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辉煌(夏坚勇)_遥祭赵家城（2 / 2）_湮没的辉煌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面对着那一派镂金错彩的文化景观，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在那个时代，无论边关武夫还是中枢宰辅，也不论是昏君乱臣还是国贼巨奸，其笔下往往都呈现出相当不俗的艺术品位。宋徽宗赵佶自不必说，就连那个口碑很坏的高宗赵构也大致可以归入书法家的行列，而蔡京和秦桧则当之无愧地算得上书坛高手。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柳永写过一首著名的《望海潮》，对杭州的繁华和承平香艳极尽铺陈，后来金主完颜亮因此“起投鞭渡江之志”。一首风华旖旎的好词引来了一场战争，这种说法虽不大可信，但其中的讽刺和象征意味却是相当深刻的。在新声巧笑、浅斟低唱的背后，刀剑的磕击声已隐约可闻。丧失了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的宋帝国的版图，只是歌女的一块任人撕扯的衣袖，最多也只能为主人拭一拭感伤的泪水而已。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赵佶父子被金兵俘虏北去（南宋的御用文人称之为徽钦北“狩”，又玩了一回堂皇的文字游戏），在五国城的土炕上，赵佶写了一百多首诗词。诗词不是赵佶的特长，他的特长是工笔画和瘦金体的书法。但金人不会给他那么好的创作条件，他只能赋诗填词。一个半跪着苟延残喘的羸弱之躯，其人格精神和审美光芒都相当黯淡，也失去了把悲剧体验上升为历史感悟和艺术至境的博大底蕴，于是，剩下的只有那一点充满了技巧感的哀叹和低泣。

赵佶在五国城活了八年。说来可怜，他死后，他的儿子赵构以称臣、岁贡，再加上抗金英雄岳飞的头颅为代价，换取了和敌人的一纸和议，金人方才同意归还死鬼赵佶的棺材。其实，赵佶死在远塞，骨骸早已散失，金人连另外找一副死人骨头来代替也懒得做，他们知道这口棺材不可能打开，只在里面胡乱地放了一架破灯擎。棺材运到临安时，赵构躃踊号哭，很表演了一番。这个哑谜后来也是那个盗墓的杨琏真伽揭开的，当他挖开赵佶的祐陵，撬开棺木时，不禁惊呼：“南朝皇帝根底浅薄，尸骨全无，已化为一架灯擎，把金银珍宝都吞蚀了。”这个盗墓贼恼怒之下，一跺脚把灯擎踩得粉碎。

把盗墓失手归咎于南朝皇帝“根底浅薄”，这固然是无稽之谈。但我想，金人当初单单选择了一架破灯擎而不拿别的什么作替代物，大概也受着某种潜意识的指使吧，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军事帝国，可供选择的寻常器物很多，例如悬在每个人腰间和墙壁上的刀鞘，例如骑手们须臾不可或缺的鞍镫，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这些东西的概率都要比灯擎大得多。或许他们也认为死鬼“根底浅薄”，配不上这些吧。是的，刀鞘裹挟的是强梁锐气，青锋出鞘，漫出一抹寒光、一股雄风、一缕金属的铮鸣。用它裁剪出来的语境也不同寻常，例如，弹铗而歌，闻鸡起舞，剑拔弩张，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怨来吹箫，狂来说剑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壮士的。而鞍镫则是骑士的爱侣，它伴着奔撒的马蹄追风掣电，随着骑手每一个英武的身姿欢呼跳跃；它从不畏惧杀戮、强悍、冒险和拼搏，它的属性中充满了征服欲和一往无前的动感。这些，可怜的赵佶显然都配不上。就生命质量而言，他只配一只破灯擎，上面是淋漓的烛泪——污浊而丑陋。

和赵佶一同被虏北去的钦宗赵桓却在金国活了三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有幸和被俘的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囚禁于同一座寺庙里。这两位亡国之君最后又恰恰死于同一场面，但生命的造型却迥然不同。一天，金帝国的将领们比赛马球（骑射和征战是女真人的天性，在和平年代里，马球这样的竞技活动便成为这种天性的宣泄），金主完颜亮命这两位倒霉鬼也去凑热闹。赵桓文弱，不大会骑马，竟从马上跌下来，被飞奔的马蹄践踏而死。那位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却体格十分健壮，他企图乘乱逃出重围，结果死于乱箭之下。

两个亡国之君，很难说谁比谁死得更有价值。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文化素养远远高于辽帝的赵桓，在生命强度上却远远逊于对方。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轻飘得有如一片落叶，马蹄急雨般的捣碎了他的身躯，他连呼喊——不，连呻吟也没有，一个孱弱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在游戏者飞扬的旌旗和雷动的欢呼中零落为泥，无声无息。而游戏者甚至还不知道发生在自己马蹄下的那一幕小小的悲剧，死者太窝囊，也太吝啬，他决不施舍一丝抵抗、一丝挣扎，或者一丝怨愤，以激励你的神经，让你稍稍感到一点杀戮的快感。这样的结局，于受难者和肇事者双方都是乏味至极的。

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也是从奔驰的烈马上倒下的，但那是在一场围绕着他进行的追杀途中，在一场意志的较量之后。一个年迈的囚徒，却能以自己的奋力一搏调动起那么多威猛的将士，让他们为之惊诧、慌乱、愤怒（但绝对没有鄙夷），进而鸣鼓号呼、扬旗奔逐。他以抗拒死的姿态死去，那马背上的身影亦堪称一尊力的雕塑。同样是飞扬的旗帜和雷动的欢呼，这时候统统成了死者的浩浩仪仗。乱箭如蝗，热血如注，那遗骸也是相当卓越的。他或许要长啸一声，那声音也应该归入诗的范畴吧，在这样的诗句面前，他强悍的对手也禁不住要为之喝彩。而赵佶父子的那点才华便显得过分纤巧柔弱了。耶律延禧在当政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作为一具生命个体，他却是健全而生气勃勃的，这是契丹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北方称雄数百年的底蕴所在：征服的意志、搏杀的欲望、永不驯服的野性、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即使是死，也要山一般的倒下。在这里，我想起了辽帝国覆亡后，皇族后裔耶律大石的壮举。耶律大石不仅是中国12 世纪卓越的军事天才，而且是一具非凡意志的化身。辽亡后，他集结残部奔突西行，越过中亚细亚广袤的荒漠，沿途击败了众多部落的拼死反抗，一直抵达伊朗北部的起尔漫城，在漫天风沙和潇潇血雨中建立了新的辽帝国。这个西迁的辽帝国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可以想见，这需要怎样一种倚天仗剑的气魄和万丈峰刃般的峻厉。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耶律大石的辽帝国西迁后，其踪迹便杳然难寻，以他们那原本就很低的文化水准，经过天翻地覆般的转战逃亡，连他们自己的契丹文字恐怕记得的人都不多了，因此，他们对人类文化没有什么贡献。这样的结论实在有失偏颇，至少，在耶律大石仗剑西征的背影下，偏安江南的赵家小子们虽然活得相当惬意，亦相当风流儒雅，“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但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有文化”的阉物和侏儒而已。

是的，这是一群蝇营狗苟、毫无生命光彩的阉物和侏儒，而这样的王朝居然能偏安一百五十多年，简直是我们民族的羞耻。你还能指望他们伟岸雄起吗？还能指望他们在灭亡的瞬间爆发出悲壮的一搏吗？还能指望他们的后裔中走出耶律大石——哪怕是耶律大石那样的一道目光、一声呐喊、一串扣人心弦的马蹄吗？这些统统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我怀疑赵若和之所以在赵家城内隐姓埋名，并不是为了躲避蒙古人——蒙古人对宋室后裔一般还比较客气，不会太难为他的——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心怀故国的宋室子民。作为赵家的近支宗室，又是曾被内定为“第三梯队”的龙种，一旦暴露了身份，其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极有可能成为遗民们的精神领袖。说不定哪一天早上，百姓们会扯出一块“宋”字大旗，将他拥戴而去，加上一副冠冕，让他带头造反。而这种勾当，赵若和是断然不干的。

那么，就让他隐姓埋名，对着密室里列祖列宗的画像做新王朝的顺民吧。

赵家城里是平静的，平静剥蚀了一切外在的活力，只留下悠远而畏怯的感怀，这里没有面对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体味。轻轻拭去列祖列宗画像上的尘埃，三百余年的青史在一页页地掀开，辉煌与衰落，令人唏嘘感喟。这时候，指点江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了，但不会没有对人物的臧否评判，特别是对那几位很大程度上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这时候的评判会较少功利色彩。

常常会被某个问题纠缠不清，乃至困惑不解。例如，有宋一代，出过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们在各自领域里的成就都足以影响以后的整整一代文化史；也出过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汉奸，但偏偏没有出过大军事家。

杰出的军事人才是有的，但他们大多功名未显，壮志未酬，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便过早地陨落了。例如岳飞。

本来，这是一个呼唤军事巨人、也应该产生军事巨人的时代。一名军事巨人的诞生，除去他自身的天赋才能而外，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大动乱、大剧痛的时代；石破天惊的功业；以及能够在战场上与之对话的大体上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与宋王朝先后“过招”的三个主要对手：辽、金、元，都是来自北方荒原上的天之骄子，这样强悍的对手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在东起淮泗，西到大散关的千里战线上，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亦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顺便说一下，北宋帝国的人口是一亿，南渡以后，即使打一个对折也相当可观，兵源是不成问题的）。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的一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地图上几根纤细的线条，把胜负的因果关系演绎成一道无懈可击的方程式，这种学究气的研究与战场上的实际相距甚远。其实，一场大战的胜负往往系于纤毫，其间充满了各种偶然、逆转、失误、相持，以至于绝望。真正的军事家应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摧枯拉朽不是真正的战争；稳操胜券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像周瑜那样，“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像谢安那样，一边和友人对弈，一边轻描淡写地通报“小儿辈大破贼”，这样的大手笔自然高妙得令人惊叹，但又总觉得过于轻巧流畅，如果不是后人的有意神化，就是他们的对手太软蛋。因为这里缺却了焦躁、痛苦，惊惧和疯狂；也缺却了瞬息万变的动感和审时度势的即兴创造，仿佛战争只是一尊任君摆布的雕塑，任何一笔微小的刻画都早已完成，只等着一个优哉游哉的揭幕仪式。战争是生命与生命最直接的搏击，亦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闪光，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搏击和闪光更为惊心动魄。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蔚成漫天虹彩，这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壮丽的景观！战争呼唤谋略，呼唤兵不血刃地战胜对手，但短兵相接作为战争最原始的形式，却集中体现了它的终结魅力——力和美毫不雕饰的呈示。请仔细体味这两个字的生命质感：肉搏。因此，现代战争那种在千里之外戴着白手套操纵计算机的作战方式便显得过于精致文弱了。战争鼓励杀戮，鼓励“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在相当长的人类战争史上，斩获的首级常常被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但对方一旦放弃了抵抗，杀戮便成为野蛮和丑陋。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战争精神闪耀着不世之光。从根本上讲，战争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当边关将士们在腥风血雨中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时，他们也在重塑和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种悖论中，一代又一代的战争之神纵横捭阖、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那座风光无限的万仞奇峰。

岳飞本来是有希望登上这座奇峰的，他出身行伍，从前军小校、敢死队员开始打过不少仗（当然也有败仗），在刀锋箭矢间逐步成长为方面军的统帅。对于一位抱负宏远的铁血男儿来说，这样的经历至关重要。他的军事才能是没有问题的，站在他对面的完颜兀术也是完全可以与之匹敌的马上枭雄。请看看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大破拐子马是何等精彩！完颜兀术的拐子马实际上是现代坦克的雏形，而岳家军的短刀手则是抱着集束手榴弹冲击坦克群的无畏勇士。再看看漫天风雪中的小商河之战是何等惨烈！岳家军五百壮士全部捐躯，杀敌三千余人，先锋杨再兴阵亡后，身上拔下的箭矢竟有两斗之多。毋庸置疑，这是一场真正的勇者之间的决斗。这样，当岳飞在朱仙镇附近大破金兵时，他离那座风光无限的奇峰实际上只有半步之遥了。但岳飞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政治上过于天真。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特别是揣摩那种隐藏在堂而皇之背后的阴暗心理。他口口声声要“直捣黄龙，迎还二圣”，殊不知这正是赵构最忌讳的，“二圣”回来了，他还能坐在龙廷上吗？这样，岳飞忠心耿耿的抗敌宣言，反倒是和皇上过不去了（金帝国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暗示赵构如果不杀岳飞，他们就把赵桓放回来）。在收复失地和保住皇位之间，赵构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一个军事天才陨落了，因为宋王朝不需要真正的军事家，他们需要的只是几百年以后一个叫马克思的外国人所痛斥的那种“龟奴”，而宋王朝本身便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龟奴的政府”。

岳飞死了，和议成了，赵佶的棺材送回来了，很好！赵构涕泪滂沱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在绍兴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下来。陵寝营造得比较简单，当然不是舍不得花钱，因为这只是“权殡”，也叫“攒宫”，北宋的皇陵在河南巩县，等日后收复了失地还要送回祖坟上去的。赵构这一个回合玩得很圆满，既张扬了自己的孝道，又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很好，很好！

金人除去送还赵佶的棺柩外，还承诺继续囚禁赵桓和其他所有亲王，这对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事。

就在赵佶的棺柩翠华摇摇地送往绍兴安葬时，岳飞的尸骸被一个部下从风波亭的冤狱里背出来，偷偷掩埋在临安附近的一处山旮旯里。愁云惨淡，祭烛飘零，在这里，一代军事英才静静地看着宋王朝蹒跚地走向末路。令人悲哀的是，在小朝廷剩下的一百多年中，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叱咤风云的统兵将帅了。

一个容不得奇男子伟丈夫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小人泛滥、鼠窃狗偷盛行的时代。岳飞被杀后，有一个岳州知州为了拍秦桧的马屁，居然上奏朝廷称：臣所知之州耻与逆臣同姓，乞改岳州为纯州，使州为纯忠之州，臣为纯忠之臣。这个马屁拍得很及时，朝廷当然准奏，于是岳州改名为纯州，相应地岳州名胜岳阳楼也改名为纯阳楼。这个打小报告的知州本是个无耻之徒，就不需去说他了，连他的名字我也懒得去查对。但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实在令人愤慨。前些时看到一本关于岳阳楼的出版物，洋洋十万余言，详细论及岳阳楼的历代沧桑，却没有提到以上这一段秽闻。我想，这大概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一种深挚执著的情感使然。是的，岳阳楼，这座风姿绰约的巴陵胜迹，这座凝聚着多少迁客骚人的足迹和多少文化大师辛酸缱绻的巍巍丰碑，这座以范仲淹的“忧乐”胸怀而名世，折射着浓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格光辉的文化瑰宝，怎么能容忍这样粗暴的玷污呢？那么就让笔下“疏漏”，永远永远地把这段耻辱埋在历史的底层吧。

宋王朝没有能走出一名真正的军事家，却走出了秦桧这样第一流的汉奸。

秦桧的罪恶不在于主和，主和者未必卖国，主战者也未必就名垂青史。事实上，对于绍兴年间的宋金和议，史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肯定和议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甚至有一些相当响亮的名字，例如朱熹、钱大昕、赵翼、胡适等。从浅层意义上说，战与和只是一个对敌策略问题，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辩论。倘若能这样做，那么秦桧也就不成其为中国历史上的秦桧了。敢不敢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观点写在旗帜上，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分野所在。辩论是一种政治艺术（军事家在战场上用刀剑辩论），在这里，艺术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使用这种艺术。一切政客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他们只有伎俩，而且只算得上是袖珍伎俩。秦桧对中国文化的唯一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新词：莫须有。这个词从文法上是解释不通的，若仔细体味，则不难感受到其中的那股含混、暧昧、诡谲、机巧，以及流里流气、挤眉弄眼的小人气息；也不难感受其中的蛮横和凶残，完全是一种心地险恶而又不负责任的市井无赖的腔调，而所有这些，恰恰构成了一代巨奸的人格特征。他们擅长的是幕后的小动作，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揣摩和窥测，在这方面，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行家。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有关秦桧的故事，看后真令人不寒而栗：

秦桧的私人办事密室“一德阁”落成之日，广州守臣送来一卷地毯，大小尺寸竟分毫不差。这个地方官可算是马屁拍到家了，但后来的结果却不大妙。秦桧的思维逻辑是：他既然能如此精确地刺探到自己密室的尺寸，也就有本事刺探到自己的其他秘密，可见是个危险分子。没过多久，此人就被秦桧整掉了。

一个小政客的功夫毕竟还欠火候，在一个大政客面前触了霉头，当是咎由自取。但这些人的心机之阴暗幽深，相信不仅会让善良的人们惊栗，也不仅会受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而且还会成为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

秦桧弄权二十余年，死后赠“申王”，谥“忠献”，但这些大红大紫的荣誉称号后人记得的不多，因为赵构死后，很快就被追夺了。倒是一位秦氏后裔在岳坟前题的一副对联相当流传，他是这样写的：

人从宋后羞言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之所以“愧姓秦”，大抵是一种道德自我谴责吧？这样的历史反思还是真诚的，但也不能排除株连的因素，由于秦桧作恶太多，名声太臭，致使后世诸多姓秦的读书人进仕无门。这样，终于有一位秦氏后裔站出来辩冤，这是在一次朝廷组织的殿试中，皇上问一个姓秦的进士道：“你是南秦还是北秦？”言下之意，北秦距秦桧的祖籍江宁较远，而南秦则必定是秦桧的后代，不可重用。那位姓秦的进士自然猜到了皇上的心思，当下答道：“别管南秦与北秦，一朝天子一朝臣。历代忠奸相应出，如今淮河也姓秦。”皇上听了，解颐一笑，遂开恩点了他一个状元郎。

这位进士的对答看似强词夺理，其实是对“秦桧现象”在更深层次上的反思。什么叫“相应出”？宋朝出了秦桧，自然有出秦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特别是赵构这样的“一朝天子”罪无可宥。如果这样看，那么这位秦某人就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姓氏辩解，而且是很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了。

上面的故事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此，当这位进士在金殿上为秦氏辩解时，在福建漳州府，御史朱鉴大抵正在为审理那件同姓近族通婚案而查阅被告的家谱。这种巧合很有意思，宋王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奸臣秦桧的阴影仍然死死笼罩着他的后辈子孙，而隐居在赵家城的赵氏传人却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已淡忘了，因而闹出了近族通婚、对簿公堂的丑闻，到头来，还得要这个朱御史来为他们验明正身。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漫漶了原先的血统意识，世道沧桑早已把他们推入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竞争，市声攘攘、人海茫茫，谁能想象，那石板街上布衣草鞋的引车卖浆者，那屋檐下和顾客锱铢必较的小店掌柜，那织机旁茧花满手的白发老妪，竟是当初大宋王朝的金枝玉叶呢？生命的适应力真令人喟叹。

这一脉天潢贵胄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溶在寻常生态之中，他们中间似乎没有走出什么像样的人物。这是很正常的。同是王室后裔，他们中间不可能走出赵孟，因为赵若和没有那种清朗安闲的心境和气质。赵孟祖上世代赐第吴兴，作为外封的亲王，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无所谓沉浮的，他们既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也不必担心官场的倾轧排挤，有如一泓安恬宁静的秋水，那色调有点凄清，也有点百无聊赖，是闲云野鹤的世界。在这里，他们只能寄情于文学艺术，这是一种闲适中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玩”。真正的大家并非产生于培养，而是“玩”出来的，例如曹雪芹，例如马拉多纳。培养只能收获技法和规则之类，这些东西的总和称之为匠气；而“玩”出来的则是个性和神韵。赵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玩”出来的大家。按理说，赵若和的身世本该和这差不多的，但他不幸多了一段作为“第三梯队”的历史。对于某些人来说，政治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诱惑，一旦身入其中，便有如贞女之陷入娼门，明丽纯真既不可寻，只落得一股骚情和总想作阔太太的单相思。我这里所说的“某些人”，是指不具备政治素质和才能的人，至于政治家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会如鱼得水，从中获取癫狂的快感和美境。即使失败了，也能处之泰然，相当投入地玩点别的什么。例如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下台后，又操起了交响乐团的指挥棒，潇洒至极！“某些人”则不行，对于政治，他们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留下的只有缠绵不绝的憧憬、躁动、失落和凄惶，再也找不到一块精神的栖息地。当然，赵孟后来也介入了政治，但那时他在艺术上已成大器，而且从他能够“荣际五朝”来看，他也确有政治才能。在这两方面，赵若和都缺乏底气。那么，他就只能呆在漳州附近的那座小城堡里，庸庸碌碌地终了一生。

同是王室后裔，赵家城里也走不出朱耷，因为赵若和不具备那种超拔脱尘的孤傲。什么叫孤傲？孤傲不是自大，不是寂寞，更不是故作清高的矫情。孤傲是一种划破人类苍穹的思想闪电；一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一种天马行空般的精神自由和义无反顾的理性力量；一种具有高贵排他性的、无法模仿的大家风度；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从容；一种对浮华虚荣的冷漠和对世俗人生的审视。孤傲是孤傲者的私有财产，它具有非常强烈的韧性和单向性，即使是超越，也只能由孤傲者自己才能完成。朱耷拥有孤傲，这种孤傲来源于巨大的悲剧感悟。朱耷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但早在永乐初年，朱权就因见忌于朱棣（永乐帝）而失势。他是聪明人，知道皇上注视自己的目光相当阴冷，便营造了一所孤独的精神小天地——精庐，鼓琴读书其间。正德年间，又发生了宁王朱宸濠谋反的大事，此后的宁王府实际上成了秘密警察监管的目标，越发门庭冷落。但精庐仍在，那种孤独而执著的艺术氛围仍然飘逸其间。到了朱耷的时代，恰逢明王朝覆亡，天崩地坼的时代悲剧，把这位“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冲撞成绝望的碎片，又重新组合成一尊孤傲的雕像，他在署名时常常写成“哭之”、“笑之”的字样，确实，如此深刻的家世变故和人生际遇真让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么，就白眼向人，化作笔下的残山剩水和那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吧。赵家城里的主人也是经历了大悲剧的，但在他那里，悲剧没有升华为孤傲，如果完成了这种升华，他就不会用那么森严的高墙把自己护卫起来，也不会用那么繁复的深宅大院和楼台亭阁把自己装点起来。需要护卫和装点，正说明了他灵魂的怯懦，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事实上，一个在官场里厮混了一阵的政客，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悲剧感悟。即使是国破家亡，最多也只是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至于指望他们把悲剧感悟蔚成一种艺术气象，那更是缘木求鱼了。

现在我们仍然回到福建漳州府。这位叫朱鉴的御史合上被告黄文官的家谱时，大概双手是有点发抖的，一脉前朝皇族的后裔，竟然在这里优游了一百多年。他不敢怠慢，连忙派八百里快马把案卷呈送朝廷定夺。时在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正忙着杀人，上年杀曹国公李文忠，当年又杀魏国公徐达，酿成数万颗人头落地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发生在这一年。泱泱京都弥漫着一股血腥气。但朱元璋却并不看重这几颗黄姓草民的脑袋，他觉得南宋灭亡已一百多年，中间又隔了一个元代，这几个赵氏子孙已成不了什么气候，自己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也好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仁德呢？不久，朝廷的批示下来了，赐赵家城里的黄氏复赵姓，并在其中封了几个荣誉性的官衔，大约相当于政协委员之类。圣旨宣罢，赵家城里一片喜气，朱鉴且赠诗祝贺，很风光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