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早晨，当教堂的钟声回响在沿岸的村落里时，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便又来到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尽情欢乐，草坪因此倒也增色不少。

“他是个倒卖酒的走私犯。”年轻的小姐们在他的美酒和花丛中散步时说。“他曾杀过一个人，因为此人知道了他是兴登堡的侄儿。快给我摘朵玫瑰，亲爱的，再替我在那只透明的玻璃杯子里倒上最后一杯酒。”

有一次，我曾在一张火车时刻表的空白处记下了那年夏天造访于盖茨比府上的人的名单。现在这张时刻表已经旧了，在其折叠处已经分离开来，表的上方印着“该表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生效。”不过我仍然能够辨认出那些字迹已经发黄的名字，关于那些受到过盖茨比的款待、对他的微妙回报只是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这些记下的名字将能比我的泛泛描述给你更深的印象。

那时，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尔夫妇和利奇夫妇，还有一个名叫邦森的先生，他是我在耶鲁时认识的，还有韦伯斯特·西维特，他去年夏天在缅因州被淹死了。

此外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沃尔泰利夫妇，以及布莱克伯克家族的所有成员（他们来后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每当有人走近时就像山羊似的仰起头吸着他们的鼻子）。有伊士梅夫妇和克利斯梯夫妇（或者毋宁说是赫伯特·奥尔帕奇和克利斯梯先生的夫人）;埃德加·比弗，有人说此人的须发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突然全变白了。

克拉伦斯·恩迪夫也来自东卵，我记得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色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叫做埃迪的酒鬼打了一架。从东卵更远的地方来的有奇德尔夫妇，O.R.P.斯克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沃尔·杰克逊·艾布拉姆夫妇，还有费希格尔德夫妇和里普莱·斯纳尔夫妇。斯纳尔在进监狱的前三天还光顾过这里，在碎石铺的车道上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被尤利西斯·斯韦特夫人开的车压伤了胳膊。

从西卵镇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莱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塞西尔·舍恩、州参议员古利克，控制着优秀电影评鉴权的牛顿·奥奇德、埃克豪斯特、克莱德·科恩、唐·S·施瓦茨（其子）和阿瑟·麦卡蒂，这些人都与电影界有这种或那种的联系。此外，还有卡特利普夫妇、贝姆伯格夫妇、G·厄尔·马尔登，其弟在后来曾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妻子。投机商达·方塔诺也来这儿，埃德·勒格罗、詹姆斯·B·费莱特、厄内斯特·利里和迪·琼斯夫妇——他们一起来是聚赌的，只要费莱特一溜出到花园里，那总是他已经输得精光，于是第二天的电车联合企业的股票行情便会上扬。

一个名字叫克利普斯林哥的先生来这儿的次数之频、呆得时间之长，已经使他获得了“宿客”的绰号——我怀疑他也许就无家可归。有关戏剧界的人，来的有格斯·韦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待·迈尔、乔治·达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等。来自纽约的其他客人有克罗姆夫妇、巴克希森夫妇、丹尼克夫妇、拉塞尔·贝蒂、科里根夫妇、凯莱赫夫妇、迪尤尔夫妇、S.W.贝尔彻、斯默克夫妇，和年轻的奎因夫妇，现已离婚，还有亨利·L·帕尔梅托，他后来在泰姆斯广场的地铁里卧轨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汉每次来总带着四个姑娘。她们说不准是起始来的那四位，尽管她们都很相似所以看起来好像以前来过似的。我已记不清她们的名字——大概是贾奎林、康舒拉、格洛里亚、朱迪或是朱恩，他们的姓都是听起来很悦耳的花名和月份名，或者便是那些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姓氏，如果有人追问，她们就供认说她们是那些人的表亲戚。

除了上述的人之外，我还记得福斯蒂纳·奥布赖恩至少也来过一次，还有贝黛克尔家的几个女儿和小布鲁尔（他在战争中被打掉了鼻子），阿尔布·鲁克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阿迪塔·菲茨·彼得斯，一度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厄特先生，克劳姬·希普小姐和一位随她而来的被唤作是她的司机的男子，最后还有一位什么王子，我们都称呼他公爵，至于他的大名即便我以前知道，现在也忘了。

所有的这些人在那年夏天都来到过盖茨比的府第。

在七月下旬的一天早晨九点钟光景，盖茨比的豪华小轿车沿着一条多石的车道，晃晃摇摇地上行到我的门口，随后给出一阵悦耳的喇叭声。这是他第一次来访问我，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去他那里参加过两次晚会，乘过了他的水上飞机，在他的热情邀请下，也多次到过他的海滩游玩。

“早上好，老伙计，今天咱们俩要一起去吃午饭，所以我想咱们还是一块乘车走吧。”

他正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面来回平衡着自己的身体，他此时体现出的好动性正是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缺少举重和直坐的训练，更是由于总是让做那种易兴奋的、即兴无拘束的游戏所致。这一品性以坐立不定的表现形式常常与他那一拘谨的举止造成冲突。他简直没有能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不是一只脚在什么地方上下挪动，就是一只手在躁动地做着张合。

他注意到我正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的车。

“它很漂亮，不是吗，伙计?”他跳下车来好让我看得更清楚。“你以前见过它吗?”

我见过这辆车。大家都知道他的这辆车，它是那种悦目的奶油色，电镀的地方闪闪发亮，在它那长长的车身上，每每有突出来的部位，它们是精美的帽盒、饭箱和工具箱等，还有鱼鳞状的风挡，从十几个不同的角度映射出太阳的光辉。车子的窗户有多层玻璃，车内整个儿包着一层绿色的皮子，宛如一个温暖的花室，我们坐进车里后就径直朝城里开去。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曾和他有过五六次的交谈，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他很少说什么。我最初认为他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大人物，现在这一印象在我心中逐渐淡薄了，我觉得他只不过是我隔壁那座临街的精美别墅中的房主人罢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那次尴尬的同车而行。我们还没行到西卵村，盖茨比就停止了他那优雅的谈吐，用一只手掌迟疑地拍着他那穿着一身酱色西服的膝盖。

“喂，老伙计，”他突兀地说道，“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便开始找一些泛泛的话来搪塞，免得失言显出狼狈。

“嗨，还是让我来告诉你我的一些经历吧，”他打断我的支支吾吾，说，“我不愿意叫你从你所听到的那些流言蜚语中，对我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

这样看来，他对在他大厅里所传布的有关他的飞短流长，是早有耳闻了。

“我将对你讲真话。”他突然举起右手，像是说要我说谎，上帝不容。“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家人已全死光了。我在美国长大，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多少年来我的祖先们一直是在那儿接受教育。这也是一种家庭的遗风吧。”

他的眼睛没有直接对着我——我明白了乔丹·贝克为什么不相信他所说的。他急急忙忙地将“在牛津受教育”的话含糊地带过，或是咽回到肚子里，或是一提到它就哽咽住了，仿佛这话在以前便烦扰过他似的。有了这样的疑心，他的整个陈述便在我面前分崩离析了，我开始怀疑也许在他身上毕竟有些邪恶的东西吧。

“在中西部的什么地方?”我随意问道。

“旧金山。”

“嗯。”

“我家人全死了，于是我得到了很多的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那一个家族突然消逝的记忆依然困扰着他。有一会我觉得他在捉弄我，可是我对他的一瞥打消了我的这一认为。

“自那以后我像个公子王孙似的停留在欧洲所有的大都市中——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主要是红宝石，也去狩猎，绘画也做一点儿，不过纯粹是为了自我消遣，我极力想把对我来说是发生在老早以前的伤心事忘掉。”

我努力设法使自己不至于因为他的假话而大笑起来。他使用的都是些异常陈腐的词语，在我脑子里树不起任何的形象，除了使我想到木偶戏中头戴方巾的“英雄人物”，它们在布龙公园里追逐老虎时，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却都在往外漏着木屑。

“然后战争爆发了，伙计。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解脱，我努力想战死，可我的生命却好像有什么神护佑着似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尉。在阿贡森战役中，我率领着两个机枪分队向前冲锋，结果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形成了半英里长的封锁地带，步兵一时上不来。我们整整在那里被围困了两天两夜，我们这一百三十号人和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当我们的步兵最后跟上来时，他们在敌人的死人堆里发现了三个德军师团的标识。于是我被提拔为少校，所有的同约国政府都授予了我一枚勋章——甚至门的内哥罗，那个亚德里亚海上的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也不例外!”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他点着脑袋在口里咀嚼着这几个字——微微地笑着。这笑表示出他对门的内哥罗多事之秋的理解和对门的内哥罗人民英勇斗争的同情，表示出他已充分懂得这个国家所处的境遇和其在整个大链条上的作用，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愿意授予他一枚勋章的原因。我的不相信态度现在沉入到一片混沌和迷乱之中:

仿佛我同时在急急翻阅着十几本杂志。

他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枚系在绶带上的勋章，放在我的掌心里。

“这是门的内哥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

我惊奇地看到，这东西很可能是真的。勋章上刻印着一圈字“丹尼罗勋章，门的内哥罗，尼古拉斯·莱克斯”。

“翻过来看。”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表彰其非凡的英勇精神。”

“这儿还有一件我随身携带着的东西。我在牛津时期的纪念品。这照片是在三一学院拍的，站在我左边的这位现在已是唐卡斯特伯爵了。”

照片上有五六个穿着运动装的青年人悠闲地站在一座拱廊下，穿过拱廊依稀可见一群尖尖的塔顶。里面有盖茨比，显得稍比现在年轻一些可也年轻不了多少——手里握着一只板球拍。

这样一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了。于是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在他那格兰德运河河畔的宫殿里到处挂着的耀眼的老虎皮;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只红宝石的匣子，凭借着珠光宝气抚慰他那破碎了的痛苦心灵。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求你，”他说着将他的这些纪念品满意地装回到衣兜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些我的身世。我并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你知道，我常常处在陌生人的中间，是因为我想凭借这到处的漂泊，来忘掉那件痛苦的事情。”他迟疑了一下。“今天下午你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发现你要带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的意思是说你爱上贝克小姐了?”

“不，伙计，我没有。只是贝克小姐已经好心地同意由她来向你讲这件事。”

对“这件事”的内容我丝毫也猜想不出，不过说我感兴趣倒不如说我对它恼火。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可不是为了讨论盖茨比先生的事。我敢肯定他请求我的准是什么荒诞不经的事情，有一会儿我真后悔我竟然将足踏在他那众人乱踩的草坪上。

他不愿再多说一句。在我们快要进入市区时他又恢复了他那一本正经的模样。我们驶过了罗斯福港，那里停泊着许多装饰有红色条带的远洋货轮，又加足马力沿着贫民区的碎石车道行驶，路两边林立着的是十九世纪建造的镀金的已经褪了色的阴暗、住人的旅馆。然后便是死灰谷从两边涌入我们的眼帘，过了一会我瞥见威尔逊夫人正在油泵旁为汽车喘呼呼地加油，她的全身还是那么富于活力。

有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展开着，我们的汽车闪映着阳光走过了阿斯托里亚的一半里程——仅仅是一半，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蜿蜒行驶时，我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有一个警察急速地接近了我们的旁边。

“嗨，老伙计。”盖茨比喊道。我们的车子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钱夹里掏出一张白色的卡片，在那个人的眼前晃了一晃。

“好了，谢谢，”警察说，一边用手将帽子往上戴了戴，“下次就认识您了，盖茨比先生。请原谅!”

“那是什么?”我问，“是牛津的那张照片吗?”

“我曾帮当地专员做过一件事，以后他每年都送我一张圣诞节贺卡。”

在大桥上，阳光穿过桥面的梁架斑斑驳驳地泻在来往的汽车上，使其不断发出星星点点的光芒，在河对岸一群一群一块一块的白色建筑（想发财赚钱建造起来的）使对岸的城市显得骤然高出许多。从昆斯大桥上望去，你总好像觉得是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它也是第一次将世上一切秘密和美好事物的憧憬，迷乱地呈现给你。

一个装着死人灵柩上面堆着鲜花的车从我们旁边驶过，后面跟着两辆拉下窗帘的马车和一串载着宾朋的轻快马车。宾朋们用悲哀的目光从车上望着我们，他们那眼睛和短短的上嘴唇酷似是欧洲东南部一带的人，我很高兴盖茨比这轿车的豪华气派能融入到这送葬的肃穆气氛里。当我们横穿过布莱克威尔岛时，一辆车前有遮阳的轿车超过了我们，那司机是个白人，车里坐着三个衣饰很入时的黑人，两个男的陪伴着一个姑娘。当我看到他们翻着白眼珠嫉妒地注视着我们时，我放声大笑了。

“既然我们已经过完了这座桥，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想，“一切的一切……”

毫无疑问，就是对于盖茨比来说也不例外。

一个喧嚣燥热的中午。我到四十二大街一家通风设备很好的餐厅来赴盖茨比的午饭之约。躲开了街外刺目的阳光，我的眼睛在接待室的暗处里隐约看到了他，他正在和一个人谈话。

“喂，卡拉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西姆先生。”

这位个子不高，平扁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那大脑袋注视着我。他的两个鼻孔里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鼻毛。片刻之后我才在这较暗的光线中看到了他的那双小眼睛。

“——于是我盯了他一眼，”沃尔夫西姆说着，热烈地握着我的手，“你想我是怎么做的?”

“什么?”我很客气地问。

但是，很显然他这话不是跟我说的，因为他松开了我的手，他那很富于表情的鼻子对着盖茨比。

“我把钱交给了卡兹堡，并对他说:‘好吧，卡兹堡，就这么办，他如果不住嘴的话就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于是那家伙就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盖茨比挽起我们一个人的一只胳膊朝饭厅走去，沃尔夫西姆正想说什么，于是也就只好咽回到肚子里。随后他便沉入到了一种梦游者的无表情状态。

“要冰威士忌苏打吗?”侍者问。

“这是一家不错的饭店，”沃尔夫西姆说，眼睛仰望着天花板上的宗教传说中的神女像，“不过，我更喜欢街道对面的那一家。”

“好的，冰威士忌苏打，”盖茨比说，末了转向沃尔夫西姆先生:“那边的那一家太热了。”

“是的，又热又小，”沃尔夫西姆说，“可是却充满了令人难忘的记忆。”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

“老都会餐厅。”

“老都会餐厅，”沃尔夫西姆不无感伤地凭吊起来，“充满着离去和死去的人的面孔。充满着对现在永远离去的朋友们的回忆。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他们枪杀罗西·罗森塞尔的那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整个晚上罗西都一直在吃在喝。几乎快要到黎明的时候，饭店侍者带着一副有趣的面孔走上前来对他说，外面有人想找他说句话。‘好的，’罗西说，一边站起身来，我把他又拉坐在椅子上。

“‘如果他们想跟你说话，让这帮杂种到这儿来，罗西，看在我的分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那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要是我们拉起窗帘一定可以看得到鱼肚白的亮色了。”

“他出去了吗?”我真诚地问。

“当然，他去了。”沃尔夫西姆的鼻子愤怒地朝我晃着。

“他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说:‘不要叫侍者把我的咖啡端掉!’然后他就走到了外面的便道上，他们朝着他的肚子连开了三枪后驾车跑了。”

“他们中间的四个人坐了电椅。”我记起了这件命案后说。

“五个，还有贝克尔。”他的朝天的鼻孔饶有兴味地转向了我。“我知道你正在找一个生意上的关系。”

这前后的两句话并列在一起说出，使人觉得毛骨悚然。盖茨比替我回答说:

“噢，不，”他激动地喊道，“他不是那个人。”

“不是?”沃尔夫西姆先生似乎显得有些失望。

“他只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早就告诉过你，那件事我们以后找个时间再谈。”

“请原谅，”沃尔夫西姆先生说，“我弄错人了。”

一盘鲜嫩的炒肉丁端上来，沃尔夫西姆先生顿时忘掉了老都会餐厅那份伤感的往事，开始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着。同时，他的一双眼睛在慢慢地扫着屋子——最后转过身去查看了紧跟在他身后的人，完成了他的这一圈巡视。我想，当时要不是我在场，他把我们吃饭的那张桌子底下也会瞥上一眼的。

“喂，老伙计，”盖茨比向我俯过身来说，“今天早上在车里，我恐怕让你生气了吧。”

又是那样一种理解的笑，不过这一次我可没有吃他的这一套。

“我不喜欢神神秘秘的，”我回答说，“而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坦率地面对我，告诉我你想让我做的事。为什么非得通过贝克小姐来转达呢?”

“哦，这决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对我担保说，“贝克小姐是一位了不起的运动员，她绝对不肯做什么不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