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 如夫人、继室和孀妇</h3>

小时候读李长吉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半懂不懂中，只留下了对洛阳不大好的印象。其实诗写的是铜人离别长安时的情景，色调很悲凉，洛阳还很远，连一抹阴影也说不上的。那么铜人为什么不愿去呢？以至“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苦凄凄的有如弃妇一般，可见洛阳不是什么好地方，连一尊铜像也不肯去——最后它终究没有去，据说因“铜人过重，留于灞垒”。这个灞垒大概就是古人送客时折柳赠别的灞桥吧？如果是，那么铜人才刚刚出了长安东门不远。它是有感情的，宁愿栖身于荒树野草之间，也不愿去洛阳。

后来又看了一些历史小说，诸如《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之类，才知道洛阳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虽然那里有天下闻名的牡丹和美女，有《二京赋》和《三都赋》中极尽夸饰的铺排，有班固、蔡邕、左思、程颐和白居易，但那里的宫城里充满了凶杀和色情，阴谋麇生，小人谄渎，妖艳的贵妇巧笑争宠，暴君和权臣们恣肆而畏怯，碧瓦红墙之内弥漫着末日的靡废和恐怖气息，真令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一看到情节进入东都的城阙就跳过去，宁愿去欣赏荒原草泽间的好汉们舞枪弄棒。

久而久之便得出一个印象，洛阳大抵是个命途多舛的如夫人，有时则是个韵华不再的继室，作为京都，虽然她的历史相当悠久，却很少是元配的正室。正室大多是西京长安，只有当西京发生战乱和政变，皇帝在那里待不下去时，才跑到洛阳来。也有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而“就食东都”的。我大致算了一下，洛阳作为京都的历史前后达八百余年，但这中间的大多数年头是作如夫人或继室的，例如东周和东汉，她们的前头各有一个赫赫扬扬的西周和西汉，长安那九天阊阖般的气魄与如日中天的王朝盛世恰好般配。只有在走向衰落时，才会迁到洛阳来，在这里演完亡国的最后一幕。像李唐那样给中国带来一个大黄金时代的王朝，其文治武功都是在长安的宫城里擘划成就的，待到气数将尽时，却也要跑到洛阳来收场。当然，也有不少王朝一开始就定都洛阳的，但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心理变态的暴君或庸主，例如那位听说有人饿死，问为什么不吃肉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有那位以荒淫无度而知名度颇高的杨广。洛阳的深宫似乎隐潜着一位魔法无边的巫师，皇帝一进入其中就会丧失起码的心智和人性，这些王朝也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这时候，洛阳的身份是孀妇。

命途多舛的如夫人，韶华不再的继室，凄凄苦苦的孀妇，洛阳似乎从来就不是一处吉宅。但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王朝看中这里，翠华摇摇地驶进这里的宫城呢？

1994 年秋天，我在无锡参加“东林学术研讨会”，会间参观东林书院时，曾就丽泽堂前那一块“洛闽中枢”的门额请教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老先生博学强记，“文化大革命”前曾长期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宋学说到洛阳的二程（程颐、程颢），又谈到“程门立雪”的典故。在那块门额前，我记住了老先生的殷殷嘱咐：“要了解中国文化，河洛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源头，有机会你应当去那里看看。”

于是我就去了。一年以后，我孑然一身行进在从长安去洛阳的路上。这本该是一次诗的行旅，沿着古驿道迤逦东去，一路上会想到很多气势悲慨的名篇佳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杜甫当年也在这条路上颠簸过吧，他是高车驷马，追随着銮舆凤辇，还是踉跄于散兵乱民之中流离奔命？岁月的风尘早已掩没了悠悠古道上的辙印，连那座与诸多历史大事件维系在一起的汉函谷关，也只剩下一座并不雄伟的关门，砖石塌落，荒草萋萋，哪里还能体味杜诗中的盛大气象？出潼关、穿崤谷，遥望北邙山下的十朝故都，一股沉雄苍凉的情感溢满胸襟，真想如陈子昂那样登高一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一个文化人从古驿道上走来，站在洛水之滨，他整一整行囊，梳理好心头的思绪，神态肃然地踏上了东都洛阳的废墟。

<h3>二、 孔子问礼碑</h3>

老子的职务是周王朝的藏室史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图书馆管理员。“老子”是后人的称呼，其实他叫李耳，又叫老聃。

洛阳图书馆里灰暗而冷寂，四壁堆满了大捆的竹简，由于年深日久，编联竹简的皮绳已经断了不少，简片悄无声息地散落下来。所谓“韦编三绝”不光是指读书的勤勉，也是时空流转的见证。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清苦，也很孤独，这对他很合适，正可以静心静意地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向认为“言者不如知者默”，真正有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是不用多讲话的，更无须张扬。但现在他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静思冥想中自己仿佛羽化飞升，遨游于昊天广宇，俯视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他看到世间万物的机理其实很简单，祸福相倚，盛衰轮回，酒杯太满了必定会溢出来，月亮太圆时必定缺下去，所以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无为”方可“无不为”。一道思想闪电从洛阳图书馆冲天而起，他面前的竹简上出现了一行古拙的方块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一共写了五千字，名曰《道德经》，但后世研究这五千字的著作，至少超过了他原著的一万倍以上，所谓“汗牛充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有如寓言般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促成了周王室的东迁，洛阳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接了天子的车驾和庄严的典礼。但巨变已经开始，王室权威不断贬值，中央政府已成为一块徒有其名的招牌。一切都乱套了，战争和阴谋连绵不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只是为了一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便闹得干戈相向、王冠落地。周王室中那九座用当时最贵重的青铜铸成的巨鼎，已失去了神圣的震慑作用，一个封国的国君甚至把车队开到洛阳附近，向王室的使节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这就是“问鼎”一词的由来。这位国君狂妄地说：“那玩意有什么了不起？仅凭我们国家民间的挂钩，就足够铸成九鼎。”九鼎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铸造的？但人家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你能拿他怎样？事实上，由于王畿不断萎缩，中央财政日绌，周天子自己正在悄悄地把九鼎熔化，零打碎敲地拿出去变卖还账。

在大巨变喷发的火山灰上，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各竞风流，炎黄子孙的思想进入了充满创造力的无涯空间，到处是生气勃勃的灵性，奔腾驰骋的激情，轰轰烈烈的生命意志和令人倾慕的人格力量。这是一幅值得我们千秋万代地回首仰视的风景——是的，只能仰视，不管我们站在多少世纪以后的高程上。请看看这支由文化精英们组成的阵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小说家，诸子百家，云蒸霞蔚，辉映成一条灿烂的星河。你想知道何谓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吗？请看看这条星河；你想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吗？请走进这条星河；你想领略什么叫鲜活博大的人格空间和生命方式吗？请遨游这条星河。这里没有教条的束缚，没有长官意志，也用不着谁来提倡主旋律、多样化什么的，这里只有心灵的自由勃发和个性的恣肆张扬。数千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笔尖轻轻触及那个时代时，仍按捺不住心头那股高山仰止的激情。

蜗居在洛阳图书馆里的老聃即是道家的创始人。

今天的洛阳东关大街北侧，耸立着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公元前5 世纪的某一天，孔子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颠颠簸簸地从这里进入了洛阳城。老先生此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看“先王之制”，考察“礼乐之源”，学习“道德之规”。这些都是典籍上大书特书的情节，因为孔子在完成这一切后说了一句相当流传的话：“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这次观光确实受益匪浅。而且，在此之间，他还到图书馆拜访了王家藏室史官老子。

站在那座高大的石碑前，我想到了很多，这是两位思想巨人的聚会，是儒、道两种哲学世界的大碰撞，这次碰撞产生了怎样绚丽的火花，并将怎样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历史大课题。在诸子百家林林总总的学派中，没有哪一种学派比儒家和道家更深刻地楔入了中国文化的底层，再过几个世纪人们将会看到，这两大学派以及后来从印度传入的释家文化，如何支撑了二千余年的中国哲学史。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阶级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或儒、释、道三教鼎立，玩来玩去总离不开这几座原始的思想宝库。因此，公元前5 世纪两位老人在洛阳图书馆里的会晤，实际上是儒、道两大学派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也为他们后来延宕二千余年的争端和流变拉开了序幕。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使放到上下五千年的壮阔背景中，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孔子是从鲁国来的，他的知名度要比李耳高得多，其原因是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并且很干了几桩大事，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堕三都”和诛少正卯。但在一次国君主持的祭天典礼中，三桓大夫故意不分给他一块祭肉，这在周礼中是一种最严厉的处分。孔子知道自己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便出国流亡讲学。对于政治家的孔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失败。但对于思想家的孔子，这却是值得额首称庆的。命运的沉浮遭际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历史、现实和理想，并且在这种思考中多了一层人生的况味；乘着牛车周游列国虽然颠出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是鲁迅考证的），却使他的眼界和胸襟更为开阔。他一共在外面流亡了十三年，最后又回到鲁国。如果说当初从鲁国跑出来的是一个恓恓惶惶的小官僚的话，那么十三年以后，回到鲁国的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思想者和坦荡君子。历史应该感谢鲁国的三桓大夫，他们吝啬了一块祭肉，却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一位文化巨人。

现在，孔子走进了洛阳，走进了灰暗而冷寂的国立图书馆。

关于这次拜访的细节，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但可以想见，这次在当时堪称最高层次的哲学研讨，气氛是认真和坦率的。他们会有雄辩滔滔的驳难，有闪耀着思想光华和智慧机锋的对峙，有推心置腹的切磋，有毫不矫情的朗笑，也会有长时间的默然对坐——这对双方都是一种力量的积蓄。他们都在内心深处为对方的深刻弘博而惊羡，以至相见恨晚；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更能解释社会、人生和宇宙。我想，他们的会晤肯定不止一次，因为既然是一场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这中间肯定会有某一方暂时的退却、调整、相持、反击，然后又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再度相持。

孔子或许会说：你那个无为而治是行不通的，而今天下汹汹，礼崩乐坏，民众苦到了极点，有智慧的人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像你那样整天讲“无为”，不干事、不管事，对社会民生没有任何好处。

老子说：不对，我们讲的“无为”，是要做到从外表不着痕迹，不费周章。譬如盖一栋房子，在最初就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所以盖完以后，看起来似乎轻而易举。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说到底，“无为”就是“无不为”，这叫做不治而治，无为而为。

于是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恐怕只有上古时代的圣贤明君才能做到吧？

老子说：相反，你大讲特讲的仁义礼智都是一种世俗的造作，一种狭隘的外在功利。本来，宇宙万物都有其自然运行的法则，如果故意去有所作为，那便违背了道与德，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

孔子说：仁义礼智的核心是救世济民，为了这一崇高理想，我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君子应当自强不息，理想是一面辉煌的旗帜，站在这面旗帜下，有时甚至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人生的大艺术。

老子说：人生的大艺术在于顺其自然，在于对自然和生命的珍爱……

他们的争辩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肯定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启悟，从而使自己变得更为充实，也更为自信。

这次会晤以后，孔子飘然东去，回到了鲁国。他洗却了先前的浮躁，对官场的喧闹不再热心。老先生已经六十三岁了，在当时这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年龄。但衰老的生命却放射出夺目的光华，这种光华不在于官高位显，不在于玉堂金马，不在于一切外在的音响和色彩，而在于人格的强健和思想的高度。他潜心于授徒讲学，编纂典籍，直到九年以后逝世。应该承认，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最后形成，主要是在这九年期间。

洛阳图书馆里的老子也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行动。于是某一天，他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他为什么要向西去呢？东方的思想巨人已经和他对过话了，他或许要寻找新的能够与之对话的智者，但当时的秦国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智者，像韩非那样的人物几百年以后才会来到这里。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踯躅于荒原之中，孑然四顾，苍茫无及。这是一幅西风古道的自然画面，更是一幅极富象征意义的生命图像。没有对话者，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独，这种孤独的摧毁力，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类的总和还要大。孤独是一座祭坛，几乎所有的伟人和思想者都要走上这座祭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造型就是一群力图走出孤独的羁旅者。

老子后来不知所终，在他的身后，洛阳东关留下了一块“孔子入周问礼碑”。

<h3>三、 可怜金谷堕楼人</h3>

洛阳交通图上标着一处“金谷园”，按图索骥却无法坐实，只有火车站前有一条金谷园路，周围有不少以此命名的店铺，至于园子，却连断垣残壁的遗址或石碑也没有。徘徊在附近的小巷里，我很为洛阳人的奢侈而感慨，这就有如一个世家阔少，浑身上下都是价值连城的玩意，也就不那么看重。如果在别的地方，这金谷园是很可以做一番大文章的。

金谷园因晋代石崇和绿珠的故事而闻名，历代诗人在这里的吟咏很多，自然都写得很凄婉，我比较欣赏杜牧的这一首：

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

落花犹似堕楼人。

一般的诗人都着力赞美绿珠对爱情的忠贞，而杜牧在这里发出的却是“繁华事散”和“流水无情”的感慨。他毕竟是大家，笔尖一点便触及了石崇和绿珠那个时代的精神底蕴。是的，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惨痛的乱世之后，随之出现的是人的觉醒——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和人生短促的无奈。从社会中下层到皇家贵族，到处飘散着及时行乐的主题音调，这音调是柔靡的，也是健朗的，从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大致都可以归入其中，且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一代雄才曹操的悲慨。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咄令人悲。”这是王家贵胄曹植的感伤。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这是社会贤达阮籍的情怀。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这是生活境遇并不优越的陶潜的叹息。

他们都唱出了人生的悲调。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文字似乎太贫乏，挑来拣去，可以拿来比附人生的，除了“朝露”，就是“尘露”。既然人生苦短，去日无多，那么就对酒当歌，潇洒今宵吧。

正是这样的时代氛围，造就了金谷园里的石崇。

石崇并非簪缨世家，在讲究门阀的晋代本来是很难出人头地的，但是他有钱，他的钱是在当荆州刺史时靠走私和抢劫而聚敛的。有钱，而且是一笔富可敌国的钱，不是门阀也照样风光。他造了一处金谷园，其豪华宏丽，在当时的洛阳城里是数得上的。为了摆阔，他还经常和贵戚王恺、羊秀之流别苗头，闹出了不少夸富斗奢的故事，例如“肉屏风”、“肉痰盂”之类。其实，用美人的胴体挡风及自己吐痰要女孩子用嘴来接有什么大意思呢？完全是一种暴发户的变态心理，很无聊的。但人家认为有意思，就像今天的大款们比赛着烧钞票摔人头马一样，是一种派头。更无聊的是，为了鼓励他的妻妾们减肥，他竟然用贵重的沉香屑铺在象牙床上，让爱妾们一个个从上面走过去，没有留下足迹的，便赐以真珠百琲，有足迹的就让她们节食，使之体态轻盈，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

接下来要说到绿珠的悲剧了。这个绿珠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美人之一，石崇用三斛真珠把她买来，藏娇于金谷园，自然很得宠的。后来，赵王司马伦专政，其党羽孙秀指名要石崇将绿珠让给他，石崇不肯，于是孙秀便假借圣旨来逮捕石崇。缇骑闯门时，绿珠跳楼而死，杜牧的“落花犹似堕楼人”说的就是这一幕。在诗人笔下，美人堕楼自尽的造型也是很美的。

杜牧对绿珠无疑是赞美的，他在另一首《题桃花夫人庙》中，还把绿珠和息夫人作了对比：

细腰宫里露桃新，

脉脉无言几度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

可怜金谷堕楼人。

桃花夫人即息夫人，息亡于楚后，她被楚文王作为战利品占有。杜牧认为，息夫人国亡不死，夫辱再嫁，比起堕楼殉情的绿珠来要逊色得多。

一个弱女子在楼台上纵身一跃，竟引起了这么多的议论，洛阳的金谷园也因此在青史上有了几行印迹，这中间不仅蕴含着一种社会心理，也是值得研究美学的后人们回眸一顾的。确实，对于美的毁灭，人们总是怀有更多的同情和惋惜，所谓悲剧的定义，一般也是这么界定的。试问，有谁曾关注过东施的命运，又有谁体谅过无盐的辛酸呢？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所以能在后世有那么大的知名度，也正是由于她们悲剧性的生命历程。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天生丽质和红颜薄命总是如影相随的，两者的反差越大，悲剧美也愈是具有长久的震撼力。如果她们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大概早就被人们遗忘了。这中间，王昭君的故事似乎更带有某种象征色彩，清人刘献廷在一首《王昭君》的诗中说：“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这里的“君”恐怕不光是指汉文帝，也应是指后人的。当王昭君哀怨而从容地走上金殿时，当她怀抱琵琶，在朔风中走向荒凉的塞外时，也就是说，当她将人生中巨大的悲剧遇合凸现无遗时，一尊美的雕像才千秋万代地耸立在世人的心头。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后人对绿珠的这些赞誉究竟多大程度地触及了当事人的心理历程。在金谷园附近的那些街巷里，我曾苦苦地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总觉得把绿珠的死与“殉情”勾连在一起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些赞誉的前提必须是：绿珠对石崇存在着爱情。一个被以三斛真珠买来的玩物，只是因为长得漂亮而得到买主的宠爱，在这种人肉市场抑或是宠物市场里有什么爱情可言呢？如果一定要说这中间存在着爱情，那不仅是对爱情的玷污，也是对美的亵渎。绿珠的死应该是出于对男性世界的绝望。在金谷园里，她目睹了太多的丑陋和罪恶，她面对的石崇不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也不仅是一个品格卑下的无耻小人——例如，他为了巴结权臣贾谧，每遇贾谧的车驾，便望尘而拜，从此“拜尘”便成为谄事权贵的代名词——这些且不去说他，我们不必要求一个家妓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就在女人问题上，石崇的表演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史载他曾有“杀妓侑酒”的暴虐，至于上文说到的“肉屏风”“肉痰盂”之类的丑行则更是寻常之事。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绿珠尽管暂时得到宠爱，也只是一只脆弱的花瓶而已，主人一拂袖就会让她粉身碎骨的。因此，强颜欢笑和戴着脚镣跳舞便成为金谷园里永无尽头的生涯，直到年老色衰，沦入另一种更为悲惨的境地。如今，另一个叫孙秀的男人又要把她夺去了，她相信在那里暂时也会得到宠爱的，但那里肯定又是另一个金谷园。既然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丑恶，既然大大小小的“金谷园”都是一般的暗无天日，既然一个女人只能永远瑟缩在石崇、孙秀之流的淫威之下，那么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她选择了死。死，对于她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抗争——向丑恶的男性世界的抗争。可惜这种抗争却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给她树了一块“殉情”的贞节牌坊。就凭石崇那德性，值得绿珠以死相殉吗？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殉”字，那还不如说“殉葬”的好。试问黄土垄头那些殉葬的女人，有几个是心甘情愿的呢？若仔细体味一下《晋书·石崇传》中的这段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殉”字的色彩是如何恐怖狰狞：

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这中间自然省略了许多潜台词，但可以想见的是，以石崇的阴鸷凶残，当介士到门知道自己将死时，他肯定不会甘心绿珠为别人所得。因此，他对绿珠说的那句话，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威逼。在这种情势下，绿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不跳，他也会把你扔下去的。面对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悲剧情节，历代诗人的那些赞誉就显得太轻飘，也太浪漫了。

绿珠死了，石崇也被孙秀所杀，临死前，他对刽子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奴辈利吾家财。”刽子手反问道：“知财致祸，何不早散之？”石崇无话可说。

他当然无话可说，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正是那巨富的家财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可是，他明白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