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我对瓜洲的印象，是由于那两句民谣：人到扬州老，船到瓜洲小。前一句极富于色调和情韵，杜牧诗中的“楚腰纤细掌中轻”就是说的扬州人；后一句则张扬着气势和动感，令人想见那帆樯云集、艨艟连翩的景观。瓜洲是个渡口，有好多好大的船，这是儿时的幻影，相当久远的了。
家乡离瓜洲不算远，但在老辈子人的眼里，瓜洲似乎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那时候，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敢于走出去闯世界的男人本来就凤毛麟角，他们的第一站大都在泰州，干些引车卖浆的营生，能当个小老板算是相当出息了。但终于有人又由泰州向西，去了扬州，那无疑都是些膀子上能跑马的角色。若干年后，那个男人离家时红着眼睛送到村头的小媳妇已日见憔悴，孩子也已经满地里摸爬滚打了，有当初同去的汉子衣锦还乡，说起那一位时，语气中便流露出些许嫉妒和迷茫：“他呀，开春以后就过了瓜洲。”
女人一阵黯然，男人心气高，又闯上海的大码头去了。
在这里，瓜洲已成为一种地理上的极限，“过了瓜洲”，便意味着一种人生的跨越，一个男子汉强劲的风采。而在那个乡村女人的心头，远方的瓜洲将从此演绎为温馨而苦涩的等待，每每潜入长夜的梦境。
到了瓜洲我才知道，原先的瓜洲，那个曾经维系着多少迁客骚人的情怀和深闺丽人梦境的瓜洲，早在清光绪年间就已经沉入了江底。一座古城的湮没，不仅会引起后人无尽的凭吊和感慨，还会留下一连串关于文化的思考。一千九百多年前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柏拉图笔下那座金碧辉煌的神秘岛国亚特兰提斯，都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遁入了虚无。千百年来，关于它们的追踪论文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过分，有人甚至怀疑那个大西洋中的繁华都市是天外来客的杰作，这种追踪带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和悲凉。瓜洲是坍没，不像庞贝古城和亚特兰提斯的消失那样裹挟着骤然而至的巨大恐怖。但渐进的坍没过程无疑充满了人与自然的拼死搏击，特别是那种心理上的对峙和相持，却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悲剧美。随着一块又一块的江堤和城垣轰然坍塌，人类的抗争也愈发坚韧峻厉。这是一场前仆后继的拉锯战，生存状态的严酷和生命力的坚挺粗豪在这场拉锯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江东去，波涛接天，一座弹丸小城的坚守和退却，当会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惜一切都已经深深地埋沉在江底，留给后人的只有无言的祭奠，还有地方志上这么两行冰凉的记载：
乾隆元年（1736 年），城东护城堤开始坍卸。
光绪二十一年（1889 年），瓜洲全城沦于大江之中。
大略算一算，整个过程经历了一百六十年。
地方志上的记载是如此简略，简略得令人惆怅。五万多个昼夜人与自然的较量，无数次江涛裂岸的惊险和疏解，多少转瞬幻灭的生存和繁华之梦，全都化成了这两行冷峻的文字。瓜洲终于坍没了。这种坍没透出人类面对自然的脆弱和无奈，眼前只有无语东流的江水，西风残照，逝者如斯，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那就只有想象了。
<h3>二</h3>
是的，瓜洲似乎更适宜出现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近看反倒没有多大意思了。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是来自北国深闺的想象。凄凉的月色，独倚高楼的少妇，望穿秋水的凝眸，以及思极而恨的情绪转换，这是一幅古典诗词中相当常见的闺怨图。主人公无疑是一位贵族妇女，她倚楼怀人的地方当在汴水上游的洛阳开封一带，最近也应该在“汴泗交流郡城角”的徐州，离瓜洲自然是很远的。丈夫的身份大抵是远在江南的游子或商人，他们的远行无非是为了觅取功名和富贵。在这里，我们无需搜寻诗外的本事，也无需窥探瓜洲的外部神貌，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妇人心底的一种意象，这意象维系着一片漂泊不定的归帆，今夜朗月清风，丈夫会不会被渡口的船娘羁绊了归来的脚步？一般来说，远方的游子并不像闺中人这样一味地儿女情长，外面有的是镂金错彩和倚红偎翠，相对于女人逼仄的朱楼和深院，男人的世界要广阔得多。因此，不管妇人有着多么优越的物质生活，也不管丈夫的成功曾引起她多么旖旎的憧憬，她也难以祛除虚度青春的苦恼。“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样的情感定格会令人联想到一种含义更深广的人生境遇，正是在无数次没有回应的凝眸远望之后，远方的那个瓜洲触发了思妇心中埋藏已久的情结，潜在的失落感一下子明朗起来，现在她才后悔不该让丈夫去觅取那些身外的浮华和虚荣，因为经过了长期的离别，一种不同于传统教义、也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正在悄悄地苏醒，丈夫身上的任何光环也抵偿不了她在爱情上的损失，而瓜洲古渡的那一片归帆，则成了妇人心中无与伦比的辉煌。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是来自浙东山阴的想象，比北方的思妇离瓜洲稍稍挪近了一点，形象也更加明晰。如果说思妇想象中的瓜洲云鬓不整，面带愁容，那么，这里的瓜洲则笼罩着肃杀的兵气和战云。陆游一生与瓜洲的缘分不算浅，早年随张浚巡视江淮，瓜洲是必经之地；后来去四川当夔州通判，也是从瓜洲解缆西行的，这次行踪还载入了《嘉庆瓜洲志》：
乾道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诗人陆游午间过瓜洲，江平如镜。
但这几次瓜洲之渡，陆游竟然都没有写诗，这或许是由于戎马倥偬，来不及把眼底风涛梳理成诗句；或许是因为那令人扫兴的“江平如镜”，碧波轻舟的浪漫很难触发他那沉雄慷慨的情怀。但不可否认，诗人和瓜洲贴得太近，缺少必要的疏离感也是窒息诗情的重要因素。果然，若干年以后，他在远离瓜洲的山阴老家却写出了有关瓜洲的不朽名句。江流天际，孤帆远影，诗人早已离瓜洲远去了，但他却真正占有了瓜洲，这是一种灵性的占有，一种超越了时空、弘扬着艺术想象力的审美观照。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教师对这两句诗赞叹不已。认为诗中全用名词，没有一个动词，却通体充满了动感。作为中学语文教师，能讲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平心而论，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不是因为其中精彩的名词组接，那只是一种匠心独运的技法，而是由于诗人选择了一个表现瓜洲的最佳视角，这就是“楼船夜雪”。夜的幽深冷冽加上雪的空濛，渲染了古战场盘马弯弓的氛围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夜色中艨艟巨舰那高大的阴影，还有巡夜兵士的灯笼在飞舞的雪花中摇曳闪现。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夜雪，而是光天化日，或“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样的情境，这种森严冷冽的氛围感绝对要逊色得多。时在淳熙十三年春天，诗人赋闲多年，刚刚接到了权知严州军州事的任命，照例要去临安等待陛见。陛见只是一种程式，没有多大意思；临安歌舞升平，他也看不大惯，他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曾作为宋金主战场的瓜洲和大散关，心头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冲动。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但谁能相信，这位大诗人一生却不愿做诗人，他向往的只是一副战士的戎装。皇上偏又吝啬得很，陛辞的时候，孝宗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话说得很有人情味，却不怎么中听，人家还是把他作为一个诗人，只是给他一个可以“赋咏自适”的闲差，一份俸禄而已。陆游已经六十二岁了，步履已显出蹒跚踉跄，只能躺在临安的驿馆里听着窗外紧一阵慢一阵的春雨，瓜洲一下子变得那样遥远。连“楼船夜雪”的想象都太奢侈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诗句很清丽，却透出难耐的落寞和悲凉。还是回山阴老家去吧，在卖花女嫩嫩的呼叫声中解缆放舟，连北望瓜洲的勇气也没有了。
在此之前，倒是有人走近了瓜洲，他是诗人张祜。但也仅仅走近而已，并没有贴上来泊岸，而是站在江对面，朦朦胧胧地打量：
金陵津渡小山楼，
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
两三星火是瓜洲。
这首《题金陵渡》确实不错，寥寥四句，便写尽了夜色下的浸肤冷丽和隔江打量的朦胧美。诗人的情绪似乎不怎么好，他刚从杭州来，带着一肚子怨气和牢骚。在杭州，他本想得到大诗人白居易的赏识，摘取乡试第一名的花环，为赴京应试制造先声夺人的情势。他自负得很，觉得凭自己的才情和名声，区区解元应不成问题。不料钱塘士子徐凝也找到了白居易门下，两个走后门的碰到了一起，又都是自视甚高的青年才子，只得在州府官邸里演出了一幕“擅场之争”。结果白居易青睐于徐凝，张祜郁郁北返，住在镇江的小旅馆里喝闷酒。
白居易没有想到他这次保荐解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触发了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讼，卷入其中的除几位当事人外，还有杜牧、元稹、皮日休等诗坛大腕，连后世的苏东坡也站出来为张祜打抱不平，认为白居易有失公允。文坛上的这种纠纷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但白居易这次扬徐抑张，看来确实有点问题。张祜的才情胜于徐凝，这几乎可以肯定，就说这一首《题金陵渡》，实在高妙得无可匹敌，不光同代人，即使后人也很难超越。其实张祜并不是着意要写瓜洲，他只是有点失意，有点苦凄凄的冷落，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但正是这凄凉落寞中极随意的临窗一望，瓜洲的神韵喷薄而出，沉寂的诗情又在心头澎湃起来，由不得他不写了，而且这一写就成了千古绝唱。诗的性情就是这般乖张，太刻意地追求，往往并不讨好，只落得几分匠气，偏是这有意无意中自然流出来的最见神采。
当然，也有刻意认真写出来的好诗，例如王安石的这首《泊船瓜洲》，其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历来被奉作炼字炼句的经典。据说这个“绿”字原先用过“到”“过”“人”“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一般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故居路过瓜洲时所作，且认为“春风”一句暗喻新法实施后，给国家带来的蓬勃生机，而“明月”则表达了盼望东山再起的热切心情。这种解释似乎太牵强，也太政治化了。其实，《泊船瓜洲》只是一首情韵深婉的小品，从情绪上讲，也不像是从京城罢相归来，倒更像第二次起用从金陵北上赴任。一个经历过宦海风涛的人被重新起用，其心情大概会比较复杂，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一种颇值得玩味的心态：久居林下便朝思暮想着过过官瘾；可一旦权柄在握，却又感到不如归去。当王安石站在瓜洲渡口回望江南时，其心境大致如此。
可惜的是，这首诗题为《泊船瓜洲》，其实写的并不是瓜洲。站在瓜洲写瓜洲，从来就没有写得好的。历代的许多诗人，包括李白、苏轼这样第一流的大诗人，都在瓜洲泊过船，写过诗，却没有一首超过张祜的那首《题金陵渡》。王安石是聪明人，他知道贴得太近了写不好，干脆来个长焦距，站在瓜洲遥望江南，这一望果然望出点意思来了。
<h3>三</h3>
但在更多的人眼里，瓜洲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存在。
中国历代的七大古都，其中有两座在江南：南京和杭州，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生命线就维系在瓜洲渡口的樯桅上。北兵南下，长江天堑是一道冷峻的休止符，瓜洲是长江下游的战守要地，瓜洲一失守，京城里的君臣就要打算肉袒出降，要不就收拾细软及早开溜。东晋的事不去说它，南朝兴衰也不去说它，光是赵宋南渡以后，瓜洲的警号曾多少次闯入西子湖畔的舞榭歌台！绍兴三十一年冬天，金主完颜亮的大军刚刚到了瓜洲，赵构就准备“乘桴浮于海”了，多亏了人家搞窝里斗、完颜亮被部下砍了脑袋，赵记龙舟才不曾驶出杭州湾。但在金兵饮马长江的那些日子里，杭州城里的君臣一边往龙舟上搬运坛坛罐罐，一边遥望瓜洲时，那种仓皇凄苦大概不难想见：
初报边烽近石头，
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
吾辈空怀畎亩忧。
急雪打窗心共碎，
危楼望远涕俱流。
……
陆游的这首诗写于完颜亮死后的第二年，但想起来还觉得后怕。
定鼎北方的统治者似乎要坦然些，这里的艨艟金鼓大抵不会惊扰他们高枕锦衾间的春梦。瓜洲离他们很远，再往北去，大野漠漠，关山重重，仗还有得打的。但瓜洲离他们又很近，近得可以一伸手就把京师的饭碗敲碎。对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瓜洲来说，最浩大的景观莫过于插着漕运火牌和牙旗的运粮船。在李唐王朝的那个时期，江浙和湖广的米粮，就是从这里北上进入关中的。漕运能否畅通，直接关系到金殿朱楼里的食用。如一时运送不上，皇室和满朝文武便只得“就食东都”——跑到洛阳去。这时候，一切高深的政治权谋和军事韬略都变得毫无意义，剩下的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欲望驱动——找饭吃。“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当沿途的官吏子民诚惶诚恐地瞻仰逶迤东去的仪仗时，他们大抵不会想到这堂皇的背后其实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达官贵人们掀起车帘遥望南方时，那眼光中便不能不流泻出相当真诚的无奈和关切。
瓜洲所具有的这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稍微有点政治眼光的角色都是拎得清的。因此，当郑成功从崇明誓师入江，直捣金陵时，却先要把江北的瓜洲拿在手里，并踌躇满志地横槊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诗写得不算好，但口气相当大。其实，从军事上讲，瓜洲当时对于他并不很重要，进占瓜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清廷一种心理上的震慑。同样，后来的太平天国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坚守瓜洲。在这里，林凤祥的残部与李鸿章的淮军展开了惨烈的争夺，血流漂杵，尸骸横陈，从咸丰三年开始，攻守战历时五年。应该说，太平军在瓜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初年以后，清政府的漕粮便不得不改由海运。当京城的满汉大员吃着略带海水腥味的江南大米时，一道不吉利的符咒便像梦魇般压在心头：唉，瓜洲！
瓜洲是不幸的，每当南北失和、兵戎相见，这里大抵总免不了一场血与火的劫难。《瓜洲镇志》的编年大事记中，每隔几行就透出战乱的刀剑声；瓜洲又是幸运的，有那么多温煦或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它，上自皇室豪门，下至艄公船娘。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里永远是帆樯云集的闹猛，官僚、文士、商贾、妓女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于是，一幕幕有别于锋矢交加的争夺，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摆开了战场。
明代万历年间，一艘从京师南下的官船在瓜洲泊岸，窗帘掀开，露出一对男女的倩影，男的叫李甲，是浙江布政使的大公子；女的是京师名妓杜媺，不过眼下已经脱籍从良，这一趟是随官人回浙江老家去的。
一个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携着绝色佳人衣锦还乡，古往今来，这样的情节在瓜洲既司空见惯又相当浪漫。
但接下来的情节就不太妙了。
偏偏对面船上的主儿推窗看雪，把这边的丽人看了个仔细，当下便“魂摇心荡，迎眸送目”。此人姓孙名富，是个盐商，自然也是风月场中的高手。于是一场关于女人的争夺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贵”与“富”的较量：一方是布政使的贵公子，布政使俗称藩司，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省长的儿子算得上高干子弟了吧；一方是腰缠万贯的盐商，盐商实际上是一种“半扇门”的官倒，因为他们是揣着两淮盐运使的指标和批条的，这样的款爷掼起派头来几乎无可匹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占有女人的多少常常是力量强弱的标志（皇帝无疑是天下最有力量的男人），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争夺，便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典型性。
令人遗憾的是，大款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战胜了高干子弟，杜十娘被李甲以千金之价让给了孙富。偏偏这女人又拎不清，她要追求人格的高洁和人性的自由，竟全然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奢侈。最后终于演出了那一幕怒沉百宝箱、举身赴江涛的大悲剧。
在今天的瓜洲渡头，“沉箱亭”犹在，芳草萋萋，花木葱茏，四处繁茂静谧得令人压抑，据说这里就是杜十娘投江的地方。伫立在石碑前，我忽然觉得这个“沉箱亭”不仅不恰当，甚至透出一股冷漠的市侩气，为什么不用“沉香亭”呢？这里埋沉的难道仅仅是一箱价值万金的珠宝么？不！一个鲜活明丽的生命在这里汇入了江涛。当一个风尘女子面带轻蔑的微笑，走上船头纵身一跃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大悲哀。她的死不是为了殉情，李甲在酒席上把她让给了孙富，已经情绝义尽，她无需为他去死；更不是为了殉节，一个京师的六院名姝，十三岁就已破瓜，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纨绔子弟，自不会把一个“节”字看得性命交关。她的死，是源于一种深沉的绝望。江流千古，香销玉殒，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凭吊和俊男靓女们矫情的感慨……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评判。平心而论，李甲对杜十娘还是爱的，正因为爱，他才表现得那样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甚至表现得相当痛苦。但道德的召唤毕竟是很微弱的，它只会激起几丝有如清晨闲梦般的惆怅，几许苦涩的温情。这是一场真正惨烈的“瓜洲之战”，在孙富那一掼千金的大款派头面前，李甲显得那样羸弱委顿。本来，像李甲这样的世家子弟，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是不在眼里的。但这位公子哥儿大概不会倒卖批文什么的捞钱，自然囊中羞涩。更要命的是，他那种家庭偏又讲究所谓的“帷幕之嫌”：搞女人是可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三妻四妾尽管往里抬；睡婊子也是可以的，但只能在外面睡，不能领进家门、登堂入室。相比之下，孙富就潇洒得多了，他不仅有钱，而且用不着考虑那么多的礼法。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买卖，以千金之价买一个绝色佳人，这公平合理，符合市场规律，用不着瞻前顾后。因此，在李甲捏捏掐掐地点数着腰包里仅剩的几两碎银子，一边想象着父亲的冷面孔时，孙富已相当气派地把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掼到了他面前。
“瓜洲之战”的结局标志着商人阶层对封建门阀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人们看到，孙富那一干人已经咄咄逼人地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金钱也并非银样镴枪头的玩意。当杜十娘浓妆艳抹地走出李甲的船舱时，这无疑是商人阶层的一次庆典。尽管由于冯梦龙的酸葡萄心理作怪，最后的结局令人扫兴，但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杜媺的那些小姊妹们正纷纷把傍大款作为时尚，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商人的船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