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h3>
回顾明末清初的历史很难避开吴三桂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级汉奸中，他大概也是可以排在前几位的。其实，吴三桂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和陈圆圆的那段风流韵事。一个赳赳武夫，后来又当了汉奸，身边却伴着一个绝代佳人，这就很有点意思了，而这佳人又似乎并不讨厌他，甚至死心塌地追随他，终于演出了那场天崩地坼的大波澜。“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是写实的，有点怜香惜玉的味道，自然也揭了吴三桂的老底。吴三桂那时已经当了清朝的平西王，权势日隆，对文人的几句小诗却奈何不得，只好派人悄悄送一千两黄金过来，，请求作者把这两句删去或改掉。一千两黄金买两句诗，可见当时的文化人创作还比较自由，在社会上也挺吃得开，以至于权势者也不得不有几分买账。但吴梅村并不缺钱花，他以那种典型的名士派头拒绝了馈赠（其实是贿赂），相当潇洒地维护了作者的正当权益，也维护了自己的文化人格。
吴梅村和陈圆圆都是江苏人，江苏出文士、出美女，这是水土使然。可直到最近我才听说，原来吴三桂也是江苏人，这很使我惊讶。当下查对资料，没错，果真是江苏人，祖籍高邮，这就更使我惊讶了。
他怎么会是高邮人呢？
高邮，就是那座隐映在运河烟柳和芙蓉帆影中的古驿站么？就是那首甜糯诙谐，听醉了南来北往的艄公船娘的《鸭蛋谣》么？就是那个站在文游台上低吟“山抹微云”的婉约派词人秦少游么？就是那群从大淖边走来，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的穿街过市的姑娘小媳妇么？那明明是一块女性的乡土、文化的渊薮，清纯得有如荷叶上的水珠一般，怎么会走出那个粗悍奸诈的吴三桂呢？如果把吴某人的籍贯再往北挪上几百里，说他来自那个曾产生过《大风歌》，走出过一个无赖皇帝和屠夫大将的丰沛之乡，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他怎么会是高邮人呢？
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到高邮去走一趟。
城市的性格大抵都不在通衢大街上，那里往往被铝合金、霓虹灯、广告牌和玻璃幕墙包装得千篇一律。就有如晚会上的女人，一个个都脂香粉腻、彬彬有礼，而所谓的真性情只有在寻常居家的陋室里，在女人洗尽铅华、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的一颦一笑中才能领略。城市的真性情则潜藏在小巷深处。高邮的小巷固然是古色古香的，一式的青灰瓦檐，门楣上嵌着老气横秋的牌匾，不时可以见到几个世纪以前的遗物，令人想起农耕时代一个小州府里那种自足平和的生活情调。徜徉其间，你几乎不敢把脚步放得很重，生怕惊醒了那个温馨的旧梦。但仅仅用古色古香来形容高邮的小巷又显得太宽泛、太缺少个性。比之于江南小巷的古色古香，这里多了几分朴实坦率，较少雕琢的典雅和小家子气。就有如里下河与江南同为水乡，也同样称得上风情绰约，但这里的水似乎更注重气势而疏于色调。即使同是一条古运河，在这里也是恣肆浩荡的，一俟过了长江，才变得纤巧柔媚起来，所谓“江枫渔火对愁眠”和“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也只有在姑苏城外的古运河边才能领略，如果有了惊涛裂岸，诗人还能把渔火和钟声体味得那样冲淡空灵、富于烟水气么？不信你到高邮去看看，“望中灯火明还灭，天际星河淡欲无。”境界就开阔多了。切莫以为萨都剌不解婉约，人家也坐过江南的乌篷船，吟过“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的。
那么，就走进这条叫西后街的小巷，去看看两个高邮人的故居吧。
<h3>二</h3>
这两个高邮人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都做过中央部长级的大官，因此，高邮人习惯上把他们的故居称为“王府”。新近开放的王氏纪念馆即是在“王府”的基础上兴建的。说是故居，其实仅存几间厢屋、一口古井而已。房子的进深很逼仄，用料也不大，可以想见当年的王府并不怎么富丽高敞。事实上，一个穷京官，又喜欢钻故纸堆，不懂得把精力用于钻营和聚敛，是很难发财的。好在旧式的官僚在乡下大都有一份田产，足以维持家用，每年收了租子，还可以折换出几百两银子送往京师，补贴老爷做学问及著书刊刻之用。因此，那京官便不至于囊中羞涩，可以心态平和地把学问做得很精深。
一门父子或兄弟，同领一代风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王氏父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历代的评价实在不少，其中最精当的无疑是章太炎的那几句大白话，他认为：古韵学到了王氏父子，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太炎先生也是国学大师，而且生性狂傲，但面对着王氏这样的学界巨人，他就像当年李白站在黄鹤楼下一样，有点“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味道。他这么一总结，别人再跟着说什么“大师”“绝学”“博大精深”，就没有意思了，因此梁启超干脆把训诂学称为“王氏高邮学”，将整个一门学问都包给了王氏父子，这种推崇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对于历史上的王氏父子来说，后人推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负责，并在这种负责中把自己生命的意志力张扬到最大限度。王氏父子都不是职业学者，他们在公众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一边应付枯燥冗繁的政务，一边潜游于浩浩学海之中的。这完全是两种世界：一边是繁文缛节，站班叩头，政潮起伏，祸福无常；一边却是朗月清风，曲径通幽，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据纪念馆里的有关资料介绍，王念孙为《广雅》作注时，每日注三字，十年成书，嘉庆六年，著成《广雅疏证》二十三卷。每日注三字，看起来似乎下笔颇为矜持，但若把这三个字置于中国文化的特定情境之中，却每个字都支撑着万卷书的学养和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这是怎样力重千钧的三个字啊，和他白天处理的那些官话连篇的公文相比，和朝廷发布的那些洋洋洒洒的诏书谕旨相比，和同僚之间那些词藻华丽的应酬诗词相比，这所注的三个字的重量肯定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总和。如果说白天的官场政务只是一种被动性的生存手段，那么，只有到了晚间，在摘去顶戴花翎，布衣便鞋地走进书房以后，他那潜心面壁的苦思和神采飞扬的吐纳才充满了人生的主动精神。这时候，一个个僵硬古板的文化符号，经过他小心翼翼的求证和梳理，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博大古拗的经典史籍，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韵。
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对于官，王氏父子是看得很淡的。因为看得淡，他们才能超脱于逢迎巴结标榜拉拢之上，超脱于派系倾轧攻讦排挤之上，超脱于伴君如伴虎的惶然拘谨之上。这种超脱说到底是由于无所谓和不用心。有些把官场技巧玩得很圆熟的政客也可能表现得相当超脱，这和王氏父子绝对不是一回事。但“不是一回事”的初衷却可能有大致相同的结局，即他们的官运都比较畅达。平心而论，王氏父子在仕途上都没有经历多大的颠荡，王引之先后担任过工部、户部、吏部和礼部尚书。六部都堂，只有兵部和刑部没有坐过，大概那两个所在都带着点血腥气，文人不宜。这些职务大多是显赫而抢手的肥缺，可见他绝非那种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朝野上下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超脱不等于无为，不等于阿弥陀佛的老好人。王念孙当给事中时，曾带头参倒了权倾一时的奸相和珅，他那道奏章写得相当精彩，一时天下争传，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王氏为官的机敏练达。本来，嘉庆对和珅的讨厌是明摆着的，只是因为太上皇乾隆的庇护，和珅才有恃无恐。乾隆一死，和珅的倒台便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尽管如此，王念孙的一道奏章仍旧功不可没，因为他摸准了嘉庆的一块心病：先帝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地杀他的宠臣，会给天下人落下不孝的名声，《论语》中不是有“三年无改”之意么？那么，就给皇上找一条理论根据好了。且看王念孙在弹劾和珅的奏章中是怎么说的：
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及至虞舜在位，成就诛殛。由此言之，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固有待于皇上之睿断也。
这个王念孙不简单，他这么一比附，和珅就成了上古时代的奸臣共工和兜，而乾隆和嘉庆则无疑是帝尧和虞舜。打倒和珅，嘉庆只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完成先帝的未竟之志而已，不这样干倒反而是大大的不孝了。这下和珅的脑袋还保得住么？
当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学问，无非是揣摩上司，投其所好。以王氏父子的智商，他们都可以在官场上玩得相当潇洒，但他们不愿把过多的精力泡在那里面，而要用于做学问。训诂也是一种揣摩，只不过这种揣摩需要学富五车和矢志不移，一般的官僚自然没有这样的根底；与之相伴的又往往是清贫和寂寞，这就更不是一般的官僚所能忍受的了。王氏父子的选择是基于一种睿智清醒的价值判断。历史也似乎感到官场上的芸芸之辈太拥挤了，有意要把两个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行政官员成就为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让后代的文人学子在官僚面前也多了几分自信，不至于总是卑躬屈膝看人家的脸色。
到王氏纪念馆参观的人不多，庭院里静得很，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本来只是一处学者的憩息之地，本来就不是车马喧腾前呼后拥的所在，应该这样静的。就这么一所庭院，曾经包容和消化过那么多古拗深僻的诗书典籍，让浩浩茫茫的中国远古文化在这里变得清澈流畅，变成既可以濯吾缨、又可以濯吾足的沧浪之水，这就够了，用不着再有摩肩接踵的游人来捧场。如果也和别的旅游景点一样，一样的红男绿女，门庭若市，那就不是王氏纪念馆了。王氏父子生前向往的其实只是一处宁静的书斋。宁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氛围，更是一种让千般意蕴渗发其间的世界。最伟大的精神总是宁静的，宁静是一种积贮和酿发，一种默默的冶铸，一种与浮器波俏悖然有别的大家风度。同时，也只有虔诚地膜拜历史和自然，善于总体地把握人生的思想者，才能从容地进入这一境界。
京城毕竟不是做学问的好地方，那里太嘈杂，又太死寂，一个学者的情怀在那里很难自由地吐纳。那么就乘上官船，沿着大运河南下，回老家住几天吧。中国的士大夫大抵都把衣锦还乡作为一种很风光的事，但王氏父子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处宁静的后院。事实上，他们有相当一段人生是徜徉在这后院里的。在中国文化史上，高邮西后街的这座庭院其实比京师堂皇的王氏官邸更具光彩。今天我们漫步其间，仍能感到200 多年前那种流溢着书香的宁定和超逸。这中间，虽然世事沧桑，故居的大宅深院只留下了几处破壁苍苔，但那种气韵却一直深潜在庭院的每个角落。在这里，你会想到淡淡的月色，树影婆娑生姿，秋风轻轻拂动着主人背后的辫梢，他踏着沙沙的落叶向前走去。这是闲散的时刻，他把京城的呵斥和哄闹扔在一边，把那汗牛充栋的典籍扔在一边，独自享受着这片刻的优游。于是他来到了这口古井旁，此地甚好！如果说后院是宁静的，那么这里则体现着宁静的深刻和理性。他或许要在井栏四周盘桓少顷，或许会留下一些关于人生的思考。是的，就这么一口古井，它深潜不显，平朴无争，自觉地收敛了突兀的外部张扬。它生命的价值在于地层的深处，在于深处那千年不枯的水脉和一方安闲静谧的小天地。那是一方深邃而充满活力的天地，但任何人也不会觉得它碍手碍脚，也不会招致那些猜忌和防范的目光；那又是一方同样可以领略天光云影的天地，但外界的凄风苦雨却离它很远，或者说，它相当乖巧地避开了凄风苦雨的侵凌。你看，这该多好。
这口古井，至今仍然悄悄地藏匿在故居的一角。王氏纪念馆本来就门庭冷落，到这里来的游人就更少了。虽然是早春的下午，斜阳也有了些许暖意，但景况却很萧索。我抚着井栏向下看去，冥冥深处的一汪清泉泠然无声，仿佛一只幽怨的眼睛正怅望苍天，那是一种压抑已久喷薄欲出的幽怨，真令人不寒而栗。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黑洞。黑洞不是空洞无物，那是一个超级星体在抵达演化末态时的畸形坍缩，坍缩的引力凝聚了巨大的物质和能量，甚至连光线也不能逃逸。那么，这口百年古井中究竟凝聚着什么呢？难道是那穿透世纪的幽怨么？
<h3>三</h3>
王氏父子的一生都在京城的官邸和高邮的故居之间奔波徘徊，往往是官运相当畅达时，却急流勇退，回到故居的书斋里做学问；学问做得很投入时，又不得不打点行装去京城做官。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相当不错。但对于两个纯正的文人，这毋宁说是一种尴尬。不难想象，官场人格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是如何铸就了他们终身的困顿。正是在那悄然归来的帆影和匆匆赴任的车轮背后，隐潜着中国文人的大悲哀。
乾隆四十年，王念孙考中二甲第七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万人期羡的风光历来被渲染得十分张扬。这一年，王念孙才三十岁出头，在翰林院堂皇的仪门下出入时，他有理由自负而潇洒。然而几个月后，这位新科进士却突然乞假归里，回到了高邮西后街的这座庭院。
为了探究当事人的心灵历程，我们不妨先走出这座庭院，稍稍巡视一下那个云蒸霞蔚和昏天黑地的乾隆四十年。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太平天子，但太平天子当腻了便要寻开心。乾隆一生最起劲的是两件事：一是做文人，一是杀文人。做文人的是他自己。就数量而言，这位皇上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诗人，以他名义发表的诗词总数超过四万二千首，这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就算他生下来一落地就会写诗，平均每年也有五百多首。这中间究竟有多少出自圣躬我们且不论，单就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他是很推崇文人的，不然自己何苦硬要往那里面挤呢？杀文人虽然是从顺治四年的函可《变记》案便开始了，其后历经康熙、雍正两代雄主，文字狱愈演愈烈，但真正杀得深入持久史无前例的还是乾隆。乾隆一朝，全国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真可谓砍头只当风吹帽，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从乾隆四十年开始的那几年又恰逢杀得兴起，现在有案可查的文祸达五十余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也是最后一个高峰。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当数栟茶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栟茶这个地名，人们肯定相当陌生，但若是提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立即会毛骨悚然地想到那场血雨腥风的文字狱。那场由微不足道的小事缘起，最后以一大堆人头和浩浩荡荡的流放者作结的文坛巨祸，就发生在这座小镇上。
栟茶和高邮同属扬州府，相去大致不远。案件发生时，王念孙已回到高邮，当他在书斋里疏证《广雅》时，外面的驿道上，成群结队的案犯正押解北去。冤鬼呼号，牵衣顿足，想来他是很难潜心入定的。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一柱楼诗集》案。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有一个姓蔡的无赖想讹诈徐家的田产，便以徐家曾私刻禁书相要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要挟是相当厉害的。徐家因确实藏有先祖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胆气便不足，只得赶紧把诗集包扎好送到东台县衙门，先占一个自缴的主动。又通过官府出面调停，让出有蔡氏墓地的十亩田产，以求息事宁人。徐氏本是官宦之家，又是栟茶首富，这样割地求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岂知对方的目的原在于狠敲一把，哪里看得上区区十亩墓地？当下又跑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投递控状。为了浑水摸鱼，他索性把东台县吏也作为徐家的庇护人一并打进去。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这个徐述夔原是一方名士，乾隆初年中过举人，也当过七品知县。像好多读书人那样，官场不很得意，便将才气和情怀倾注于诗文。到了晚年，他把自己的苦吟所得编为《一柱楼诗集》雕版付印。一般来说，这是很风光的事。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他死后多年，这本诗集会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其实他应该想到的，早在康熙元年，因庄氏《明史》案而被问罪的钱塘才子陆圻就对子女说过：终身不必读书。这样的忠告既令人心碎，也足以令人警醒。但中国的文人都是天生的贱骨头，你叫他不读书、不吟诗，真比杀了他还难受。徐述夔大小也算是个官场人物，偏偏就一点不识时务。
事情闹大了，那就查办吧。
查办并不困难。其一，徐家缴书在前，蔡氏告发在后，根据乾隆三十九年下达的查办禁书的谕旨，只要主动呈书到官，即可免予追究。其二，诗集中有没有“悖逆言词”，也就是有没有辫子可抓，这是关键。一个失意文人的情怀小唱，无非吟风弄月，感时伤事，有些则纯粹是无病呻吟，似乎找不出什么违碍之处。
以上是江苏巡抚的奏报，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但皇上并不需要实事求是，他需要的是一颗具有轰动效应的“政治卫星”。自三十九年他通谕全国查办禁书以来，人虽然杀得不少，但那些首级大都不够分量，不足以震慑士子人心。很好，来了个《一柱楼诗集》案，作者是个举人；事情又恰恰发生在人文荟萃的江苏，拿来开刀，且杀他个桃红柳绿杏花春雨，给江南的才子们一点颜色看看。此案中又有官吏包庇的问题，这更合朕意，一并杀将过去，让封疆大吏们清醒清醒，看他们以后还敢空言塞责！
来人哪，刀斧伺候！
且慢，不是说徐家缴书在先，蔡氏告发在后吗？鸟用！谁先谁后，那只是枝节问题，无须纠缠。乾隆问道：为什么早不自首晚不自首，在知道人家要告发时才去自首？可见是存心匿书不报。于是，徐家自首无效。
不是说几首吟风弄月的情怀小唱，无关大碍吗？屁话！吟风弄月中难道没有政治？且看这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明朝”就不消说了，自然是指朱明故国（果真不消说吗？）。至于“去清都”，乾隆又问道：为什么用“去”，而不用“上”清都，“到”清都呢？“去”就是除去，就是反清复明，用心何其险恶！
还有，诗集的校对者叫徐首发、沈成濯。首发，头发也；成濯，语出《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凋落也。首发，成濯，孤立地看并无深意。但若把两人的名字连起来，便成了“首发成濯”，自然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乾隆再问道：为什么徐首发不同别人合校，偏偏要找这个“成濯”联手，这中间大有文章，两人显系逆党无疑。
这个乾隆，真不愧是诗词产量达洋洋四万余首的“文章巨擘”，能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玩得这样随心所欲，造化无穷；也不愧是人海之中取书生首级如探囊取物的超级杀手，能问出这样具有政治杀伤力的“为什么”。毋庸置疑，在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上，能问出这样高水平“为什么”的，乾隆大帝即使不是千古一人，也是千古几人之一。
可以想见，在这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为什么”之下，那些卑微羸弱的文人是何等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要知道，当乾隆在问这些“为什么”时，也许那御案上还放着他墨迹未干的诗稿，一个自己也在苦吟“平平仄仄仄平平”，以至不惜遣人捉刀代笔往文学圈子里钻的人，怎么会这样恶作剧地作践文字、作践文人呢？若笼统归结于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政治敏感，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我看来，深层次的心理动机恰恰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自卑，以及由这种自卑而生发的嫉妒，感到自己这方面不行，才猜忌和作践比自己行的人。试问，唐明皇会猜忌文人吗？他文采风流，诗书琴棋无所不通，和当时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坐在一起，也照样可以进行层次不低的对话，他自信得很，用不着去暗算人家。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李白才能笔下生辉，流出那样文采瑰丽的《清平调》。你看诗人在皇上面前何等放浪形骸，一会儿要这个脱靴，一会儿又要那个磨墨，架子搭得够可以的了。平心而论，那三首《清平调》在满目辉煌的《李太白全集》中，虽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其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倒是很有点讽喻意味的。以玄宗的文学素养，不可能看不出。但他只是一笑置之，照样给他官做，给他酒喝，可见当时的文人不仅自由，甚至有点“自由化”了。应该感谢大唐天子那宽容而温煦的一笑，因为，正是那种相当“自由化”的宏观环境，孕育了恢宏瑰丽、气象万千的盛唐文化，让中华民族的子孙能够千秋万代地为之神采飞扬。
就文化心态而言，清初的爱新觉罗家族显然比不上李唐王朝那样洒脱放达。他们是从白山黑水的蛮荒之地走出来的，入关以后，虽然也把汉文化奉为正统，潜心研习，但正如胡适所说，那只是“一个征服民族迅速屈服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既然是“屈服”，便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得已。例如，多尔衮一介武夫，又不通晓汉文，却和当时颇富文名的桐城派诗人李舒章过从甚密，因为李曾替他“捉刀”写过著名的致史可法的劝降书（李舒章把那封劝降书玩得相当不坏，几乎可以作为诡辩术的范本）。而多尔衮的侄子顺治刚开始执掌朝政时，竟看不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因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毅力学习汉文化，这位少年天子后来甚至对汉地的小说、戏剧和禅宗佛教文化也有相当的兴趣。这样，到他二十四岁病故时，居然留下了十五部以汉文撰写的著作。但“屈服”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同化却不那么简单。和从小就泡在章句小楷中的汉族士大夫相比，乾隆及其先人们终究只能算是半吊子。“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起，云淡风轻近午天。”这是雍正初年文人汪景祺的几句诗，他显然很看不起这种“半吊子”。皇帝的诗文“不值钱”怎么办？杀人！你比我行，杀了你，我不就是天下第一吗？拿破仑的个子有点委屈，面对一位身材比自己高得多的将领，他说得很干脆：“我和你的差距只有一个脑袋，但是你如果不服从我的指挥，我可以马上取消这种差距。”砍掉人家的脑袋，以求得平等，甚至让自己超出，就这么一种心态。 《一柱楼诗集》案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徐家满门被祸，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那年头此类事太多了，操作起来相当熟练。跟着倒霉的还有一大批官吏和与诗集有关的人。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去多年，仍按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只留下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当年，那个讥讪皇上诗文“不值钱”的汪景祺被杀后，其头颅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整整挂了十年，直到雍正驾崩，才得以取下来归葬。徐述夔父子的头颅究竟挂到什么时候，史无记载，但大概总要有些时日的。两颗书生的骷髅就这样高悬在城门上，日日夜夜地昭示着圣明天子的文治武功。
这是乾隆四十三年的十一月，王念孙回到高邮已经三个年头了。高邮是古运河畔的重要驿站，由江南北上进京的必经之路。江南文风腾蔚，那里的文人也因此格外被皇上所猜忌。这几年，江南的文人犯了事，从这里押解北去的络绎不绝，王念孙实在看得太多了。时令已是深秋，芦荻萧萧，有如祭烛千丛；水天苍苍，恰似惨白尸布。王念孙长叹一声，将目光更加深深地埋进后院的书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