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

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当时寺院方面要不要向这些个体摊贩收取管理费，如果收，那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欢选择在深山静地的，但大相国寺却置身于闹市中心，这里离皇城太近，离人间烟火太近，色货琳琅、红男绿女，礼佛的钟磬声中，弥漫着世俗红尘的铜臭气和功名欲，置身其间，寺僧们恐怕很难入定参禅的。这次我在相国寺，正赶上一个国际佛教界的书画展，其中有一幅草书“难得糊涂”。我想，这大概是寺僧们内心骚动的一种曲折反映吧。不然，为什么要强制自己装“糊涂”呢？所谓“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说到底是很难的。本来，相国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显得多么能干、繁忙，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当我一边徜徉，一边胡思乱想时，无意间在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极普通、极不起眼的石头，上面有填绿楷书的一行小字：艮岳遗石。

我心中一惊，在几乎每一本关于北宋政治史的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名字：艮岳，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名词：花石纲。中国的山岳可谓不可胜数，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哪一座像艮岳这样短命的，它的存在大约只有十几个春秋，而正是这座短命的艮岳，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根永远的耻辱柱，上面钉着一个腐朽得光怪陆离的末代王朝。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风流皇帝赵佶开始的。赵佶是个极富于浪漫气质的帝王。对于苏东坡和柳永那样的文人来说，浪漫气质是一种灵魂的燃烧和开掘艺术至境的斧钺；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浪漫气质则很可能导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来。有人说，开封四面无山，若把京城东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寿、皇图永固。赵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当即诏令天下献石垒山。当然，艺术家的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头要用江南的太湖石，这种石头玲珑剔透，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还成不了景，还得有奇花异卉来装点，这样，皇上用不着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诗如梦的江南山水。这座费时十数载，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头呢？我相信，这中间的每块石头都该有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营造艮岳成了宋帝国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驰，闻风而动，“花石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官员们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成了皇差，带着士兵到处乱窜，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间被指定为“御前用物”，当即加上标识，令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稍稍令官员们皱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处斩，全家流放。即使看护得很好，运走时的那种排场也实在让人受当不起。因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墙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了官员们最简单而有效的勒索法宝，他一指手或一皱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这使我们想到公元4 世纪石虎时代“犯兽”的怪事。在从崇宁到宣和的十几年里，千里古运河上舳舻相衔、帆樯连翩，那景观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相比恐怕毫不逊色。“花石纲”剪江北上，一路迤逦而行，两岸是凋敝的村落和荒芜的田野，饥寒交迫中的乡民也许对这样浩大的船队感到迷茫：皇上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锦衣玉食，难道还不够受用吗？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郎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郎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赵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势一开始对赵佶不很有利。但这时一个叫向太后的女人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艺术有着某种相通，她欣赏赵佶的才华。我们大致还记得，就是这位向太后，以前对苏东坡也是很不错的。在元符三年的这场风波中，向太后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把艺术家的赵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经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东坡。把这两件事并列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但作为当事人的向太后，却是出于相当真诚的动机，她或许希冀把一种清朗洒脱、带着激情和灵气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

赵佶上台后，章惇即被辗转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这是预想中的事，谁当皇帝本是赵室的家事，你去掺和什么呢？但他对赵佶的评价却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评价是：赵佶轻佻。

轻佻是什么意思呢？章惇是官场人物，他口中的“轻佻”自然带着一种政治色彩，大抵是指不负责任、感情用事、缺乏政治头脑和深谋远虑吧。当然，这中间也应包括对文学艺术的过分痴迷。但赵宋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朝，这话章惇不好说，只能用“轻佻”一言以蔽之。章惇显然意识到，一个整天沉湎于艺术感觉和笔墨趣味的皇帝，对国家未必是幸事。

赵佶是以改革家的面孔出现在政坛的，他觉得王安石实行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很有诱惑力，把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室，何乐而不为呢？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废除了向太后摄政时定下的“建中靖国”年号，这个年号太沉闷，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一番改革大业，岂能满足于“靖国”的小安稳？于是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尊崇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也。旗帜打出来了，很好！那么就着手改革吧。首先是废黜旧党（章惇虽然不是旧党，也照样在贬黜之列）、起用新党。风流人物蔡京就是这时候脱颖而出的。有了蔡京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赵佶可省心多了，他乐得整天钻在深宫里，今天画一对鸳鸯，明天填一首新词，或心血来潮，出一个别致的题目：“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令汝窑的工匠们烧出一批上好瓷器供自己玩赏。在这些方面，他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于改革的事，让蔡京去干吧。

蔡京的改革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敛财的目的，一是供皇上挥霍，二是让自己从中贪污。如果说赵佶的挥霍还带着某种艺术色彩的话，蔡京的贪污则完全是一种动物性的占有欲。光是一次征辽，数十万禁军的衣甲由他批给一个姓司马的成衣铺承包，从中拿的回扣就很可观。至于卖官衔、卖批文、卖人情、卖宫闱秘事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改革了四五年，“改”得蔡京家里的厨师有人只会切葱丝而不会包包子，半碗鹌鹑羹要宰杀数百只鹌鹑，一个蟹黄馒头价值一千三百余缗。皇上便宣布改革取得了洋洋大观的成果，又把年号改为“大观”，公开摆出了一副高消费的架势。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营造艮岳正是“崇宁改革”和“大观消费”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但艮岳修成，北宋王朝也灭亡了，它最大的审美功用就是让赵佶站在上面，检阅金兵如何潇潇洒洒地渡过黄河，直薄开封城下。

后来，在开封保卫战中，那些由江南万里迢迢运来的、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的太湖石，被开封军民拆下来作了守城的武器。

再后来，赵佶在被虏北去的路上苦凄凄地填了一首《眼儿媚》词，其中有“家山何处”的句子，这“家山”中的“山”想必也应包括艮岳的，因为他差不多以玩掉了一个国家为代价才成就了那样一堆好石头，自己却没来得及受用，想想也太亏了。

离开大相国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块艮岳遗石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的大雄宝殿前呢？放在曾作为北宋皇宫的龙亭前不是更合理吗？也许人们认为，放在这里更有一种宗教般的祭奠意味吧。

是的，它们是值得祭奠的，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颤栗——为了那一幕幕关于石头的故事，为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确曾发生过的那一段荒唐。

<h3>四</h3>

这是一条逼仄的小街，从龙亭公园蜿蜒向东，大约数里之遥。两边是未经改造的旧式平房，挤满了挑着青布帘子的小店铺，没有霓虹灯，也没有迪斯科的噪音，清静得有如梦幻一般。偶尔见到一棵孤独的老槐树伫立巷头，令人想到“城古槐根出”的俗语。是啊，体味开封的苍老，并不一定要到博物馆去看那些青铜古瓷，走在这斑驳古朴的小巷里，不是照样可以听到它悠远而蹒跚的足音吗？据说在这类深巷小店里，至今店家还称顾客为“客官”，那种淳朴古雅的人情味，真如同走进了宋代东京的瓦子和《水浒》中的某个场景。

开封人都知道这条小街的名字：棚板街。而我要寻找的，正是这条小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

这种寻找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我是从一本介绍开封历史文化的出版物中看到棚板街的，连带的是一段相当流行的传说。传说当然与正史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走进了这里，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寻找一种感悟，即使传说中的那种石头并不存在，但那种被传说中的石头所压迫的历史氛围却是巨大的真实。

棚板街的一端连着皇城，一端连着镇安坊的青楼，这两处的主人分别是风流皇帝赵佶和艳帜高悬的名妓李师师，因此，这条小街的由来似乎不那么光彩。皇帝玩女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他后宫里佳丽如云，怎样玩都无妨。但一旦走出皇城，而且是到妓院去玩，那就不大好听了。赵佶是崇尚个性解放的，镇安坊的野花他又一定要采，于是便有了这条风流蕴藉的棚板街。据说北宋末年的某一天，御林军突然宣布对临近皇城的这条小街实行戒严，公开理由是开挖下水道。大批民工日夜施工，在街心挖开一条深沟，然后以青砖铺底，玉石砌墙，顶上架设一色的长条青石板。一条阴沟何至于如此豪华？京师的百姓们当然不知底细，只能简单地归结于一种皇家气派。他们不会想到，当街面上市声熙攘，小民们在为生计而匆匆奔走时，在他们脚下的秘密通道里，大宋天子或许正在太监的引导下前往镇安坊，一边盘算着如何讨得那个女人的欢心……

赵佶在镇安坊的艳遇大致是不假的，《宋史》中还特地为李师师立过传，李师师也肯定没有入宫，那么就只有让赵佶往镇安坊跑了。至于跑的途径，有的传说是“夹道”，有的传说是“隧道”，反正得避开公众的目光，不能堂而皇之地去。之所以有这样的种种传说，自然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风流皇帝太了解了，为了一个可心的女人，他是会不择手段的。而对于赵佶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心劳日拙的远征，其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征辽、剿寇或经邦济国的冗繁政务。本来，皇帝嫖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正德和清代的同治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但同样是逛妓院，正德和同治完全是赤裸裸的皮肉交易，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投入。赵佶则不同，他喜欢玩点情调。情调当然不等于调情，帝王的后宫里有的是调情，用不着跑到镇安坊去。情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和谐；一种心灵感悟和艺术趣味的双向沟通；一种宛如尘世之外的舒展和愉悦；一种略带点伤感、却相当明亮的生命气息。它是需要时间慢慢地去泡、慢慢地去品的。而李师师恰恰也是个很“情调”的尤物。这样，赵佶只能一趟又一趟地通过幽长的棚板街，去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远征。

关于这场远征，宋人笔记中记载如是：

第一次去镇安坊，赵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出手相当阔绰，见面礼有“内府紫茸二匹，霞叠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尽管如此，李师师还是搭足了架子，她先是迟迟不肯出来，让赵佶在外面坐冷板凳。待到出来了，又一脸冷色，连交谈几句也不屑的。李姥还一再警告赵佶：“儿性颇愎，勿怪！”“儿性好静坐，勿唐突！”其实赵佶哪里敢责怪，又哪里敢唐突呢？最后看看天色将晓，师师才勉强鼓琴三曲，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以帝王之尊屈驾妓家，又花了大把的银子，只领略了三段琴曲和一副冷面孔，不知大宋天子该作何感想。

事实上，大宋天子的感觉并不坏。在深宫里，他每天都被女人包围着，一个个争着向他献媚讨好，他感到腻烦，也感到孤独——尽管身边花枝招展，莺声燕语，他仍然孤独。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男人。孤独常常是情爱的催化剂（不在孤独中爆发，就在孤独中灭亡），很好，现在遇到了一个把他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李师师，面对她的高傲和冷艳，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渴望，他渴望走近对方，也渴望得到对方的接纳和理解。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渴望了，对于一个男人，这是很悲哀的。一次，一个姓韦的妃子充满醋意地问他：“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

赵佶回答得很坦率：“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这是一个帝王的“女人观”，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宣言”。他欣赏的是一种“幽姿逸韵”，这中间当然还谈不上平等意识，也并未超出猎艳和占有的男性心理，但比之于那些只看到“色容”，甚至只看到一堆肉的嫖客，这种眼光还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青楼名妓，李师师自有一套对付嫖客的心理学。她知道以色事人总难保长久，只有把对方的胃口吊上来，自己才能处于主动地位。吊胃口不能只靠巴结逢迎，在一个男性中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如果只知道“爱的奉献”，其下场大抵不会太妙。“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这是诗仙李白携妓宴游时的感慨，看来那位“东山小妓”也知道使点小性子来吊男人胃口的。李师师当然要玩得比这大气，她创造了一种冷色调的诗情画意来对付赵佶，让他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一直围着她的石榴裙转。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情感世界里的征服和反征服，令双方精疲力尽而又难解难分。试探、迂回、相持、攻坚、欲擒故纵、积极防御、有节制的退却，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用语，在这里都同样适用。应该说，李师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从根本上讲，她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她长袖善舞，始终以自己的魅力和清醒控制着局势。她多次拒绝了赵佶要纳她入宫的请求，因为她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镇安坊，是赵佶和其他男人一起来讨好她；而一旦入宫，将是她和其他女人一起去讨好赵佶。这是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不越过这道防线，她有时也会作一点局部的退却，让对方有所得手。她希望在镇安坊和皇宫之间有一块战略缓冲地带，这就是棚板街。“冷”是李师师的总体色调，但僵化不变的“冷”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她有时也会有妩媚地一笑，正是这冷若冰霜中的嫣然一笑，往往使战局急转直下，本来已经无心恋战的赵佶又被挑逗起来，抖擞精神投入新的一轮感情游戏。也不能说李师师在这场游戏中完全没有感情投入。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嫖客，赵佶并非凡夫俗子，他是那样风流倜傥，在感情上又很善解人意，这对女人，特别是对一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青楼名妓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对李师师的追求主要不是靠帝王的权杖，而是在心灵的袒露中寻求理解。如果只是一场情感世界里的侵略和被侵略，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双方都难免倦怠，战争是无论如何不能维持那样长久的。

宋人笔记在记载赵佶第一次去镇安坊入幕的最后，顺便写道：“时大观三年八月十六日事也。”这也许是极随意的一笔，却令我心头好一阵惊栗。原来我一直以为，赵佶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只是宣和末年的一段插曲，现在算起来，从大观三年开始，竟整整进行了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宋王朝内外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难道泱泱大国，内政外交，竟一点都不曾稍微干扰一下他的兴致？其实，事情是有的，而且也不能算不大，例如，方腊在睦州揭竿起义，东南半壁为之震动；对辽和西夏的“输款”不断增加，大量绸缎、茶叶和白银从本已枯竭的国库中源源流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金帝国羽翼渐丰，宋王朝采用古老的“远交近攻”战略，与他们签订“海上之盟”，联手消灭了正在走向衰落的宿敌辽帝国，却把自己丰腴而虚弱的胴体袒露在一个更强大也更贪婪的敌人面前。山雨欲来，胡气氤氲，王朝倾覆已不是遥远的预言。但对于赵佶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屑一顾，只有棚板街尽头的镇安坊才是他心灵的圣殿，他在那里所耗费的才华和心智，比几十年帝王生涯中经纶国事所耗费的总和还要多。在宫城的金殿上，他是个抱残守旧的无为之君；在镇安坊的琴台畔，他的人格却展示得相当充分，他是个具有感情强度和富于魅力的男人。棚板街就这样连接着赵佶生命本体的两个侧面，它成就了一个风流皇帝锲而不舍的风流业绩，也成就了一个让至高无上的帝王围着她的眼波旋转的绝代名妓，而背景则是风雨飘摇中的末代江山。

最后，我们仍不得不把目光移向黄河——那一脉维系着北宋王朝生命线的泱泱之水。当金兵逼近黄河时，北宋的御林军从开封出发前往守卫黄河渡桥。首都万人空巷，市民们以极大的热情欢送自己的将士出征。车辚辚、马萧萧，那景况当是相当悲壮的，但人们却惊骇地看到，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御林军竟然窝囊得爬不上马背；有的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却双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这“悲壮”的一幕让热情的市民们实在惨不忍睹。

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金军东路兵团抵达黄河，那些爬不上马背或双手抱着马鞍的宋军将士，刚刚望见金兵的旗帜便一哄而散。南岸的宋军相对勇敢些，他们在纵火烧毁渡桥后才一哄而散。在这里，历史不经意地玩了一出小小的恶作剧，因为北岸宋军溃散的地方，正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发祥之地陈桥驿。赵匡胤当年定鼎宋室的系马槐犹在，如今却只能供女真军人挽缰小憩，盘马弯弓了。

1995 年初冬的某个下午，我走进了棚板街深处的一座小院，力图和一位老者探讨他屋檐下那块青石板的历史。老者茫然地望着我，似乎点了点头，又似乎无动于衷。阳光闲闲地照着，青石板上跃动着几个女孩子跳橡皮筋的身影。门外传来小贩沙哑而悠长的吆喝声，是那种韵味很足的中州口音，当年在东京街头卖刀的杨志大概也是这样吆喝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老者原来是个聋子。和一个聋子去探讨历史，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其实，历史本身不就像这样一位翕然端坐的老者吗？他心里洞若观火，装满了盛衰兴亡的沧桑往事，但他不屑于理会后人那些寻根究底的打听，宁愿让你由着性子去胡思乱想。

走出棚板街的小院时，正传来大相国寺苍凉的钟声，我心中一惊，这里离大相国寺的艮岳遗石很近，离包公祠的“知府碑”也不远，至于棚板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存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把这几块石头——载入史册和见诸传说的——拼接在一起，不是可以读出一部北宋王朝的衰亡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