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到开封去，顶着初冬的寒风，踏着衰草披离的小径，在相国寺钟声苍凉的余韵中登吹台、攀铁塔，探幽访胜，六七天的奔波，就是为了带回关于几块石头的记忆么？

开封的脚下，沉淀着一个镂金错彩的北宋王朝，它的名字，该和《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该和“官家”“洒家”“客官”“勾当”“端的”“瓦子”这些中国俗文化中的特殊语境联系在一起；该和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联系在一起；该和李师师高楼卖笑的倩影以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身姿联系在一起，怎么单单只剩下了几块石头呢？

本来，开封是与石头无缘的。它背靠黄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纳着莽莽苍苍的中州沃野。在中国的历代古都中，它是少数几个周遭没有山岳拱卫的城市之一。这于防卫无疑是不利的，北宋年间，天下兵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之众。《水浒》中的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可见这头衔并非小说家言。禁军的任务是戍守京师，自然要驻扎在开封附近的，这大概是在京城驻军最多的朝代。开封的特色在于水，所谓“四达之会”是指流经其间的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水沧浪，既是开封赖以繁荣的温床，又是赖以防卫的天堑。宋王朝定鼎之初，鉴于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崇岳名山之险，曾一度发生徙洛的争议，之所以最后定都开封，大概也是考虑了水的因素吧。因此，北宋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战略”。乾德五年（967 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如果留意一下当时军政严格分开、抑制边臣权威的立国方针，不难想象朝廷注视河防的目光是何等殷切。真宗时又规定：沿河官吏在夏秋发洪期间虽任期已满，亦须待水落以后始可移职他任。且严令禁止私渡黄河，“民素具舟济行人者，籍其数毁之。”那注视河防的目光不仅是殷切，而且带着忡忡忧虑了。

“河防战略”还引出了北宋政坛上关于“北流”与“东流”的大论战。因为从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的八十年间，黄河河道不时变迁，时而东流，时而北流，如是者往复三次之多。围绕着如何修堤治河，也就是“北流”与“东流”孰优孰劣，上层领导集团内部各有各的高见。当时政坛上的一些风云人物，例如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到底争什么？又为何争得如此旷日持久，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寝食难安？本来，东流河道因年久淤积，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处流失，乃自然之势。大略翻翻那些连篇累牍的奏章，原来无论主张北流还是东流的官员，都无一例外地站在黄河大堤上向北瞭望，认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抵御辽兵的进犯。在他们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每每透出几声低沉的叹息：开封四平，没有一块可以据险以守的石头，他们面对的是一片正好供契丹铁骑驰骋的旷野。

是啊，没有石头的开封，从九重君王到子民百姓，只能把目光注视着那一脉雄浑的黄水。水是一切的生命线，除了这句最原始最质朴的常识用语外，开封人还能说什么呢？

但开封也不是绝对没有石头，我这次就看到了几块，据说都是北宋年间的遗物；不仅看到了，而且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h3>二</h3>

坐落在小西门内的包公祠现在是开封名胜之一，祠内陈列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北宋王朝历任开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称“知府碑”。

“知府碑”上的名字，有不少人们相当熟悉；例如寇准、范仲淹、蔡襄、蔡京、吕夷简、欧阳修等，无论其忠奸贤愚，都是北宋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深宫里的帝王来说，首都市长是个既不可须臾或缺，却又相当危险的人物，只有信得过且有一定威望的重臣才能担任。即使如此，皇上也不会让你在这里待得太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然也容不得有人在这里一直弄权的。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三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请你开路，这是主子控制权臣的一种游戏规则。

这种心态还体现在那两个令一般人莫名费解的题名上。“知府碑”上的一百八十三任知府中，有两个只标着头衔而没有名字的人物：晋王和荆王。原来这二位即宋太宗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他们在当皇帝前都曾以亲王身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后来的大臣知开封府，前面都得加个“权”字，叫“权知开封府”，含意是不敢僭登先王之位，但实际上都是正式职位，并非临时差遣。但一个“权”字却多少道出了南衙主人那种如履薄冰的拘窘。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当差，要格外小心哩，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被撸掉。

“知府碑”上的题名琳琅满目，亲王也有了，大忠巨奸也有了，一些不大不小、来去匆匆的庸常之辈也有了，却偏偏没找到那个本该有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包拯。

怎么会没有包拯呢？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当官敢为民做主的包黑子；那个一手举着乌纱帽，一边喝令“开铡”的包龙图；那个至今仍在电视和舞台上频频亮相，令亿万观众为之击节赞叹的包青天，怎么会没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府的名字是和包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包拯，开封府才成了平民百姓们心中的圣殿，成了“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代名词，也成了让一切贪赃枉法的恶徒们为之胆战心惊的符咒。

包拯的名字是有的，导游小姐指点着石碑中间的一块告诉我：“包拯的名字在这里。”千百年来，由于人们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观赏石碑时经常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竟将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处起明发亮的深坑。

我不禁肃然。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指，竟将坚硬的石头磨出了这么深的印痕？要知道，那些手指不是戳，更不是抠，只是轻轻地指点。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指点中，有相当多的指头并没有接触到石碑，但就是这些接触到石碑的手指，在轻轻一点，至多也不过是轻轻一抚之后，竟形成了这样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人的指点和抚摸，用“千万”当然远远不够。可以想见，在每一次的寻找、指点和抚摸中，都传递着一份景仰和感慨，传递着一份心灵的温煦和沟通，也传递着一种呼唤——对公正、清廉和神圣法律的呼唤。不少人在指点这个名字时，也许对包拯其人并没有多少了解，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已超越了具象化的人物和事件，也超越了历史和时代，成了一种人类精神和秩序的化身。那么，就让他们轻轻地指点、轻轻地抚摸吧，但愿在这无数次的指点和抚摸中，人类社会变得有如春水般平和安详，支撑社会的每个灵魂亦变得有如晴空般明净美好。

当然，也有见了“知府碑”上的名字而畏缩不前的，例如，金末元初的文学家王恽在一首《宿开封后署》的诗中感慨道：

拂拭残碑览德辉，

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乌绕匝中庭柏，

犹畏霜威不敢栖。

包，即包拯；范，指范仲淹，将包、范英名喻为“霜威”，而“惊乌”则是天下的贪官污吏。虽然时隔二百余年（诗中的千年是夸张语），贪官污吏见了石碑仍惶恐惊惧，不敢正视那两个天下争传的名字。因为这对他们是一场灵魂的审判，走近审判台，他们的目光是那样恍惚游移，步履亦是那样踌躇畏怯。包拯和范仲淹真是不简单。

这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感慨。但实际上，平民百姓们在瞻仰“知府碑”时，寻找的只是包拯，对范仲淹却相当陌生，当然也就相当淡漠。这也许不很公平，在冷峻的历史学家那里，包拯的名字远不及范仲淹响亮，范仲淹不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不仅是饮誉北宋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不仅具有道德的勇气和高迈的情怀，也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政治改革家——他在庆历初年发起的那场改革虽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单凭他面对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阳楼记》，或者单凭他在《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以令同时代的志士豪杰兴高山仰止之叹。正因为如此，后人认为，像范文正公这样的人物，如“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而身后不远的朱熹则称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这些恐怕并非谀词。再看包拯。正史上的包拯其实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的那些为后人所称颂的政绩，例如微服私访、放粮赈灾、弹劾权臣直至皇亲国戚，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勤勉而刚正的实干家。他任开封知府一共只有一年半，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也没有断什么有广泛影响和震慑力的大案。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包拯的名字不仅比不上范仲淹响亮，即使和“知府碑”上的其他有些人物相比（例如寇准、蔡襄等），他也不能算是最出色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寻找包拯呢？

答案在于，包拯虽然不是挥手起风雷的政治改革家，也不是落笔惊风雨的文章高手——他似乎不长于诗赋，流传后世的诗歌总共只有一首《书端州郡斋壁》，颇有点板着面孔说教的味道，艺术上并不见佳——却以他的峭直清廉和刚正无私而名世。人们寻找的正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求的品格。民众的渴求和这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黄钟大吕般的共鸣。渴求愈是强烈，共鸣也愈加亢激，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结”亦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间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经邦济国的改革纲领重要，也比那些不管产生了多大“轰动效应”的诗文辞章重要。小民百姓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温饱，他们的旗帜上只有两个用黑血写成的大字：生存。因此，为官的清廉与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民众对腐败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集中反映在舞台上那些以包拯为题材的戏文中，且看看那些剧名：《铡美案》《铡赵王》《铡郭槐》《铡国舅》《铡郭松》。为什么都是“铡”？因为这些当官的太不像话了，不铡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再看看铡刀下的那些头颅，差不多都是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反腐败就是要敢于动真格的，就是要从这些有分量的头颅铡起。那么就一路铡下去吧，铡他个血溅簪缨、尸横朱门、谈贪色变、大快人心。随着包拯那一声回肠荡气的“开铡”，民众心底的情绪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宣泄和释放。

看罢了包拯在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再到“知府碑”上找出包拯的名字，指点着感慨一番，除此而外，中国的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他们不知道舞台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这中间隔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装点、涂抹、净化和渲染，他们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们“清官崇拜”的悲剧心理。

正史上的包拯是个“面目清秀，白脸长须”的儒雅之士，他的性格展示主要不是在开封府的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也没有杀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是宰相宋庠，另一个是“国丈”张尧佐。宋庠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大罪过，只是平庸无能。这个人很识趣，包拯的弹章一上，他马上请求离职，并且在辞呈还未得到皇帝恩准时，就主动到中书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国丈张尧佐并不是张贵妃的父亲，而是伯父，因此这个“国丈”是带水分的。他的问题也是平庸无能。包拯要把他从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弹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叫张到下面去当节度使，这自然引发了包拯等人的谏争。这场谏争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没好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用争？”

谏官们不客气地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包拯等人争相上前，与仁宗抗辩不已。包拯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

张尧佐的节度使终于没有当成。

包拯和仁宗的关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单凭谏官们敢于在金殿上对他反唇相讥，甚至把唾沫星子喷他一脸，就可见他是比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欢犯颜直谏。因此，凡能够接受的，他都尽量接受；一时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对提意见的人并不打击，有时还安抚有加。这一点在帝王中相当难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当仁宗再度起用张尧佐时，包拯见好就收，让仁宗下台。他并没有患“左派幼稚病”。

应该说，包拯和仁宗算得上是君臣际会，他们都有一种大局观，这种大局观不是为了官场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在那场关于张尧佐的谏争后，仁宗回到后宫，对他所宠爱的张贵妃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仁宗情急烦躁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这说明，他对下面的意见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小小的惧怕。

一个对下面的意见很在乎，甚至有点惧怕的王朝，大致不会太惧怕外面的强敌。仁宗一朝，宋帝国的国力还相对强盛，在与契丹的对峙中也不很怯阵，他们能够把目光望着更远的幽燕大地，而不至于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黄河。

<h3>三</h3>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大相国寺，看了大相国寺不能不想到那个倒拔垂杨柳的胖大和尚。鲁智深是在大闹五台山之后来到大相国寺的。五台山也是天下名刹，宏丽堂皇自不必说，鲁智深既从那里来，眼界自然很高，但站在这里的山门前也不由得称赞：“端的好一座大刹！”大相国寺之“大”，《燕翼贻谋录》中有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