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

当今在中国大陆被尊称为“西北民歌之父”的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编曲作词接近千首。他的作品之中，例如《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歌》、《哪里来的骆驼队》、《达坂城的姑娘》……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多少能够唱出来的歌曲。而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更是人人知晓，至今流传。一般人只知道这是边疆民歌，却不知词曲背后另有故事。

王洛宾于公元1913年出生在北京，193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那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初创年代，相当程度地采用欧洲音乐教学的方法。当时，他的作曲教授是留学归国的汪德昭先生；钢琴教授是德国人谷布克；声乐教授则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妹妹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王洛宾在这样的教育下，完成了高等音乐教育，1937年，王洛宾和作家萧军、萧红、塞克结伴往西北旅行，因为连日大雨，使得他们一行受困在六盘山的一间客栈。就在那儿，经由一位“车马店”女老板的口中，王洛宾初次接触到了西北最原始的山歌。那种民歌，是西北名为“花儿”的调令。唱山歌“花儿”的女老板，在年轻时有一个美丽的绰号，叫做“五朵梅”。

当王洛宾听到了这样的调令之后，他被“五朵梅”征服了。这个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的高徒，拜倒在一位布衣短衫的农村老妇面前，从此进入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世界，一生离不开中国大西北，再没有回到北京。1941年春天，导演郑君里去青海拍摄一部电影，邀请当时住在青海省西宁市的王洛宾参加演出。他们一行人到了青海湖畔。

郑君里物色了一位千户长的女儿卓玛，充当电影故事里的牧羊女。王洛宾穿上了藏袍，跟着卓玛赶羊群。拍摄的工作晨出夜归，王洛宾在电影世界里过了3天真正的牧羊人生活。

卓玛是一个藏族姑娘，像山野里的鲜花，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衬着粗粗的辫子，金丝镶边的彩色藏裙，包裹着她健美的身躯。

导演安排王洛宾和卓玛同骑在一匹马上。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紧紧抓着马鞍。卓玛却对此毫不理会，忽然纵马狂奔，王洛宾一时不防，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卓玛狂驰了很久，在那大草原上，这才把马缰交在王洛宾手中，靠在他的怀里，不再撒野。

黄昏牧归，卓玛将羊群轻轻点拨入栏，王洛宾痴痴地看着被晚霞浸染了全身的卓玛。卓玛感觉到他的眼神，她转过身去，拴好羊栏，那张绯红的脸对着王洛宾——一个28岁的汉族青年。卓玛眼中跳出了火苗，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王洛宾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王洛宾依旧木然地站在栅栏旁，痴痴地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卓玛，轻抚着被卓玛打过的地方。这个俏皮、美丽又奔放的藏族姑娘，在他身上留下了永生难忘的一鞭。

王洛宾徘徊在卓玛父亲的帐房外，毡窗落了下来，将那千户长的女儿和这位汉族音乐家分隔在两个世界里。

第二天清晨，电影队离开了青海湖，要回到西宁去。卓玛和她的父亲骑了马，一程又一程地送，直到在一个小坡上，方才停住了。

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张望，随着驼峰起伏，驼铃叮咚，王洛宾心中的情感，化为词曲，唱了起来：

<blockquote><blockquote>在那遥远的地方</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有位好姑娘</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我愿做一只小羊</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跟在她身旁</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愿她每天拿着皮鞭</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不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blockquote></blockquote>

50年代，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将这首歌曲当成他的保留节目，唱遍了全世界。而在中国，一般人都将这首歌以及王洛宾其他的作品，当做“新疆民歌”或“青海民歌”来归类，却不知，这些歌曲，纯属创作曲，是一位终生将情感交付给大西北的音乐家作词谱曲出来的。1988年，中国《歌曲》杂志用五线谱形式发表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并且将这首人人能唱的“青海民谣”冠上了王洛宾作词作曲的事实。青海人民感谢王洛宾为这个僻远地区带来的荣誉，邀请他再赴西宁共度春节。

故事中的卓玛姑娘，早已不在人世。

王洛宾大师一生居住在大西北，而今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最忆是故乡——那一茎柔弱的叶脉

中国这片海棠叶子，实在太——大了。而我，从来不喜欢在我的人生里，走马看花、行色匆匆。面对它，我犹豫了，不知道要在哪一点，着陆。终于，选择，我最不该碰触的，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我的故乡，我的根，去面对。

——三毛《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天堂有多美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

——余秋雨《白发苏州》

很多外乡人认识苏州，大都是从《苏州园林》和《枫桥夜泊》开始的。出自叶圣陶老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和唐代诗人张继笔下苏州的霜天、残月、栖鸦、枫树、渔火、旅客，绘声绘色，意境优美，吸引了多少人对这座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地方的神往。

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是文人写意山水模拟的典范。中国园林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内的两大系列。皇家园林主要集中在北京一带，而私家园林则以苏州为代表。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地理等诸多条件的差异，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在布局、规模、风格、体量、色彩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皇家园林主要以宏大、富丽著称；而苏州的私家园林则以小巧、精致、写意见长，而且私家园林更注重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所以晚期的皇家园林，在意境、建筑技巧、人文内涵上，也大量地吸取了私家园林的“写意”手法。叶圣陶先生就曾经说过：

“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

苏州古典园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表现在园林厅堂的命名、匾额、书条石、雕刻、装饰，以及花木寓意、叠石寄情等，不仅是点缀园林的精美艺术品，同时还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思想信息，其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都极其深广。其中有反映和传播儒、释、道等各家哲学观念、思想流派的；有宣扬人生哲理、陶冶高尚情操的；还有借助古典诗词文学，对园景进行点缀、生发、渲染，使人于栖息游赏中，化景物为情思，产生意境美，获得精神满足的。游览苏州园林，无论你站在哪个点上欣赏，眼前的园林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所以说，苏州园林在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等方面，表现得都非常完美。

要来苏州看园林，有三个地方不可不去：拙政园、留园、网师园。

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它始建于明代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因有江南才子文征明参与设计，所以人文气息尤其浓厚，处处诗情画意。拙政园以水景取胜，平淡简远，朴素大方，保持了明代园林疏朗典雅的古朴风格。园林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拙政园更是中国造园的经典之作，与故宫、长城、孔庙、秦兵马俑、布达拉宫等同属国宝，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坐落在苏州市阊门外的留园和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齐名，是四大园林之一。最早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也有说留园修建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留园内建筑的数量在苏州诸多园林中居冠，厅堂、走廊、粉墙、洞门等建筑与假山、水池、花木等组合成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庭园小品。赏留园第一就要看它的建筑。留园以其独创一格、收放自然的精湛建筑艺术而享有盛名。层层相属的建筑群组，变化无穷的建筑空间，藏露互引，疏密有致，虚实相间，旷奥自如，令人叹为观止。全园分成主题不同、景观各异的东、中、西、北四个景区，景区之间以墙相隔，以廊贯通，又以空窗、漏窗、洞门使两边景色相互渗透，隔而不绝。留园内的通道，通过环环相扣的空间造成层层加深的气氛，游人看到的是回廊复折、小院深深，是接连不断错落变化的建筑组合。其在空间上的突出处理，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卓越智慧和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网师园始建于南宋淳熙初年（公元1174-1189年），其布局精巧，结构紧凑，以建筑精巧和空间尺度比例协调而著称。和别的园林不同，网师园是按照石质来划分区域的，主园池区用黄石，其他庭用湖石，不相混杂。在建筑风格上，突出以水为中心，环池亭阁也山水错落映衬，疏朗雅适，廊庑回环，移步换景，诗意天成。古树花卉也以古、奇、雅、色、香、姿见著，并与建筑、山池相映成趣，构成主园的闭合式水院，所以，网师园也是苏州中型古典山水宅园的最有特点的代表作品。文学大师余秋雨曾经说过，只有苏州才能给他一种真正的休憩。苏州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每个地方都可以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

但是，苏州的美景固然吸引人，可三毛对它的兴趣好像不是很大：

“从此，苏州五日，成了一个林黛玉，哭哭笑笑，风、花、雪、月。”

她心心念念的，只是祖籍是苏州的林妹妹，就连置身于苏州家中的庭院里，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林黛玉：

“走进苏州小院，笑道：‘这个院子跟照片里的，不同。照片里的中国名园，看了也不怎么样，深入其境的时候，嗳——’不说话了。

旁边的人问：‘跟照片有什么不同呢？’

又道：‘少了，一阵风——吧！’

这时，微风吹来，满天杏花缓缓飘落地上。众人正要穿越花雨，三毛伸手将人拦住，叫道：‘别动，且等，等林妹妹来把花给葬了，再踩过去。林妹妹正在假山后面哭着呢，你们可都没听到吗？’”

三毛曾经说过，林妹妹是《红楼梦》里非常被人疼惜的一个角色。她和宝玉，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有情人，但最后的结局还是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翼双飞亦双栖，连理相连同相牵。也许，三毛喜爱林黛玉的原因是因为跟她有些同病相怜吧！同是才华横溢，同是善良多情，同样都不能和相爱的人厮守终生，三毛和林黛玉，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很相像。

青云出岫眉蹙愁，点绛唇香透，娇指拈女红，愁肠何释，黯责昨夜忧。寒塘绣帘鹤影渡，枯荷闻雨宿。暮霞怜春絮，心事溢胸，自化泪眼流。“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当她迈入大观园这座愁城时，她便带来了几缕柔柔的忧伤，几抹淡淡的愁绪，几段绵绵的心事，几丝蒙蒙的感情。红楼女子里，黛玉不算最美，甚至不算最有才华的一个，海棠社她屈居于宝钗之下，芦雪庵争联也没抢过史湘云，何况她还有那么多的小缺点。但是，假如林妹妹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和婉闺秀，《红楼梦》就会跌入才子佳人的俗套。性格上的小问题掩不住林黛玉灵魂的光辉，她依然是《红楼梦》中最为动人的女子，她的美，在于她有着诗意的灵魂，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子。

元春的省亲夜，黛玉存心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可惜元春根本就没给她发挥的机会。这还不算，她的情敌——薛宝钗却无心插柳，入了元春的法眼，端午节从宫中发放的赏赐，宝钗和宝玉一等，黛玉还要次一等。早知道是这样，林妹妹还不如早做清高、淡泊状，此刻还可以傲然地鄙夷元春没眼光，这不能不说是她的虚荣心在作怪。但是，这份虚荣心也是为了她最爱的宝玉，如果不是为了和情敌宝姐姐一争高下，按照林黛玉的性格，在那种场合，她是断不会为夺人眼球强出头的。

虽然林黛玉满腹诗书，但是有的时候，她有些欠缺修养。比如看见宝钗被宝玉奚落，她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快活，面露得色，不成想反应极快的宝钗敲山震虎，弄得宝黛二人讪讪的。黛玉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拿宝玉撒气，令二人的小同盟出现轻微裂缝，实在不够明智。

在曹雪芹的笔下，男人们聚集在争夺名利的欲望大旗下，人格逐渐被扭曲异化。那些出了嫁的女人们，也都因为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而着眼现实，面目渐渐变得可憎起来。这一类人物，有的像王熙凤那样，虽然有堪比男儿的管理才能，聪明过人，是脂粉堆里的英雄，但是却弄权揽利，自称从不信阴司报应；有的像李嬷嬷那样，老迈昏庸，处处要压年轻女孩一头，以打压晴雯等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不同的人眼中，男女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对于宝玉来说，“男女”二字不单单是只用来标注性别的符号，它还代表着不一样的灵魂风格。他曾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看见女儿二字便觉得清爽，看见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他又说：未出嫁的女儿是颗珠子；出嫁之后沾染上男人的气息，即使还是珠子，也没了光泽；再上点年纪，干脆就是个鱼眼睛了。”

《红楼梦》里，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呢？贾赦贾珍贾琏贾雨村之流，当然是人们所不齿的一类，他们不知羞耻，只顾赚取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难道贾政就比他们高尚吗？他看似慷慨大义，实则欲赚虚名，这正是他的终极理想，虽比唯利是图的贾赦等人略强，但可取之处也不多。

相比较而言，薛宝钗比这些人都高明。但是，她的以德服人，和挂在嘴上的大道理都更接近贾政这类人，虽然在那个时代是模范人物，但是刁专古怪的贾宝玉却看她不顺眼。和林黛玉比起来，虽然薛宝钗更具有性感的肉体美，还有着让宝玉淌口水的“雪白的膀子”，“任是无情也动人”的曼妙姿容，可是她实在不像个女人，或者说，这个还未出嫁的女儿家已然沾染了男子的气息，所以宝玉说她“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真正的女孩儿，是天真烂漫的，一颦一笑，一叹息一着恼，都出自本性而全无心机，她们的灵魂美好而脆弱，温柔而易伤，所以，黛玉是女人中的女人，三毛亦是。

宝玉对于黛玉的另眼相看，是因为她从不劝他读书。其实他只不过是不喜欢读正经书，他愿读庄子西厢，不爱做八股文章，他不想加入贾政贾雨村的行列，那个世界男性的味道太重，这会让他眩晕。他与黛玉所恶者相同，所爱者亦相同。当宝玉怜惜残红遍地，不忍看它们零落成泥，要撂到水里，让它们顺水而去时，黛玉却觉得顺水而去还不算它们的完结，也许外面就是脏水，倒不如掩埋了还比较彻底。这番对话，听起来好像闲言碎语，但却是他们心灵的碰撞。黛玉葬花，颇有些行为艺术的感觉在里面，也许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述自己对美丽生命的痛惜，就好像三毛将骆驼的白骨放置在桌上，她们都是聪明的女子，她们对生命本身的赞美与埋葬，既热烈又绝望，既优美又凄凉。

春花凋落，子规长啼，纤弱的黛玉早已满腔哀愁，“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铺满桃蕊残瓣的山径上，她独自惜物怜人，奔入这通幽曲径的深处，去割舍一种情怀。

黛玉如泣如诉的低吟声穿透落英缤纷的花丛，她悲戚的清泪滴落于苍苔下的花冢，她小心翼翼地将落红捧入鸳鸯绣帕，任泪水打湿片片桃瓣，她本想用体温将花魂温暖，却恨那一溪桃蕊偏偏已经随水东去了。她不忍踩踏这圣洁的精灵，亦不忍让泥垢将其玷污，只得“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她捉锄拦篮收到一方落红，扶柳洒泪送一池漂絮。她叹“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她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她悲“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水自无情水自流，人却有情多烦忧。这样多情善感的黛玉，怎能不惹人怜惜？三毛怜惜她，也许就是因为她们的心中都有着无数说不尽的事儿，无数解不开的结儿……

当黛玉念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宝玉不觉恸倒在山坡上，这样的感念在他胸臆也徘徊良久，只不过，黛玉用一种优美的方式将它们表达了出来。

安妮宝贝曾经在书中写过她喜欢的漂亮女生：

“她会很直接，那种直接是纯真而尖锐的。你因为其中的纯真而不设防，所以就会因为其中的尖锐而受伤，所以这样的女子又是有杀伤力的。同时她又是情绪化的。她不会太压抑自己的感情。高兴的时候会有缠人的甜蜜，悲伤的时候会泪如雨下。真性情的女子，总是容易带给别人爱情的感觉。”

这段话非常符合黛玉，亦非常符合三毛。她们都是纯真而尖锐的，她们都不愿意压抑自己的感情，她们都是真性情的女子。

同含蓄的宝姐姐相比，黛玉的感情是外现的。宝玉挨了父亲的打，宝姐姐最多有些哽咽，而黛玉却把两个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一般；宝玉雨夜来访，她问打的是什么样的灯笼，嫌明瓦的不够亮，就把自己的绣球玻璃灯送给他，宝玉说自己也有一个，怕脚滑跌碎了，就没打。黛玉便说，是跌了人值钱，还是跌了灯值钱？即使在生气的时候，她也能留心到宝玉穿得单薄，这边还因吃醋和宝玉怄气，那边又亲力亲为，细心地替他戴上斗笠……

灵秀——用这个词形容黛玉再合适不过了。说起这两个字，就好像听见琉璃檐间玎玲，清越之远，却余音在耳。

娇嗔，俏语，雅谑，苦吟……在宝玉的眼里，黛玉的完满与不完满构成了无可替代的女儿之美的颠峰，那种美已与潇湘摇曳的竹影，“口角噙香对月吟”的才情，“菱花镜里形容瘦”的愁思合而为一。

可是，宝玉的多情，无缘的哀叹，黛玉真的能懂吗？恐怕她无法站在宝玉的角度上领略他那对女儿之悲的哀怜和博爱，否则她不会那样疑心。但她为什么又称得上是宝玉的真真知己呢？因为她也是这样的一个送葬人，不同的是她葬花，葬的是自己如花的青春；而宝玉葬的是女儿之逝。花也好，絮也好，自身哀叹也好，她天生所郁结的那一段情思，秋窗风雨，雨打残荷，那一段风流悲韵是和宝玉不谋而合的。

大观园的世界对于黛玉来说是陌生的，这样陌生的世界给了她孤独的感觉，她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宝玉身上，只怨那如意郎君是个多情种子，“相见不如不见”，分散后却又彼此眺望悲伤的背影，嘴里念叨着相思竟如一日三秋，怎叫人知茶饭滋味。她玉壶冰心，晶莹剔透，真情可跟牡丹媲美，才华亦与日月争辉。“菊花赋诗夺魁首之才气，海棠起社斗清新之高雅，纤手描摹白纸线书之淡愁”，无不诠释着她的超凡脱俗。

才女的结局一向是凄凄惨惨的，冷月葬诗魂，小说中的黛玉似乎是在一个“风露清愁”的月圆之夜自沉荷塘而逝的，黛玉应是自己主动死的，当然也是清清白白死的。她的清白而死，完成了宝玉对青春女儿的精神崇拜，她的主动求死则完成了她和宝玉对那个妖魔世界的否定与背叛。我相信三毛也是主动选择离开的，那么热爱生命的人，大概不想看到自己憔悴的一幕，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拥有永不凋零的美丽。

沿着运河去杭州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唐）《汴河怀古》

游过了苏州，三毛决定去自己的家乡浙江看看，首站便选择了杭州。自古，杭州就是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杭州西湖的美景，不仅让诗人们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而且还孕育出了一段许仙与白娘子的美丽传说。

要去杭州，当然是要选择水路，这样才能在一路上尽情享受沿途的美景。三毛也是选择的水路进杭州，取道隋炀帝的大运河。

很多人只知道灵渠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除灵渠外，我国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一条著名的运河，那就是世界上最长的京杭大运河，同时，他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历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途径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从开凿至今已有785年的历史。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而且，它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一项伟大奇迹。

京杭大运河最早开凿于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那时候的大运河只是个雏形，只是在扬州开凿邗沟，以通江淮。一直到战国时代才又先后开凿了大沟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而隋朝时期的运河主要以东部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后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了多枝形运河系统。后来，据说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扬州市市花——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遂开凿了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明、清两代维持元代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阴）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1／3，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这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对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场天大的灾难。隋炀帝强征几百万民工修筑运河，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也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民工惨死在修建运河的工地上。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描写了修河民工的悲惨生活。文中写道，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每五家就要抽一人，或老，或少，或女子，担负供应民工的伙食炊事。隋炀帝还派出了5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作为督促民工劳动的监工。因为劳动负担很重，监工督责太急，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所以不到一年，360万民工竟有250万人死在了运河沿线。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曾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有人认为，假如没有当年隋炀帝铺张奢糜巡游江南的事，那么隋炀帝凭借着修建大运河给后世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虽然，修建大运河是造福百姓的好事，但是当运河修成后，最先满足其享乐欲望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百姓而是统治者，而承载那份历史责任的历代劳动者则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对苏州园林，对西湖，对钱塘江，对雷峰塔，对寒山寺……都不感兴趣的三毛，在去杭州的时候，居然选择了水路，还居然走的是大运河，也许，对这一伟大的工程，她是怀有特殊感情的。三毛一向崇拜那些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当然还有大运河。她不喜欢那些刻意的雕琢，只崇拜那些震撼心灵的伟大作品，这或许来源于她崇尚自由的性格。

三毛与“三毛”爸爸

在现今的三毛还没有出生以前，张乐平已经创造了一个叫三毛的孤儿——这个孩子和父母是无缘的。所以，这个叫三毛的女子，也就和那个叫三毛的小人儿一样，注定和父母无缘。即使是回家吧，也不过只得三天好日子而已。

——三毛《悲欢交织录——三毛故乡归》

三毛本名陈平，“三毛”是发表作品时的笔名。众人所知，还有一个叫“三毛”的小男孩儿是张乐平笔下的一个漫画人物。民国时期，“三毛”称谓享誉海内外。据说，三毛发表作品时，她之所以其他笔名不取，专取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古怪的男性化笔名，与她小时候喜爱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所画的“三毛”系列漫画有关。

作家三毛曾经在少年时期休学过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三毛的父母亲自指导她，使得她在家中自修了中国古典文学及英语等，并开始学习钢琴、绘画。在此期间，她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以及历史书籍，以此来不断充实自己。

1959年，三毛已经16岁了。在父母的劝导下，她终于跨出家门，跟随台湾画家顾福生学习油画。老师的耐心诱导和绘画艺术的新天地，让三毛逐渐恢复了自信。从此，做一名杰出的画家就成了她梦寐以求的心愿。

然而，三毛并没有成为画家，而是成了作家。在家自修的几年，以及跟随顾福生学习油画的经历，这种各方面文化的熏陶，为三毛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机会。这期间，她完成了处女作《惑》。

一个偶然的机会，绘画老师顾福生读到了三毛的那篇散文习作《惑》，他非常欣赏三毛的文学才华，便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友人——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月刊。没想到，这篇处女作，很快就在《现代文学》第15期上发表了。这出人意料的结果，让三毛激动万分。当时，她还非常自信地对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今天我才发现，我能当作家。”

从这个角度看，白先勇先生算得上是三毛文学之路上的“伯乐”，是他当年发现了三毛这只“千里马”。如果没有当年白先勇的慧眼识珠，说不定文学界就少了这么一个奇女子。

处女作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三毛的人生之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三毛放弃了当画家的念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去。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三毛的名气很大，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笔名和那个漫画人物“三毛”的关系。三毛是发自内心地喜爱漫画“三毛”，她的喜爱，应该是喜欢那种无奈的飘泊吧！其实三毛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流浪，在这一点上，两个三毛的经历是相同的。但是，作家三毛更像一直跋涉在沙漠中，寻找着她生命中内心的水，也是一般女子一样渴求的情感。不过她寻找的那种感情，必须要炽热地可以使她内心的坚冰融化，而那个人，得有足够的力气能拉起她想向另一个世界去的身躯，并且那个人的思想，必须要成熟得可以完全包容她。这么完美的东西，就算是老天都会妒忌的，又怎么会真的存在呢？要求得太多，注定会一无所有。三毛的一生，寻寻觅觅，到头来还是空手而返。而此时，也就显示出了这个惊才绝艺女子刚烈的一面。她搬进了沙漠之中，是想用那滚滚黄沙，隔断了红尘中的种种执念吗？还是想用物质的清贫简陋来磨砺内心的丰富多情？答案也许只有三毛自己才知道。

她因喜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遂把名字陈平改为三毛，还因此认创作出这个人物的张乐平为义父。在给义父张乐平的第一封信中，三毛写道：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看了今生第一本书，就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记》。后来等我长大了，也开始写书，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对于您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在我的生命中，是您的书，使得我今生今世成了一个爱看小人物故事的人。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丰富的童年。

上世纪中期，只要一提起“三毛”，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头顶上飘着三根头发的小男孩的形象。在新中国成长的几代人都是看着三毛的故事长大的。如今，三毛卡通形象已正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创造这一辉煌奇迹的，便是已故的浙籍画家张乐平。

张乐平曾经说过：“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三毛。”

1910年11月，张乐平出生在浙江海盐县海塘乡的一个小村。父亲张舟若是乡村教师，母亲以缝衣、剪纸、绣香袋挣钱贴补家用。上小学后，张乐平放学回家，就帮助母亲剪纸样、描图案。母亲根本没想到，就是她的这种引导，开启了儿子智慧的心灵，使他日后走上了绘画的道路。母亲在张乐平九岁时因心脏病撒手西去，失去了母亲的张乐平变得极为孤僻。有一次，他到海边玩，登上海堤，不远处就是翻滚的海浪，脚下踩的是广阔柔软的沙滩，看着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张乐平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自己脚下踩的不就是一张现成的画不破、用不完的纸吗？于是，他捡了根芦柴，就在沙滩上画了起来。

张乐平小学毕业以后，就被父亲送到上海南汇县万祥镇的森泰木行当学徒。但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张乐平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术。

就是因为张乐平太专心于绘画，老板对他很不满意，后来，他就只好在这里干一个月，在那里再干一个月，不断换行当，不断换老板。渐渐地，他的作品开始在上海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正是因为张乐平坎坷的谋生经历给了他对社会不平的切身体会，他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所以他后来经常说：

“我的这些经历，都画在《三毛流浪记》中了，假如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是画不出这套漫画的。”

那么，为什么张乐平要给自己漫画中的主人公起名字为“三毛”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连环画和各种漫画作品风靡一时，但是其中却缺少和少年儿童年龄相近的艺术形象。张乐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那就把主人公设置成个儿童吧，画给儿童看的漫画，就应该不用文字，一定要简明易懂。

这一天，为了构思主人公的形象，他坐在书桌前沉思了许久。刚开始，他画了一个光头儿童，画完一看，觉得不太理想，于是便随意在光头上加了三根头发，嘿，这不就成了三毛？关于这段创作经历，张乐平回忆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小孩叫三毛，说实话，我原先也没想过。如果当时画了四毛，那就成为四毛了。我看看这三笔加得还可以，就定名为‘三毛’了。”

1935年7月28日，“三毛”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晨报图画副刊》上，其独特的造型立即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作者运用三毛的天真，对一些成人的虚伪、复杂加以嘲弄；以其率直、热情、单纯和幽默，向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投以辛辣的讥讽。很快，三毛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漫画人物，并填补了儿童漫画主人公单一的创作空白。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乐平又发表了《三毛上前线》，随即，他的创作工作停止了，他把他的创作热情都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工作中去。抗战胜利后，被中断的“三毛”创作也终于在1946年4月的《文汇半月画报》创刊号上重现，小三毛依然幽默又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天真不屈的力量生活着、抗争着。同年5月12日至10月4日，张乐平的长篇连环画《三毛从军记》在《申报》上开始连载。这部作品，笔触精致独到、情节合理又稍带夸张，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毛”是一个令人疼爱，又总是长不大的“经典形象”，少年时代的三毛对这个“三毛”有种说不出的喜爱。她开始文学创作后，就以此为笔名，既是寓意自己永远是一个令人疼爱，又长不大的孩子。也是希望在自己和别人的心目中，她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

而影响三毛最深，同时也是张乐平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三毛流浪记》。

1947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张乐平在一家报馆上完夜班后，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往家赶。刚走到弄堂口，借着微微的雪光，他看到昏暗的墙角有三个流浪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下身套着破烂不堪的单裤，每个人都露着两条像麻杆一样的细腿。他们围着一只破铁罐头盒，盒子里装着几块捡来的煤渣在烤火取暖，为了不让煤渣熄灭，他们每个人轮流向罐头盒里吹气。一闪一闪的微弱火光把他们脏兮兮的小脸照成暗红色。第二天早晨，张乐平再次走到昨晚经过的那条弄堂口时，发现有两个流浪儿已经被冻死，一辆“普善山庄”的收尸车正在不远处缓缓行进着。一只只僵硬苍白的小手小脚，随着轮子的转动而无助地抖动着，好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这人间的不平。

张乐平禁不住潸然泪下。画家的心在悲泣地呼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要把这些苦孩子的遭遇全都画出来，控诉这不公平的社会！他痛苦地思索着，自此，便开始了《三毛流浪记》的创作。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流浪儿童的形成原因和他们的生活情况，张乐平还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一天，张乐平来到了上海郑家木桥，那儿是上海流浪儿童的集中地。可没想到，这些流浪儿不但不理张乐平，还对着他翻白眼。原来当时的张乐平穿了一身西服，虽然是旧了点，但还算整洁。而一贯被有钱人歧视的流浪儿都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以为衣服穿得好些的人就都是有钱人，所以才会对张乐平充满了强烈的对抗情绪。次日张乐平换了一套破旧衣服，买了一些大饼油条，再到原来的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这下，几个流浪儿马上围了过来，他们直愣愣地盯着他手里的大饼，张乐平马上将食物分给了他们。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张乐平向他们谈自己小时候的艰难生活，流浪儿也你一言我一言地吐出自己的苦水。就这样，张乐平与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并成为了朋友。这些流浪儿的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悲惨经历，被张乐平活生生地画入了漫画集《三毛流浪记》中。

在《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购买《大公报》的人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不论男女老幼、家长孩子，他们都密切关注着三毛的命运。许多好心人还给报馆写信，并给“三毛”寄来了绒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这个漫画鞭挞了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这使得当时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惶恐不安的他们在《中央日报》发表了攻击《三毛流浪记》的文章，指责张乐平的漫画“表现太冷酷，太冷落了”。还有一些人居然写匿名信恐吓张乐平：“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并警告他最好“当心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创作《三毛流浪记》，则“将予以不利”。为了避免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张乐平拖着病体来到浙江嘉兴，继续从事《三毛流浪记》的创作。由于工作得太辛苦，再加上艰难窘迫的生活，张乐平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他一边咯血一边挣扎着继续画三毛，直到1949年4月4日，《三毛流浪记》的创作才最终结束。

1948年夏秋之交，《三毛流浪记》被电影独立制片人韦布看中，由阳翰笙为首的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剧本，于1948年10月正式开机，赵丹、孙道临、上官云珠、吴茵等著名演员都心甘情愿为一个无名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9年初，江南一带因为战争和天灾，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涌进了大上海。大批真实“三毛”的不幸遭遇，激起社会各界的深切同情，也让宋庆龄女士痛心疾首，她决定向难童们伸出慈爱之手，举办一场“三毛生活展览会”，以动员全社会参与救助“三毛”。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安娜联系张乐平，张乐平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配合。其时，那时的张乐平严重的肺病还并没有痊愈，经常会吐血，但是，他仍然拖着虚弱的病体，一鼓作气，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构思好了整个方案。宋庆龄看了后，觉得非常满意。在嘉兴埋头作画的张乐平接到宋庆龄的答复，马上就赶到了上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赶制出了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

几天后，宋庆龄借外滩汇丰银行大厅为在沪的外国友人和各界名流展出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及水彩画新作共三百三十余幅，而且，她本人还亲临现场和大家见面，她把张乐平介绍给在场的外国友人，赞许他：“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你，全国的‘小三毛们’永远记着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苏联驻沪记者当场拿出八百美元买下了一幅“苦三毛拉黄包车”的画。

在这次义卖会上，三十多幅原作被抢购一空，三毛乐园会的会徽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在宋庆龄的积极号召下，很多好心人都以当三毛乐园会会员为荣，大家纷纷捐钱捐物，慷慨解囊。当天，一共有四十余位参观者加入“三毛乐园会”成为会员，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一下认捐了四个“三毛”。“三毛生活展览会”于4月9日圆满闭幕，这次展览会所筹集到的善款共救助了数以千计的流浪儿童。后来，宋庆龄还将电影《三毛流浪记》带到了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和慈善活动中，影片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册、漫画卡同时推出，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捐赠给了上海和南京的孤儿院。

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三毛”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摧毁了。张乐平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三毛在新时代里生活。所以，他就邀请有关部门相继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三毛创作的命运和前途。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三毛是中国儿童的象征，应该结合当下的时代特征继续画下去。于是，张乐平一改“三毛”往日的形象，让他以新姿态出现在喜爱他的大小读者面前。自此，《三毛翻身记》等充满新时代希望和活力的作品相继与读者见面了。

但是，在十年浩劫中，张乐平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专政对象，而他的《三毛流浪记》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三毛”从此又开始了“无父无母”的生活，再次成了流浪儿。

文革结束后，张乐平再次开始了“三毛”系列的创作，不老的三毛以雷锋为榜样，默默地做着好人好事：帮着老人买米，给小朋友缝补衣裳，义务把丢失的信件送到收信人家中……

生活条件的好转让张乐平的创作激情变得一发不可收：《三毛学雷锋》、《三毛爱科学》、《三毛与体育》、《三毛学法》等相继问世，新时代的阳光，给了三毛新生。

但是，令张乐平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以“三毛”为笔名而著称的台湾女作家三毛，于1989年4月5日，跨越海峡来“认父亲”。张乐平经常风趣地说：“没有想到画三毛会‘画’出个女儿来。”

1988年6月20日，三毛找到在湖南《长沙日报》工作的外甥女袁志群，给《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著名老漫画家张乐平带去了一封信。八十多岁的张乐平先生，当时正因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住在上海东海医院疗养。收到三毛这封意外的来信，便口述了一封回信，还用病得颤巍巍的手，一笔一歇，艰难地画了一幅三毛像，赠给三毛。

双方的通信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到了第三封信的时候，三毛已经开始称张乐平为“爸爸”，并说：

“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

随信，三毛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

“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

张乐平很感动，那时的他逢人便说：

“能在晚年认上这个么‘女儿’，应该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快事了。我多子女，四男三女，正好排成七个音符。这一回，三毛再排上去，是个‘i’，是我家的‘女高音’。”

1989年4月5日，三毛和张乐平在香港工作的四儿子张慰军，同机到达了薄暮中的上海虹桥机场。上了车，直驶徐家汇五原路的张乐平家。

老画家张乐平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前，抱病在寒风中迎接。三毛一进弄堂门口，就抱住张乐平，泣不成声地喊：“爹爹，我回来了……”

三毛送给“爸爸”的礼物，是她的新作《我的宝贝》。张乐平送给三毛的礼物，则是她来信中要的一套涤卡中山装。三毛很喜欢这种在大陆已经过了时的服装。她到哪里也不会忘记，收藏“三毛味”的东西。她在张家，住了三天。短短三日，她和张家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她对记者说：

“我原来一直有一点困惑，为什么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又隔了四十年的沧桑，竟会这样接近和沟通。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爸爸在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品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才能相知相亲，不仅能成父女，还是朋友、知己。有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福。”

张乐平对这个漫画结缘的女儿，也颇感投缘：

“她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她那多情、乐观、倔强、好胜、豪爽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这倒真是我笔下的三毛。”

三天后，父女道别，张乐平嘱咐三毛：

“世事艰险，你要保重！女儿离开了父母，就靠自己了。”

三毛听罢，潸然泪下。

三毛第三次大陆之行，把最后一战选在了上海，她要去看望她的“爸爸”。到达上海的那天，正好是1990年的中秋节，三毛与“爸爸”张乐平一家团聚，那也是三毛一生当中最后一个中秋节。那一夜，黄埔江上的明月，格外圆。三毛就像张家的女儿一样。一进门，张乐平的夫人正在午睡，她很亲热地将“妈妈”吻醒，然后一同去医院看望张乐平。到医院后，三毛将“爸爸”轻轻扶上轮椅，将他推回家一起过中秋节。

沾有拉丁人热情的三毛，打破了张家一向的宁静。她的嘴闲不住，谈上海毛线便宜，谈台湾名人秘史，谈拍电影《滚滚红尘》，谈骗子冒“三毛”之名骗钱……还展出一路购买的东西大献其宝。张乐平老俩口一脸乐呵，他们喜欢这个热热闹闹的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三毛俨如他们的亲生女儿，不时开点乐天的玩笑。张乐平心情高兴，病情也有了大大的好转。于是他便又提笔画画，画着，老人的鼻涕拖了出来，三毛赶紧过来给他擦，儿子张慰军觉得此景很妙，端出照相机要抢拍，可惜鼻涕已经擦完。三毛便一本正经地轻轻拍打着“爸爸”说：“您就再拖两条吧！”

张乐平是位幽默大师，和这位幽默的女儿在一起，他的兴致很高，为了能够和女儿多相处几日，张乐平拒绝回医院，并且还大开酒戒，喝起了“花雕”。圆夜一过，三毛和张乐平一家告别，准备启程返回台北。他们相约，女儿明年春节再来，张家老小送她出门，一遍遍叮嘱：“说好明年再来，不要忘记。”

三毛含着眼泪，答应了。然而，几个月后，传来三毛在台北自杀的消息。她不能来赴约了。

不得不承认，这段海峡两岸的“父女”之情，给张乐平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在1990年的父亲节，三毛为了能和张乐平通话，一连四十八个小时坐在电话机旁，每隔十五秒钟就拨一次，最后把电话机都拨坏了，但还是没能通上话。后来张乐平收到她的来信，在“亲爱的爸爸”字样上，三毛特地用笔勾勒了一颗红心，并请病中的他“对抗病苦”，用顽强的毅力去迎接病魔的挑战。

1月4日下午，张乐平的夫人冯雏音，得到了三毛的死讯。她忍住悲痛，没有把消息告诉病中的老伴。几日后，冯雏音对老伴说，三毛已逝。话没说完，这位白发老人，便抑制不住失声痛哭。张乐平用颤抖的手，缓缓摘下老花眼镜，老泪盈眶。饱经磨难的三毛之父，哀伤地写下了痛别的文字：

我现在的悲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些天来，我一直陷于神思恍惚、欲哭无泪的状态。才华横溢、感情丰富的三毛走了，这对于我全家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我老伴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不住地追问消息是否确实，为的是想捏住仅存的一线希望。

次日清晨，我坐在阳光底下，脑中不住闪现我们父女俩昔日共享天伦之乐的那段美好时光，内心却是一片冰凉。我支撑起虚弱的身子，用无力而又颤抖不住的手极慢地一笔一划，写下‘痛哉平儿’，可这也无助于减轻我的悲哀。

今天，一位三毛的热心读者送来两盒录音带，屋中又传出三毛热情洋溢的声音，我与老伴细细品味，心中又是一阵阵的隐痛。两年前，她首次与我会面，并在家小住五天，临行时，她隔着车窗向我招手，我流下了惜别的泪水；去年那次，我们在医院分别，高兴地相约今年的春节再聚，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急切的等候，谁知这短暂的一刻竟成永诀！

儿子把三毛的信件一一拿出整理，这一封封感情浓烈的书简，我每一封都至少读过三五遍。此时此刻，睹物思人，我多想再摸一摸、再看一看、再读一读啊！

三毛是我一生中最感不凡的女性。她早年为留学达标，把自己的年龄多填了两岁，小小年纪便只身闯荡，最终毕业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三十年来她先后游历五十多个国家，为她的作品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她的丈夫荷西去世之后，她更是辛勤笔耕，经常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结果颈椎、肩肘都落下重症，加上年前跌伤，肋骨错位卡在肺中，又连绵不断地发烧、昏厥，有时竟连软软的衣服在身上都痛不可当，只能把自己泡在浴池中减痛。上次来家，细心的老伴便已发现她烟抽得很凶，止痛片更是一把把往嘴里送，于是不止一次地劝她保重身体。

她的一个个传奇般的故事，就是用深埋身心的巨大痛苦拼搏来的，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动难抑。

这次她赴港为《滚滚红尘》作宣传，一周之内做了二十多次，上了八回电视，昏倒了，用万金油涂醒后再继续工作。我在香港工作的儿子送去三盒饼干，竟成了她的三餐！这些年来，她几乎跑遍了全国各省，连西藏、新疆都去了，就在她伤愈不久，还上了回丝绸之路。在四川山区，她甚至亲自跑去体味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围作一处吃红薯饭的艰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她的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扎实的生活体验当中。我们绘画的也需要有生活素材，这些年我年纪大了，已足不出门，是三毛让我知道世上许许多多的新鲜事，可见她不仅是我的女儿、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

春节一天天临近了，大儿媳早就准备好一件中山装等她回来试穿，全家人仍在执着地等候，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座位将留给三毛，因为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三毛是永生的。

三毛留给了我“对抗病苦”的鼓励，这些天我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我会一步步地走，去迎接病魔的挑战。三毛陪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谢谢你，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