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声音，我听不到。
对树上人强烈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简直就像被他附体了一样。但最关键的他的声音，我却听不到。
他到底在说着什么？说过什么？
我想我应该再集中一下注意力。
虽然我不想以此为借口，可是就在一个月前，一个樱花盛开却略有薄云的日子里，为了参加父母的法事我坐飞机从羽田飞往福冈。可能是因为有点感冒，鼻子不通气的原因吧，我的右耳对于气压的变化没有办法做出反应，在起飞几分钟之后突然开始剧烈地疼痛。我试着打了几个哈欠来释放压力，却没有效果，突然一下子，右耳就听不见了。
从福冈机场坐出租车来到博多，我拿着事先打印好的谷歌地图给司机师傅指路，这样总算找到了那个面朝大马路的寺庙。法事是为了祭奠爸爸去世两周年，在进行的过程中，我只好用左耳听僧侣们念经。久违地见到了又黑又瘦的大伯、伯母和堂姐妹们，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只好很不自然地把脖子歪过去。这么重要的日子，妈妈却病倒了卧床不起。
现在我的右耳稍微恢复了一点，但还是不能完全听清楚别人讲话，就连自己的声音也像被闷在头盖骨的右侧，带着回声和杂音，感觉很吵。不一会儿我也不愿意讲话了，亲戚们都很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笑着摇头，结果每动一下，右耳深处都传来阵阵刺痛。
那天我住在家里，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装作在听妈妈跟我说话，她坐在我身边一直不停地讲着。回到东京后我去了耳鼻喉科诊所，那里的女医生很热情，我一嗓子痛什么的就会去找她。只见她用头上戴着的一个探照灯兼反射镜一样的东西照亮了我的耳道往里看，发出高声的惊呼：“哎呀！”她说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就是航空性中耳炎了，现在马上手术吧！她还说手术很简单，所以也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被要求坐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可能这家诊所总有小孩子过来吧，圆形的座椅上放着一条印着小朋友喜爱的动画人物的毯子，我也没有找到其他可以放这条毯子的地方，于是只好把它搭在腿上坐下了。医生让我把脸侧过去，我把听不见的右耳朝女医生的方向凑了过去，她用一根很细的像食蚁兽的鼻子一样缓缓弯曲的硬铝管，快速地在里面吸了一下。
鼓膜切开大概只用了一秒钟就结束了。我连器具长什么样都没看见。就在我一动都不敢动的时候，突然从耳朵深处传来了“咔嚓”一声，然后女医生又用刚才那个食蚁兽鼻子一样的吸管吸了一下。
“好了，手术结束了。给你开了几种药，要按时服用哦！还有，除了游泳之外，你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了。现在已经听得见了吧？”
听觉确实得到了改善。虽然外界的声音听上去还是有点闷闷的，但已经跟这之前好像盖着盖子一样什么都听不见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我老老实实地吃了医生开的消炎药，而且每天都要好几次把头横过来，从安瓿[9]里把一种抗菌剂和合成副肾皮质荷尔蒙[10]混合的液体滴进右耳。和滴眼药一样，这种药被叫作滴耳药，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是，接下来左耳又出问题了。说起来，我以前就有这个情况，如果在很吵的酒席上待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听到的声音都变得“叮……叮……”的，比实际声音尖锐很多，一旦这个情况出现了，除非离开现场，否则无法平息，特别是在混凝土结构的店铺内症状就会更加明显。也许是我的耳朵对回音进行了过度的吸收吧。
总之，这种情况在航空性中耳炎之后有所加重，而我发现这一点是在手术的三天后。当时连续两天我都待在连锁式的居酒屋里和不同的编辑碰头商量事情，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情况，整整两天左耳都一直过度敏感。
虽然说找一家安静的店也许会好很多，可是那两天恰好有我认识的剧作家创作并导演的戏剧在演出，我去了下北泽和三轩茶屋看戏，看完戏后就顺便安排了和编辑碰头，信步走进去的店就是这种大型连锁式的店铺了。其实和两家编辑见面做的事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把我每周三天在文化中心做的讲义整理成书稿。这两个编辑就好像事先串通好了一样说着同样的话：“如果不这样做的话，S先生就会因为作品太少而被读者忘记哦！”他们的忠告还真是刺耳啊！而就在听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周围年轻人喧闹的声音开始在我的左耳“叮……叮……”回响，两位非常重要的编辑所说的话变得很难听清，而且还让我的耳朵开始有点疼了。
因为还在接受治疗的右耳听觉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一旦左耳的状况也不太好的话我就会变得非常不安。原来经常有人夸我耳朵灵敏，我可以听到警车在很远的地方发出的警笛声，而且也比较擅长分辨出每个人的声音特点。以前交往过的女生还曾心怀感激地跟我说，虽然她声音很小，但我从来没错过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这很难得。可能正因为这样，我对两个耳朵同时出现问题感到更加沮丧。
不过我也曾有过奇妙的想法，我想，这一切莫非正是为了让我收听那个树上人的广播不成？也许是平时收听的频率正在一点点地变化吧，我抱着淡淡的期待竖起耳朵倾听。更准确地说是隔断了外界的声音，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似乎可以听到的某个声音上。可是，这一尝试却始终没有成功。
当初，在东北地区那场巨大灾难发生的半年后我去了宫城，后来又在一年之后去了福岛，去那边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志愿者。而在这两个地方，我都听说了那个树上人的存在。
家园遭受了海啸的疯狂肆虐之后，那些在地势较高的小学里过着避难生活的宫城县沿海的居民，在灾难过去了半年之后才终于迎来了直接带来救援物资的我们。在我的身后，被水淹过的木材和扭曲得像拧干的抹布一样的金属块，以及五颜六色的布条和生活用品堆积如山，表面聚集着大量繁殖的苍蝇和乌鸦。居民们指着这些东西的对面，那条蜿蜒的小河的上游方向，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起一件事。他们说在翻过两座山那边的杉树尖儿上，曾经有段时间有个人挂在那里。当我听到他们用低沉的声音讲述的那一瞬间，就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这件事了。
那之后又过了六个月，我在福岛做志愿者时，在临时住宅里听到一个传言，说在现在已经封锁的区域里也曾经有一个人被挂在了树上，这让我颇为震惊。树上人应该不可能是同一个，可是我总觉得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甚至觉得他已经无处不在，正从某处俯视着我们。
无论在哪里，被海水泡过的杉树都会从被浸泡的地方开始被染成暗淡的橙色。也许是盐分导致的变色吧。这颜色向我们展现着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海啸的高度。如果说树上人是被海水冲到了树尖儿上去的话，那么在山深处的年轻杉树，树皮应该从头到脚都是橙色的了。
现在是深夜，我从福岛开车返回东京。我们的白色面包车从只有信号灯还亮着的受灾城市的正中央穿过。本来是八人座的车，但去福岛的时候最后面的座位上都堆满了拖鞋、方便面和手纸等救援物资，返程时则装着回收来的纸箱和破电视机什么的。一行人算我在内一共五个人，我们的队长式人物阿直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子上，司机则是一直负责开车的，肤色白皙、个头小巧的阿浩。后面一排坐在左边单人座上的是比我年长的摄影师佳美先生，坐在右边靠窗位置上的是我，我旁边是一个名叫木村宙太的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车开出去一会儿，周围就不见人烟了，就好像黑暗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越接近地面越黑。我想也应该有无数个声音正从那黑暗中冒出来，可是我却已经失去了听到那些声音的能力，特别是那个必须要听到的树上人的声音。我把这件事简短地跟同车的人说了。我几乎是嘟囔地说道，也许并不是因为我的耳朵不好，可是我却无论如何都听不到。我刚说到这儿，从地震刚发生之后就坚持定期来做志愿者的佳美先生说，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从刚才开始就听到了些什么。
这位摄影师被此次同行的那些跟他儿子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亲切地叫作佳美先生，上次一起去宫城也是他邀请的我。佳美先生在黑暗中继续说了下去。
“我记得大概是七年前，在我去广岛的时候好像也听到过这种乱糟糟的情绪狂热的声音。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是一个所谓的跨性别者，是一个自认为自己是女性的占卜师，他自称自己有通灵的能力。这人年轻时因为幻视幻听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还为此进过精神病院。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关系非常好。啊，对呀对呀，S先生你应该也认识的吧，大家都叫他智子的那个家伙。好像他本人说自己的名字是‘智慧之子’的意思，但更多的人都说，不是智子是‘痴子’吧，是‘痴呆之子’还差不多。
“他有时会突然翻白眼，在我们以为他是被什么神灵附体了，要他带话过来的时候，他却能极为冷静地说出富有哲理的话，对吧？其实他读了很多书，鉴赏照片的眼光也绝对一流，那家伙真的非常优秀。我认为他叫智慧之子名副其实。但就像你知道的那样，他失踪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谁都找不到他。
“他跟我聊过他众多人生经历中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就是关于电视机音量的那个事。S先生你听过吗？啊，是吧。那件事真的很有趣哦！那是我跟智子刚认识的时候的事，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十年前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电视时都会把电视调到静音状态，这是因为有一天他发现电视画面上有用片假名表示的‘ONRYOU（音量）’一词，而当时‘ONRYOU’的数值大概是20。他说他当时以为这个词是冤魂[11]的意思，而那个数值则是指冤魂的数量。他想，不能让这个世上的冤魂越来越多啊，就马上拿起遥控器把数值调成零了，冤魂的数量还是保持为零比较好吧。他一边跟我说这事，一边自己忍不住扑哧地笑出来。他还向我炫耀，说因为渐渐适应了看没有声音的电视，他学会了读唇语。那家伙真是个怪人啊！
“接下来大概是七年前的事了。一天他突然说要在广岛亲自筹办一个安魂典礼，说现在时机正好。然后他包下几间夜总会整夜不休地在那里播放一些在七十年代的反核运动中被称为‘Gathering（聚会）’的集会的珍贵影像，还请年轻的说唱歌手配着音乐朗读致词，还举办了现场作画表演等，虽然完全是民间群众的活动，却搞得旷日持久，相当盛大。
“最后一个晚上，演出持续了整晚，在很多组临时乐队表演结束之后的清晨，我们和从夏威夷来的萨满[12]祭司，还有日本的夏威夷音乐歌手一起，几个人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慰灵碑前唱了安魂歌还跳了舞。我们献上自己的祈祷和祝福的那一刻，我永远无法忘怀。
“那天正好是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八月初，在万物渐渐苏醒的夏季清晨，太阳开始把凉爽的公园一点点照亮，就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还有当地工作人员中的核心成员，从四面八方缓缓地集中到这里来。之前通宵所造成的疲劳和对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的期待充斥全身，带着这样的感觉我们来到了慰灵碑的正前方。
“之后不到五分钟，我们看到从公园正门入口那边有两个小小的身影缓慢地朝我们这边移动过来。其中一个人个子小巧，是来自夏威夷的萨满祭司，他被晒得黝黑的皮肤上披着一件夏威夷衫，腰间扎着蓑草，头上戴着一个类似蕨类植物做成的头冠。还有一个人是一位日本女性，她是一位夏威夷音乐歌手，穿着一件宽松的天蓝色的连衣裙，头上戴着草叶编制的发环，耳朵上插着一朵大大的火红的木槿花，让人印象深刻。总之，此二人散发着一种让人顿时困意全无的气场。
“那是个安静的、只有短短十分钟的仪式。萨满祭司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用一种近似于演唱的方式，庄严地进行了祈祷。之后歌手很郑重地演唱了一首歌，而且她还跳了舞，那舞蹈非常自然，就宛如是歌曲的一部分一样。在他们面前，智子双膝跪地，把额头贴在水泥地面上专注地进行着祈祷。他好像在朗诵着什么，可是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却全然不知。我觉得这一刻无论如何都应该拍照留念，于是按了三次快门，虽然感觉那小小的快门声会打扰到他们的安魂仪式。
“夏季的公园里除了注视着萨满祭司、歌手和智子的我们几个人之外，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可是呢，S先生，我听到了好像喝彩一样的声音。那是和早上开始的蝉鸣不同的音频。不，那不是喝彩，那也许是夹杂了小孩子们的欢呼和怒吼的声音。
“说到这事，头一天的晚上，我和智子走在广岛的街头，在从我们举办活动的一家店铺向另一家店铺转移的路上，他好几次去拽他穿着的那条长及脚踝的有着宽大裙摆的裙子，并说道：‘请等一下，各位！请你们安静一下！明天早上，我们会专门为大家进行祈祷的。你们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行啊。大家已经等了几十年了，所以请再稍微忍耐一下。我们正在集中精力进行准备，放心吧，就在明天早上哦！’
“弄了几次之后，他对着我无奈地苦笑着说有数不清的孩子从街角的西面八方向他涌来，他已经应付不来。他还说，我们专门从珍珠港所在的岛上请来了萨满祭司，我们将会为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死去的人和因那一事件引发的战争而死在广岛这个城市的人，为他们共同做一次安魂的仪式。而这件事这些孩子们老早就知道了，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我问他，‘你能够看见他们吗？’他回答，‘你看不见吗？’他又一次抱怨道，他们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讲话声音很大，甚至有点吵了。我当时并没有相信他的话。可是，我也没想过去否认。不过我问了他，广岛已经持续很多年都会举办精心安排的安魂仪式，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孩子在街上呢？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也许你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之后就应该只在盂兰盆节时才会回来。可实际上他们却不管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就算智子异于常人，但他的这种世界观和他思考出来的这种安魂的方法，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说，佳美先生你也来拍照吧，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个国家现在最需要的祈祷吧。被他这么一说，虽然还搞不清状况，但我就那么跟着去了。”
佳美先生开始了沉默，也许他想说的已经说完了。但我还在等着他继续讲下去，车里另外三个年轻人也应该跟我一样。窗子关得紧紧的车里，只能听到引擎声和我们细微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佳美先生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停顿了很长时间，又轻轻张开嘴，双唇间发出一个清脆的响声。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个声音。黑暗中那个声音引起了我感官上的共鸣，再次明确地告诉我佳美先生坐在车中的哪个位置。
“我说S先生，那个时候我听到的孩子们的欢呼和怒吼，不，也许应该说是喝彩吧，对我来说可真是难以忘怀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是耳鸣了，那声音渐渐变成好像从远处的小学校传来的很多小孩子的叫声，又变成‘轰——’的一声，好像地面震动的声音，与此同时又发出好像鼓掌声一样的下雨的声音。
“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日美两国的萨满祭司一起进行祈祷，是不是就可以让所有的灵魂都得到相互包容的慰藉。因为无论是哪国的灵魂，他们的尊严都曾受到伤害，都曾发出过痛苦的嘶吼。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论怎样，如果真的有灵魂存在，他们在战后已经过了六十多年了，而在这之前都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慰藉过他们，现在突然有这样的人出现，他们一定会一起兴奋地发出尖叫声吧。
“S先生，说起那个树上人，我想他一定不是在尖叫，说他在诉说着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虽然我并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或者说，听你讲了这个事情后，我觉得我在广岛清晨听到的那个声音又在耳朵深处响起来了。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只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了，S先生。突然，就好像从信号不太好的地方打来了电话，像是谁在说话的声音就开始断断续续地传到我耳朵里来了，而且是一种很奇妙的欢快的语调。”
这时，我察觉佳美先生好像喝了他手里的矿泉水。我似乎还看到了他用手胡乱地摩挲着他那头灰黑色短发的样子，就这样佳美先生真的结束了他的话题。
他可能是累了。两年前他被诊断为早期喉癌，并接受了喉部的手术。手术和术后的康复训练都很成功，可他却明显不能像以前那样讲那么多话了。像今天这样一个人讲那么久是非常少见的。
佳美先生摄影事务所里的女助手曾经悄悄地跟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里最年轻的阿浩透露过，实际上本该治愈了的癌症很可能已经转移到淋巴了。她说，佳美先生前些日子接受了细致的检查，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检查的结果告诉大家。就在今天中午，趁着佳美先生他们几个去临时住宅的公用厕所的那会儿工夫，阿浩满脸伤感，简短地跟我说了这件事。
佳美先生的老婆偶尔会造访事务所，以前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给几个工作人员带来特制的辣白菜火锅或煲仔饭什么的改善一下伙食，可是最近来了就只是确认一些文件，之后就马上回去了。现在在佳美先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除了佳美夫妇之外就没人知道了。
为什么阿浩会单单把这消息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因为原发病灶不明的癌症去世的，可是阿浩应该不知道这件事啊，也许这就是年轻人的直觉吧。
一开始爸爸的脖子上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块。妈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还搞笑地配上一句“简直就是《摘瘤爷爷》[13]啊”。后来爸爸在医院接受了检查，主治医生跟他说如果做手术摘除可能会刺激到它，导致癌症向全身转移，所以爸爸自己选择了用药物进行控制。通过定期治疗，那个瘤子的确是有一点变小了，但这并没有阻止癌症向全身转移。
爸爸住院的两个月里，平时基本不回老家的我也尽一切可能频繁地回去看他。可是癌症转移的速度和势头简直堪称排山倒海。先是沿着脊椎像燎原之火一样星星点点地蔓延，进而发展为势不可挡的长驱直入，很快，爸爸就无法行走了。
那一天，女护士和妈妈把爸爸抱起来放在轮椅上，带他去上厕所。回来时爸爸想自己从轮椅上起来回到床上。可是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爸爸用两手支住轮椅的扶手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站起来了。爸爸紧紧地皱着眉头浑身发抖，可是也只能让屁股稍稍离开椅子一点点。我们想帮忙，但他使劲摇头。最终，爸爸用自己的下巴抵住扶手，咬牙切齿，好像是要用下巴的力气让自己离开轮椅。这时从爸爸的喉咙里发出了痛苦的叫声。
我很想帮他一把，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伸手就会伤害到爸爸的自尊。可是如果我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下去的话，就是逼着爸爸在我的面前承认自己已经衰弱无力。就在接近极限的一瞬间，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抱住了爸爸的后背。可不知道什么时候靠过来的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比我早一瞬间把自己的肩膀插到爸爸的左侧腋下，然后干净利索地用非常专业的方法扶爸爸站了起来。“好了！请回到床上去吧！”她的语气好像爸爸是依靠自己的意志站起来了一样，而我只能默默地低下了头。
没多久爸爸就去世了。最后的两周他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只有大腿和腰痛的时候会让我或妈妈帮他揉揉。因为我会摸到他，所以能清楚地感受到每隔半天他都会消瘦很多，我的手掌可以摸到他的筋骨干枯地突出于皮肤的表面。爸爸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的，但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了。他还执着地认为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肉体以外的力量，依靠这一力量就可以重新活过来。随着吗啡的加量，意识不清的状态与日俱增。我想直到临终前爸爸也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死去。
同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次发生在佳美先生的身上。我和佳美先生认识很久了，虽然他只比我大五岁，但我似乎对他寄托了过分的信赖，甚至可以说是把他当作理想的父亲来看待的。当初我们为了给某旅行杂志拍摄凹版图片一起去了东南亚一个小岛进行采访，那还是二十世纪末时候的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当时那个小岛正在努力进行旅游度假村的开发，所以实际上那个报道是一个合作宣传项目。我们在一个酒店里住了好几天，那个酒店占地很大，其间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木制小屋。酒店的人还出船带我们去钓鱼，出车拉着我们环岛游。酒店里有几个穿着白色POLO衫和深蓝色长裤制服的保安人员，从我们来的第一天开始就非常亲切地跟我们搭讪，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还给我们展示了他们腰上配备的手枪。保安说他们要保护客人不受周围土匪的骚扰。佳美先生还帮我拍了一张照片，是我拿着枪站在一个抱着胳膊的保安身边的样子。
一到晚上，保安们对我们非常亲切的理由就露出了端倪。原来他们还负责帮卖淫女拉皮条，也就是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土匪。从那天开始跟我们同行的编辑就会叫年轻的女孩到他房间里去。我拒绝了那些女孩，喝了酒之后，佳美先生也早早一个人睡了。
第二天以及那之后的每一天，保安们总会过来跟我们说，找个女孩子吧！特别是他们当中那个年龄最大的叫伯特的人，这名字恐怕是原来殖民地时期统治阶级中常见的叫作罗伯特的人名受当地语言发音的影响留下来的。这个伯特一头自然卷的头发，中等身材，总是嬉皮笑脸地对出发去采访的我们和采访归来的我们不停地推荐着女孩。编辑每天都换不同的女孩子。街灯把地处亚热带的度假村照成一片昏黄，其间身着礼服的女孩们来来往往，她们的裙子都是粉红色或柠檬黄色的，看上去颇具乡土气息。不过我和佳美先生与她们毫无关系。
在第二天晚上，伯特遇到我时，突然瞪大了眼睛用很大的声音喊道：“对啊！你要的不是女人！你要的是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里有一种叫作‘水晶’的美丽的结晶体，我保证你只要吸上一口立马精神倍儿爽！”我说：“那个我也不需要，我只是来看大海和蓝天的。”女人也好，药也好，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这些都是无法写进报道中的。
佳美先生坐在我隔壁的小木屋的门廊里，一边给摆放在塑料桌子上的摄影器材做保养，一边听着我和伯特的对话。因为那时候还不是数码照相机的时代，所以我还记得从坐在上风口的佳美先生那边飘来了淡淡的机油的气味。佳美先生大声地笑了出来：“伯特先生，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别人也一定都想要哦！”他一边被机油味儿呛着一边说道。伯特朝他那边望去，面露难色地问道：“那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呢？”夜晚的天空中蝙蝠呈Z字形飞来飞去，所有有光的地方都聚集着飞蛾。
佳美先生突然说：“那么一起吃饭吧！”接着他又说道，“在你家吃怎么样？”“我家吗？”伯特把眼睛瞪得溜圆问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从来没有一个家伙想要做这事啊！”伯特笑着说道。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伯特指着佳美先生的脸说：“明天成吗？我老婆做的菜，哪怕只吃一回，我保证你们吃完了都不想回日本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捉摸。
最后一天的采访在观光协会和航空公司指定的餐厅和按摩店进行，于傍晚时分结束了。我们一回到小木屋，编辑就按照惯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叫了一名由伯特介绍的年轻女孩。而我和佳美先生则跟随着突然出现在房间前面的伯特先生走出了酒店，在那里他让我们坐上一辆到处是撞痕的灰色小轿车，车子开了三十分钟左右。
伯特家位于远离商业街的小村一角，房子前院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伯特不乏自豪地说他妻子很喜欢园艺，他带我们走过红砖铺成的小路来到他家门前。刚按响门铃，他的老婆就为我们开了门，她穿着一条非常合体的花朵图案的连衣裙，一头棕发，满面笑容。伯特的两个女儿穿着出门才穿的漂亮衣服羞涩地站在妈妈身后。特别是他们的大女儿，看上去初中生模样的她跟妈妈长得一模一样，但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她穿着一条淡蓝色和白色相间的细格子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条细细的茶色腰带，让人联想到库布里克[14]的影片《洛丽塔》。
相互问候后我们走进房间，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菜肴，有用豆子和蔬菜做的炖菜、烤肉串、好像春卷一样的东西和装在小盆里的热气腾腾的米饭等。我和佳美先生坐在客席的木质椅子上，因为想喝啤酒，于是我们就和伯特三个人拿着当地啤酒那细细的深绿色瓶子直接碰杯了。伯特的老婆和女儿们则微笑着看着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我们这是在卖淫组织头目的家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