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辉煌(夏坚勇)_英雄赋（1 / 2）_湮没的辉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圣彼得堡八月的阳光是柔和而明净的，一如滨河街两侧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流溢着宁静与明朗的情调。风从涅瓦河上款款而来，不经意地抚弄着行人的衣角——这里人们的神态也是悠闲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样行色匆匆。他们用不着那么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圣彼得堡人的话来说，那是一只外表美丽的彩贝，内里却腐烂发臭了。圣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种很有底气的雍容优雅，虽然这中间带着几分古典，几分慵懒，令人想起油画上那个叫叶卡特琳娜的贵妇人。

但，圣彼得堡绝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进城市的深处，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纪念性建筑大多是与战争有关，与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统帅有关的。冬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是纪念1812 年卫国战争的产物，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座高度为47.5 米，直径近4 米，总重量达600 吨的庞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块的花岗石雕成的。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像堪称俄罗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坚定地向着大海，向着远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诗情。战神广场——来源于罗马战神的名字——坐落着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的塑像，他们的名字都曾经和一代天骄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想起19 世纪初叶欧洲战场上那一幕风云际会的壮丽景观。就连交易所大楼前耸立的圆柱上面，也装饰着金属船首的模型，因为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人喜欢把战败船的船头钉在圆柱上，作为海战胜利的象征。

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离开圣彼得堡时，我买了几块“青铜骑士”的袖珍铜版画，莫斯科没有这种分量的工艺品，那里的自由市场上泛滥着白桦树制作的套娃。

也许就在那个时刻，我开始触摸这两个带着几分古典色彩的、质感有如青铜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逐步沦入平庸。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前嗑瓜子的时代。因特网，牛仔裤，可口可乐，卡拉OK，当然还有壮阳药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这些，从总统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给咖啡加点糖》《爱情麻辣烫》《来点盐，来点醋，来点芝麻酱》，连影视剧的名字也这样有滋有味。但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反倒觉得什么都没有滋味了。大家见了面，无非是“吃了吧？”“发了吧？”“离了吧？”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如果我们没有“铜琶铁板唱大江”的雄迈，那么有一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我们当然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对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连愤怒的表达方式也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别人画圈同意。长此以往，甚至连哭和笑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拥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尔微笑，却失却了可使灵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脱的大笑。大众传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个超级巨星，然后又用花边新闻把他臭上一顿悄悄地遗忘。比尔·克林顿似乎风头正劲，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阳具把世界搅得一惊一乍的，让电视机前的人们很兴奋了一阵，然后又在巴尔干半岛捣浆糊。其实那种按照计算机程序进行的轰炸根本算不上战争，也无法令人产生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头轻”之类的情怀。权势者和巨富当然到处都在雨后春笋般的滋生，但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只有暴发户而没有贵族，只有奢侈而没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没有审美。

没劲！大家都这么说。

庸常寂寞中，我们呼唤英雄，呼唤那曾作为世界历史脊梁的巨大身影，呼唤那光芒绝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违了，英雄，尔等别来无恙？

呼唤英雄是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因为历史曾被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定格，他们是横空出世的群山，负载着一代又一代的盛衰兴亡，即使过时了，那伟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峥嵘。他们是奔湍的长河，以喧天排空之势留下了悠远的回声，即使枯竭了，那萧索的河床也能证明其当年的浩阔。

呼唤英雄是对生命激情的倾慕。没有哪一种伟大和深刻是从宵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产生势能，在英雄们身上，这种激情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一种生命本体的强悍，一种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一种义无反顾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轰轰烈烈的诞生是人们无法向平静的日子索取的。

呼唤英雄更是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悲凉与失望。当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当一个三流歌星也让少男少女们迷恋得死去活来，当“伟哥”的发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诺贝尔奖的庄严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发冲冠、拔剑斫地之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绝不是一个东方民族古典的绝唱。

崇尚英雄当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权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说名人的出名有各种途径，特别是在一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整容包装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诞生一个名人简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马可待。也不说名人的质地有高下之分，青铜、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为偶像，甚至儿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几个有鼻子有眼的玩意来。就是那些货真价实的名人，尽管他们的光环来自其迥出时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难把他们归入英雄一类。

例如雷锋。雷锋当然算得上名人，而且当之无愧地算得上是青铜石雕质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认他是一个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道主义者。雷锋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广为传颂的四句话：对待同志——对待工作——对待敌人——对待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这“春夏秋冬”似乎过于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对敌人，也有个政策界限问题，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敌人”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含混，有时甚至指鹿为马。又例如，个人主义这一笼统用语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应该“秋风扫落叶一样”一风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锋想不了那么细，因为他把这些分析都推给了他的上级。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热情的；同时又是驯服的，忠诚的，知恩图报的。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一切都是那样朴素而透明，我们不能苛求他具备多么深刻的理性思考或历史主动精神。雷锋死于1962 年，当时二十二岁，设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岁的雷锋将如何走过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许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匆匆地赶去参加批判会。他或许会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会用流行的政治信条来战胜自己的困惑，因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归入个人主义或温情主义之列的。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样的推论实在有点残酷。

雷锋属于那种在任何时代都会闪光的好人，他不是高山大海，而是淹没于草丛中的路标，指向一种高尚纯粹的人生。这样说不是对他的贬低，恰恰是对他人格精神的欣赏。

那么功利呢？我们难道能撇开功利来谈论英雄吗？

是的，英雄绝不会排斥功利，比之于常人，他们有着更多的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成就感的关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们天生就是自命不凡的一群。但这种关爱的指向应该是民族、历史、生命之类的大命题。因为指向过于阔大，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中外远古神话的主角大都是这样的悲剧英雄，这中间，我特别欣赏夸父，这位壮士的行动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只是不停息地追赶太阳，一路上喝干了黄河和渭水，还不解渴，又向一个大湖奔去，最后渴死了，弃杖化作一片桃树林。你说他有什么功利目的吗？似乎没有。他只是体现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超越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光荣与梦想。要说功利，这是一种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精神的大功利。夸父追日的意境很美：西沉的夕阳，巨人饮于河渭又北奔大泽的身影，弃杖化为桃林的富于诗意的结局。为什么是桃林而不是其他什么树林呢？这恐怕也体现了一种美的选择：让英雄的葬礼达到美的极致，这是壮美和优美的统一，是轰轰烈烈之后的灿烂与宁静。在这种大美面前，世俗中那些浅薄的大红大紫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财富、权势、女人、玉堂金马、礼炮鲜花，还有悼词和哀乐，这些与崇高无涉，与精神超越无涉的功利，都只是过眼烟云而已。我向来不大欣赏中国历史上那一类功德圆满的大人物——宰相，即使是那些口碑很不错的宰相（王安石等少数几个除外），我也很难承认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大都是一些精于利益计算的世故老人。不错，他们是兢兢业业的，但他们缺少在历史关键时刻仰天长啸的精神脊梁；他们是富于智慧的，但没有诗意的智慧终将异化为一种苍白的精致；他们也往往是雍容大度的，但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恰恰成了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圆滑如珠等等职业技巧的大杂烩，而鞠躬尽瘁说到底也只是一块徒有其表的功德牌坊。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与英雄休戚相关的问题——权威。

权威是什么呢？是一种威慑力。封建社会的帝王大多是权威的体现者，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举手投足都可以“威加海内”，将亿万人的意志统一在个人的喜怒好恶之下，但他们中间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实在寥寥。权威的主体是权力，一种由血统和地位赋予的法力无边的魔杖，权力一旦消失，权威便悄然坍塌，这就是权威的概念。

英雄无疑需要权威，历史上的英雄几乎无一不是权威主义者，他们的事业也无一不是睥睨一切的伟大表演。但仅有权威还不够，英雄是一种光彩照人的人，他们身上的光源是一种称之为威望的综合魅力，这和他们的血统、地位没有关系。英雄的主体是人，是人的意志、才华和人格力量，因此，平民布衣中亦有英雄。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嬴政南巡至会稽，项羽在人群中看到那翠华摇摇的威仪，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这无疑是一种英雄意识，他守候在历史舞台入口处的身姿是何等跃跃欲试。而在类似的场合，另一些人的姿态就猥琐多了。汉光武帝刘秀当初在家务农时，听说城里有个叫阴丽华的姑娘长得很漂亮，便私心悦慕。来到长安，看到为皇帝出行开道的执金吾衣甲鲜明、神气活现，也心向往之，于是感慨道：“当官要当执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和项羽相比，他的感慨就显得太“红薯腔”了。当然，刘秀后来发迹了，他自己当了皇帝，既娶了阴丽华等一群女人做老婆，又有执金吾为他开道，而豪气干云的项羽后来则四面楚歌，自刎乌江。但历史却用青铜铭记着，项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刘秀则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成功，肤浅的成功如同肤浅的失败一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成绩表上向来忽略冠军以下的名次，只有超拔卓绝的成功（或失败）才能真正留下一点痕迹，而英雄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么“一点痕迹”。

那么，英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把英雄定格为事变性人物，这是一种把英雄泛化的指认。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外国童话中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兰儿童。这个小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秉赋，他的全部条件不过是：一只手指和恰恰经过那里的幸运机遇。不错，这个事件本身关乎全城人的生命，称之为“大救星”也并不为过。但我们却无法承认他就是英雄，因为英雄的概念中不仅包含着适逢其时的机遇，更应包含着某种非凡的才能。

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悉尼·胡克是这样说的：“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下的结论，但在我看来，他无疑是对的。

因为，我们从中听到了那种轰轰烈烈的巨人的呼吸……

“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有一位哲人这样说。

这里说的是一种英雄意识，正是这种高昂的主体意识，使得他们从肤浅而平庸的生活常态中脱颖而出，有声有色地走向历史舞台的前沿。

当然，具有英雄意识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这是肯定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不具有英雄意识的人绝对不会成为英雄。

也就是说，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英雄意识造就了一种非常人格：坚毅、果决、眼界高远、超人的意志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当然还有那永不枯竭的激情和野心，等等。所有这些，就其原始意义来说，都是首先应该属于男性的。

是的，所谓英雄意识，首先是一种男性的自觉；而英雄的品格，其实是一种旺盛的男性生命力的张扬。

1961 年9 月，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天晚上，蒙哥马利在街头散步时走进了一家小剧院，当时剧院正在演出《穆桂英挂帅》。中间休息时，蒙哥马利退了场——他不喜欢这出戏，理由是：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当时中方负责陪同的熊向晖将军当即反驳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人，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一时无言以对。

熊向晖的反驳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似乎太富于民族意识了。蒙哥马利其实是站在一种性别的立场上讲话的，他发表的是一则“男人宣言”。他的无言以对并不是理屈词穷，而是无法置辩，因为辩论实际上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进行的。老实说，我很欣赏蒙哥马利的这两句话，它不仅体现了一种男性的自觉，还闪现出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作为二战英雄，一个有质量的男人，他有资格这样自负。这当然不是藐视女性，但女性应有女性的品格，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说要取消性别差异，恰恰是应该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那么，这种“像”应该是一种什么姿态呢？

归根结底，男人注重的是：被人承认；女人注重的是：被人爱。

注重被人承认，他们追求高山般的雄峻。男人原本是一种力，一种充满了主动精神的外展之力，他们用创造和事业来印证自己的力量。因而创造和事业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

注重被人爱，她们追求苍原般的诗性。女人的天然气质是艺术化的，爱本身就是艺术，它排斥任何功利。如果它一旦和功利结合在一起，首先伤害的是它自己。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尊重。

因此，有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我不否认女性中曾走出过不少英雄，但我可以说，历史上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她们身上具备了某些本来属于男性的品格。也就是说，她们已经男性化了。蒙哥马利当然对中国历史不尽了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女英雄的时代，大多是国势萎靡、男人们不中用的时代，于是只好由女人站出来替代本应由男人承担的角色。例如《穆桂英挂帅》的那个时代——北宋。

一个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运。而英雄的性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的性格和历史的命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湘江击水时的青年毛泽东。

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

谈论英雄不可能绕开毛泽东这个话题，特别是在20 世纪末期的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毛泽东。

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一个只应在博物馆和纪念碑前探讨而不应在茶馆里吐着瓜子皮谈论的话题。不论是站在神坛上还是走下神坛，毛泽东的身影都辉映出历史强者的伟岸，需得我们千秋万代地仰视。当然，仰视会使我们无法看清他的某些局部，但这不要紧，既然我们审视的是一座大山，那么横看成岭侧成峰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只会增加大山的深邃和神秘。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充斥着一大堆头衔，其中包括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实，在毛泽东的早期，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成为理论家则是后来的事。政治家和理论家在本质上的不同，在于政治家总是尽量让自己适应环境，他具有的深刻亦是一种现实的深刻。毛泽东是20 世纪最理解中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另几个人中或许应包括蒋介石），他最初的著作——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是这种“理解”的体现。他后来和王明等人的分歧，从根本上讲也是围绕这种“理解”而展开的。结果是，“理解”中国的毛泽东战胜了不“理解”中国的王明，也战胜了另一个同样“理解”中国的蒋介石。那时候，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一切构想都是具体实在、注重效用的。而对于理论家来说，理想才是他们的现实——一种带着奇幻浪漫色彩的现实，因此，他们具有的深刻是一种天真的深刻。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是把“现实的深刻”和“天真的深刻”集于一身的巨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主要体现了前一种深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更多地趋向于后者。特别是在1959 年他将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以后，他那豪放派诗人的气质和充满创新精神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但问题是，政治家和理论家毕竟是对社会功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于是悲剧发生了……

这是角色的错位，还是性格的悲剧？

这些年国内创作了不少以领袖为题材的影视剧，一些眉眼沾光的三流演员也因此一夜走红、炙手可热。在所有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中，最不成功的当数毛泽东的扮演者。这是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性格太丰富复杂了，一般的演员根本无法把握，他们只会僵硬地模仿几个姿态和手势，再夹带几句湖南话，笨拙得有如木偶一般。在我看来，这些演员的最大失败，就在于眼神的呆滞。形象的差异尚可用化妆来弥补，但化妆师却无法装扮演员的眼神。

最伟大的英雄都是具有诗性的人，而真正的诗情都是藐视法则的。

事实上，毛泽东有一次对斯诺说过，他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为什么要打伞？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外国人却无法体味汉语品格的丰富性，他们只能似是而非地硬译为：一个喜欢到处乱跑的人，打着一把伞。

事有凑巧，“文革”中有一幅颇为走红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上的毛泽东就拿着一把伞，一副心事浩茫、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知道画家在构思时怎么会想到这把雨伞的，他或许只是隐喻了当时风雨如磐的政治气候，而让人物拿着一把伞又会使画面生动些。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手中的这把雨伞会让人想得更多。

前几年，围绕着这幅油画的版权问题，有关各方又闹腾得沸沸扬扬，这当然与画本身的艺术价值关系不大，但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1968 年到1998 年，时间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其间正值毛泽东逐步走下神坛，人们对他的认识亦由狂热的崇拜逐步转向理性的审视。时间有时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流逝，有时在革命的喧天激浪中，在连篇累牍的红头文件和阵发性的社会抽搐中流逝。在世界上所有的权力中，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毛泽东以他那“无法无天”的非常性格使他所执政的那个时代高度个性化了，然而也正是他那史无前例的个性化统治，最后终结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延续。可以肯定，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在长时间内不会沉寂，伴随着这些争论的会有很多形容词，既有表示敬仰的，也有表示敌视的；既有表示痛心的，也有表示困惑不解的。但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分量是如此沉重，即使和人类历史上那少数几位最伟大的人物摆在一起，他也毫不逊色。而在中国，他的分量甚至超过了同时代其他杰出人物的总和。这也正是今天对簿公堂的有关各方——艺术家、商家、国家博物馆——都将那幅油画视为奇货可居的原因所在。

至于那幅油画的版权最后究竟属于谁，这已经不重要了。

毛泽东把自己形容为打着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其中还包含着一种人类最普遍的生命体验：孤独。

如果说有所谓人人生来平等的东西，那么孤独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每个人来说，孤独与喷嚏一样无法避免。

但孤独有真孤独，亦有假孤独；有大孤独，亦有小孤独。有些孤独只是个体孱弱的人在自然伟力面前的一丝颤动，或是人与人隔绝后的一种惶然，或许干脆只是“小园香径独徘徊”那样的闲适无聊。有的孤独则如陈子昂所体验的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孤独的极致。

英雄人物的孤独是一种真正的大孤独；一种超越了闲适，超越了寂寞，也超越了蜗牛角上的较雌论雄的孤独；一种权力金字塔顶峰上统摄万物又四顾茫然的孤独；一种进入了未知和创造的高寒区欲行还休、欲休还行的孤独。他们是如此杰出，又是如此自命不凡，在自己的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比较，他们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也不能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高高在上的处境和恣意妄为的权力，使得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赋予了某种超乎寻常的意义，就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寂寞高手”，他们独立孤峰，环顾八荒，只能仰天长啸听取自己的回声。

这是一种怎样令人窒息的大痛苦！

但也不全是。

孤独，有时亦是伟人们刻意夸饰的结果。因为生命原本包含着世俗的人间烟火，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而一举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则是不真实。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性，即是承认和正视一个人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可惜天下苍生却不愿这样承认和正视。想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剧院看戏时遇刺身亡，曾引起了多少人的诟病：“我们哀悼的总统竟倒在一家剧院中，真是令人遗憾！”哀悼在这里变成了檄文，而死者却是美利坚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是一位平民化的总统，但“平民”们却偏偏固执地认为，总统应该处在更有“意义”的场所，即使是死。这是林肯的悲剧。“没有神秘就无威信可言。”这是戴高乐的名言。因此，人为地设置“审美距离”便成了政治家们一种自我神化的狡黠。在他们那里，孤独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承受着它那令人窒息的压迫，一方面却享受着那带着光环的神秘感。

沃尔科尔诺夫的《胜利与悲剧》实际上是一本斯大林的评传，一开始有这样一段描写：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中风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总书记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他的警卫人员在别墅外听不到动静，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胆地走了进去。但是他们无权立即请医生，这需要贝利亚亲自命令才行……直到过了10~12 小时，神色慌张的医生才被带到生命垂危的领袖面前。”

斯大林在极度孤独中死去，这样的死本身就有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

他的死并不是因为病情的无可救药，而是死于他自己所构建的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最终把领袖本人也当作了人质。领袖的权力太显赫了，以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权力的黑洞，任何人走近这里就会失去正常的心智和能量，只能在那巨大的惯性中手足无措地梦游。

斯大林死后，人们在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间工作室实在简单不过。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外，这里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古董的东西，甚至没有一幅“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只有挂在客厅中心部位的那幅放大的照片制作得精致些，那是乌里扬诺娃1922 年9月在哥尔克拍摄的，上面是斯大林和列宁——当然，后来人们知道了，那幅照片是通过剪接而成的。

也许，对斯大林来说，权力才是永久的财富。

置身于权力“黑洞”中的斯大林当然是孤独的，但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恰恰又是乐此不疲地挥霍权力。你看，他正在批阅伏罗希洛夫送来的公文，要他处理的事情真是无奇不有：有的要求批准免除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们的军事训练；有的建议给工农红军盖几幢新的营房；有的传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的花边新闻；有的报告第26 骑兵团团长与特派代表之间的误会；还有的谈到有必要扩大飞艇制造业，以及正在建设的新国防项目的情况，如此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中间有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难道都非得总书记亲自处理不可吗？但斯大林喜欢这样做，这是他的乐趣。当然，“乐此不疲”只是一种说法，他实在是太疲惫了，太需要调剂一下神经了。这时候，他会把注意力转向一些极其细小的事情，并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此刻，他突然对一份女教师的申诉电报发生了兴趣。他沉思少顷，向工作人员口授道：

梁赞省·萨索夫斯基区书记

普罗相内耶·波利亚内村：

收到女教师施林斯卡娅拍来的一份电报，要求保护一个鞑靼学校的女教师……请立即加以干涉，阻止对施林斯卡娅采取任何暴力，并把结果报告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