，他们曾导演过如日中天的辉煌，那赫赫扬扬的大场面似乎刚刚过去，余音不绝，那是渐去渐远的历史的涛声。可转眼间，却已经人去场空，当年和他们一同站在舞台前沿的那些人都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中间包括他们的战友，也包括他们的对手。他们突然觉得那么冷寂，而衰老已悄悄地向他们逼近过来。“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有如一头好斗的西班牙公牛，他们不愿就此黯然退场，仍要保持一副王者之风和凛然傲气。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留恋：留恋青春，留恋功名，留恋权势，留恋那壮岁旌旗、风云际会的历史场景。衰老，使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还有他们这类人与生俱来的不朽意识。好在他们有着挥霍不尽的权力，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雄健，他们无休止地折腾天下苍生，从中寻找那种心雄万夫、气吞万里的生命激情，这既是一种自慰，也是一种自欺。他们或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伪装之中，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生的大限。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奈与悲凉。在时间面前，任何成功都是昙花一现的，一切的占有同时也意味着丧失，所谓英雄盖世，到头来只落得一副枯骨，几许骂声。人，实际上都是追日的夸父，都将渴死在中途。
丘吉尔一生所获得的荣誉几乎可以铸成一吨重的勋章，这中间，我觉得有三项荣誉最能体现他的分量：坦克之父，二战英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任何人只要获得其中的一项，就可以称得上伟大了，丘吉尔不愧为20 世纪的巨人。
这位巨人一生沉浮宦海，三起三落，最后活到了九十一岁。晚年的丘吉尔贪恋权力，又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1945 年，他在大选中失败，1951 年再度上台，直到三年后因中风辞职。这时的丘吉尔不仅耳聋眼花，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外加半身瘫痪，昔日那生气勃勃、雄论滔滔的风采已荡然无存。这期间，除去因一本回忆录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为。美国报纸就丘吉尔九十诞辰发表的文章指出：“温斯顿爵士还是和从前一样，向时间和命运挑战，但他终究是老了。”
是的，巨人衰老了，他因“老不死”而从雄狮变成了一段风干的历史。
不仅是丘吉尔，二战中的几位巨头，到后来似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点老糊涂了。
因此，我要说，早夭的英雄是幸运的，英雄早夭的时代亦是幸运的。
也许，我这话有点大不敬了。
<h3>七</h3>
孱弱的时代不可能造就叱咤风云的强者，太平盛世也不可能走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巨人。英雄的土壤是那种生气勃勃的乱世：在风起云涌的阔大背景下，充满了巨人之间炯炯有神的对视和辉煌壮丽的决战，那嘹亮的生命意志和历史诗情洋溢在舞台的每个角落，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都足以成为艺术家们世代关注的题材。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外历史上的那几个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夕的古罗马，18 世纪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风云际会”，什么叫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遇合。英雄都是在与大致相当的对手的较量中成为英雄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带有群体性；也因此，他们的消失也是群体性的。在一段相差不多的时间内，他们相继退出了舞台。一时间，历史由于失重而变得轻飘起来，社会生活中那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突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笼罩在空虚之中，甚至连英雄们的宿敌也不能幸免，因为，再也没有人会激起他们那样强烈的恐惧和铭心刻骨的仇恨了。人类历史坠入了一个精神的巨大的真空——后英雄时代。
这是一个在历史惯性中安享升平的时代，一个只会模仿而缺少原创力的时代，一个面向既往淡淡伤感的时代。历史强者的伟岸，向大地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后英雄时代的人们就生活在这阴影下，他们因难以体验阳光而苍白羸弱。英雄们已经逝去，但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走进了纪念碑和雕像，走进了音乐、美术和戏剧，走进了林林总总的怀念文章和教科书。在一些国家，他们还走进了水晶棺供人们瞻仰。对尸体的崇拜，原本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而在现代，这样的水晶棺恰恰出现在一些以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透明的水晶棺使历史变得不那么透明，瞻仰者哈出的热气汇成了一股氤氲升腾的迷雾，使伟人的面目更模糊了——大多数历史的迷雾，都是由后人口中的热气哈成的。
伟人们是没有过错的，过错在于那些把他们的尸体作为政治遗产的后人。
这或许可以证明，英雄们有多么伟大，他的后人有时就有多么猥琐。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缺少底气，他们没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只能刻意模仿伟人的一招一式以自饰。他们不知道，伟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自身性格和气质的流露，有如夏日里青草的香气和冬日里松柏的苍翠，有如向上举的杏花和向下垂的柳条，那叫自然天成。同样的举动，一经模仿便成了滑稽。大概是培根曾这样说过：“猿猴由于太像人了而显得丑陋，迷信由于类似宗教而显得丑恶。”也可以说，后英雄时代的有些人由于太像英雄了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在英雄们面前，他们都似乎太谦逊了。
只有乞丐才是谦逊的。这是歌德说的，他说得毫不谦逊。
唯大英雄能本色。普通人的本色也许并不太难，那只是一种生命力从容自信的笑容。但对于大人物来说，却需要自身具有足够的分量和高度。本色的反面是矫情和自饰，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大英雄其实并不多，在我看来，拿破仑可以算一个，毛泽东也是。在他们身上，矫情和自饰的成分较少。
还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本色，就是蒙古大草原的本色。
那是怎样一片神奇旷远而又奔腾着生命激情的大草原！中国历史上那几个素称强悍的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当然还有蒙古人，都是从那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是在那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期。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辽远而苍凉的牧歌只是他们忧郁的吟唱，长啸如风、马蹄如雨，才是他们创造史诗的光荣与骄傲。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亚欧大陆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雄姿，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穿透几个世纪没能锈蚀的时间孔道，向我们炯炯注视……
成吉思汗，西方史学界战战兢兢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东方史学界不无荣耀地誉之为“天之骄子”。
但就是这样一位旷世英雄，死后却“不起坟垅”。现在人们看到的成吉思汗陵最多只是一座衣冠冢。
坟都没有，更谈不上墓碑什么的了，只是在茫茫草原中找一处地方将就埋葬。埋葬以后，又驱赶万匹战马来回践踏（多么浩大的礼仪！）然后杀死一头小骆驼放在那里。第二年春草复生，远远望去，又是莽苍苍一片，大汗的埋葬地已无可寻觅。假如要举行祭祀仪式，就让那只小骆驼的妈妈——母骆驼作向导，母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大汗的埋葬地。
铁血英雄的铁血葬礼，残酷而又奇特。
等到那只母骆驼死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就无人知道了，一代天骄就这样悄悄隐身于草原深处，每天看日出日落，风起云涌。牧歌如云，那是草原民族生命的咏叹；铁骑如风，那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和鼓点，大汗安息于此，自是无怨无憾。要什么翁仲明楼，翠华摇摇，那些都是后人的政治摆设，与自己何涉？
他不希望后人和后来的政治无休止地打扰自己。他一生的辉煌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后人再追加什么。
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后事处理得很明智，他的接班人不是事先指定好的，而是在征战中竞争挑选，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谋略。这样，当大汗临死前指定一人时，其人早已众望所归。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后人并没有在大汗的阴影下碌碌守成，他们又扬鞭纵马，向西、向南，一直挺进。蹄声、鞭声、咆哮声，一直逼近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其中亦走出了几位分量相当不轻的英才，例如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如果我们不是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来审视历史，那么就应该承认，比起南宋小朝廷的那班君臣（包括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忠臣义士），忽必烈更有资格站在13 世纪的峰峦上。
忽必烈的坟冢在哪里，至今也是一个谜。蒙古人是一种眼睛向着远方，对后事不那么看重的人。
顺便交代一下，1961 年10 月31 日夜里，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斯大林的尸体被从列宁墓的水晶棺里抬出来，扔进了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口深坑。尸体保存得相当好，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保存得再好的尸体也只是尸体而已，没有任何人再看他的眼色行事了。士兵们的手脚很利索，砸棺翻尸，掘坑封土，几分钟就完事了。
这具尸体当然很快就会腐烂的，从“不朽”到“速朽”，只需一纸红头文件。
一会儿玩弄历史，一会儿又被历史玩弄，伟人们若是在天有灵，不知该作何感慨？
<h3>八</h3>
当我们遥望历史上的英雄时，却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从专制的阵营里走出来的，而民主的旗门下则显得颇为寥落。
也就是说，专制更适合造就英雄。
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翻开专制政治的词典，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些辞条：权威、暴力、等级、统一、舆论一律、独断独行，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们最乐于笑纳的。专制政治把个人推向权力的顶峰，这时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为国脉所宗，民生所系。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苍生有幸；若推上个流氓瘪三，也只能听任他胡闹。个人的作用无与伦比，一身而系天下兴亡，最后的归宿无非两种：要么成为恩泽四海的神祇，要么成为祸国殃民的恶魔。而民主体制强调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儿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胜任的管理者，民众既不需要幻想神祇，也不必惧怕恶魔。从根本上说，期盼在民主的土壤里产生英雄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须永远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简单，民主的最高原则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换。
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尴尬现象：在同一历史事件中，面对面较劲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英雄，而另一个则不是。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科索沃危机，米洛舍维奇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顿则绝对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会这样干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并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唯一人选。再往前看去，则是海湾战争，那次以多国部队的完胜为结局的事件使萨达姆成了民族的英雄，而作为“领衔主演”的老布什则在其后不久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这多少有点叫人没劲，是吧？
是的，在有些时候，民主这玩意确实很“没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为了把美国拉入反法西斯战争，曾煞费心机地和民主周旋。因为参战要国会授权，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却是一群慷慨激昂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对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鸵鸟式的态度。辩论将会很激烈，而且肯定会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这当然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为了取得国会的授权，罗斯福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其中的有些做法属于打擦边球，有些是先斩后奏，有些甚至可以和“阴谋诡计”挂上钩。例如，前些年有历史学家指出，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其实是在罗斯福一手纵容下酿成的。这自然很有点耸人听闻，但也并非没有道理：罗斯福早就掌握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意图，但为了激怒美国的国会和民众，他有意把情报束之高阁，让山本五十六的特混舰队用炸弹和鱼雷给美国人上了一课。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身披蓝色海军斗篷的罗斯福在暴风雨般的欢呼中走上国会的讲坛，他终于说出了一段决定性的话：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 月7 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日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当然，国会一致通过了总统的请求，美国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堂而皇之地加入了二战的决斗场。这无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还是美利坚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摆平了美国式的民主，他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差点扼杀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
同样是二战英雄，丘吉尔遭遇民主“扼杀”的情节要更复杂一些。
丘吉尔是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接过权杖的，那时他的个人威望堪称登峰造极。我至今忘不了电视片《二战警世录》中的那一幕情景：疮痍满目的伦敦平民住宅区，废墟上弥散着德军炸弹的硝烟，但每一堆瓦砾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丘吉尔来了，面对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欢呼的人群，他流泪了。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说：“你们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关心我们。”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当汽车开动时，一位女工追上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她告诉丘吉尔：“我这个星期因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特地买了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丘吉尔下车亲吻了这位女工，当然，他又一次流泪了。
这样的场面，丘吉尔是应该流泪的；这样的眼泪，平生流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这是1940 年的秋天。但谁能想到，五年以后，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期间，这位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欧洲的丘吉尔却被英国的民主赶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尔是从波茨坦临时赶回国内等候大选揭晓的，当时，谁也不会怀疑他将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大选中获胜。临行前，丘吉尔发表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一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姿态。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过一两天他就将和首相一起回来。
但几天以后，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却是另一位叫艾德礼的英国人。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胜利后对他的冷遇，他的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也因此成为经典：
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的这句话无疑带着相当成分的牢骚，但仔细体味，他却不经意地道出了民主体制中某种精心而独制的构思，它以“忘恩负义”这一特有的方式“保护”了英雄，让他们功成身退，从而永远屹立在威望的制高点上。试想一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这种“忘恩负义”，最后又何至于变得那样令人生厌？世无英雄，万民翘首；世有英雄，民无宁日，这是多么痛切的历史经验！为着救亡，我们期盼英雄，牺牲个性，维护权威，统一意志，暂缓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总似乎没完没了，到后来，我们已搞不清究竟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总在危难之中，还是因为总在危难之中，我们才必须这样。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忘恩负义”！对伟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们又何必总那么耿耿于怀呢？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曾经拯救过我们，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用等量的拥戴和欢呼作了报答；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想继续照亮我们，那么，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终损害了我们的幸福，那么，应该贬值的当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为了报恩，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热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欢乐和温饱。一个总想着报恩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会斤斤计较于施恩和报恩之类的蝇头小事。
让我们平静地接受丘吉尔的这句话，并把它奉为经典：“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h3>九</h3>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既然英雄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英雄会不会像史前时代的恐龙那样趋于消亡？如果在若干个世纪以后，社会生活中从此失却了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呼吸和长剑倚天般的身影，对于人类的精神史，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
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在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将告别英雄；一方面，我们又在庸常平淡中呼唤英雄，呼唤那长风豪雨般的生命伟力和史诗情怀。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艰危时势，我们呼唤英雄；承平岁月，我们让英雄走开。或者说，我们期盼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驱使我们的，长着茂密的胸毛或闪耀着睿智眼神的强者，我们只是呼唤他们身上那种素质性的，可以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可以退求其次，既然这是一个不再产生英雄的时代，我们不妨在平淡中寻求感动，寻求生命的瞬间美丽。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一幕中的辉煌。
当代哲学家马斯洛在阐述“高峰体验”这一著名哲学概念时，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这时，一束明媚的阳光洒进屋里，阳光下，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边吃饭边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小鸟般嚷个不停，她丈夫正和孩子们随意说笑着。这位年轻的母亲望着他们，顿时陶醉于这幅天伦亲情的美妙图画中。爱的波澜，甜蜜的情愫喷涌而来，在刹那间将这位母亲推向了幸福的顶峰。
这样的陶醉，这样的生活场景，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衷心向往的。寻常生态中，同样蕴含着生命原始的意义和心旌摇曳的感动，但愿那明媚的阳光天长地久地洒遍人类世界的每个角落。
但人类追求的毕竟不只是一顿其乐融融的甜腻的早餐，早餐复早餐，我们会不会又感到没劲？会不会又渴望一些可以称之为庄严或令人荡气回肠的大感情？
我们将永远背负着这样的尴尬……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远方，去寻找那大理石或者青铜质地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