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他突然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一下子跳了起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留下我和沃尔夫西姆先生两人在餐桌那儿。
“他得去打个电话，”沃尔夫西姆说，一边用眼睛追随着盖茨比的背影，“很帅的年轻人，不是吗?长得英俊，是个十全十美的男子汉。”
“嗯，是的。”
“他是牛津人。”
“噢!”
“他上过英国的牛津学院。你知道牛津学院吗?”
“听说过。”
“那是一所世界上最着名的大学。”
“你认识盖茨比很长时间了吗?”我问。
“有几年了，”他颇为得意地回答，“战争刚刚结束我就有幸认识了他。在跟他聊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便知道我结识了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我对自己说:
‘他才是你愿意带回家去介绍给你母亲和妹妹的那种人。’”他停了一停。“我看出来了你在瞅我袖口上的纽扣。”
我在这之前并没有注意它们，现在我看到了。它们是那种好像见过可样子又很奇怪的象牙纽扣。
“它们是用人的臼齿做成的。”他告诉我说。
“啊!”我仔细端详起来，“你这想法很有趣。”
“是吧。”他把衣袖缩回到了上衣下面。“嘿，盖茨比对女人从不沾边儿。连对朋友的妻子他都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在这位第一次见面便得到沃尔夫西姆先生信任的人儿又回到桌前坐定了的时候，沃尔夫西姆一口吞下了他的咖啡，站了起来。
“我已经吃好喝足了，”他说，“我得赶快离开你们这两位年轻人，否则你们就该讨厌我了。”
“不要着急，梅尔。”盖茨比淡淡地说了一句。沃尔夫西姆举起手来表示谢意。
“你们两人都温文尔雅，我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说明道，“你们俩坐着吧，坐着谈论你们喜好的运动和年轻女人，谈论你们的——”他又挥了一下手等于是代替了那个未说出的词儿。“而我呢，已经五十岁了，所以我不愿再坐在这儿妨碍你们。”
当他和我们握手告别时，他那表示出悲哀神情的鼻子在战栗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得罪了他。
“他有的时候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盖茨比解释说，“今天又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他在纽约也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百老汇的地头蛇。”
“可是，他是干什么的，一个演员?”
“不是。”
“一位牙科大夫?”
“梅尔·沃尔夫西姆?不，他是一个赌徒。”盖茨比在迟疑了一会儿后又不经意地加了一句:“他就是一九一九年在幕后指挥世界棒球联赛的人。”
“幕后指挥了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着。
这话使我大吃了一惊。当然啦，我也曾记着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棒球联赛是被人操纵了的，可是假如我当时思想过这件事的话，我也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件发生过了的事，是一系列环节上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便能挑起了这桩玩弄了五千万人民信念的事端——就像一个窃贼单枪匹马轻易地撬开了保险柜一样。
“他是怎么碰巧能干成这件事的呢?”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只是发现了一个机会。”
“他为什么没有住进监狱?”
“他们抓不到他，伙计。他是个机灵人。”
我一味坚持饭钱由我来付。在侍者给我找钱的当儿，我忽然瞥见了汤姆·布坎恩走进这拥挤的餐厅里。
“稍等我一会儿，”我对盖茨比说，“我得和一个人打个招呼。”
当汤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跳了起来，急着大步朝我们这边赶。
“你这一阵子去哪儿啦?”他急切地追问，“你没有来电话，黛西很生气。”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恩先生。”
他们俩略略地握了一下手，盖茨比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异样的不自在神情。
“你近来好吗?”汤姆问我，“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是在和盖茨比先生共进午餐。”
我转向盖茨比先生，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那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里的一天——
（那天下午我和乔丹·贝克来到普拉兹饭店的茶园里，她直挺挺地坐在一个带直靠背的椅子里说起了往事。）
——我走着正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一会儿走在便道上，一会儿走在草坪里。踏在草坪上我更觉得高兴，因为我穿着一双英国鞋，鞋底上有突出的橡胶小圆球，深深地踩进到软软的草地里，真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还穿着一条新的花格呢裙子，不时地被风吹得撩了起来，每当有风吹起我的裙子，在一路房屋上插着的红、白、蓝等色的旗子便飘展开来，不高兴地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
这一带旗子最大的、草坪最阔的，就数黛西·费伊家。她那时刚十八岁，是路易斯维尔的年轻姑娘中间最出名的。她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衣服，自己有一辆白色的微型轿车，在她的家里找她的电话整天价响个不停，泰勒军营里的许多年轻军官都迷上了她，纷纷来电话要求那个晚上由他作陪。“哪怕一个小时也好!”
那天早晨当我走到她家对面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白色小汽车就停在路边，她正跟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尉军官坐在车里。他们两个都入了迷，直到我离他们只有四五步时，黛西才看到了我。
“嗨!乔丹，”她这时能喊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请过这里来。”
我心里很高兴她愿意和我说话，因为在所有比我年长的女孩里我最佩服的就是她。她问我是不是要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哦，那么我能不能告诉他们，她今天去不了了?
在她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用每个年轻姑娘有时都会喜欢的那种目光望着黛西，因为这种情景在我看来很罗曼蒂克，所以这件事就牢牢地记在我的脑子里了。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我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再见过他——甚至我在长岛上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没有能认出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盖茨比。
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事。过了年以后我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又开始了参加比赛，因此也就不常看到黛西了。她和年龄大的男人们一起出去——如果她还要人伴着她的话。四处传开了有关她的风言风语——在一个寒冬的夜晚她正要打起背包到纽约为一个到海外打仗的士兵去送行的时候，她母亲发现了她，而且最终阻止了她的这趟旅行。为此她有好几个星期没和家里人说话。以后她就不再和军人们四下一起游玩了，而只和城里的几个扁平足近视眼的青年人在一起，这些人根本到不了部队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她又快活了，像从前一样的快活。停战以后她开始进入社交界，在二月份她与新奥尔良的一个男人据说是订了婚。到了六月份时，她却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恩，那婚礼的豪华和隆重是路易斯维尔人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用自己的四辆车从芝加哥带来了一百多号人，真可谓前呼后拥，租了希尔巴奇旅馆的整整一个楼层，结婚的前一天他送给了她一串价值三十五万美金的珍珠项链。
我是黛西的伴娘。在婚宴开始的半小时之前，我走进她的房里，发现她穿着华丽的衣饰躺在床上，那可爱的劲儿就像是六月的夜晚——她已喝得醉醺醺的。她一只手里拿着一瓶白葡萄酒，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封信。
“为我祝贺，”她嘟嘟囔囔地说，“以前从来没沾过一滴酒，啊，可现在我一下子喝了个够。”
“你怎么啦，黛西?”
我当时吓坏了，这是实话，因为在这以前我还未见过一个姑娘喝成这个样子的。
“过来，亲爱的。”她在一只她刚刚放在床上的废纸篓里翻腾着，拉出一串珍珠项链。“把它拿下楼去，送还给那个项链的主人。告诉他们黛西已经改变了主意。说:
‘黛西已经改变主意了!’”
她开始痛哭起来——不停地哭呀哭呀。我冲出房里找到了她母亲房间的女用人，我们俩把门从里面锁上，给她洗了个凉水澡。她硬是不丢开她手里的那封信。将它带到浴盆里，一直握在手中攥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纸球，直待她看到它已碎成了雪花似的小纸片，她才让我把它放进到肥皂盒里。
她再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们给她服了含氨药剂，用冰块敷贴在她的脑门上，哄着她重新穿好了衣服。半个小时以后，当我们从她屋子里走出来时，项链好好地带在了她的脖颈上，风波过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她毫无踌躇地嫁给了汤姆·布坎恩，并跟他开始了到南太平洋一带的三个月的旅行。
在他们度蜜月回来之后，我在圣巴巴拉
见到过他们，我想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这样痴情于她的丈夫。只要他离开房间一分钟，她就会不安地四下看着，说“汤姆哪儿去了?”她脸上那副惆怅的表情直待他回来才能散去。她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沙滩上，他的头枕在她的膝上，她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他的眼睛，一面无限喜悦地注视着他。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情景，真令人感动——它能叫你陶醉了似的轻轻地笑出声来。那是在八月份。在我离开圣巴巴拉的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于一天晚上在文图公路上开车撞了一辆货车，他的汽车的前轮掉下来一个。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女孩也上了报纸，因为她的一只胳膊摔断了——是圣巴巴拉饭店的一位住宿部的服务员。
下一年的四月，黛西生了个女孩，他们俩便到法国住了一年。春天的时候，我曾先是在戛纳后来是在多维尔见到过他们，后来他们就回到芝加哥定居了。你也知道，黛西在芝加哥是出了名的。他们与一帮寻欢作乐的人混在一起，这帮人都年轻，富有，放荡不羁，可是她却能出于污泥而不染，落得一身好名声。这或许是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混在一群酒徒之中而不沾酒，这便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不该说的话你能够不说，而且，你能够机巧地做一些小小的破格行为，而别的人都喝得懵懵懂懂得看不见或是视而不见。也许黛西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调情卖俏过——可是她那特有的嗓音却有动人之处……
哦，大约是在六个星期以前，她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我问你——你还记得吗?
——你是否认识住在西卵的盖茨比的那一次。在你回去后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喊醒了我问:
“是什么样的一个盖茨比?”当我给她描述了一番以后——我还打着盹儿——她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从前认识的男人。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个盖茨比就是坐在她的白色小车里的那个青年军官。
当乔丹·贝克讲完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普拉兹旅店半个小时，正乘着一辆四轮敞篷马车穿过中心公园。太阳已经西沉到了西五十大街上电影明星们休憩的高楼后面，小姑娘们已像蟋蟀一样聚集到了草地上，她们清脆的嗓音响彻在还散发着热的暮霭中间: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情由我独享。
当你夜晚进入梦乡，
我便溜进你的闺房——”
“这是一种奇怪的巧合。”我说。
“可这根本不是巧合。”
“为什么?”
“盖茨比买下那所房子，不就能和黛西隔湾相望了吗?”
这么说来，在六月里的那天夜晚盖茨比所望着的不仅仅是天上的星星了。从他那毫无目的追求华丽排场的迷津中一下子摆脱出来，盖茨比在我的面前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想知道，”乔丹接着往下说，“你是否能把黛西哪天下午邀请到你的住所，然后让他也过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求我做的就是这么一点小事。他整整等了五年，买下了一幢宫殿似的住宅让陌路人恣意在这里寻欢挥霍——就是为了有一天下午能够“走进”一个陌生人家的花园里来。
“难道非得在我知晓这一切之后，他才肯求我帮他做一件这样的小事吗?”
“他怕万一，他已经等待了这么久。他担心你会见怪的。你知道，骨子里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
有些事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他不叫你安排这次见面呢?”
“他想让她看看他的住宅，”她解释说，“而你的房间就在他隔壁。”
“噢!”
“我想，他原以为她可能会在哪个晚上偶尔走到这晚会上，”乔丹说，“可是她没有。然后他就开始向人们随意地打听他们是不是认识她，我是他发现的第一个认识黛西的人。在那天的舞会上他派管家来找我，我去了他那儿后，他费尽心思周旋了好一阵子才谈到正题。当然啦，我立刻很痛快地建议说让他们上纽约去吃顿午餐——我觉得他当时听了这话急得都要疯了:
“‘我不愿做任何一件越轨的事情!’他坚持着他的意见，‘我就想在我的隔壁见见她。’“在我说到你是汤姆的好朋友时，他差一点打消了这全部的念头。他对汤姆了解得并不多，尽管他说几年来他一直读着一份芝加哥的报纸，想着偶尔能在上面看到黛西的名字。”
此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的马车下行到一座小桥下面的时候，我伸出胳膊搂住了乔丹那裸着的膀子，使她贴近到我的身边，向她提出了一起吃晚饭的请求。倏然之间我不再想到黛西和盖茨比，只想着我身边的这个身体匀称、丰满而又结实的姑娘，她在我的膀臂中快活地轻轻地依偎着（当然她也不是没有毛病，她对世界操着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一句熟悉的话语带着一种微醉和激动的力量开始响在了我的耳边:
“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者和疲惫者。”
“黛西在她的生活中应该有些充实的东西才好。”乔丹轻柔地对我说。
“她想见盖茨比吗?”
“这件事事先不告诉她。盖茨比不愿意让她知道。你只管请她来喝茶就行了。”
我们的车子走过了一片黑黝黝的林子，然后进到第五十九大街的街面上，在那一边有一片柔和姣好的灯光俯照在公园里。和盖茨比与汤姆·布坎恩不一样，我没有那种徘徊在黑的屋檐下和眩目的招牌下、连脸面也看不清的姑娘等着我，所以我把我身边的姑娘拉近了些，抱紧了她。她那淡淡的孤傲的双唇笑了起来，于是我将她搂得更紧，这一次脸儿贴着了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