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和绿珠的故事结束了，金谷园也毁圮无遗，只留下了洛阳火车站前一条以之命名的大街，倒是店铺摩肩，市招争艳，很热闹繁华的。今天，走在这条大街上，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石崇临死前与刽子手的那段对话。他们也没工夫去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听那喧嚣入云的市声中，有几个嗓门不是在为金钱招魂呢？且紧走几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去……

<h3>四、 从奉先寺到香山寺</h3>

走过魏晋南北朝的潇潇血雨和绮丽风华，洛阳终于走进了盛唐。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但在其二百八十余年的统治期间，曾先后有六代帝王移都洛阳。长安的宫殿过于沉闷庄严，一举一动都被礼法规范着，刚刚坐上龙廷的天子自然可以体味什么叫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时间长了也难免腻烦。那么就备好车驾到洛阳去吧，那里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伊水中分，龙门壮伟，有野花的幽香和街衢的清雅，连天空也比长安明净，真是怡情养性的好地方。这中间，第一个跑到洛阳来的则是以超一流的气魄和才华僭登帝位的铁女人武则天。

武则天对洛阳似乎情有独钟，她的喜怒常常牵扯到洛阳。前些时看到刘晓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每每看到武氏与高宗闹别扭就跑到洛阳去的情节。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是，武则天生日时，百花竞相开放，只有牡丹骄矜不发，它是花中之王，自然要拿点身份的，女皇一怒之下，降旨百花齐放而牡丹停开三年，然后又贬牡丹于洛阳。这样的传说虽属不经，却很符合铁女人的性格，她就有这样专横阔大的气魄。前几年在元宵晚会上看到一则灯谜，谜面是：武曌降旨百花开（顺便说一下，这个“曌”字也是女皇自己创造的），打一古典戏曲名。同行中有精于谜道的，略一思索便悟出来了，谜底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这里“亭”是“停”的谐音。点破了其实很浅显，但不知道上面的典故就很难走出迷津。武则天为什么贬牡丹于洛阳，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自然是因为喜欢这里，想经常来逛逛的。牡丹艳甲天下，一个女儿之身的帝王焉能不爱？略示薄惩，只是杀一杀它的傲气，让它懂得恭顺和逢迎。古今中外的权势者大抵都有这种心态的。

但传说总是虚幻的，虽然自唐代以后，洛阳确实成了天下闻名的牡丹城。武则天在洛阳留下的更富于立体感的印记则是龙门奉先寺的石像。

奉先寺坐落在龙门西山的最高处，自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开凿，到上元二年（675 年）十二月完工，历时三年九个月，其中的本尊卢舍那大佛高17.14 米，头部高4 米，耳轮长1.9 米，堪称中国古代雕塑作品中的“阿波罗”。但站在这座巨型佛像前，你绝对没有那种诚惶诚恐的压迫感。这是真正的盛唐风格，她健朗丰满，端庄秀丽，洋溢着温煦可掬的人情味，与北魏石刻中那种超凡绝尘，脱尽人间烟火气的思辨神灵迥然有异。她的微笑亦是自信而从容的生命信号，面对着这样的微笑，你不会跪倒在她面前自舍自弃，而只会产生对美的欣赏和向往，甚至情不自禁地想伸手去摸摸那流畅的衣褶。据说卢舍那大佛是以武则天为模特儿塑造的，我对此颇为怀疑，在那个时代，制作石像的工匠们恐怕不可能亲眼目睹皇后的天颜，也不会有画像和照片之类作为参照。但他们塑造了一尊符合武则天本人审美趣味的雕像，这一点可以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卢舍那的微笑也就是武则天的微笑。

我很难用几句现成的话来概括那微笑的内涵，我只觉得，那中间洋溢着只有那个时代才有的大自信和大安详。她是个敢想敢干的女人，而且敢于把这些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连“阴谋”也被她玩得那样嘹亮而堂皇。她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羞羞答答，精彩绝艳的盛唐文明赋予了她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性的自觉。因此，无论是“垂帘听政”还是“圣衷独断”，她都表现了史无前例的离经叛道。她就这样大度地微笑着，骆宾王在讨伐她的檄文中把她骂得狗血喷头，当读到“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她不过冷笑一声，说：“那又怎么样呢？”而读完檄文，她居然有心思赞赏作者的才华，说这样的人不用，是宰相的过失。有位叫朱敬则的臣子上疏谏止她选美纵欲，话说得很不恭敬：“陛下内宠有薛怀义、张易之、宗昌矣，近又闻尚食柳模自言，其子良宾洁白美须眉，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堪充宸内供奉。”直指女皇帷幕之内、床笫之上见不得人的隐私。武则天看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淡然一笑，赐上书人锦缎百段，说：“非卿不闻此言。”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赞赏上书人的勇气，还是感谢他提供了“堪充宸内供奉”的美男子的信息，反正她那淡然一笑真够大度的，大度得令人颤栗亦令人心折。

奉先寺内还有一块《佛龛记》，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武则天那微笑中更深层次的内涵。这块唐开元十年补刊的碑文中记载着：

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

照理说，皇后娘娘有的是私房钱，要赞助禅事用不着从胭脂头油中去克扣的，但这样说显然更能产生宣传效应。不过，从脂粉里竟可以一下子“克扣”出两万贯来，亦可见皇后娘娘的美容消费相当惊人。这些我们不去说她，单就她一出手就是两万贯来看，大抵可以证明她对这尊大佛是很看重的。两万贯是个不小的数字，考虑到当时她正为僭登帝位而殚精竭虑，这笔钱很可能是一笔“政治资金”。因为武则天入侍高宗以前曾经是感业寺里的小尼姑，而李唐王朝以道教为国教，并上溯李耳为自己的老祖宗，道冠自然在僧尼之上的。这样，到了武则天那个时代，佛道之间的宗教争端便渗透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一个小尼姑而要号令天下，其合理性在儒家经典中肯定无法求解，那就只有假托佛教的符谶了。为了给自己当皇帝制造理论根据，武后将释家的《大云经》颁于全国，这部《大云经》的翻译者就是她的情夫薛怀义。薛怀义是个色情和尚，也是个政治和尚，在翻译《大云经》时，他做了不少手脚，牵强附会地塞进所谓佛的谶文，例如“女身当王国土”，“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以及太后武曌是弥勒菩萨降世之类。至于为什么将太后说成是弥勒佛降世，而不是别的什么菩萨，据林语堂推测，大概是薛怀义搂着太后丰腴的肉体时的奇妙联想，这当然是林先生的幽默，不足为凭的。我想，之所以这样附会，可能是因为弥勒佛那大度的笑容更能被天下人接受吧。这样看来，武则天这两万贯脂粉钱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尊佛法而抑道冠，也就是说，早在奉先寺大佛的微笑中，就已经隐潜着政治上的勃勃野心了。

看过了奉先寺，过伊水之上的龙门桥，便到了香山寺。

香山寺的出名，最早是因为“赋诗夺锦袍”的故事。武则天称帝后，曾登香山寺令群臣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锦袍，由此引出了东方虬和宋之问之间的锦袍之争。东方虬的诗最先赋成，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御赐的锦袍。但宋之问的诗写成后，武则天觉得比东方虬写得好，竟把锦袍从东方虬手中夺回，改赐宋之问。在唐代诗坛上，东方虬和宋之问都算不上很重要的人物，这种应制诗的游戏说到底也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夺袍改赐”的背后，却折射出帝王们某种共同的审美心态。宋之问恰恰很懂得迎合这种心态。他的诗共二十一韵，近三百字，极尽铺陈之能事，诗中除了龙门景物的描写给人一些美感外，其余都是歌功颂德之辞。也就是说，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再加上大体说得过去的艺术技巧，就可以赢得一时之间的大红大紫，这种沽名钓誉的捷径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而东方虬却不识时务，他对女皇导演的一场游戏过于认真，在这种场合下居然想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个性光彩，发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阮、嵇之音。这样，他的锦袍得而复失，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到香山寺来，是为了看白居易墓。白居易是山西人，早年在苏、杭二州作过太守，他是很怀念南国山水的，特别是南国的佳丽，所谓“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成为他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怅恨。那么诗人为什么要葬在洛阳呢？这固然因为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洛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与香山寺有关的一段情缘。

这段情缘的另一位主角是诗人元稹。元白之交，向来被称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上的新乐府运动不仅记载着这两位大诗人桴鼓相应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深厚情谊。他们都曾相当自负，白居易曾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一句话表达过这种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但到了大和三年（829 年）九月，元稹拜尚书左丞经过洛阳时，这种意气已消磨得差不多了。元稹写了《过东都别乐天二首》，诗的基调很凄婉，隐隐流露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楚和担忧，读后真令人掩卷垂泪：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他们都已不再年轻，又加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此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有相聚之日？

不想这种担忧竟有如一道不吉的符谶。一年以后，元稹即病逝于武昌。

元稹临终前，曾把写墓志铭一事拜托给白居易。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是一种时尚，这些名人也往往不惜笔下生花，阿谀死者，这叫做谀墓。由于写墓志铭的报酬很高，唐代的谀墓之风亦相当盛行，不少颇负盛名的大家也免不了厕身其中，例如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韩愈就写过不少谀墓的碑文，获取的报酬自然很可观。刘禹锡在祭韩文中就很不客气地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如金山。”在这一点上，韩愈的名声不太好。元稹拜托白居易为他写墓志铭，并以家中所积累的车马、丝帛、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作酬劳。以白居易的知名度，这笔钱并不算很多。但在白居易来说，一篇墓志铭无疑是对朋友最永恒的祭奠，哪里还能收取润笔呢？无奈元稹又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把这笔钱拿去修香山寺，并写了一篇《修香山寺记》，在文中把修葺的功德归于元稹。此后，白居易便常住香山，这位大诗人的别称也由白苏州、江州司马而淡入香山居士。香山，成了诗人最后的精神栖息地，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处溢彩流光的风景。孤鹤唳天，荒钟破霜，残漏寒蛩，冷月清辉，在这里，香山居士和微之兄又有过多少次魂牵梦萦的倾诉和酬唱呢？那就让他们悄悄地对话吧——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地老天荒悠远绵长的思念……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白居易病故，遗嘱葬于香山寺北侧。

白居易的墓志铭是大诗人李商隐所撰。以白氏一生的辉煌，用不着李义山去刻意阿谀的，只须平铺记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只是洋洋二十余字的标题中，堆砌的全是官衔，作为文学家的白居易倒反而不见踪影了。为石碑书丹的是一个叫白敏中的人，顺便查了一下，此公当过宰相，字倒也说得过去。

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到香山寺的白居易墓，正值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一百七十余年，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的李商隐，在文学史上已被归入晚唐诗人的行列，他那些绮丽精工的无题诗正染上一层薄薄的孤冷、感伤和忧郁。“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落黄昏固然有炫人心目的景致，但已无旭日东升的蓬勃朝气，也不见中天灿日的耀眼光华。边塞军功的向往已很遥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呼喊更是杳不可闻，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和“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的华丽舒适。这种色调和气魄的流变不仅是孤立的诗坛景观，也是从盛世走向衰微的王朝气象。

皇家车驾临幸洛阳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但大多是被阴险的宦官和骄悍的武将们裹挟着来避风头的，他们同时也把长安的阴谋、残暴和靡废带到了洛阳。洛阳不再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龙门是没有心思去的了，“赋诗夺锦袍”的游戏俨然神话一般缥缈。他们只是瑟缩在深宫里，胆战心惊地盘算着杀人和被杀。宫城倾圮，鬼魅游走，歌声舞影中透出无可奈何的末日凄惶。公元904年，朱温强迫唐昭宗李晔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并裹挟长安市民随驾东迁。百万市民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着踉跄上道，哀号震天，连绵八百余里。长安，这座曾作为京师达一千一百七十一年之久的东方第一巨都，从此丧失了被选为京师的资格。

洛阳的光景也不见佳，唐王朝以后，它虽然也曾作过两任小朝廷的都城，但前后总计不过三十年。936 年，后唐被石敬瑭联合契丹所灭，洛阳亦从此王气黯然，一蹶不振，再不曾有帝王的车驾临幸过。只有龙门奉先寺的大佛仍旧那样大度而从容地微笑着，向人们昭示着昔日那气薄云天的盛世风华。

<h3>五、 洛阳女儿惜颜色</h3>

是的，洛阳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与河洛文化的衰落相同步的。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唐朝诗人刘希夷的这几句诗，恰恰可以拿来比附河洛文化的衰落。花落残红，惜春伤感，佳人迟暮，不胜今昔，这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旨，对青春的惋叹和对人生的悲悯，借助于落花构成了相当典型的哀艳意境。那么，我们何妨把这种情感大而化之，从洛阳女儿的身世遭遇和多情的眼波中，来窥视洛阳盛衰演变的历史轨迹呢？

洛阳女儿惜颜色，论“颜色”，首推曹子建笔下的洛神。

这是一个艳丽华贵的艺术形象，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之美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浓墨重彩地描写一个女人的，赋的铺陈和夸饰功能，几乎把女性美的每一个细部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应该写的都写了，而且都写得很到位。《洛神赋》的成功，无疑是作者超迈的才华所致，但谁又能否定这正是那个时代洛阳女儿的一幅标准像呢？这是一个懂得美、懂得感情，也很懂得包装的上层贵妇的形象，她悠闲，雍容，风情万种，可以尽情地装扮自己，以充分展示一个女人的天性。虽然她也有“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忧伤，但其心态是健康开朗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她媲美，别人只能远远地欣赏她绚烂的光环。如果我们把目光的聚焦点从洛神的个体姿影散射到她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空间，便不难发现，这位贵妇人的风韵容貌，不过是魏晋时期洛阳文化精神的一种美感体现而已。正是由于洛阳的繁华，洛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习，洛阳门阀世家那种崇尚个体价值和精神愉悦的审美趣味，才造就了这样明艳逼人的女性形象。因此也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洛阳，其本身就是一个优雅华丽的贵妇人。 《洛神赋》中对宓妃的描写，不仅展示了一尊超凡脱尘的女性形象，而且由于它的极大成功，在后人心目中被升华为一种美的境界。《世说新语》中在赞美王羲之时就这样说：“时人目右军，飘若游龙，矫若惊鸿。”用的几乎全是《洛神赋》中的词句。事实上，右军父子对《洛神赋》也十分推崇，据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载，王氏父子曾各书《洛神赋》数十本。之所以写这么多，不仅是因为倾心至极，而且必然带有在反复研习中对前面墨迹的否定，这种否定的依据大抵就是洛神那灵动的风姿吧。书圣究竟从曹子建笔下的形象中得到了多少启悟，且溶进了自己的笔意之中，我不敢妄论。但我敢肯定，再没有比二王那流丽飘逸的行草更适合表现曹子建这篇美文的了，这种气韵和风神的珠联璧合，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千载以下，能够勉强可以与之并称的，大概只有唐代公孙大娘的剑舞、张旭的狂草和杜甫的诗篇这“三位一体”了。但令人扼腕的是，王羲之《洛神赋》真迹在唐代就已失传（是否和《兰亭序》一起被太宗皇帝带进了棺材，未可知）。王献之《洛神赋》也飘零散佚，南宋时高宗得其九行，贾似道复得四行，共十三行，故后世有“玉版十三行”之称。宋高宗和贾似道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都很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但这一次却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件好事。《洛神赋》全文共一千零十八字，“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不到全赋四分之一，但能有这二百五十个字，也就不错了。

如果说洛神是仪态万方的贵妇，那么红拂则是在彷徨苦闷中择婿私奔的婢女。

在洛阳女儿中，红拂是算得上很有政治眼光的。她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家妓，当然也很得宠。一天，青年李靖路过洛阳求见杨素，杨素见对方是个布衣，态度便很倨傲。李靖当即拂袖而起，一番长揖雄谈：“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多收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令杨素为之敛容，只得表示歉意。当时杨素身旁站着一个绝色少女，屡屡以欣赏的目光注视李靖，她就是红拂。当天夜里，红拂只身来到驿馆，与李靖一同私奔，出函谷关往长安去了。红拂识李靖于布衣之时，见其风神，听其雄论，便知道他是盖世英雄，于是愿附丝罗。李靖后来亦果然不负洛阳女儿的一双慧眼，在隋末唐初的大舞台上，他辅佐李世民叱咤风云，成为有唐一代的军事奇才，凌烟阁上的元勋重臣。

一个相府家妓，何以会有这样高远的见识呢？我们且听听她和李靖在驿馆里的一段对话：

红拂：“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罗愿附乔木，故来奔尔。”

李靖：“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

红拂：“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

她蔑视洛阳苍白的繁华，如同蔑视杨素那衰老而没有生命活力的身躯一样。她的目光早已越过相府的高墙和洛阳的城堞，投向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红拂的私奔，是洛阳女儿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又不仅仅囿于儿女之情。面对着群雄遍起的天下大势，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向温柔富贵的江南，而是一路风尘，西去长安，这中间带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红拂不是历史上的卓文君，她的人生目标也不是一座温暖的小酒店。江南固然是不错的，那里有华贵的琼花和明丽的山水，隋炀帝就刚刚乘着龙舟往那里去了。但就全国而言，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仍然在北方，因此，天下英雄的大角逐也集中在北方。秦中自古帝王州，欲成霸业者，不能不据有关中。那么就往长安去吧，沿着历代英雄豪杰走过无数趟的这条古道悄然西去。在他们的背后，夜色中的洛阳城有如剪纸一般瑟瑟淡远。

具有政治眼光的红拂往关中去了，另一位洛阳女儿却在这之前就已经远嫁江南，她的名字叫莫愁。

关于莫愁女，最早见于南朝萧衍的《河中之水歌》。从诗中看，莫愁是洛阳的农家女，但其所嫁的卢家似乎有点背景，因为寻常百姓的居室不会那样讲究，所谓“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这是相当贵族化的了。莫愁的小日子也似乎过得很不错，因为后来李商隐在《马嵬》诗中曾以她作为参照系，发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慨叹，认为当了几十年风流皇帝的李隆基还不如她过得舒心。

莫愁是洛阳人，这一点大致可以肯定的了。

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建康的街巷里又有这样的歌谣：

莫愁在何处，

莫愁石城西。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莫愁的籍贯问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莫愁，一为洛阳女，一为石城妇。其实，莫愁本是传说和诗词中的艺术形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她寻根呢？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我则认为，这个原本是洛阳女儿的莫愁，后来由于出嫁或迁徙到了建康，定居在石城之西，如此而已。

这样说并不完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自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洛阳的不少门阀世家也随之南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朝。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江南的经济开始崛起，由于水耕农业较之北方的旱作农业有更高的效益，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由此也必然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河洛地区逐渐失去了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因此，洛阳女儿莫愁实际上只是一种美好的意象，而莫愁的南渡则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在她的身上，从中原南迁的南朝士大夫们寄托了对洛阳旧梦的怀念和无可奈何的惆怅之情，莫愁的形象愈是“莫愁”，怀念和惆怅便愈是幽深，这大概不难理解。

这种怀旧感有时可以表现得近乎滑稽。东晋谢家原是北方的中朝衣冠，到了谢安时，晋室南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谢安虽长在江南，但讲话仍然带着浓重的乡音，再加上他患有鼻炎，声调就更浊了，据说他用这种声调作“洛下书生咏”，听起来有一种特别优雅的风韵。于是士大夫们竞相模仿，说话时甚至捏着鼻子，强使语音产生一种重浊的中州味儿。我想，当谢安的这种生理毛病成为令人效仿的优点，且蔚为时尚时，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名士的倾慕使然。大概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美丽而安闲的洛阳女儿的形象就在孕育之中了。

南北朝过后，河洛文化在隋唐时期曾一度中兴，达到了更为辉煌的高峰。但随着唐王朝的没落，终至一蹶不振。洛阳女儿颜色不再，只能成为江南佳丽的一种陪衬。这中间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清代同治年间，为了莫愁湖一副对联而引发的风波。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大才子王湘绮，当然写得很不错的，联云：

莫轻他北地胭脂，看画艇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

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

问题就出在这句“江南儿女无颜色”上，一时江南的士大夫抗议蜂起，认为这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王湘绮这才知道，自己不经意地笔尖一点却犯了众怒，只得把“无颜色”改为“生颜色”，虽然改得不通，却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一个漂亮的洛阳姑娘渡江南来，反而使江南儿女“生颜色”，这怎么讲？但字面上通不通就不去管了，深层次的意思在于，当时的河洛文化已经失去了和江南文化“比美”的资格，还谈什么“莫轻他北地胭脂”？轻了便又怎样？这时候，江南有足够的底气。

这是关于洛阳女儿莫愁的一段尾声。

我是晚上离开洛阳的，列车在夜色中不紧不慢地悄然东去，听着广播里报出的一个个站名，真有如随手翻动着一本残破的史书，曾作为北宋都城的开封过去了，“牧童拾得旧刀枪”的徐州过去了……不知不觉中已懵然入睡，梦中又重回洛阳，徜徉于西风古道。

一觉醒来，车厢里正飘过播音员嫩嫩的声音：“钟山虎踞，石城龙蟠，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以及南唐、朱明等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定都……”

我心中一惊，南京到了！那么，要不要下车去看看莫愁湖，看看王湘绮那副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对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