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上了淮河大桥，风便直往脸上扑，虽是阳春三月，却仍有几分凛冽的意味。桥很长，北望是无垠的旷野，点缀着青砖灰瓦的平房，隐隐传来几声鸡鸣狗吠，渲染出一派牧歌情调。东去的河面愈显开阔，不远处就是洪泽湖了。此刻我却不忍去看，这里的水啊，太浩茫，浩茫得亘古无边，天涯无际，让人心里发冷。

那么，就走进桥北的那片旷野吧。

旷野的南沿是莽莽苍苍的淮河大堤，村民大都沿堤而居，往北便很寥廓，似乎有意要留下一片供人凭吊的空间。我走在村里的机耕道上，脚步轻轻的，仿佛怕惊醒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千年古城。

这座古城叫泗州，在从后周到清初七百余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史上，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特别是在南宋和金帝国隔淮对峙的百余年间，这个名字常常和兵连祸结的征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大事件维系在一起。但泗州的沉沦并不是由于铁血和马蹄的蹂躏，而是由于一场天灾。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夏天的某个夜里，泗州被溢出淮河大堤的洪波所吞没，从此深深地埋沉在地下，算起来，已经又是三百多年了。

脚步轻轻的，带着祭奠的虔诚和庄严，走过茅草丛生的阡陌，走过缀满野花的河坡，走过春苗的新绿和牧童的笛音，在我的脚下，沉睡着一座三百年前的古城。就人类历史而言，三百年算不上很长的历程，但也绝对不能算短。三百年中，多少一代天骄灰飞烟灭，多少倾国红颜成了腐骨一堆，多少悲欢荣辱被洗刷得了无痕迹，那么我脚下的这座古城呢？它被静静地定格在地层深处，年复一年地看江山易代、淮水东流，仍旧是旧日容颜么？

在这以前，我已经从地方志上见过古泗州的地图，对这座古城的大体格局了然于胸。因此，在这初春的艳阳下，我在旷野上的每一步都超越了时空的框范，在古城的石板街上激起悠远的回声。据地方志记载，泗州城的周长为九里三十步，依此推算，则直径当为三里左右。下淮河大桥往北一箭之地，当是旧日的东门吧。从东门入城，沿着通衢大街西去，不久便是州衙公署了。都说八字衙门朝南开，可这里的衙门却是向东的，正对着淮河的流向。这座宏敞堂皇的建筑是古城的神经中枢，门前的旗杆石大抵还在的，每年的封印仪式、迎春典礼以及判案、排衙和送往迎来之类在这里演绎得很热闹。但这些都是虚应文章，没有多大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州衙前面的商业街和平民区。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是最生动的社会生活情节，所谓“淮上风情”更多地潜藏在这里锱铢必较的市声俚语中，潜藏在幽静陋僻的小巷深处。当然，这中间也少不了爱情——小家碧玉的婚恋是充分世俗化的，虽不那么浪漫，却更加缠绵深挚。

从州府衙门往南，通过市招掩映的商业街，脚下该是古泗州的南门了，据说这里当年是一片自由市场，很繁华的。此刻我看到的却只有几座恬静的农家小院，一个女人坐在门前纳鞋底，春晖慵倦，树影婆娑，那动作和神采，安闲得令人心折。门前的小河边，一个穿花格衫的女孩子在用门闩捶衣，声音贴着水面传得很远。阳光懒懒的，映着墙头上的宣传标语，再看看那落款，心头不由得一阵激灵：城根村。难道说，这农妇和女孩正坐在当年的城堞上么？她们当然不会想到，在自己身下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报警的锣声，曾撕裂了多少颤栗的心灵……

<h3>二</h3>

领略古泗州的繁华，最初是在苏东坡的一首《行香子》词中。时值东坡居士生命的秋天，政治上很不得意，那桩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把他从京师赶到了黄州。几年以后，皇上开恩，又转徙汝州，因为那里离京师较近。但诗人看中了山清水秀的宜兴，想在那里置几间房子打发晚年。“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已经心灰意懒了。于是一边带着家小向汝州进发，一边向皇帝上表陈情。他走得很慢，希望自己的请求得到皇帝的批准，也就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当时的景况实在恓惶，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他给朋友的诗至少有三首提到饥饿，有一首甚至自比饥鼠，整夜啃咬东西。这样，一路磨磨蹭蹭地到了淮河边上的泗州，一家人实在走不动了，苏东坡决定在泗州小住，并向皇帝发出了第二封哀告信。泗州太守是个简朴诚实的山东学者，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心仪已久，晚上陪苏东坡渡过淮水到南山去玩。淮水上有一座长桥，泗州扼淮上咽喉，是战略要地，天黑以后是不准过桥的，违者将处以很重的刑罚。为了陪苏东坡，太守不惜违规过桥。两人玩得很尽兴，苏东坡自然要作诗填词的，于是有了一首《行香子》，其最后两句为：“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想不到这几句小诗却让太守受了一场大惊吓。第二天，太守读到这首词，连忙找到苏东坡，说：“你闻名全国，这首词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一定会更重。我求你不要把这首词拿给别人看。”

这位太守是老实人，他的惧怕是有道理的。苏东坡笑道：“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过，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不知苏东坡采取了怎样的防扩散措施，反正这首词还是流传下来了。从词中看，当时的泗州是很繁华的。诗人很幸运，他在泗州的时候正值早春二月，离汛期还远，这时的淮河是温柔而恬静的，泗州一片升平景象，太守也才有心思陪他游山玩水。而且，就在这期间，苏东坡接到了朝廷的旨意，批准他定居江南，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在饥饿、颠沛和困顿中，泗州成了他生命的绿洲，虽只是旅途小憩，顾盼匆匆，但泗州长桥上迷离的灯火，将长存在诗人晚年的记忆中。

这是在宋代，当时的淮河还比较文静，洪水扑城的惊险只是在开宝七年和隆兴二年各发生过一次，相对于三百余年的宋王朝来说，这样的频率不算高。当泗州太守陪同苏东坡指点江山时，淮河大抵只是一道静物化的风景，苏东坡因此也才能写出那样意态闲适的词章。但是到了明代的正统年间，这道风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后，《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连绵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毁灭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将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内容。走在古泗州的遗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泗州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人们与洪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复争夺，这中间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还有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一种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层又一层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层深处，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儿女也埋下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

且看《泗州志》上的这一段记载：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 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寥寥数语中，竟用了这么一连串沉重的感叹词，修志者的悲哀和无奈可以想见。关于这个“具区”，《辞海》上的解释是：“古泽薮名”，一说为扬州薮，一说为太湖。反正泗州毁灭了，毁灭在一片汪洋大波之中。但与此同时，泗州人也山一样地站立起来了，在与灾难和命运义无反顾的抗争中，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这是一段关于生存的传奇，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阐释。聚集在残破的淮河大堤上，远眺着浩浩汪洋中的家园，泗州人本来可以选择外出流亡的道路，日暮乡关何处是，唯有浊流滔滔，烟雨茫茫。但他们没有离去，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这里有他们的祖宗陵寝，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奋斗和追求，也有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恩怨。农业文明形成的民族性格中，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坚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他们不惯于驾着“诺亚方舟”驶向遥远的新岸；也不惯于率引着畜群唱着牧歌去寻找生命的芳草地。他们留恋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是一派汪洋、一片荒漠、一座废墟。就在泗州东南不远，有一座圣人山，山下有一条禹王河。圣人即禹王，禹王即圣人，都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中所说的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大抵就在这里。面对着洪水的进袭，中华民族的传统对策是“阻”，是“导”，而不是扬起风帆一走了之。大禹当年是走得很远的，以至于“手足胼胝”，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死在离家老远的会稽。从泗州溯淮河上行，有一处叫怀远的地方，还留下了大禹与涂山女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大禹外出治水，涂山女经常在涂山之阳等侯夫君归来（我怀疑“怀远”的地名即由此而来），等候的结果当然总是失望。于是，心怀焦虑的女人唱道：

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这首“咏叹调”即《南音》的起源，也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滥觞之作。在这里，涂山女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妇女性格底层的一个重要情结：等待。丈夫外出了，她们能做到的只有等待，在织机上，在耒耜旁，在月下的捣衣声中，在村头、路口和潮涨潮落的海滨，中国的女人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等待着。多少民间故事中，她们甚至化成了永远的情感雕像——望夫石。

现在，聚在淮河大堤上的泗州人当然也不愿远走他乡，那么就别走吧，留下来，像大禹那样“手足胼胝”地苦斗，像涂山女那样年复一年地等待吧。

为了脚下的一方乡土，他们必须苦斗和等待；但为了苦斗和等待，他们又不得不伸出枯骨嶙峋的求生之手，去撕扯乡土上鲜血淋漓的创伤。

首先出发的是州府的官船，为了在淮堤上搭建临时办公用房，这几艘原先让州官老爷们赖以逃生的官船，又驶向了浩浩汪洋中的州城。州城，隐现在秋水和长天的孤寂之中，只剩下了一圈灰褐色的轮廓，那是露出水面的城堞，其间点缀着几处塔尖、屋脊和校场上的旗杆，有如航标一般。官船由城墙的缺口鼓帆而入，倒是比原先的轿子在石板街上拐弯抹角顺畅了许多。转眼间已到了州衙的大堂前。那么就动手吧。把这些露出水面的建筑先行拆毁，运到大堤上去。在工匠们沉重的呐喊和叮叮咚咚的斧斤声中，一座座带着鸱吻的建筑在大水中被肢解，只留下了水下的墙基和柱础，昭示着劫难和历史。这时候，州府衙门的种种威严和整肃都失去了意义，只有赤裸裸的生存驱动在起作用。浪花中翻动着殿堂解体的竹头木屑，昨日的权威和秩序也在浑黄的浊流中一任飘零。

接下来轮到寻常巷陌的拆迁了。对于这些小民百姓来说，他们的感情负载自然要比州官们沉重得多，虽然拆毁的只是数楹老屋、一方庭院，但其间的一木一石往往凝聚着祖辈几代人的艰辛和希冀，甚至还有一个小民百姓毕生的成就感。因此，要求他们义无反顾是不切实际的。可以想见，当他们驾着小舟驶向自家的老屋时，那一段心理历程该是多么悲壮。但小舟还是驶过来了，船舷轻吻着老屋的檐角，主人抹去眼角的泪水，小心翼翼地拆卸，用心细细地整理，他们几乎是在整理一部家族的经济史和感情史。此刻，邻里之间不再为方寸地基的归属而明争暗斗，也不会再为门楣高低风水冲克而耿耿于怀，漫天的洪水冲洗了小巷胡同里的琐碎和狭隘，只留下了患难与共的浓浓乡情。是的，灾难的巨掌把他们捏到了一块，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空间同样逼仄而严酷。在悲壮的拆迁中，他们也许会哼上几句粗犷的淮上歌谣，在苍凉无奈中透出他们心底的憧憬：洪水总有一天要退去，他们总有一天要回来的，为了明天的回来，那么今天就拆吧。

洪水当然是要退去的。洪水退去了，人们又回来了。那大抵是在冬天或春天，泗州又升起了温暖的炊烟，又有了男人粗重的吆喝和女人匆忙的脚步。锈蚀的城门打开了，生命的色彩流动在断垣残壁的街巷里。说什么饿殍遍野、疮痍满目，反正人们回来了，回到了乡土的怀抱，过去的一幕只是一场梦魇，噩梦醒来是早晨，生活的阳光会重新照临他们的。

但梦魇却死死地纠缠着泗州人，自康熙十九年以后，淮河像一个有恃无恐的浪荡子，偶然得手后便越发放荡无羁，洪水灌城的悲剧被一再重复，人们的退却和归来也成了一再演绎的情节。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原始的意志力是有极限的。泗州，在最后一次悲壮的填城运动失败后，终于沦为一片汪洋。

今天的城根村正值一片繁茂的春景，村头的鱼塘畔草绿花红，天光云影折射着长天和春水的律动。据村民们介绍，1980 年代初开挖鱼塘时，曾在深处的瓦砾下挖到一层黏土，厚度可达一米，这是当年泗州人从数里之外的高冈上运来的。康熙五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泗州曾掀起一场撼天动地的填城运动，半年之内，城外的数座高冈被削为平地，泗州城的标高则上升了三尺多。一座方圆九里许的州城，平地垫高三尺，这中间的土方量是大致可以算出来的。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但对于动辄“水深数丈”的洪峰来说，三尺黑土又能抵挡什么？可以说，这是泗州人在万般无奈下的最后一次抗争，是一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演出。楚天高，淮水长，遥望着他们蠕动在莽莽荒原上枯槁的身影，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先人“愚公式”的蛮干，而只能在他们执著的生命意志面前肃然起敬。

泗州人的最后一次抢救，是驾着舟船拆除城墙，把那巨大的城砖运到淮堤上去建造一座流亡州府。从此，这座淮上名城真正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水天苍苍，荒草萋萋，只有淮水年复一年地拍打着死寂的空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人与自然的对峙，终于奏响了悲怆的最后一个音符。这是康熙末年的事。

<h3>三</h3>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材料大多取自一本雕版印刷的《泗州志》，这是康熙二十七年由一个叫莫之翰的州守主持编撰的。康熙二十七年离泗州第一次沦于大水才八个年头，当时的州衙设在淮河大堤上的临时办公棚内，这位州官是在组织治水赈灾时，用他那泥汗淋漓的手来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的。因此，今天当我翻阅这本残破发黄的《泗州志》时，亦不得不对这位地方官的文化人格投以赞赏的一瞥。

平心而论，在泗州这种地方当官并不是什么美差，虽然也是个正六品的厅局级，但治下仅一方灾土、数万饥民而已，实在是很清苦的。可以想见，被打发到这里来的，大多是些在官场上玩不转的老实人。但对泗州的民众来说，一个玩不转官场的老实人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莫之翰就任于康熙二十年，当时正值泗州的灾难之秋，哀鸿遍野，疮痍满目，父母官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若是个有门路的钻营趋附之徒，不用多久就会打通关节开溜的。但莫之翰没有走，至少到他修成《泗州志》的康熙二十七年他还没有走。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临时办公棚里，他不仅带领民众进行了一场撼天动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泗州保卫战，还修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泗州志》，仅就这两点，这位太守就很不简单。

在莫之翰看来，清苦也有清苦的好处，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屁股下的这把交椅，避之唯恐不及，也就不会挖空心思来排挤倾轧，因此，你可以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务之急自然是两件事：一是赈灾，一是治水。莫之翰上任后，在淮河大堤上设了六处粥厂，亲自操勺为老弱饥民放粥；又开河筑堤，置牛车以戽内水。但最要紧的还是向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救济。这样的呈文，莫之翰的前任们已经写得不少，现在他又接下去写。一个小小的州官是没有资格直接向中央反映灾情的，他只能把报告送给巡抚，由巡抚签署意见后向上转送，这叫“题奉”。有时为了显示问题的紧要，巡抚还要会同漕运总督一起“题奉”，这样，报告才能送往京城，等候皇帝发落。其实皇帝这时往往不在京城，因为大水一般都发生在夏秋，而每年的这个时候皇帝是要到承德的山庄避暑的，还要进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狩”。对于这些从京城辗转送来的文件，大概也懒得细看，只是皱皱眉头，大略睃巡一下地方督抚的“题奉”，便提笔画了一个圈，草草打发如是：“旨蠲灾三分。”

我数了一下，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二十七年，这样一字不差的批示就在《泗州志》中出现了十数次之多。大概皇上已经习惯了这几个字，写来相当顺手。至于这个“蠲灾三分”对于颗粒无收、嗷嗷待哺的灾民究竟有多少赈济作用，那不是他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