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明洪武十八年，福建漳州府受理了一桩诉讼案，原告和被告都姓黄，案由是同姓近族通婚。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官司，照例只要大老爷惊堂木一拍，判它个劳燕分飞就是了，至多也不过把被告打几板子以示惩戒。但审理此案的御史朱鉴是个细心人，他查了一下被告黄文官的族谱，这一查却查出点名堂来了。原来这个黄文官并不姓黄，他身上带着赵宋皇族的血统，其曾祖父是南宋闽冲郡王赵若和。理宗景定年间，因皇上赵昀无子，赵若和曾被作为“第三梯队”接进宫中，差一点以亲王身份继承大统。南宋灭亡后，赵若和一族即隐去赵氏宗族身份，改称黄姓，在漳州附近筑城堡以匿居。世事如棋，江山易代，算起来，这一脉天潢贵胄在斜阳草树中已整整隐居了一百一十个年头。
漳州附近这座神秘的城堡，后人称之为赵家城。
一个王朝走到了尽头，其收场的一幕总少不了一些可怜兮兮的悲剧情节。最常见的景观是血溅宫城、尸横御道。也有识时务的，赶紧献上一份降表，于是，接下来的场面是面缚舆榇、仓皇辞庙。虽然好歹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新王朝的主子终究是容不得这班凤子龙孙的，常常是，你这边在降王官邸里还没吟完“问君能有几多愁”，那边已经把牵机药送来了。用不了几个回合，前朝王族便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只留下郊外的几方青冢，荒草萋萋，西风残照，那措词暧昧的墓志铭亦在风雨中漫漶难辨，一个王朝的余脉到此终于了无痕迹。而像赵家城那样，灭国王族在某个小天地里悄然聚居、优游生息，且能传之百载的，委实相当罕见。罕见伴随着巨大的疏离感，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空间，植根其间的金枝玉叶又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从一般意义上说，那里固然有亡国的剧痛和天上人间的失落感；但作为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群体，那里也应有婚恋的花烛，有温暖的炊烟，有新生儿嘹亮的啼哭，有春种秋收和引车卖浆的艰辛生计。当然，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在其繁衍过程中，大抵还少不了家族内部乌眼鸡似的争斗。所有这些，都给那座孤独的小城堡笼罩着一层诡谲的灵光。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闽南漳州，投向了那座隐映在夕阳和山影下的赵家城，透过那倾颓的石楼和错落的庭院，去窥探一个王朝陨落的轨迹和悠远的残梦。
<h3>二</h3>
回顾宋代的历史总有一种压抑感，那是个委顿羸弱的时代。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其定鼎初期总是生龙活虎的，但宋王朝却是个例外，它几乎从一开始就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小时候看演义小说，最让人掩卷垂泪的是《杨家将》和《岳传》；而最让人扬眉吐气的则是《水浒》和《七侠五义》。这几部小说的背景都是宋代，前者以民族纷争为背景，歌颂的是悲剧英雄；后者以社会世相为经纬，褒扬的是侠义英雄。遍地“英雄”下夕烟，虽然很热闹，却不是什么盛世气象。现在想起来，一个专门用悲剧英雄和侠义英雄来表现的时代，实在是因为本身没有喜剧，也没有正义的缘故。
在中国历史上，宋室是国祚较长的，前后凡三百一十九年，除去刘汉王朝，就数得上它了。但宋代其实从未有过大一统，而且老是受人家的欺负，忍气吞声地看人家的眼色。在强邻的虎视下，先是称弟，而后是称侄，最后干脆伏地称臣，卷起铺盖跟着元兵到大都去了。“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燎庭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这个最后在降表上签名的“臣妾”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谢太后，她是六岁幼主赵的祖母，全称应该是太皇太后。诗人汪元量是谢太后的旧臣，他显然亲历了宋王朝收场的最后一幕，诗写得很沉痛，也有点刻薄，特别是最后一句，不仅用了“臣妾”，还对太后直斥其名，这就很不恭敬了。后人对谢太后主降一直颇多非难，甚至说她北上后有失节之事。其实，当时的情况明摆在那里，面对元兵的汹汹进逼，一群孤儿寡妇有什么办法呢？德祐之降时，谢太后已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婆，所谓和元主的“刘曜羊后之嫌”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女人，不幸身逢末世，而且又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存权利，自然就该多受一重糟践的。三百多年前的那个清晨，赵匡胤带着一干人马从陈桥南下京师，把周室的孤儿寡妇赶出了金銮殿；今天则是赵家的孤儿寡妇被人家押解着仓皇北去。古道逶迤，衰草披离，在杂沓的马蹄和滞重的车轮声中，宋王朝尘埃落定。
漳州附近的那座赵家城，大抵就是这以后不久悄然崛起的。临安城头降幡出墙时，赵若和正在他的福建封地，他既不愿随谢太后一起北上——自古降王多无善果，这他是知道的；也不愿以王族身份揭竿而起、号令四方，那是提着脑袋的勾当，他没有那份胆量——那么就找一块僻静的地方筑城隐居，以待时日吧。
一座方圆二里许的城垣，圈出了赵宋王朝的最后一块领地。就军事功能而言，区区石城是微不足道的，在剽悍的蒙古骑兵面前，所谓坚城汤池只不过是矫饰的陈词豪语，整个欧亚大陆都在他们的铁蹄下颤抖，包括那遥远的伏尔加要塞和巴比伦古堡。因此，赵家城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心理功能。一群羽仪世胄，若一下子沦入寻常巷陌之中，这种心理落差是无法承受的，他们需要一道屏障，把天下汹汹的世道和平民生态的庸常阻隔在墙外，也把惊惧和无奈阻隔在墙外。他们将在城内营造一方塌台贵族的精神领地，在这里，郡王仍旧是郡王，大宋的王法和家法也仍旧是至高无上的。这从赵家城的布局亦可以看出来。城内有大宅五座，各有其尊卑次序；大宅之东有一座巨型石楼，名“完璧楼”；另有佛塔、石枋、庭院、小河；河上有桥，曰“汴泒桥”。这究竟是一座微缩的闽冲郡王府，还是写意的北宋都城汴梁？都有点像。“完璧楼”寓“归赵”之意，这毋庸置疑；“汴泒桥”似乎也与汴梁有关。于是，寓居其中的这一脉赵家子孙便找到了繁华旧梦的某种感觉。
繁华旧梦毕竟只是梦，梦总是要醒来的，一旦出了城门，梦中的一切便不复存在了，他们不仅不再是徽猷华衮的金枝玉叶，而且连自己的老祖宗也不敢认。他们只是一群黄姓子民，瑟缩在腥羶的异族衣冠之下。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蒙古人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在福州起兵抗元的亲王赵昺只知道抢在蒙古人前面往南跑，一直跑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又跑到海船上颠簸了一段日子，实在吃不消了，只得让大忠臣陆秀夫抱着跳海。这样的结局早在赵若和预料之中，他庆幸自己没有跟着去凑热闹。又过了两年，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文天祥在大都殉国，他留下了几首正气磅礴的好诗，让后人千秋万代地传颂。但脑袋都没有了，气节还有什么用呢？赵若和觉得这也太奢侈了些。
那么就关上城门吧，躲进小楼成一统，至少还能寻求几分清静。日子长了，城里的一切成了寻常生态，悲剧意识也渐渐淡化。想想谢太后一行紫盖入洛、青衣行酒的屈辱；想想赵昺那帮人被元兵追杀葬身伶仃洋的结局，心理上便获得了某种平衡。连皇上和太后也是这般下场，自己还有什么委屈的呢？食有鱼，出有车，内有婢，外有仆；而且千秋名节也不曾玷污，这就很不错了。宋室倾覆，这是天命所归，作为赵家子孙，自己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赵若和在精神上仍然是高贵的一族，这种优越感亦自有其道理，因为在这期间，新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擦去了刀刃上的血迹，向宋室遗民摇起了橄榄枝。而且居然有人耐不住寂寞，堂而皇之地出山做官去了，例如那个同为皇室成员的赵孟。
在中国文化史上，赵孟这个名字相当有分量，他是诗、书、画三绝的奇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大师一级的人物。南宋灭亡时，他二十五岁，和赵若和一样，也在乡间隐居静观。但他做得比较大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是赵宋的宗室，又是名满江南的大才子，自然很招摇的。从隐居而不隐姓埋名来看，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待价而沽的意思呢？我不敢妄加推断，但至少说明他对新王朝并不那么恐惧，甚至还存有某种希望。他比较自信，蒙古人来了，照样安车驷马，吟诗作画，很无所谓的。这样到了三十二岁，人家来动员他入朝时，他似乎没有经历太多的思想斗争，潇洒地拂拂衣袖便跟着去了。
去了，而且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前后共伺候过五代君王，官运都相当不错，这种“荣际五朝”的恩宠有元一代绝无仅有。但他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充其量只是个佐贰之臣，因此处处存着小心，得志的时候并不张狂，见好就收，仕而优则学，以一个文化人的疏淡鸿博来消解别人的猜忌。这样，和主子就取得了某种默契，彼此都很客气。作为臣子，他会不时提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偶尔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但分寸感掌握得极好。这些都是官场中的游戏规则。作为主子，人家也知道你只是这个舞台上的客串角色，翻不了天的，便乐得拿来装点门面。见面了，大老远的呼其字而不称其名，以示亲密，人前人后夸奖几句，有时还送几锭银子、赐几件衣服。于是这边赶紧谢主隆恩、三呼万岁。
万岁呼过了，掸去膝盖上的灰尘，阵阵隐痛却袭上心头。他是旷世奇才，诗文和书画都堪称大家。特别是书法，更是名冠有元一代。但想起来实在不是滋味，他那颜筋柳骨、铁划银钩的好字，除去书写歌功颂德的表章外，更多的却是奉旨抄写那些没完没了的经书。他是远追“二王”、崇尚魏晋风度的，但寄人篱下、有口难言的悲剧生涯，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真正的魏晋风度，他缺乏那种傲世的狂啸和人生的大放达。蒙元统治者来自北方的荒漠和草原，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士和杀手，但文化修养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赵孟在落笔时不得不考虑一下“接受美学”。他总是力求用笔的简洁，行笔和收笔明快流畅、干脆利落。特别是他的楷书，端庄而流走，沉稳而轻松。他实际上做了简化和通俗晋人笔法的工作，使高雅的书法大众化。平心而论，他的字是很漂亮的，但后人往往因为“薄其人，遂恶其书”，说他的字有甜媚之弊。这种以人格否定书法的观点固然不可取，但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艺术天才和生存智慧过分丰富的新朝显贵，这种复杂的生命状态亦不能不渗进他的笔底。
身后名，就不去想了，身前的种种冷眼已难以卒读。“故乡兄弟应相忆，同看溪南柳外山。”身在北国的金丝笼中，“故乡兄弟”的亲情每每令他魂牵梦萦。但一俟回到江南，他的从兄赵孟坚闭门拒绝他的探访，旧日的好友亦鄙薄他的行为（例如那个在江南名声很大的遗民郑思肖），这些都很让他伤心。南归期间，他看了不少地方，“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神伤梦寝俱。”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赵家的子孙。当然，在杭州的岳飞墓前，他更加感慨万千：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后世有论者认为，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过于赵子昂的这一首。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诸多诗人大抵不会有赵孟这样强烈的生命冲撞；而同是故国之思、黍离之痛，别人也大抵不会有赵孟这样铭心刻骨的悲剧感悟。
赵孟在岳飞墓前蹀躞徘徊时，福建漳州赵家城中的赵若和是不会知道的。但赵孟降志辱身、受宠于新朝，他应该早有所闻。面对着这位族侄的大红大紫，他都想了些什么，后人无法揣测。鄙薄当然会有的，但会不会有一点羡慕，有一点“悔不该”呢？难说。恢复宋室是没有指望的了，最初的惊惧和失落也渐渐消磨在寻常生态之中。暮云春树，逝者如斯，生命的适应性是势利而残酷的，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已蜕变为平易而坚韧的世俗风度。往事已然苍老，只有在祭祖的纸船明烛中才会想起自己身上的高贵血统。城堡的大门悄悄打开了，农户的足音和樵者的歌声缓缓渗透进来，冲淡了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哀愁。
赵若和到底活到什么时候，史无记载，但那出殡的灵幡上书写着一个黄姓草民的名字，这大概可以肯定。
<h3>三</h3>
在赵家城宅区的一间密室里，悬挂着有宋以来历代帝王的画像，作为灭国王族，这是情理中的事。但列祖列宗，一一看去，却单单少了度宗赵禥。此中隐情，史学家们一直视为疑案而颇多猜测。其实，只要稍稍探测一下赵若和心理底层的“储君情结”，所谓疑案便不难破译。赵若和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理宗景定年间，当时他被作为“第三梯队”养育宫中，预备着接班当皇上。正是基于这种“储君情结”，后来他缅怀故国时便多了一层滋味。理宗死后，在皇室内部复杂的权力纷争中，另一支宗室福王赵以芮占了上风，由他的儿子赵禥坐上了龙廷，而赵若和只得又回到福建的郡王府去坐冷板凳。对此，赵若和自然耿耿于怀，他有理由认为这个度宗皇帝是不合法的，当然也有理由不在密室里悬挂他的画像。这位郡王实在有点拎不清，到了理宗年间，南宋小朝廷已岌岌可危，亡国的气象遍于朝野，争这个皇位还有什么意思呢？果然，过了十几年，蒙古人来了，谢太后派能言善辩的文天祥去和元兵谈判，愿降为属国。元军主帅伯颜倨傲得很，他对这位南宋的大忠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话说得很刻薄，不仅刻薄了末代的孤儿寡妇，而且连整个赵宋王朝的列祖列宗都刻薄了。
更刻薄的还在后头。南宋投降后不久，元主派一个叫杨琏真伽的江南释教总统前来江南宣慰。这位“总统”实际上是个盗墓贼，在他的“宣慰”之下，南宋的所有皇陵被一一掘开，殉葬的金银珍宝亦被搜劫一空。但他仍不满足，当他掘开理宗赵昀的梓宫时，竟取出这位皇爷的骷髅，老实不客气地在其中撒了一泡尿，然后又把骷髅带回家中，用金银八宝镶嵌起来，当作自己的尿壶。
用人头骨制成的尿壶与其他尿壶在审美或应用功能上有什么更优越之处呢？大概没有。在这个细节的背后，大抵隐潜着一种征服狂的变态心理和巫师式的诅咒与作践，但不容忽略的是，在这里，蒙元统治者还不经意地显示了一种蔑视——对被征服的宋王朝，特别是对遗传基因中带着软骨病的赵家皇帝的极端蔑视。并不是所有的征服者在对手面前都会有这种蔑视的，有的失败者会给对手以悲壮的震慑和崇高的洗礼；有的会让对手产生一种苍凉的诀别和人生幻灭感；有的则能让对手在自己的遗骸面前惊惧、颤栗，甚至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战士，他们那惨烈的搏杀和凄绝的长啸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质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而这一切都与赵家皇帝无缘，他们的生命符号过于微弱，不值得让征服者回眸一顾，更不足以引起征服者心灵的悸动。因而，他们的骷髅只配给人家做尿壶。
也许因为他们过于“文化”了吧。
今天，当我把目光注视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时，感情是颇为复杂的。那是一个文风腾蔚的时代，也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时代；那是一个才华倜傥的时代，也是一个抱残守旧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对文化人像宋王朝那样优容宽厚的——包括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李唐盛世——这种优容宽厚不仅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壮丽的丰碑，也铸就了一种过于文质彬彬、阴柔委弱的时代性格，这个庞大的王朝也就一直在文采风流中苟且偷安，步履蹒跚地走向它的末路。直到最后，还得由状元宰相文天祥用几句好诗来为它画上一个句号。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三年，即“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凡新天子即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诵。臣子们远远地站在阶下，自然不知道誓碑的内容，猜想不外是经邦济国的总路线吧。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开封），宫门大开，人们才有幸目睹了那座神秘的誓碑，原来所谓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这样绝对神圣而庄严的形式大书“优容文士”，且作为一个王朝的立国方针，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史实看，宋代三百多年的帝王大体上也是遵守的。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学艺术时，亦不得不向当初密室里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赏的一瞥。
有意思的是，既然誓碑上书写的是如此大得人心的好政策，为什么却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见这中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机：政策尽管好，也只能让赵家的子孙自己掌握，不宜张扬。若张扬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无恐，一个个头翘尾翘的，轻狂得不知斤两，岂不是太“自由化”了？这样甚好，政策捏在我手里，我对你客气，是深仁厚泽，皇恩浩荡，你得对我五体投地、感激涕零才是。这样的用心，足够中国的文化人玩味好几个世纪的。
但尽管如此，宋代的文人还是相当“自由化”的。诗、酒、美人，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体色调，一切与文化有关的职业都倍受青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演绎得相当自然。门阀世家的特权消失了，“白衣卿相”遍及宫廷。入仕自然要通过考试，科举这一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于唐代，但到了宋代才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唐王朝那种浪漫的充满戏剧性的场外交易渐渐绝迹。于是，大批寒门士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场。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衢时，首都开封就像着了魔一般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及此。”事实上，一个靠宫廷政变而上台的帝王，对武将理所当然地怀有一种本能的猜忌，特别是对功高威重的武将，那猜忌的目光会更加阴冷。因此，重文轻武便成为有宋一代三百余年的基本国策。
考中了固然风光，考不中也照样可以活得很潇洒。词人柳永是个风流浪子，整天出没于青楼妓馆，属于那种无行文人。但他的词写得好，知名度亦相当高。他也曾到汴京应试，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自然早闻其名，知道他作风不怎么的，似不宜做官，还是做个专业作家的好，便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从此以后，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作风亦越发风流放荡。后人在评论这段轶事时，往往着眼于君王的偏颇专横及词人的命途多舛之类，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相当宽松。柳永这个宣言式的“奉旨填词”完全是反唇相讥，带着相当大的牢骚。在一般的语言环境下，反唇相讥是可以的，发牢骚也是文人的一种天性。但如果对方的身份是皇帝那就很成问题了。幸运的是，柳永非但没有因“大不敬”而坐牢杀头，而且还能在花前月下把他的艳词继续“填”下去。在专制社会里，这一点很不容易。试问，同样是牢骚满腹，汉宫史官司马迁敢这样反唇相讥吗？彭泽县令陶渊明敢这样轻狂放肆吗？柳子厚刘梦得敢这样嬉皮士地接过君王的话茬吗？他们都不敢。但生活在宋王朝的这个叫柳三变的词人就敢。不仅敢，而且这“奉旨填词”者竟名扬天下，据说凡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他的词。汴梁的深宫里自然也有水井的，皇帝自然也会听到词人这调侃式的“创作宣言”，并毫不费力地体味出对自己的不恭敬。但他只是宽容地一笑，且相当欣赏地拿出柳永的一首新词让宫女们去排练。
这是宋代帝王的浪漫，也是宋代文人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