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回想起盖茨比出事的那个白天、夜晚和第二天的情况，它们在我脑中的印象只是一连串警察、新闻摄影记者和报社记者没完没了地进进出出于盖茨比的宅院。在大门口横着拉了一条绳子，警察用它把那些好奇的孩子们挡在外面，可是不久便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我的院子溜了进来，在游泳池旁边总有一些孩子们张开着惊愕的小嘴围聚在那里。有个人或许是个侦探吧，在他那天下午俯下身子察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颇为肯定的语气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语，他的这一纯属偶然而发的官腔便为第二天早晨报纸的报道定下了调子。

有关这件事的大多数报道都是一个梦魇——荒怪，捕风捉影，耸人听闻，虚假。当米凯利斯出场作证提到威尔逊对他妻子有外遇的怀疑时，我想整个事件的真正经过本来会是个极生动的讽刺很快地大白于天下的——可是本能对此提供一些情况的凯瑟琳却没有说一个字。相反她对姐姐有外遇的说法表现出极大的惊骇和愤慨——她的一双在修剪过的眉毛下的眼睛很肯定地望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有见过盖茨比这个人，她姐姐与她的丈夫过得非常幸福完美，从来没有过越轨的行为。她对此确信不疑，而且用手绢捂着脸恸哭起来，仿佛这种提法本身便使她忍受不了。这样威尔逊就被笼统地定为因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以使这一案件能保持其最简单的形式。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的不了了之。

不过，事情的这一部分似乎显得并不重要，而且似乎离我很远。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的一边，我单独的一个人。从我给西卵村打电话报告了这场凶杀案起，对盖茨比的一切猜疑，一切有关的实际问题都找到了我的头上。起先我感到惊讶和纳闷;可后来，当他躺在房里一动也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就这样过去的时候，我慢慢地明白了我得担负起这全部的责任，因为再没有别的人对此感兴趣——我是指那种强烈的个人兴趣，每个人最终都隐约会有点这样的兴趣。

在我们发现了盖茨比尸体的半个小时之后，我给黛西挂了电话，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早地就离开了，连同行李也带走了。

“没有留下任何联系的地址吗?”

“没有。”

“没说他们多会儿回来吗?”

“没有。”

“他可能去什么地方了?我如何能找到他们?”

“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

我想为盖茨比找个他的朋友亲戚。我希望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向他保证:“我将给你找个你亲近的人来，盖茨比。不要着急。请相信我，我会为你找到人的——”

梅尔·沃尔夫西姆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查不着。管家给了我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我向询号台问了他的电话号码，待我得知号码后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以后，那边根本没有人接电话。

“请你给再要一次好吗?”

“我已经要过三次了。”

“事情很重要。”

“对不起。那儿恐怕已经没有人了。”

我回到客厅里，看着突然之间把客厅挤得满满的这些官方人士们，蓦然想到他们只是些匆匆的过客。当他们揭开盖在尸体上的被单，定睛看着盖茨比时，他的抱怨又回响在我的脑子里:

“瞧，伙计，你怎么也得给我找个人来。你必须尽力想想办法。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无法捱过这一切。”

有人开始盘问我，但我摆脱了他们跑到了楼上，急急忙忙地翻腾着他的那些没有锁上的抽屉——他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过我他的父母死了。可我什么也没有找着——唯有丹恩·科迪的照片，一个被人已遗忘的粗野蛮荒的象征，从墙上俯瞰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派管家到纽约给沃尔夫西姆捎去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敦促他乘下一趟火车到达这里。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还有点多余。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便会赶来的，就像我确信在那天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打电话一样——但是无论是电话还是沃尔夫西姆先生都没有来;到这里的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的和报社的记者，再没有别的人。当管家带回了沃尔夫西姆的信时，我开始滋生出一种蔑视众人的感觉，一种我与盖茨比之间结成的嘲讽他们所有的人的牢固同盟。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可怕的打击之一，我几乎不能相信它是真的。那个人的这一疯狂的举动的确应该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地想一想了。我现在不能赶来，因为我有些重要的生意，眼下实在抽不出身子管这件事。如果过后有什么事要我做的，请让埃德格送信来告诉我，在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噩耗时我几乎惊呆了，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垮了，耗尽了。

忠实于你的：梅尔·沃尔夫西姆

在下面又潦草地加上了一行:

请通知我有关葬礼的事宜，另外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家里人的情况。

当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长途台说这是芝加哥打来了电话时，我以为这是黛西终于给来了电话了。但是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显得细弱而又遥远。

“我是斯拉格尔……”

“哦?”这名字对我很陌生。

“那个信简写得真不像话，不是吗?接到我的电报了吗?”

“根本没有电报来。”

“小帕克出事了，”他很快地说，“他在柜台上交付证券时被他们抓获了。那些家伙们在五分钟前从纽约得到了消息，并预先知道了证券的号码。这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唉，在这些倒霉的镇子上你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喂!”我急忙打断了说，“你听着——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已经死了。”

那边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跟着一声惊叹……然后是急促的嘟嘟声，电话挂断了。

我想那是在盖茨比死了以后的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拍来了一封签署着亨利·C·盖兹名字的电报。上面说拍电报的人将即刻动身，请等他来后再举行葬礼。

来人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神态严肃的老人，显得非常无助和潦倒的样子，在这暖和的九月天里，身上裹着一件便宜的长长的阿尔斯它大衣。由于激动从他的眼睛里不断地渗出了泪珠，在我从他的手上接过他的提包和雨伞后，他便开始不停地一个劲儿拂着他下巴上的稀疏的胡须，弄得我好不容易才替他脱下了外套。他眼见就要累垮了，于是我把他领进音乐厅里让他坐下，一边打发人给他弄点吃的。但是他不愿意吃东西，连端在手里的一杯牛奶也颤颤巍巍地溢了出来。

“我是在芝加哥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他说，“事情全登在了芝加哥报上。我见后就动身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能通知到你。”

他的眼睛不住地扫看这屋子，可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杀他的人是个疯子，”他说，“那一定是个疯子。”

“你不想喝点咖啡吗?”我劝他说。

“我什么也不要喝。我现在已经好了，Mr——”

“卡拉威。”

“哦，我现在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了什么地方?”

我把他带进客厅里，留下他一个人陪着他的儿子。一些孩子们上到台阶上往大厅里瞧，在我告诉他们来人是谁时，他们不情愿地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以后，盖兹先生拉开门走了出来，他的口稍稍张开着，脸上微微泛着红色，他的眼睛里不时地流出几点孤泪。他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死亡对他来说已不再具有阴惨惨的惊怕性质，在他现在第一次环视着他的周围、看到大厅雄宏和辉煌的气派以及大厅四周那些屋套着屋的巨大房间时，他的悲伤里开始掺和进一种敬畏和自豪感。我扶他到楼上的一间卧室去;在他脱下外衣和背心的当儿，我告诉他所有的安排都在等他来后定夺。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打算，盖兹比先生——”

“盖兹是我的姓。”

“——盖兹先生。我原想你可能要把尸体运回西部。”

他摇了摇头。

“杰米总是更喜爱东部。他是在东部发迹的。你是我儿子的一个朋友吗，Mr——?”

“我们是要好的朋友。”

“他本会是前程无量的，你知道。他还很年轻，他的脑瓜子特别的好使。”

他很动情地用手触了触他的脑袋，我点了点头。

“如果他活着，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一个像詹姆斯·J·希尔那样的人物。他会帮助建成我们的国家。”

“说得不错。”我颇感不适地说。

他笨拙地摆弄着绣花的罩单，想把它从床上拿走，然后拘谨地躺在床边上——马上便睡熟了。

那天晚上，一位显然是心里担着害怕的人打来电话，要求先弄清我是谁后才肯通报他的姓名。

“我是卡拉威先生。”我说。

“啊!”他松了口气，“我是克利普斯普林。”

我也感到了一丝宽慰，因为这似乎预示着在盖茨比下葬的时候又多了一位朋友。我不想把葬礼的事登在报上招来一帮看热闹的人群，所以我这阵子一直在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可这些人也真够难找的。

“明天举行葬礼，”我说，“下午三点钟，就在他的家里。我希望你能再转告几个感兴趣的人。”

“哦，我会来的，”他急急忙忙地说，“当然我也许碰不到其他的人，不过如果可能，我会转告的。”

他说话的语气叫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说，你自己一定来吧。”

“哦，我肯定会尽可能地参加的。我这次打电话是为——”

“稍等一下，”我打断他说，“你到底能不能来?”

“事情是这样的，唉，实际的情形是我与几个朋友现在住在格林尼治，他们希望我明天能和他们待在一起。说真的，这里明天要有个野外聚餐之类的活动。当然啦，我将尽力从那里赶来。”

我不禁大声地“哼”了一声，他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再往下说话时显得有些局促:

“我打电话是为了我落在那里的一双鞋。我想知道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是不是能叫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运动鞋，没有它们我很不方便。我的地址是B、F——”

我没有听到这地名的全称，因为我已经挂掉了电话。

在这之后我替盖茨比感到了一种羞辱——还有一位先生在我打电话通知他时，他的话里竟暗示出盖茨比是罪有应得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这是我的错，因为这位先生就是一个借着盖茨比给他的酒兴，来辛辣地对盖茨比进行嘲讽的人，我早该料到这一点，而不必给他通电话的。

在葬礼举行的那天早晨我去到纽约见梅尔·沃尔夫西姆;我通过别的任何方法似乎都很难找到他。有开电梯的孩子指路，我推开了一扇上面印着“万字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门，一开始房里似乎没人。可是在我“喂，喂”的喊了几声之后，听到隔壁的一个屋里响起一阵争执声，随即便有一个长得很惹人爱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一双带着戒备的黑眼睛盯着我。

“家里没人。”她说，“沃尔夫西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她的前半句话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从里屋里已经传出有人用口哨吹奏《玫瑰花坛》的声音，尽管吹得走了调。

“请告诉一声卡拉威先生想要见他。”

“我不能从芝加哥把他叫回来，我能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无疑是沃尔夫西姆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屋子里喊“丝特拉!”

“把你的名字留在写字台上，”她急急地说，“等他回来时我会给他的。”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隔壁屋里。”

她朝我这边跨了一步，开始将她的两只手在她的屁股上气愤地上下拂动着。

“你们这些年轻人们以为你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闯进这里来吗，”她责骂着，“我们对此事已厌烦之极。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

“啊哟!”她又重新打量我，“请你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走进里间去。不一会儿沃尔夫西姆便表情严肃地站在了门道里，向我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办公室，用一种肃穆的声音说，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悲痛的时刻，末了他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遇见他时的情景，”他说，“一个刚从部队上回来的年轻少校，胸前挂满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勋章。他的生活非常拮据，他不得不总是穿着军装，因为他没有钱买些便服来穿。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他走进四十三街怀恩勃兰赌场找工作的时候。他已有几天没吃东西了。‘跟我一起去吃午饭吧，’我说。他在半个钟头之内一气吃下了四块多钱的饭菜。”

“是你使他能够做起了生意?”我问。

“岂止是我使他!是我造就了他。”

“噢。”

“我从一无所有和贫民窟中把他培养成现在的盖茨比。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相貌堂堂，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当他告诉我他进过牛津大学时我知道他能派上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他曾在那儿有过很高的职位。一开始他就为我的一个主顾去到奥尔巴尼做事。在一切事情上我们俩都像这个一样亲密无间，”——他伸起两个粗粗的手指——“总是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种伙伴关系是不是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的那笔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