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四</h3>

遗憾的是，在关于《一柱楼诗集》案的材料中，我一直没有见到那两句人们广为流传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大抵由于我无法看到全本的《一柱楼诗集》，全本早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而付之一炬了。我只能从封疆大吏们小心翼翼的奏报和皇上雷霆震怒的朱批中有所窥测，而那些“违悖”词句，无论是在奏报或朱批中都不可能透露得太多。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两句诗，只是人们的一种误传。误传自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当时的统治者对“清”、“明”这样的字眼，其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而文人又喜欢吟风弄月，一下笔，风则“清”风，月则“明”月，都是千百年来写熟了的套路，这样，在“清风明月”下无意丢了脑袋的文人自然不少。金圣叹临刑前感慨道：“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那么，无意中因一句“清风明月”而得之，则大概可以说得上风雅了。

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忆鸣诗集》案，是“清风明月”的一种变奏。“忆鸣”不就是“忆明”吗？这还了得！光凭这两个字，就足够杀个落花流水的，何况诗集中还有“明汝得备始欣然”这样的句子。其实只要看看诗的题目：《题扇头美人》，便可以知道属于所谓的香奁诗，是文人的一种艳情趣味。但香奁艳情怎样写都可以，写得玉体横陈也无妨，像韩偓笔下那样“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微见下裳红”，直可以写出那种“滑”的抚摸感和“红”的色彩感都无妨，为什么偏偏要触犯那个“明”字呢？这种咎由自取也许太残酷了，本来只是有点小无聊，对着团扇上的美人怜香惜玉，结果却把自己的妻妾女儿都一并推进了火坑。那时候，一旦抄家问罪，男人们倒也罢了，无非是杀头流放，至多也不过凌迟。最痛苦的还是女人。顾炎武诗中的“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大概就是罪臣的妻女。通常的发落是“给披甲人为奴”，对于这些千娇百媚的大家闺秀来说，其屈辱和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在这里，我又得说到那个汪景祺了，汪被“立斩枭示”以后，其妻亦连坐发往黑龙江。这位贵妇人据说是大学士徐本的妹妹，“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份之。”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我们无需责怪家人的残忍，因为这种残忍实在浸渍了太多的无奈和悲怆，一个弱不禁风的名门淑女，与其让她远流朔北，却承受那永无尽头的蹂躏和凌辱，还不如让她一死了之，落得个干干净净的名媛之身。因此，清波一跃无疑是一种诗化的解脱。在这里，黑色的残忍演化为相当真诚的超度，而搭建在江边的那座危楼，倒反而辐射着人性和人情的温煦。我们也无需责怪女人的苟且偷生，她或许只是想在北去的途中，有机会再看一眼丈夫挂在京师的头颅，日丽风和，天阴雨湿，那头颅仍然是旧日容颜么？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稍稍抚慰一下战栗的心灵。这就是文字狱，一种极富于中国情调的文化现象。当一个弱女子在江边的危楼上“盘躄匍匐”，走向漫天风雪中的屈辱和苦难时，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哀。我至今不能理解“见者份之”的“份”该作何解释，查阅了《辞源》也仍然不得要领，只能想当然地理解为“忿”的通假字。如果容许这样解释，那么，这些围观者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呢？至少他们是应该有几分哀怜的。而且，在我看来，那些“见者”中，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他们还能狂傲得“天子呼来不上船”吗？还能执著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还能豪放得“淡妆浓抹总相宜”吗？还能婉约得“衣带渐宽终不悔”吗？还能闲适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统统不能，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文化人格，猪狗般蜷曲在专制罗网的一角。

作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而是对一代又一代文化菁萃和士人风骨无可奈何的祭奠。上面说到的那桩《忆鸣诗集》案，在一大堆杀头流放者后面，还跟着一个为诗集写序的查慎行，但案发时，其人已死去多年。说来可怜，查慎行后半生一直谨小慎微，但死后仍脱不了一个“倒霉鬼”的下场。想当初，这位宁海查家的贵公子何等风光，他受学于名满海内的大学者黄宗羲，诗文和人品都相当奇崛。康熙二十三年，当时还叫查嗣琏的他，便“钦赐”进士出身，入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南书房历来是个万人瞩目的干部学院，在这里韬晦几年便可以飞黄腾达的。却不料无意之中触了霉头，他的一位朋友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家里设宴，并演出自编的《长生殿》传奇。酒也喝了，戏也看了，这一班文人都有点头脑发热，没想到当时正值皇太后去世的“国丧”期间。结果，查嗣琏和在场的观剧友好全被革职拿问，担任编剧的主人和那一班演员的下场就更不消说了。

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大事件。那位做生日的主人，即清代剧坛上被称为“南洪北孔”之一的大戏剧家洪昇。查嗣琏虽然是个配角，他的悔恨却是可想而知的。他从此退隐故里，并改名慎行，字悔余，寓有“痛悔之余，谨言慎行”的意思，有人写诗揶揄道：

竿木逢场一笑成，

酒徒作计太憨生。

荆商市上重相见，

摇手休问旧姓名。

仅仅是“摇手休问旧姓名”么？更重要的是，昔日那个傲骨棱棱、风采熠熠的传统士人的影子已荡然无存。这以后，作为“过来人”的查慎行便有如初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处处存着小心。但小心也没用，到了雍正四年，他弟弟查嗣庭典试江西，因试题涉嫌谤讪被拿问（这件事后来被人们演绎成相当离奇的“维民所止”案，与事实相去甚远）。慎行一支亦阖门被逮，锁押解京，后因得到鞫审大臣回护，才幸免于难。当时的人们深有感慨，认为查慎行之所以能脱身奇祸，皆因为能适时掉首于要津，但他们哪里会想到，若干年以后，冥冥黄泉之下的查慎行，却因为又一桩文字狱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倒霉鬼”呢？

我们无法知道查慎行在退隐期间是如何打发时日的，但肯定不会写诗著文（偶尔给人家的诗集写一篇小序大概是例外），即使像别人揶揄他的那种打油诗也不会去凑热闹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到了龚自珍那个时代，文字狱已经基本结束了，他的这两句诗应当带有痛定思痛的结论色彩。但是像查慎行这样的书香门第，似乎还用不着自己去作稻粱主谋。一个文人，总期望能有所建树，在青史上留下点什么。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所谓的文化意识便悄悄地苏醒过来，这种文化意识植根于读书人冥顽不化的优越感：我们在精神上最高贵的一群，总不能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吧。既然不敢从事敏感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敢吟诗著文，甚至不敢研究历史，不敢读书，那就只有远离现实的文网，钻进泥古、考据的象牙之塔，用死人的磷火来照亮活人的精神世界。起初，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个体性追求，但几代人的无可奈何渐次演化为一种历史的自觉，络绎不绝的个体性追求，终于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功业。于是，万马齐喑中崛起了一座奇峰秀挺的文化景观，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乾嘉之学。只要看看这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后代的任何一位文化人都会肃然起敬的：惠栋、戴震、段玉裁、龚自珍、魏源……

当然，还有高邮西后街的王氏父子。

<h3>五</h3>

面对着乾嘉大师们超拔卓绝的建树，后代的文化人心情比较复杂。

在高邮的王氏纪念馆里，陈列着诸家名流的题咏，其中有这样一首：

平生讲话喜夸张，

到此锋芒尽收藏。

莫道如今拘促甚，

此是乾嘉大师乡。

一位生性狂傲的老教授，到了这里居然连话也不敢讲了，那是怎样一种震慑心灵的崇拜！他是河南大学的于安澜教授，年过八旬，是由人搀扶着来到高邮瞻仰王氏故居的。从中州风尘仆仆地南下，对于老教授来说，这恐怕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远足。他是用自己生命全部的意志力来朝圣的。

同样是朝圣，另一位老教授的题咏似乎更耐人寻味：

为仰大师行万里，

白头俯作小门生。

这似乎是一幅古意翩然的水墨画，气韵相当不错。但真正有意思的是题咏上的一枚闲章，曰：“我与阿Q 同乡。”作为著名的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的闲章大抵不会少，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这一颗呢？难道仅仅为了标明自己的籍贯？或仅仅是一种幽默的噱头？恐怕不像。站在这里，他的心境可能比上面的那位要复杂一些，在仰慕和崇敬中是不是蕴含着某种苦涩和酸楚，我不敢妄加揣测。

这种苦涩和酸楚，至少我是体验过的。

那一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听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学。吴是名教授，讲课如行云流水，毫无学究气，却于平白晓畅中见韵味，让在下等听得如痴如迷，可见真正有大学问的其实用不着卖弄辞色。在讲《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时，顺便提及一桩文字公案，即清代乾嘉年间的大学者王念孙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考定，原文中的“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应为“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原因很简单，人们把“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王念孙的考证纠正了沿袭两千多年的一个错误，但在当时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证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1973 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人们发现果然是“触龙”，不是“触詟”，这才想起两百多年前王念孙父子的考证。讲到这里，一向不假辞色的老教授突然作出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姿态，喟然感叹道：“把学问做到这种地步，王念孙父子不简单！”

吴小如教授的感叹，我至今历历在目，那神色和语调中流溢着史诗般的激情和高山仰止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是面对着一种超拔卓绝的建树，更是面对着一种人生风范。恕我浅薄，在此以前，我还从未听说过王念孙和王引之这两个名字。但自那之后，尽管岁月蹉跎，风尘垢面，宠辱无常的人生际遇使人很容易健忘，这两个名字却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课后，同学中有人曾感慨地提到另外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维系着一段全世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的科学史话。19 世纪中期，法国的勒威耶和英国的亚当斯根据天体力学的理论进行推算，肯定了太阳系中另一个行星的存在。若干年以后，借助于望远镜的进步，人们果然在轨道上发现了那颗行星，它被命名为海王星。王氏父子和这两个外国人大体上生活于同一时代，他们的科学发现客观上似乎缺乏可比性，但是就其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超越性高度，就治学的精深严谨而言，都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悲哀的是，除去在中国，除去搞古典文学中训诂专业的少数人而外，还有多少人知道王念孙和王引之这两个名字呢？

这种同代人的类比随口还可以说出一些。例如，当乾隆大帝祭起一连串攻无不克的“为什么”，罗织《一柱楼诗集》案时，当一群书生的后代身受凌迟哀号震天时，在遥远的欧罗巴洲，一个叫瓦特的青年刚刚捣鼓出了一种叫蒸汽机的玩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喧闹。例如，当王念孙钻进书斋，开始著述《广雅疏证》时，他绝对没有听到法兰西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欢呼和宣读《人权宣言》的朗朗之音。还有……

这样的类比给人太多的感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以乾嘉学派中那一群文化精英的智商和治学精神，如果让他们去捣鼓蒸汽机和轮船，发明电灯，研究《人权宣言》，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对乾嘉大师们不恭敬的意思，他们中的不少人，即使放在中国文化史的长轴画卷中，也堪称第一流人才；他们所达到的某些高度，后人几乎无法企及，因为从个体上讲，他们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学养和毅力，在这种学养和毅力面前，我们永远只能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我只是觉得，从宏观上看，他们的色彩似乎过于单调，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那个色彩相当繁复亦相当辉煌的18 世纪和19 世纪。这种单调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更何况，他们中已经有人在大声疾呼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一点。在我看来，如果让他再活上二十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和洋务运动史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王引之卒于道光十四年，谥号文简。给谥号并不是因为他文化上的建树，而在于他当过几任中央的部长，是一种政治待遇。那时儒臣的谥号大都用这个“文”字，皇上只是信手拈来，并没有什么深意。

王氏生前交谊落落，相知多在文人的小圈子里。早在嘉庆二十三年，当时的浙江和云南乡试都以“清榜”而闻名全国。两位主考官亦声誉鹊起，他们一个是王引之，一个叫林则徐。两人同在翰林院任过事，又都是干练而清廉的文人，自然声息相通，算是比较谈得来的。

王引之死后不久，林则徐领钦差大臣衔去广东禁烟。这位以饱学睿智著称的清廷干员，此时对西方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为了通晓“夷情”，他到达广州越华书院钦差行辕的第一桩事，就是尽可能地搜集外国人用中文编的每一种出版物，摘录其中有关外国情况的点滴资料，然后整理成“内参”附在奏章中送给道光皇帝御览。这些鸡零狗碎的资料竟荣幸地成为中国人真正用功夫研究世界的最早文献。而就在道光皇帝一边呷着香茶，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这些从传教小册子、商务指南和中文日报中摘录的“内参”时，大英帝国的三桅战舰正耀武扬威地鼓帆东来，鸦片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南中国海的上空……

时在1840 年，距乾隆皇帝发问那些“为什么”大约七十年，距王引之去世才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