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及武装冲突造成的伤亡时，伊拉克方面就常常把气撒在离他们最近的美国人（也就是我）身上——作为顾问的职责之一就是倾听。

当然，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来自巴巴可将军本人的。我们俩一起与美国国会议员开会，与来自其他多个国家的国防参谋长会谈，去探望他的亲人，与各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巴格达安全规划问题以及他对美军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的诸多看法，甚至只是在他的卧室里一边看《欧普拉访谈》，一边喝茶探讨人生。我们俩之间交流的话题似乎没有界限。

在那一年里，我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行为，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认识与领悟。这段经历既可以被称为“我的伊拉克战斗任务”，也可以被称为“与巴巴可将军的神奇之旅”。

我当时的日记和信件比我现在写下的文字更能生动地描述我的经历。下面就是我在见到巴巴可将军那天写下的日记：

今天，我在国防部办公室里见到了巴巴可将军。我们坐了下来，相互介绍了一下。巴巴可将军是个身材瘦小的库尔德人。跟很多伊拉克人一样，巴巴可将军将他的姓氏与职位连用，因此他被称为“巴巴可将军”。

我们坐在沙发上，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随意的，但是交谈过程中有些不自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需要翻译人员。巴巴可将军的儿子，20岁的阿尔金，就坐在我正对面的一把办公椅上，全程像看着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盯着我看。我并不介意，也许我也是用同样的目光盯着他和他的父亲。

我特别想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一开始就很礼貌地闲聊各种话题，就像在相亲一样。巴巴可将军的参谋长为了给我们找话题，就提起我在五角大楼为美国国防参谋长（迈尔斯将军）工作的经历。这个话题让人感觉更加不自在，而且还有些夸张的成分。我提议我们将话题转向大家更为熟悉的话题——家庭。

“我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对儿是双胞胎。”我说着从钱包里拿出克莉丝汀和孩子们的照片。接着我又补充说：“我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我能看出来他很惊讶。“这是上帝对你们的恩赐啊。”他说。

他告诉我说他有9个孩子，而且库尔德人喜欢大家族。我很兴奋地回答说，我母亲有14个兄弟姐妹，这更是让他感到惊讶。

我注意到巴巴可将军很瘦，然后就跟他说，我祖父知道为什么子女多的男人一般都很健康。

“为什么？”巴巴可将军一边点头一点说道。

“您见过有肥胖的公鸡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帮助我们打破拘谨，沟通文化差异的竟然不是工作，而是交配的公鸡。

巴巴可将军说很多人在他面前称赞我，很高兴能得到我的帮助。他的前任助理离职一个多月了，巴巴可将军已经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感觉是时候结束谈话了，就请求回去工作。“别走了，”他说，“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很礼貌地拒绝了，但他态度很坚持，而且立即叫来了司机。

在去巴巴可将军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翻译人员不在身边。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里，我特别想用一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和几个月的工资去交换语言方面的培训。阿尔金不太愿意说英语，但是我跟他说，他英语讲得特别好（确实很好），之后他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我和巴巴可将军聊了聊各自的从军生涯。他很欣赏我是战士出身，然后成为一名军官。他说，作为军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亲自去看看战士们，实地与他们交流，跟他们握手或亲吻他们。我一开始不理解“亲吻他们”的真正含意，后来才意识到其重要性。在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亲吻脸颊是一种友情和亲情的表示。

在巴巴可将军家里，他坚持说我不用脱靴，但是我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靴子脱了下来。（就像在咱们家一样。）巴巴可将军离开客厅几分钟，回来的时候换上了一身传统库尔德自由斗士服装，看起来就像是比较正式的睡衣。

吃饭的时候，巴巴可将军吃得很快，在我才刚刚吃了一点儿的时候，他就把面前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你吃得很慢。”他说。

“我的外祖父，也就是养了15个孩子的那位，说我吃饭就像是小鸟啄食。”我回答说，这又引得他哈哈大笑。

上任伊始，我首先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就是巴巴可将军的个人安全保障体系。这其中共包括70名战士。于是我就认识了阿里·尤塞夫，巴巴可将军保镖队的队长。阿里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几乎收集了全套的007电影，而观看这些电影似乎是他接受过的全部职业培训。

阿里说话嗓门大，为人慷慨，看起来就像是缩小版的如来佛祖。他教会了我在伊拉克学到的第一句库尔德语：Az berseema（意思是“我饿了”）。而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英语就是“没问题”。我常常会跟他开玩笑地回答说：“不，阿里，问题很大。”

尽管当时这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也知道，在发生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只会说“没问题”和“我饿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笑容和只言片语，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沟通方式。

在见到巴巴可将军的第一周里，我决定学习库尔德语。阿拉伯语也可以，但是库尔德语是巴巴可将军的母语，而且他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随时教我。

三个月之后，他们说我基本上可以用库尔德语和他们来对话了，但我仍然像当初阿尔金不敢说英语一样，有点不敢开口。

也是在大约和巴巴可将军一起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我给家人写了一封邮件。从这封邮件中可以看出，我正在慢慢适应在伊拉克生活的不便之处。

克莉丝汀：

我这周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有人说是因为流感盛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吃不惯伊拉克的食物。我的消化系统功能简直是紊乱了。

巴巴可将军和他的下属们就拿这件事情来跟我开玩笑，当然，我也被他们给逗乐了。腹泻在伊拉克人看来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伊拉克人是不用卫生纸的，所以我就像携带武器和弹药一样随时装着卫生纸。

说起食物，前几天我们和伊拉克第六师的战士们一起吃午饭。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米饭，上面撒着杏仁、鹰嘴豆以及看起来像葡萄干的东西。米饭下面是大块大块的带着骨头的羊肉。突然之间，我发现“葡萄干”根本就不是葡萄干，而是死苍蝇，是在准备这些食物的过程中“遇害”的。

除了有死苍蝇这一点之外，这些食物事实上看起来不错，闻起来也很香。只可惜，我当时脸上的表情可不是这么说的。坐在我旁边的伊拉克人问我：“怎么了，我的朋友？怎么不吃啊？”

“这上面有死苍蝇啊。”

“苍蝇，它们能让你由内而外……变得更强壮。”他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经常生病，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更强大了吗？”我笑着问。

“对啊，对啊。来来来，赶快吃。”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低头猛吃，“把它们挑出去就行了。”这口气就像是把蘑菇挑出去一样。

尽管我觉得有点恶心，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这也并不是在逼我吃下毒药。于是，我抓过一把勺子，舀了下去（当然是避开了死苍蝇）。味道不错，羊肉也挺好吃。不过，还是有死苍蝇。

之后，我们又吃了特别美味的果仁蜜饼，喝了很好喝的“热可乐”。在华氏120度的高温下，所有饮料喝起来都像是热可乐。

说起高温，在这里，低于华氏100度的时候简直是凤毛麟角。今年夏天这里的温度肯定会超出华氏120度。这种天气让人根本就喘不过气儿来。每次我一吸气，就特别怀念咱们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些日子，想念那种一吸气就感觉肺被冻住了的感觉——那种寒冷的天气至少还能让人喘过气儿来。这里的高温简直让人窒息。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幼稚，但我现在算是理解了动画片里海绵宝宝和帕特里克（儿子们经常看的那部动画片）在日光灯下被晒干的感觉了。

爱你的，

我

其实，我慢慢适应了的不仅是生活条件，还有文化上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我写给克莉丝汀的另一封邮件中看出来。

就像上次在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一样，在这里，也很难——真的很难——去应对当地人对美国人的个人偏见。你知道，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想尽力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但我现在还是发现，我根本就一无所知。于是我禁不住就会想，如果置身于一群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周边文化的战士当中，会是怎样的情形。

每天，我都要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不停地转换。

早上，我在当地大使馆享用早餐，那场景总是让我想起皇室餐厅。当然，这是因为军队在食品供应方面签订了合同，要求食物必须符合严格的卫生标准和烹制标准。然而，这里的场面也会让人感到震惊。每天看着那么多食物被白白浪费掉，再想想周围有那么多人还在忍饥挨饿，我就禁不住感到很震撼。

解决当地的饥饿问题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大使馆里的浪费还是会让我深感不安。吃过早饭，我就来到停车场。这里满是崭新的福特探路者，几十辆福特远征装甲车，以及全副武装的雪佛兰。

路上还会经过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的食品街。如果早餐时候的免费食物还没有让你吃饱的话，你肯定就会冲进汉堡王或比萨店花钱胡乱吃一通。我通常会在这里买一份《星条旗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当天报纸头条是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报道。

几分钟之后，我就“穿越”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通常把这里叫作“荒野”。这些人（伊拉克人）都用同一个杯子喝水，或从水龙头下直接喝水，上大号不用卫生纸，开着几乎都跑不动了的汽车，每天下午离开安全的“和平区域”，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勇敢地闯过被称为“暗杀门”的地带来上班。

伊拉克人一直对这两种世界的差距坦然接受——直到他们能来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说实话，你根本就不用跟他们解释说哪种生活更好。运动、娱乐、商业、现代医疗、物质商品，这些都先不说。他们只想要基本的。多基本？我来给你说一个当时让我大为震惊的事例：

伊拉克军官贾马尔将军上周向我请假。他想要请假两周，但是按照任何标准来看，两周的时间太长了，尤其他还担任巴巴可将军身边的要职。他平时看起来总是心不在焉，有点浮躁。我一直认为那是懒惰的表现。那些蹩脚的理由我听得多了，所以当我问他为什么请假的时候，我就准备好听他撒谎了。而他却回答说，他要去叙利亚把他的家人接回到巴格达，因为他已经在“和平区域”找到住处了。

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我接着听完了他的整个故事。虽然他一直都在伊拉克部队里当兵，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结婚之后他有了三个孩子，现在都还不到14岁。他通过看美国电影学会了说英语，而且说得还不错。2003年3月份，当美国进入伊拉克的时候，他正在巴格达服役，他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炸弹从天而降的那种场面。战争结束之后，伊拉克部队被遣散，他也就回归到平民生活当中。之后，他听说联军在招募“精兵强将”。低级别、平庸的资历以及会说英语这几个条件使他很容易就被挑中了。

然后他和他的家人马上就不断地收到死亡威胁——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有两三次。他对此置之不理。接着他的邻居全家都被杀害了。贾马尔这下开始惊慌了，马上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巴格达，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在他来到摩苏尔（伊拉克北部城市）以后不久，有一次一个叛军“检查站”那边拦下了一队车辆。车上所有人都被盘问是否为联军效力。一个可怜的兄弟身上佩戴了一个联军的标志（贾马尔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戴），叛军就让在场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人，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为联军效力的话，下场就和此人一样，接着就当场砍掉了那个人的脑袋。

贾马尔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当时那个人“吓得浑身发抖。大注大注的鲜血四处喷溅，就在我孩子们的眼前啊，兄弟”。说着他眼里泛起了泪光。

他当即回家就收拾行李，将他的家人送去了叙利亚，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我没有其他亲人了，家人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了，你知道吗？”天哪，我都不敢相信。

关于我对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看法，我想表明一点的是，这并不是说要“抨击美国方式”，也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撤出伊拉克”。

我只是想客观地表达一下自己每天在这两个不同世界转换的过程中经历的那种内心的挣扎。我们的运动与娱乐方式，我们的商业思维以及对物质商品的追求都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很难平衡。

不过，有些时候，这两个世界似乎也会融为一体。比如我日记中记录的这段事情：

今天是美国的星期六，但却是伊拉克的“星期日”。在伊斯兰文化当中，星期五是每周的圣日，也被看作是每个周的第一天。因此星期六就是他们的“星期日”。

昨天晚上，我在巴巴可将军家里，安排巴巴可将军与陆军准将克里斯·安斯蒂，即新派遣至多国安全过渡司令部-伊拉克（MNSTC-I）的澳大利亚将军共进晚餐。整个过程非常愉快。跟平时一样，巴巴可将军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每周，我有三天或四天都是在他的家里吃晚饭或午饭，但是通常都是与他的下属一起在厨房吃饭。我更喜欢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这样就能了解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食物被端上了餐桌，我们都吃了起来。这是安斯蒂在伊拉克的第一周，也是他第一次与巴巴可将军的非正式会面。安斯蒂坐在桌子对面，用非常浓重的澳洲口音说道：“噢，粗麦粉蒸肉！（发音为“酷斯酷斯”）我特别喜欢这道菜。”全桌人大笑了起来。粗麦粉蒸肉在澳大利亚是一种把大麦和肉混合在一起蒸熟的食物。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也是同样的吃法，但是不把它叫作“酷斯酷斯”，理由很充分，因为在阿拉伯语或库尔德语中，发音为“酷斯酷斯”的单词指的是女性的私处。

这个小插曲一下子使整个餐桌上的气氛都轻松活跃起来了，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关于女人的讨论。巴巴可将军说，在一些关于女人的笑话上，中东地区其实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接着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这类的笑话：

曾经在德国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将自己岳母的照片摆在家里的茶几上。一位访客看见之后就说，他一定非常敬爱自己的岳母，所以才把照片摆在家里如此显眼的地方。这个阿拉伯人回答说，他的岳母事实上就在阿拉伯，不过他一点儿都不想念她，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她。这位访客非常好奇，就问为什么。这个阿拉伯人说，他真正热爱并思念的是他的祖国，他把这张照片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是想提醒自己说，回去是要付出代价的，以此来缓解思乡之苦。

晚餐之后，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巴巴可将军在浏览各个电视频道。调到《欧普拉访谈》之后，他放下了遥控器。节目说的是英语，但是底下配有阿拉伯语字幕。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种画面。

那天欧普拉访问的嘉宾是仙妮亚·唐恩。唐恩刚刚讲述完她悲惨的童年，讲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以及自己多么希望能和已经去世的母亲分享她现在的经历。她一边哭一边讲述，巴巴可将军显然非常受感动。

后来我才知道，巴巴可将军的家人一直都很喜欢看《欧普拉访谈》，我再一次被这个世界奇妙的运转所震惊了。在伊拉克看《欧普拉访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在我第二次与巴巴可将军一起去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的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巴巴可将军（以及他的家族）不仅仅把我看作一个美国军官。他们跟自己认识人的炫耀说，我就是一个生长在库尔德的美国人。巴巴可将军的家族为我准备了一场盛宴，足足花了家族里几位女眷三天的时间来准备。

所有的男士围成一圈坐在“库尔德人的餐桌上”（其实就是地板）。刚坐下之后，巴巴可将军就轻轻敲了敲他旁边的地板，点头示意我到他旁边来坐。他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我也感觉自己像他的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巴巴可将军在客厅里接见了很多客人，我也受邀加入其中。我穿着传统的库尔德自由战士服饰（就是我6个月之前看见巴巴可将军穿的那种看起来很正式的睡袍），这是巴巴可将军的表弟奥图送给我的礼物。我的这种打扮惊讶了所有在场的男士，他们全都跟我一样的打扮，同时也把那些与男士分区而坐的女士们逗得咯咯笑。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就和周围的人交谈起来。我觉得穿着他们自由战士的服饰非常不自在，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当中，这种服饰是非常神圣的。我说，我还是把它换下来吧。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喊着让我坐下。他们不准许我换下来。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库尔德的一分子。

其间，巴巴可将军突然用库尔德语向屋子里的人宣布说：“这个人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他非常热切地看着我，然后跟大家讲了讲我们一起在巴格达和德国经历的一些趣事。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个好脾气的“杂交物种”，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是那么好脾气。巴巴可将军咂咂舌头，责备我说：“你可不是杂交物种，”他用很清晰的英语说道，“你是个好人。”

人们讨论开了，不过话题主要还是集中在我身上。“金发碧眼的库尔德自由战士”很多人这样说道，同时发出自豪的笑声。女士们也加入进来了，都说我看起来很英俊。然后我就用库尔德语和大家交谈，屋子里的气氛又再次被点亮。

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说库尔德语是违法的，这就使它变成一门快要绝迹的语言——就像美国原住民的切罗基语，在部落之外基本就不会用到。我一说库尔德语，就仿佛触动了在场每一个男士和女士的灵魂，他们都纷纷向我表示，我的这个举动让他们非常感动。

巴巴可将军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问我说我决定选择什么颜色的饰头巾：红色还是黑色。我问他这两个颜色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说红色代表巴札尼家族，而黑色代表他自己的扎巴里家族。

巴巴可将军很早之前就告诉过我，巴札尼家族在20世纪早期掀起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在巴格达，穆斯塔法·巴札尼就成为库尔德人反抗后继伊拉克政权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尽管库尔德人没能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是穆斯塔法一直被看作库尔德民族的“乔治·华盛顿”。总而言之，按照习俗，一定要服从巴札尼家族。

当时，我有预感，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我会说“巴札尼”，尤其是在巴巴可将军已经给我讲述了那段历史的情况下。但是，我就直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我当然要选黑色的。”在场的人都很礼貌地笑了笑，互相嘀咕了几句。巴巴可将军咂了咂舌头，用清晰的英语小声说道：“不对，马克，不对。选巴札尼更好。”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好像我刚刚无意间侮辱了他和在座的每一个人。

坐在我旁边的人面带笑容，用库尔德语问我说：“为什么会选扎巴里？”我回答说：“巴札尼？Ava boscha。”(boscha这个词根据语调和语境的变化可以有很多意思，在这里指“更好”的意思。)

屋里所有的人都放心地喘了一口气，坐正了身子。“哦，boscha，boscha(更好，更好)。”他们小声地说着，就连巴巴可将军也赞许地笑了。

这时，我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大声喊道：“但是扎巴里好得多！”接着又赶紧补充说明，“巴巴可·扎巴里是我的父亲，我为什么不可以选呢？”

屋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前仰后合。

我的回答是下意识的，而且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多多少少算是个禁忌。但是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在和巴巴可将军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如果我真的是个库尔德人，那么我也是扎巴里家族的人。

扎巴里家族里很多人后来都跟我说，他们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给出的最机智的回答。在没能遵守习俗的情况下，我用原则与个性弥补了行动上的缺陷。所有人似乎都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尊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听到巴巴可将军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了十几遍，每次他讲的时候还是会笑，他的客人们也会笑。我想，正是这种随意的交流，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不久之后，巴巴可将军就宣布，他要给我起一个库尔德名字，并从此之后用这个名字称呼我：舍尔左德·扎巴里。他说“舍尔左德”的意思是“狮子的儿子”。（但是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很快就在联军的同事们当中宣称，“舍尔左德”是对男子生殖器的简称。）

*　*　*

12个月之后，当我要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巴巴可将军请求当时的中将马丁·邓普西让我留下来。邓普西将军来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有表态。

我并不是认为自己是无法取代的，只是我觉得继续留下来很重要也很可行。凯西将军的助理跟随了他两年多。之所以会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关系，原因很明显：他们建立起了私人友谊，这在当时情况相对混乱的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

我和巴巴可将军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他自然很想将其维持下去。我尊重他的意愿，而且说我可以继续留下来，但我不会主动要求留下来——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们还在家等我。

巴巴可将军写了一封邮件，说明他想让我留下来的原因：

他在工作当中直言不讳，会把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但同时他也很谦逊，他的建议都很高明，而且能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马克对我来说就像是儿子一样，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会说库尔德语的美国军官……所有这些使他在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就是我想要把他留下来的原因。

派遣我回国的命令颁布以后，巴巴可将军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写了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推荐信，建议邓普西将军给我升职、表彰以及最好的个人评价。在这封信当中，巴巴可将军写道：“这么多年来，跟我一起共事的军官中有好多人都比马克级别要高，但是马克是最优秀的一个。”

对我来说，巴巴可将军对我工作做出肯定的这些信件比我在伊拉克那一年受到的任何军事表彰都更加珍贵。

他为我举办了一场国王级别的欢送晚宴。不仅邓普西将军和基亚雷利将军出席了晚宴，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伊拉克高级军事指挥官们都到场了，其中包括：伊拉克陆军总指挥欧贝迪将军，伊拉克空军总指挥凯末尔·巴赞基将军，以及国防副参谋长纳斯尔·亚巴迪将军。

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哀悼，一起出行。我了解他们，而且感觉他们也和我认识的美国战士们一样了解我。

*　*　*

“谦逊”的另一种解释是“柔和”。但是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当中指的是真正力量所蕴含的“温顺”，他后来又在其他场合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即“学会在暴风雨中屹立不倒，同时对那些倒下的人能心怀同情”。

2010年我开始了抗击癌症的斗争，我以为所有人都愿意并且能够被我顽强的力量和态度所感染。尽管癌细胞仍然在体内扩散，我仍然坚持要回去工作，而且决定停止服药，忍受疼痛。我以为他们能够赞赏我这种做法，并且从我面对确诊为癌症这个噩耗的方式上，能理解我为何坚持回去工作，以为他们能支持我停止服药的决定。

几乎所有人都说很佩服我，但是没有几个人相信我可以做到，更不建议我这么做。

医疗专家们经常怀疑我有没有能力来应对生活中突然发生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考虑到我军人的身份，他们的担心就更明显了。医生和护士们不停地跟我保证说，吃抗抑郁的药物并不丢人，就好像我一直在向他们隐藏我的哀伤与悲痛。

“你所经历的这些确实非常严重，非常令人难过。”我的医生跟我说。他并没有见过很多像我这样能从容面对癌症的患者。

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得到了夸赞，反而让我觉得很沮丧。我不喜欢被单独挑出来，一直都不喜欢，因为这就暗示说我是不正常的——如果经常这样，我就会感觉自己被孤立了，而不是感觉自己出类拔萃。

有哪些例子可以体现我“不正常”？我自己包扎伤口。发烧之后，我从来都不会马上就去医院或者马上就服用抗生素，而是等待一段时间，观察其如何发展。当我感到疼痛、恐惧或者是悲伤的时候，我不是吃药，而是了解一些好笑的事情，或者看看周围那些得到上帝赐福的事情，来平衡我的心态。我给自己的两位介入放射科医生都起了个外号，分别是“奥斯卡”和“菲利克斯”（电视剧《天生冤家》中的人物角色），在治疗过程中跟他们开玩笑，给他们提意见——甚至是在我被麻醉的状态下也不例外。我会告诉自己说，12年之前，对于我这种病根本就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如果回到那时候，我早就死了。我常常拒绝吃止痛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当然，如此地自作主张有的时候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也并不是总能给予我康复的希望。不过我知道，不管有没有在治疗过程当中做决定，我经历的这些糟糕的事情早晚都是会发生的。只要这样一想，我就不会觉得做出治疗决定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

参与到治疗过程当中能让我有更多的控制权。

对于那些声称因为我做出的选择而大受鼓舞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我做出的选择的那些人，我总是对他们说教一番。后来，我意识到，我应该对这些人更温和一些，更有同情心一些。

我将沮丧转化为激励的一种方式就是，帮助别人理解我对困难的认识：“总有人比你的处境还要糟糕。”

我会给家人和朋友们讲，曾经有个11岁的小女孩，就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她被卷发棒烫到之后感染了链球菌，一周之内就死掉了。同样是在那周——而且是感恩节的那周——一个人开着车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县公路上行驶，突然一只鹿冲到他的车前方，直接撞上了风挡玻璃，导致他当场死亡。没有时间告别，也没有时间回忆，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两个故事都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而且都离我住的地方不足半英里远。而且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去世，但是每天生活在比我所遭遇的还严重的痛苦与折磨当中。

当我们周边出现这样的事例时，我们就不用再抽象地去谈生命的恩赐了。当我们想起多少人都比我们更惨时——或者和我们遭受一样的痛苦——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感觉自己得到了恩赐，受到了鼓舞，也就更能坦然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布福德”了。

*　*　*

信仰，宗教，生命的意义，以及对死后生活的探讨，这些是少有的几个能触动你的灵魂，提醒你保持谦逊的话题。2010年8月，当我像一只被开膛破肚的鹿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与疑问在我人生当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都要多，而且从那以后一直频频出现。

大多数的人说的都是客套话，比如“我会为你们全家人祷告”或者“上帝与你们全家人同在”。

但是也有很多祝福者说的不仅仅是客套话。不管这些人是信奉哪一种宗教，他们言语当中明确表示或暗含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进入天堂”。

我知道他们这种努力的初衷都是对我的爱和好意，但是这种方式既不谦逊，也不包容，更谈不上温顺。甚至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处方”，我必须要把“处方”上面“神奇的话语”都背诵下来，否则我就得不到“救赎”。

在我的经验当中，即使在战斗期间，大部分关于死后生活的讨论几乎都是在说谁会下地狱，谁会上天堂。如今我认为，这并不是应该有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背后不是希望，而是恐惧。

诺亚有一次无意中听见我针对这个话题耐心地回应着一个陌生人，于是就问：“爸爸，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的电话给挂断？”这是个很难用一句话就回答清楚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很诚实地对他说：“因为每当我跟别人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能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当我再次读到麦克阿瑟将军那段话时，我又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新的思考。麦克阿瑟将军是这样说的：“不要过多关注别人做什么，为什么做，或者怎么样做，要多关注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样去做。”

麦克阿瑟将军的话很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了三个独立的建议：保持谦逊、体会大智慧的包容、感受真力量的温顺。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建议——你应该谦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自然感受到其他两点。

1962年，当麦克阿瑟将军发表此演讲的时候，他就说过，自己无法用语言将他自己的主张全部表达出来。在我看来，这句话用在宗教问题上尤为确切。也正因为如此，我将用更直接的方式将我的经历所得告诉你们。

首先，关于信仰、生命的意义以及死后生活的概念，我唯一百分之百确定的一点就是，你们早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相信我，最好要让对精神信仰的思考贯穿你们生命的始终——因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晚年或者被迫的情况下才去思考。

其次，如果信仰是一条狗，那么宗教就应该是它的尾巴。你们要用宗教去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反过来。至少要记住，不管我们被选中的先知是谁或者教义如何，我们都是向同一位造物主祷告，从同一位造物主那里获取鼓舞。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要比固执地坚持“唯一正确”论的人需要更大的信念。

最重要的是，在对宗教信仰的讨论中永远都不要批判他人的宗教信仰，而应该是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反思，对己对人都要保持谦逊。

你们知道我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给你们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从中受益匪浅——不仅得到知识和智慧，还会得到赋予生活意义的爱与理解。（我建议你们去读马库斯·博格的《谈基督教》，这本书对基督教义进行了新的、谦逊的解读。还有罗伯·贝尔的《爱是赢家》，这也是一部非常谦逊，又发人深省的作品，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议题看似很新，但实际上是自基督教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的问题和议题。由于人们对贝尔褒贬不一，你们可以再去读一读马克·加利所写的《上帝是赢家》。这本书对贝尔的书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推荐你们去读非神学者罗伯特·赖特所写的《上帝的进化》，此人强调“信仰”本身比信仰的教义更重要。）

记得在伊拉克为巴巴可将军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因为某人在一次出行当中的行为非常气愤，我就说了一句抱怨时常说的话：“我的上帝，这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巴巴可将军停下手中的工作，抓住我的胳膊，盯着我的眼睛，说道：“马克，你为什么总是说‘我的上帝’，而不是说‘你的上帝’或‘我们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