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仅仅是杜十娘个人的悲剧了。

<h3>四</h3>

瓜洲的夜晚显得有点苍老。江流无语，汽笛呜咽，传送着大江的浩茫和空寂。这是一种产生诗情和哲理，产生“逝者如斯夫”之类千古浩叹的大境界。极远的江面上有一盏桅灯，冥冥有如惺忪的睡眼，亦不知是在驶近还是远去。那么就暂时将目光移向别处，等一会儿再给它一个凝眸，才能在更远或更近的定位上坐实它的趋向。在这里，“等一会”是必要的。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也大致如此吧。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那是一个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崭露头角的时代。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关于女人的争夺，其结局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这场胜利，中国的富商大贾们几乎苦苦等待了一千多个春秋。

杜十娘钟情于李甲，并不在于他家老头子是个部省级。作为京师名妓，这些年她结识的公子王孙恐怕不会少，冠盖满京华，自不会太稀罕一个布政使的儿子。她的情感投入在于李甲是个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从落拓潦倒的白衣秀士到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都堂而皇之地麇集在这面杏黄旗下。尽管大部分的士人也许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只能以平民身份终了一生，但“满朝朱紫贵”，毕竟是以读书人为主色调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各阶层的序列中，儒服方巾的士人总是风度傲岸地走在最前列。然而，“士农工商”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原则上的界定，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商人虽然位居“四民”之末，但由于他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活得更滋润，便往往能够僭越原则的界定而享有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的地位挑战。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序列的强调，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三令五申，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僭越和挑战的存在，强调和三令五申得越厉害的时候，也往往是僭越和挑战越激烈的时候。这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某一天，瓜洲便成了“士”与“商”决战的奥斯特里茨，而青楼女子杜十娘的人生悲剧，则为士人阶层的溃败画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青楼女子的人生悲剧。也是在江畔的船头，也是士人、商人和妓女三者间的关系，时间却上溯了差不多一千年。唐元和十一年秋天，大诗人白居易在九江湓浦口邂逅了一个弹琵琶的女子，从而产生了传颂千古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萧索的深秋冷月下，琵琶女那充满了感伤和浪漫情调的身世倾诉令江洲司马泪湿青衫。该女子的命运之所以值得同情，就在于她原是长安妓女，年轻时曾以色艺名倾京师，占尽了风月场中的虚荣。但随着年老色衰，韶华不再，等待着她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也就是说，她的悲剧就在于最后嫁了一个商人。一般来说，嫁给商人并不算太亏，至少物质生活有相当的保证。白居易在另一首题为《盐商妇》的诗中，曾描写过商人妇的生活，那种奢华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且看，“绿鬓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这是穿金戴银；“饱食浓妆倚柂楼，两朵红腮花欲绽。”这是锦衣玉食。再看，“前呼苍头后叱婢。”这是少奶奶的威风；“不事田农与蚕绩。”这是贵妇人的闲适。我的天！真是武装到牙齿了。在当今的女孩子看来，这样的日子简直美气死了，简直比“托福”“绿卡”“洋插队”“傍老外”之类的总和还要美气。一个女人拥有了这些，难道还不该满足吗？但一千多年前的那位琵琶女偏偏不满足，非但不满足，甚至还从每个毛孔里都渗出嫌鄙。她只是把商人妇的归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颗终身难咽的苦果。“梦啼妆泪红阑干。”这过的什么日子？几乎是以泪洗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吧？也不尽然。试问，如果她的官人不是出去经商，而是去赶考、做官、升迁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她会有这种情绪吗？恐怕不会有。

问题的症结是，在唐代中叶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至少比士人低下得多），尽管他们很有钱。不难想象，当年琵琶女正值走红时，长安“五陵年少”中的某一位看中了她，要娶回去做小，那位茶叶商是断然不敢掼出银子来竞争的，他只能等着佳人迟暮，将就着到“人肉市场”买一个处理品。不要以为这是白居易笔下生花，有意作践商人，须知香山居士本人就是一个不小的官僚，他的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商丘子》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巨商之子因为在宴席上谢绝了一个士人（同时也是他的朋友，而且经常接受他的资助）的酒，当场被那士人臭骂了一顿，该巨商之子竟“羞且甚，俯而退……经数月而病卒”。这很使人想起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因打了个喷嚏而惊惧至死的小公务员。可见唐代士人的傲慢及商人的自卑到了什么程度。 《琵琶行》中并没有出现士人和商人的竞争情节，因为当时的士人底气还比较足，甚至可以说商人还没有取得参与竞争的资格。琵琶女之嫁给商人，是由于年老色衰，士人看不上眼。尽管如此，该女士仍旧人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名分上属于商人，但情感却绝对在士人一边。在浔阳江头的那个晚上，诗人也无意充当自作多情的“第三者”，他根本不会看上一个徐娘半老的茶商外室。他的几滴感伤之泪，只是因为商人妇的身世勾起了他的“迁谪意”和不胜今昔的情怀，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这是相当廉价的。

但事情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到了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白居易和琵琶女已经正儿八经地相爱起来，而浮梁茶商刘一郎则挥起金钱的大棒在竞争中一度得手，不过最终却是诗人和妓女的联军，打败了以金钱作为后盾的商人。这个杂剧的情节相当荒唐，但在荒唐的背后却折射出明白无误的信息：商人阶层已经摆开架势，明火执仗地和士人展开了争夺。耐人寻味的是，这桩关于“谁是第三者”的纠纷居然一直闹到皇帝那儿，士人的最后胜利也是借助于皇上的“红头文件”才得到的。这种“大团圆”实在太艰辛，因而也太虚幻了，一个古典式的诗意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

于是场景又回到瓜洲。李甲与孙富的交易是令人寒心的，在情场的角逐中，这是士人第一次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与冯梦龙相去不远，大概有感于此，在《聊斋·霍女》中，他杜撰了一则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似的人物关系，事情也发生在瓜洲，前面的情节大致差不多，最后是妓女设计把商人捉弄了一顿，让他人财两空。这种幻想的喜剧色彩几近滑稽，士人不仅渴望从商人那儿夺过女人，而且渴望从他们那儿夺过金钱。但幻想的升级似乎只能透露出相反的世情，即在现实生活中，士人已变得越来越疲软无力，他们从商人那儿既得不到女人，又得不到金钱，而且还不得不像《儒林外史》里的沈大年那样，把女儿送上门去给商人作小老婆。瓜洲渡口涛声依旧，但中世纪士人阶层的浪漫情场已难以寻觅，当大款们搂着千娇百媚的“三陪”女郎嬉笑调情时，附近船上的士人只能悄悄地放下窗帘，用一杯浊酒伴着自己孤独的无眠。

情场上是争不过人家了，那就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吧。刘大櫆是桐城派的散文大家，才气和影响自然是不用说的，向他约稿的想必也不会少。但刘文也并非满目光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商人写的传记就不敢恭维。这玩意有点类似于当今风行的“企业家报告文学”，无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没有多大意思，有点骨气的文人一般是不屑于此的，但润笔却相当可观。大量为盐商大贾们所写的传记碑文，夹杂在沉博宏丽的“纯文学”佳作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不和谐，今天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

差不多就在刘大櫆乐此不疲地撰写“企业家报告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巨星曹雪芹恓恓惶惶地路过瓜洲前往金陵：“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冬，曹雪芹路过瓜洲，大雪封江，留住瓜洲江口沈家。”这是《瓜洲镇志·大事记》中的一段记载。

瓜洲有幸，风雪多情，稍稍牵羁了这位巨星的脚步。但其时的曹君实在算不上器宇轩昂，落魄潦倒的生活已消磨了他的峥嵘意气，关于曹雪芹这次南游的目的，红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寻觅“秦淮旧梦”，为进一步修改《红楼梦》补充材料；有的则认为是寻访当年织造府里的“旧人”，因为在这以前，雪芹的原配夫人在西山病逝了。事实上，这次在南京，曹雪芹确实找到了一位叫芳卿的曹府丫环，如今正沦落在秦淮市井之间，她后来成了曹君的续弦夫人。我却比较倾向于这么一种说法，即曹的江南之行，是为《红楼梦》的出版寻求经济上的赞助。其时，《红楼梦》经“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已基本定稿。这部呕心沥血的宏篇巨著，无疑称得上是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的工程。如果说著书是心灵的宣泄和才情的挥洒，那么出版便完全是一种经济运作。出版需要钱，一个“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文人自然拿不出这笔钱，他圈子里的那些朋友也爱莫能助，于是他来到了江南。这位傲骨嶙峋，一向信守“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西山高士，如今书成之后，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清高和自尊，到两江总督尹继善门下当幕宾。

尹继善是个不坏的官僚，他和曹家是世交，平时也常和文人在一起喝喝酒、赋赋诗，甚至在酬酢中称兄道弟。据说他最喜欢与文友玩和韵的游戏，而且玩的档次还不低，每得佳句即令人骑马飞送。诗人袁枚曾在和诗中称赞他“倚马才高不让先”。但这种附庸风雅是一回事，资助出版《红楼梦》这样的勾当他是绝对不干的。不光是舍不得钱，恐怕还出于政治上的忌讳。这样，曹雪芹待在两江总督府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刊刻一本《红楼梦》才要几个钱呢？我查找了一下乾隆年间的物价指数，大约有一百两银子足够了，相对于两江总督府里那流水般的开销，相对于大款倒爷们“千金散去还复来”的磅礴气概，这个数字绝对只是一点毛毛雨。可怜泱泱大国，金山银海，朱门豪宅，酒池肉林，却谁也不愿从手指缝里漏出少许来布施这点毛毛雨。一本小说的出版与否，干我何事？一百两银子，还不如送给上司的门人作个见面礼，或买个小老婆自己受用受用呢。

那就只有让它凋零散佚了。

这是文明的悲剧。贫困未能扼杀一个文学巨匠流溢的天才，却使一部天才流溢的巨著半部零落，从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缺憾，也留下了一门永远的学问。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前八十回的传神文笔泪湿罗巾时；当各种糟糕而疲软的续书充斥坊间，令人黯然神伤掩卷痛惜时；当满腹经纶的学者们根据书中的“草蛇灰线”艰难地揣测后几十回的情节走向时，那种出自心底的呼喊便会喷薄而出：还我一本完整的《红楼梦》！当年因为一百两银子失去的，今天我们愿用堆成金字塔那样高的银子赎回，我们决不吝啬，决不赊欠，用我们民族的名义，担保！

曹雪芹在南京待了不到一年，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夏秋之交，便带着芳卿郁郁北返。他当然还要经过瓜洲的，在达官贵人和巨商富贾们纵情声色的喧闹中，一个囊中羞涩的文人抱着他的手稿悄然北去。橹声欵乃，帆影飘零，瓜洲羞愧地低头饮泣，它也许有一种预感，由于贫困的浸淫，这位文学天才生命的火花已濒临熄灭……

<h3>五</h3>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鄙薄商人的意思，相反，商人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悠悠千载，兴亡百代，瓜洲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商业码头而出现的。它面对长江，左右逢源，洋洋洒洒地吞吐着南国的稻米、丝绸、食盐、茶叶，还有白如凝脂的苏杭美女。背靠着北方的千里沃野和京师巍峨的宫阙，它有如贵妇一般端庄自足。

当然，长久地朝着一个方向总难免困顿，偶尔，它也会稍稍转过身来，向着远方的大海投以新奇的一瞥。这不经意的瞬间回眸也许会令它心旌摇荡。

公元8 世纪中期的一个晚上，一艘吃水很深的双桅船悄悄地从古运河驶出瓜洲，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艘夜航船既没有沿江上溯，转棹安徽湖广；也没有剪江而渡，进入烟水如梦的江南运河，而是扬帆东去，直下风涛万里的南黄海。

这就是历史上“鉴真东渡”的初始画面，时在唐天宝二年十二月。

唐天宝二年的中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观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足。”杜甫这里说的虽然是开元年间，但天宝初年的景象也大致差不多，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所指也就是这一时期。天宝二年，大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用“云想衣裳花想容”那样的华丽词章为唐明皇点缀升平，而大美人杨玉环则站在华清宫的楼台上，望着送荔枝的一骑红尘笑得很开心。宫廷内外歌舞正浓，其排场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连吹笛伴舞的小角色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流人才。这是一个辉煌灿烂与纸醉金迷共存共荣，闹哄哄的歌舞与静悄悄的阴谋双向渗透的时代。再往远处望去，西出阳关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羌笛如诉，伴着波斯商人在沙原上的足迹渐去渐远。而从扬州经洛阳到长安的驿道上，一队队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遣唐使”正行色匆匆。这些来自东瀛岛国的朝圣者相当虔诚，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秋季比夏季更便于航行，乘坐着落后的平底船，他们一次次被卷入夏日的狂涛恶浪，少数忘身衔命的余生者进入了长江口，经瓜洲在扬州登陆。嗬，果然是天朝风物，连月亮也比日本的圆哩。他们贪婪地吮吸这里的文明：汉字、佛教、绘画、棋道、医术，乃至阴阳八卦和百官朝拜时的“舞步”。到了后来，朝圣者开始不满足于前赴后继往中国跑，他们想直接邀请一位宏博睿智的高僧前往日本授戒讲学。于是便有了鉴真的东渡之举。

当时唐帝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很开明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很好，欢迎！即使人家礼节上有什么不周到，也能待以宽宏大度的一笑。这种自信而自负的心态中，支撑着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要学什么自己来，我们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但我们不走出国门搞自我推销，那既没有必要，也有失身份。因此，鉴真一行的东渡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中间，他们得到了一位权贵的帮助，此人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李林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大好，“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因为他而来的。但他哥哥却做了一桩好事。当时鉴真等人在扬州既济寺为东渡打造船只，寺庙里造船干什么？一旦被官方察觉了很麻烦。李林宗给扬州仓曹写了一封信，造船就变成合法的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既复杂又简单，李林宗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在袅袅茶香中信手写下的几句人情话，却成就了中日文化史上一件流泽深远的大事。

这次艰难卓绝的远航经历了十一个年头，其间六次出发，五次失败，为之献出生命的就有三十六人。天灾、海难、疾病、匪盗，还有内部的人事纠纷，官府的通牒追阻，使这次远航充满了惊险离奇的情节。最后一次东渡时，随同回国的日本大使藤原和晁衡等人乘坐的一号船遇险触礁，后来讹传沉海了。消息传到中国，和晁衡很有交往的大诗人李白特地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的诗中喜欢用“明月”的意象。他对“明月”寄托了那么多的理想和深情。但在我看来，这首《哭晁卿衡》中的明月，情味苍茫深挚，可谓精彩至极。

天宝十二年十二月，鉴真等人踏上了日本九州岛，此时，这位大唐高僧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而且早已双目失明。

那是个暮春的傍晚，落霞带着阴郁的冷色，我站在瓜洲渡口，望着轮渡上鱼贯而下的车流发呆。丰田、皇冠、三菱、佐川急便，还有那种负重若轻的超长平板车，一听那中气很足的引擎声，就知道它的籍贯有多高贵。我问轮渡上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统计过，这过往的汽车中，日本产的占多少？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苦涩地一笑：没办法，人家那东西就是好，连司机都跟着精神了几分。然后，撩起袖口瞄了瞄，忙他的去了。我看见，那手腕上是一只日本产的石英电子表。

我忽然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那些“遣唐使”，那被风涛撕扯得缕缕挂挂的篷帆，风尘垢面的朝圣者吃力地扳动舵柄，“吱——嘎”一声，滞涩而悠长，落后的平底船在江心划出一道弧形的水迹，进入了古运河。难道，大和民族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浓缩在长江下游的这个小小渡口么？

也许，一切都是从奈良兴福寺讲堂的那场大辩论开始的。

这场关于弘法传律的争论，表面看来是宗教界的事，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争论的起因说起来会很复杂，也无须细说。这里要说的是，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文明走向的大辩论，唇枪舌剑中始终高扬着真理的旗帜。这里没有强词夺理和恼羞成怒，没有粗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谩骂，也没有低级的噱头和故作高深的炫耀。当鉴真的信徒普照揭示了旧戒的种种弊端，并向对方提出了一连串不容辩驳的质问后，原先态度骄横的贤璟等人一时无言以对。接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贤璟等人恭恭敬敬地起身俯首，表示从此弃绝旧戒，接受鉴真授予的新戒。

对于日本民族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鉴真及其信徒们坚持真理的精神固然值得颂扬，但贤璟等人在真理面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是不是更值得钦佩呢？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精神文化的航船才最终摆脱了奴隶制的漫漫长夜，驶入了“大化革新”所开辟的封建制的河床，从此，先进的唐文化在日本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也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民族才有一千多年后的“明治维新”，在以坚船利炮为前驱的西方文明面前，他们不像中国那样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而步履艰难。当满汉大员们在为西方使臣觐见皇上要不要行跪拜礼而踌躇不决时；当硕学通儒们在为“中体西用”还是“师夷制夷”的口号而争论不休时；当西太后下诏拆毁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而不惜甩出几十万两白银时，日本人已经悄悄地剪去了武士发髻，仿佛一夜之间从中世纪超越文艺复兴的壮举而进入了近代。同样，也正是由于这种敢于“起身俯首”的勇气，日本才有了二战以后在一片废墟上的崛起，有了“丰田”“三菱”“东芝”“松下”在当今世界潮水般的泛滥。

今天，当我们仍然在为那个东瀛岛国的崛起而惶惑时，回顾一下当年兴福寺讲堂的那场大辩论或许不无裨益，因为，这里显现着一个民族精神最强劲的底蕴。

<h3>六</h3>

离开瓜洲那天，旅社看门的老人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我又问起了关于瓜洲城历史上坍没的情况，他却讲了一则笑话，说早些时候瓜洲没有坍塌时，这里的江面是很窄的，瓜洲南门正对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的老和尚想吃豆腐，就站在寺门口喊一声：老板娘哎，送一盘豆腐来。老人讲的是扬州话，水色很重的。

我问：为什么不喊老板而喊老板娘呢？

他一笑，笑得很有味道。

汽车开动了，一路上的地名会勾起好多历史大事件的记忆，宋将刘锜大破金兵的皂角林，文天祥亡命时路过并记入《指南录后序》的扬子桥，还有中国宗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高旻寺。但远古沧桑百代烟云都渐次变得模糊，只剩下了老人讲的那则很有人情味的笑话。

四月的清晨还很有点凉意，车窗外曙色熹微，碧草寒烟，我不由得想起了张祜的另一首关于瓜洲的诗：

寒耿稀星照碧霄，

月楼吹角夜江遥。

五更人起烟霞静，

一曲残声遍落潮。

江面上汽笛呜咽，带着湿漉漉的水气，这几天该是大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