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至12月

随着秋天的到来，明尼苏达的气候慢慢变冷，癌症又一次像冬眠的野兽一样，暂时沉寂却并没有彻底消失。

病情似乎终于稳定下来了，但是这种平静根本就没有持续到一个月。9月的时候，“布福德”上长出来的那个硬币大小的脓肿就在几周之后又发作了，抗生素已经不管用了，疼得比上一次更厉害了。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我之前很少给哪次疼痛打了5分以上的，可这一次我给“布福德”打了9分，连医生都不得不紧张起来了。

我的医生们也感到很困惑。其中一个医生用手术刀切开脓肿，然后想用注射器将其抽干，但是抽出来的全是血，没有别的。“这太奇怪了，”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看着这个脓肿，以为会有很多脓液流出来。”扫描结果也看不出什么，而且我也没有其他的感染症状。医生建议我在疼痛可以忍受的情况下，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身体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会有什么进展。

那天是周四的下午。

到了周六凌晨3：30，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拿起一把很小的瑞士军刀，心想即使这个时候去急诊室，结果也不过如此，然后就在“布福德”上深深地切了下去。

一刀。

两刀。

那个脓肿就像电影《异形》中的某个怪物一样爆裂开来。我不知道两天之前这些脓液都是藏在哪里的，但我还是在厚厚的肌肉层下面找到它们了。切开的那个洞可以将我食指的上半段完全吞没进去。（对医学好奇或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读者可以在网站www.caringbridge.org/visit/markmweber上看到照片。）

在那之前，我们都认为“布福德”那个反复发作的脓肿是由于手术缝针没有完全溶解造成的。但当我站在一小盆黏稠的黄白脓液前面时，我闻到了那股和前一年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样味道——胆汁的味道。

我的医生蒂姆·西拉夫很客气地否定了我的理论。“不可能是胆汁……绝对不可能……不可能。那样的话，在肝部附近的肠道上早就能发现肠瘘（肠道上的洞）了，不是吗？”

西拉夫医生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惠普尔手术之后如果出现肠瘘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手术之后的头几个月里伤口不能愈合的话，伤口愈合就很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他当然不希望我的情况是肠瘘。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像上面那样脓肿被切开的场面又重复了四次。我的肌肉会愈合，但是肠道组织不会。胆汁仍然会在肌肉层中聚集，然后开始吞噬新愈合的肌肉。经过几天灼烈难忍的疼痛之后，脓肿就会爆裂。

自己动手术，自己包扎，听起来很恐怖，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尽管我的做法确实有些过激，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算是久病成医了。毕竟，我处理过比这个大10倍的开放性创口，我也知道如何包扎伤口。我的医生和护士们都不赞同我的做法，但是也跟我说，希望他们所有的病人都能像我一样聪明和顽强。这就是对我的肯定。

尽管我和医生都对病情有客观的了解，但是每次试验治疗失败之后，医生和我们一样失望。

我们所有人——克莉丝汀、我、你们兄弟三个，以及我的同事们——都从容地面对我病情的反复。然而就在这时，命运又给了我们一记重击。克莉丝汀的母亲被确诊患上了脑癌。在这之前，我们一直相信好心人对我们说的那句话：“上帝只会将你承受得了的困难降临于你。”

直到现在为止。

*　*　*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开始欣赏“体会大智慧的包容”这句话所蕴含的哲理。但是小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一直让我感到好奇，却从来没有让我真的接受。

那就是，宗教信仰。

12年来（5岁到18岁之间），我就读于天主教学校，每周做弥撒，上主日学校。没有人禁止我们提问题，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已经从教义当中领略了上帝的暴怒与地狱的炼火，这也就基本上浇灭了我们所有自由讨论的热情。

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其他课程都没有这么神秘，也不会使我们因为犯错而承受不可预知的后果。

看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读着他从生为童贞之子到死而复生的整个经历，整个故事都特别吸引人。基督教精神对一个男孩子来说也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是的，耶稣爱我，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说的。”赞美诗这样唱道。

“耶稣为了全人类而献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洗清所有的罪恶。”人们这样说道。

“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为救赎和永生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基督救赎的力量！”

这种善意的理念很容易让人深信不疑。但是，无意冒犯也无意讽刺地说，那时候单纯的我同样也相信圣诞老人、牙仙子以及复活节兔子的存在。

我接受的教育是，如果我非常虔诚地坚持祷告，上帝就会实现我的祷告。

有时候这个概念可以这么解释：祷告和忏悔只是我们要做的一部分工作，上帝的回应就是给予我们精神鼓舞，激励着我们自己去完成余下的工作。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个概念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的：我们只需要祷告和忏悔，上帝会直接干预。个人责任固然重要，但是在过分强调上帝行为的前提下，个人责任就变得黯淡无光了。

自然，这种“祷告即可”的理解方式更加有吸引力。“亲爱的上帝，帮我打赢这场重要的比赛吧，别让冰球进网。”而结果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果我受伤了，我母亲就会半开玩笑地说：“看，这是上帝在惩罚你。”于是，我学会了，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谦卑地给上帝留出余地：“如果您想帮我的话。”

有时候，祷告的确应验了。我们的曲棍球队打赢了季后赛。加罗法罗外祖母挺过了那次中风。但更多的时候，祷告是没有应验的。我们输掉了冠军战。韦伯祖母因为心脏病而去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被解释为“信仰的奥秘”。

这些矛盾以更加意味深长的方式扩散到我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当中。

在每次主日聚会上，我们都会听到自负的上帝复仇的故事。他先是用洪水吞噬了整个世界，杀光了其他人，只留下一家人。然后，因为他特别喜爱某一类人，就亲自帮助这类人残忍地杀光了他们的敌人。

在主日聚会上，我们还能听到的故事是，上帝毫无条件地爱着所有人，以至于他为了我们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婚前性生活被认为是罪恶的。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就连有这种想法也被看作是罪恶的，我就接受不了。面对青春期经历的那种如饥饿感一般强烈的性冲动，我们竟被告知要因此而感到羞愧和自责，这让我感到很气愤。

自杀就意味着要受炼狱之苦，同性恋的下场和触犯了十诫一样惨不忍睹。

说到底，如果我不相信只有基督徒才能进入天堂的话，那我就被列入了“未被拯救”的非基督徒之列，也就是说死后只能下地狱。

不同的牧师和不同的宗教教师关于相同的话题为我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和解释，来回答我谨慎提出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让我满意。一个16岁的男孩还是能听出其中的矛盾之处。

这就是教义，通常是以一种不容置疑、不可协商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我学会了默然接受，乖乖遵守引导：“矛盾和没有应验的祷告是上帝对尘世意志和任务的神秘体现。越是相信这种神秘，信仰的力量就越强大。”

说到祷告，我一直很难记住在学校和教堂都要背诵的格列高利圣咏。我发现跟那些只会引用《圣经》的人交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特别清晰地记得我得到“允许”可以自由发挥的那一天。我听到《圣经》里有一段说要反对冗长的祷告语。祷告应该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向别人显摆自以为多么了解上帝或深爱着上帝。（我后来知道这段引自《圣经·马太福音》6：5-8。）于是我开始用像跟父亲谈话一样的方式与上帝交流：我很恭顺，但也坚持自己的权利。

我的宗教信仰形成期的这些回忆可能并不完整，我当时的宗教观也不客观，甚至是肤浅的，但是当一个孩子接触到如此复杂的问题时，情况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都并没有让我对上帝失去希望或信仰。我真正开始怀疑的是，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听到——或者是用心倾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成年之后，我意识到，只要我不越过某些既定的界限，我就可以对信仰和宗教保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　*　*

我26岁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的那段经历，就仿佛是有人往我储存人生认知和人生体会的城堡中扔了一颗手榴弹，瞬间一切都轰然倒塌了。

周围是830000平方英里的茫茫沙漠，气温一般都是在华氏115度以上。不下雨，没有河流，也没有湖泊。这种环境似乎根本就“不适合”文明的存在。当我接触到当地文化之后，更是感觉到这里的与众不同。

有一周，我花了几个晚上与当地广场周围的店主们聊天。

其中有两个店主让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沙姆西·欧拜蒂，21岁的印度人，未婚，在沙特阿拉伯这边也没有家人。另一个是艾哈迈德·沙菲克，31岁的埃及人，已婚并且有一个孩子。

一开始，我只是偶尔买东西时试着与他们砍价，后来就变成了双方一边喝着茶，吃着点心，兴高采烈但又小心翼翼地讨论着关于当地的各种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一个对他们感兴趣又显然值得信任的美国人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生活调节。

沙姆西来自一个富裕的印度家庭，很早就大学毕业。尽管他父亲打算以后送他去欧洲发展，但却先是在利雅得买了一个小店面，这样可以让他在低成本低风险的情况下积累经商的经验。父亲把这个店面全权交给了沙姆西，而沙姆西讨厌待在这里。在印度，他有跟自己年龄经历相仿的朋友圈，而在沙特阿拉伯，他就是一个囚犯。每天在店里坐十个小时，除了做买卖之外，没有人对他感兴趣。

如果说和沙姆西的谈话就像是在看电影，那么和艾哈迈德的谈话就像在演电影。艾哈迈德已经结婚，并且刚刚添了个女儿。他显然更成熟，也更精于世故。

和艾哈迈德聊天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的生活内容——婚姻、扮演父亲的角色、工作以及世界观。但是在所有话题当中，我们对宗教的讨论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的讨论使我这次的军事派遣成为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宗教研究。

我们最难忘的一个议题是关于死后审判的问题。“天使，一个在天平的左边，一个在天平的右边，”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道，“他们坐在那里，看着记录你生平事迹的书页，然后做出审判。如果天平指向天堂，那么就去天堂，如果指向另一边，那么来自地狱的巨蛇就会把你领去地狱。”

“你真的相信这个吗？”我问道。

他笑了笑，汲了一口茶，然后默而不语，脸上的表情却告诉我，他知道我不相信他们的宗教观。接着他又问道：“你相信基督是童贞女之子，相信基督曾经死而复生。那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说法呢？”

我追问他对于死后的看法。我笑着说道：“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突然紧张地笑了起来。“那我会怎么样？”我接着问。他停住不笑了，拼命地摇头，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同时抿了几口茶。

“哎呀，就告诉我吧。”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道。我俩都知道他会如何作答。然后他严肃地看着我，说道：“很遗憾，我的朋友，那你就得下地狱了。”

“好吧，”我说，“也许到时候我们俩在那儿遇到彼此，然后都大吃一惊。”这时他又笑了，我也很庆幸能回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来。

在沙特阿拉伯，我没有获得“重生”，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突然之间开始怀疑我信仰中的一切，更没有一个人投身到挖掘信仰的苦旅之中。我只是意识到，之前我对自己的信仰甚至是生活都多么的无知。我对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一无所知，也没有形成任何坚不可摧的精神哲学。

这种认识不仅仅对我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军官，我意识到，对宗教与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对我的职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开始观看犹太学者、基督教学者以及伊斯兰教学者之间展开的牛津式辩论，研读一位前天主教修女凯伦·阿姆斯特朗所写的《上帝的历史》。让我感到震惊的是，12年正规的天主教教育都没能让我见识过如此激烈，如此有启发性的讨论。我这才知道，我那12年只不过是入门阶段而已。

我认识到，一次开放、高尚的宗教大讨论不管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不会是劝诫人们接受某一种方式作为通往死后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伊斯兰教徒（以及其他宗教教徒）并不是像我之前被告知的那样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其他宗教信徒中的激进分子就像基督教徒中的激进分子一样，已经无法代表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精神了。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徒都热爱和平与友谊，并且与我周围的基督徒们一样真诚而又有些盲目地追求永生。事实上，其他宗教的信徒们已经或正在经历因对教义的不同解读而产生的内讧。这种斗争是无止境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物理空间在缩小，而信息和贸易却扩散开来，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不再因为空间和距离的保护而相安无事了。除非会有人类灭绝或种族灭绝这种情况发生，而就算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还是坚信我们需要找到不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方式。

理解其他宗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原因，并不需要我必须赞同他们的宗教习俗。一定要记住的一点是，与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交流不应该肤浅地停留在“谁入天堂，谁下地狱”的争执之上，而应该深入地挖掘我们共同信奉的美德。

让我特别骄傲的是，在我离开沙特阿拉伯的时候，我和艾哈迈德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同时，我也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两个能够在彼此信仰的问题上进行如此愉快的交流，其他人不都可以吗？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在“上帝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的结论。我有疑问，也会提出疑问，但却总是小心翼翼地。很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讨论既定界限之外的话题，要么是害怕面对这些关于上帝关于宗教的难题，要么就是根本不感兴趣。

在我看来，所有的讨论都是过早地躲在“信仰之神秘”的幌子下不了了之，而之所以会这样做，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惧。

有些人没有提出过任何疑问，也没有经历过深入的、客观的讨论，却声称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我开始对这种人提出质疑。但我之所以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挑战自我，更多的是为了自我提升。

*　*　*

回国之后，跳出宗教教义与宗教美德的圈子，我在一个最不可能给人启发的人身上，看到了大智慧的谦逊包容和真力量的高贵亲和。1997年，我在亚拉巴马州麦克莱伦堡见到了军事指挥官吉姆·巴雷特。在当时所有一起执行任务的军官当中，他是级别最高、最有威望的军官，而我是级别最低、威望最小的军官。

吉姆在坎坷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家人酗酒、毒品、犯罪以及家庭动荡。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在他12岁的时候，他41岁的父亲因为过度饮酒而死。随后他母亲改嫁，但在他刚满16岁的时候又再次离婚。吉姆高中辍学，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混混。要不是保拉——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他会跑去抢劫，然后像他的朋友们一样被抓起来了。

在辍学一年的时候，仍然不知道生活该何去何从的吉姆遇到了一位军队招募官。但是军队不收辍学学生。于是吉姆带着一种新的生活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抛弃了之前那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他学习非常努力，后来竟然赶上了之前落下的一年的功课，按时毕业。

吉姆以前或许是个新泽西的小混混，但是他却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军人。光是这种前后对比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又不是强迫别人认可的那种决定。他总是说，展现你的能力，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只有那些懒惰、可疑、无能的人才会反感这种做法。吉姆是第一个教会我这一点的人。

对于那些想要对吉姆的做事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人来说，日子可不好过。而我呢，就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跟着大师一样跟着他。而吉姆则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我因为爬窗户闯进克雷默一家而被通报批评，如果当时吉姆也在的话，他肯定是我最坚定的维护者。

“我觉得，面对一种恶化的局势，你没有袖手旁观，这是值得称赞的。你发现了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不过，下次可别爬窗户进去，因为很可能里面有人会拿球棒打你脑袋。”

我们俩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吉米和杰弗里，观看世界摔跤联盟的角力赛。除此之外，他教导我如何带兵。那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教育儿子，以及带兵的过程中，都是柔中带刚，既有威严又不失亲近，而这丝毫没有削弱他作为父亲或者领导的地位。

他还帮助我认清自己的职责。“我不相信‘军士’那一套。”他常常会说，意指只能由中士来负责的那些工作，“有些事情需要军士来负责，有些事情需要军官来负责，这是任何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军官必须负责一项通常要由军士来完成的工作，那么就是我的失职，我不能责备那位军官。”

后来吉姆离开了亚拉巴马州去了德国，我们整整有四年都没有见面。这四年里我们通过发邮件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他也在这四年里晋升至宪兵陆战队的最高级别（团军士指挥官），最后我们又一起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

尽管如今他位高权重，但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我们俩常常晚上在后院聊带兵，聊他在新泽西州多彩的成长经历，往往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

我发现，虽然他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从不惧怕承认错误，也常常会自嘲。当时，上网都是通过拨号上网连接的。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帮忙把网络连接上。

“你的话筒接口呢？”我问。

“为什么还要用话筒接口？”他故意用生气的语气说道。

然后我们都笑了，我告诉他说：“不然呢，你以为网络信号就直接从墙里跳出来，飞进你的电脑里？”他当时就自嘲了一通，现在也会如此。

吉姆也会主动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在我们得知我要被调到华盛顿之前，吉姆来问我如何卖掉他们的房子，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没有找中介就把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房子卖掉了。

他在十年前花130000美元买下了那栋房子，最近的7年一直都租出去了，而且是同一家住户。吉姆觉得可以给这家住户一个人情，直接把房子连同他在这栋房子上110000美元的贷款都转给这家人，同时也省去了中介费以及讨价还价的麻烦。

我反对他这种做法。“你这样想，”我对他说，“假设这栋房子现在还只值130000美元——而很可能已经不止这些了——你是倒贴给这家人20000美元，让人家买你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也弄明白了那栋房子的实际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慷慨”。

这件事情让我更对吉姆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他小时候，他的单亲母亲为了养活他和他的哥哥，要同时打三份工。他和他的妻子保拉当时也并没有赚到很多钱。我回家之后把吉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了克莉丝汀。这件事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　*　*

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 J. 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

就像每一段婚姻都不想以离婚收场一样，对一个人口需求多样化但又需要做出决策的国家来说，永久的战斗或陷入瘫痪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　*　*

2005年3月，有小道消息称，当时的陆军中将彼得雷乌斯将军正在为联合参谋部物色一位陆军少校。伊拉克政府已经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国防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军队将领。这个人就是巴巴可·扎巴里将军，彼得雷乌斯将军想要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此人的军事助理，以便顺利交接。

军队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主动将自己的简历递交了上去，以期得到这个职位。接着我们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履历被送到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伊拉克的总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上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看彼得雷乌斯将军给他写的一封邮件：

……（马克）的优势很突出，这是一次非常规性任务，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事件，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请让他抵达伊拉克之后来见我。

尽管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我还是很想知道此次任职将会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地点是哪里？

我最终在伊拉克见到了彼得雷乌斯将军，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之前所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见面不到五分钟，他就坦言说，自己并不确定我具体要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之前并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只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但是与巴巴可将军建立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还要靠我自己。

我的职责包括让巴巴可将军了解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如何组织运行的，与联军（以及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24小时的沟通，协助安排出行（因为大部分出行都是联军方面提供），同时担任巴巴可将军的私人助理。

作为联军一方，我起初觉得很奇怪的是，巴巴可将军竟然会需要如此贴身的协助。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进出联军检查站、着陆场以及简便机场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我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经过这些地方时充当“润滑剂”，确保一切顺利。

我的工作职责就意味着我每天90%的时间都生活并工作在他和他的下属们之间，我能听到、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解释以及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失败的概率很大，而且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失败。双方的文化不同，组织机构的工作原则不同，语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训练经历也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几乎不相同，而且我工作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任何美国军人。

之前从军生涯中的各种经历对我这次的工作都毫无借鉴意义——包括我在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那次也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在实际工作中获取必要的技能，然后顺势而行。我自身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我熟知世界历史和世界军事史，同时还有好奇心。

我和伊拉克同事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也是有利有弊的。有时候，我试图帮助美国同事们更好地理解联军的行动，但是反而会招来诘难：“可别被他们同化了，老兄。别让他们给你洗了脑。”在他们看来，我应该说服伊拉克方面接受联军的方法和计划，而不是反过来。

伊拉克方面也同样沮丧：“你就不能跟联军方面说明白，我们不能这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