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拍打方向盘都没用了。五月底的这个午后，暴雨过后的汉州变成了一片泽国。杜蓓很自然地想起了威尼斯。三个星期前，她刚从意大利回来。她在波伦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回国前夕，她还去过一次威尼斯。在发给丈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说威尼斯太美了，那些古典建筑就像水面上盛开的睡莲，映在窗玻璃上的水纹，温柔得就像圣母的发丝。她对丈夫说，要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你，哼，我才不回去呢！在另一封邮件中，她说她要向政府建议，在汉州多挖几条河，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性。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星期后，上帝——回到了国内，或许该称老天爷了——竟以这种方式满足了她的愿望，眼下，枯枝败叶和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打着旋从她的桑塔纳旁边流过，向前面的铁路桥下汇集。那里地势更低，有个女人蹚水过来的时候，积水竟然一直淹到了乳房。

停在她前面的是一辆黄色面的。司机的光头伸出车窗，就像一只吊在墙外的青皮葫芦。他不停地向后看，显然想找个车缝儿倒回去。那条汗毛丛生的胳膊也悬挂在车窗之外。她隐约看见上面刺着拳王泰森的头像，她曾在电视上看到泰森的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看来偶像也有偶像。这位拳王的崇拜者也喜欢用拳头说话，眼下他就一边张望，一边捶门叫骂，意思是要和市长的姥姥做爱。“做爱”这个词在杜蓓的耳膜上停留了片刻，她立即想到了放在坤包深处的那盒避孕套。那是丈夫喜欢的牌子，“风乍起”，上面还标明是激情型的。她想起来了，丈夫当知青时写过的一首诗，名字就叫“风乍起”。

她的丈夫早年是个诗人，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哲学教授。杜蓓出国前一个月，他调回了上海——他原来就是个上海知青。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快上中学了，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把儿子也带去了上海。年底以前，杜蓓也将调到丈夫身边。她还在国外的时候，丈夫就在电子邮件中对她说，他已经快把她的调动手续办完了，“一共要盖三十二个章，已经盖了二十多个了”。想到一个哲学家为了她每天在俗世中穿行，她不免有些感动。她回国的时候，丈夫本来要赶到北京机场接她的，可由于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要来参加复试——他说，其中确有两个好苗子，也喜欢写诗，令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她自己呢，因为一些必不可少的俗事需要处理，所以也没能去上海看他。如今，事情总算忙完喽。按照原来的计划，杜蓓将乘坐明天凌晨一点钟的火车赶赴上海。

光头司机再次捶门叫骂的时候，她想，骂得好，Fuck！骂得好。如果儿子没在车上，她也会骂上几句的。这么想着，她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儿子今年五岁了，在她出国期间，一直由退休的母亲和小保姆带着。儿子和她很生疏，她回国几周了，还没有听他叫过一声妈妈。这天，他之所以愿意跟她出来，是因为他喜欢坐车兜风——这是在儿童乐园里坐碰碰车养成的习惯。她曾亲耳听见他说过几句粗话，并为此揍过他。母亲告诉她，那些粗话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正热衷于模仿各种粗言鄙语，而且一学就会。眼下，儿子踩在后座上，好像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似乎并没有听见那些粗话。

“我也要坐唐老鸭。”儿子突然说。

“唐老鸭？”

透过车窗的后视镜，她看见了儿子所说的唐老鸭。那是一支三轮车队，每辆车的车篷上都画着几只唐老鸭，上面喷着一行红字：下岗工人，爱心奉献，护送宝宝，风雨兼程。三轮车司机愁容满面，车上的孩子却兴奋得哇哇乱叫。后来，当其中的一辆三轮车突然翻倒，几个孩子真的像唐老鸭那样在水里乱刨的时候，杜蓓赶紧揿动按钮，把后面的车窗关上，因为她担心吓坏儿子。但儿子不但不领她的情，反而捶着玻璃，喊着打开打开。这一次他不提唐老鸭了，他说的是小恐龙：

“咦，小恐龙，小恐龙，淹死他，淹死他。”

小恐龙们的挣扎引起了众多人的围观。和她的儿子一样，他们一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她想，应该教育孩子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尊重他人，不能让他和那些丑陋的围观者一样麻木不仁。但眼下她无法给儿子开课了，她得考虑如何把车开出这片水域。那辆桑塔纳是借来的。去上海之前，杜蓓要开着它到郊区去见一个人，一个她不愿见到的女人。她名叫引弟，是丈夫的前妻。一想起引弟这个名字，她就想笑，太俗气了。她的几届学生当中都有叫引弟的，无一例外，她们的父母当初都想生个男孩。好像给女儿起上那样一个名字，他们就能够如愿以偿。引弟的父母是否如愿以偿了，杜蓓并不知道。她所知道的只是，引弟比丈夫还大一岁。据丈夫说，当知青的时候，他曾叫她引弟姐姐。

上个星期五，杜蓓首次向丈夫透露，她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到上海看他了。她原以为丈夫会喜出望外，没料到竟受到了丈夫的劝阻。丈夫说儿童节快到了，他很想见到小儿子，还是他回来算了。当她表示可以带儿子同往的时候，丈夫又说，她的调动表上还有两个空格，需要在汉州盖章，他想趁此机会把事情办了。现在想来，丈夫的最后几句话确实非常入耳，把她都感动了。他说她在国外漂泊已久，难免身心疲惫，现在最需要的是静养，总之无论依情依理，都应该是他回来看她。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了，几天来她怀着感激之情，安排小保姆拆洗被褥、打扫房间，并把自己的母亲打发回了老家，准备迎接丈夫大驾光临。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昨天凌晨，丈夫竟然打来电话，说自己要在儿童节之后才能回来，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说自己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席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丈夫嗓音疲惫，咳嗽个不停，还伴之以吐痰的声音——他解释说，因为急着准备发言材料，也因为归心似箭，他一宿没睡，烟抽多了。听得出来，他是歪在床上讲这番话的，床的咯吱声隐约可闻。

在波伦亚大学访学期间，受一些好吃懒做的女权分子的影响，她也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但昨天早上，她放下电话就爬了起来。稍事装扮，她就打的直奔火车站。她的耳边不停地回放着丈夫的电话，以及床的咯吱声。七年前，她和他一起去云台山参加哲学年会。那时候，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们并没有立即返回学校。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睡到了一起。当时她还是他的研究生，他也没有和前妻离婚。她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早上，他歪在床头给前妻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前妻，会议延期了。他打电话的时候，她就枕在他的胸前，用手捋着他的胸毛。他呢，一手握着话筒，一手捏着她的耳垂。她记得，当时他也向前妻提到了这个词——归心似箭。她还记得，当时她生怕自己笑出声，就翻身下床，想躲到卫生间里去。记忆之中，尽管她的动作像蝴蝶一般轻盈，但她还是非常担心，床的咯吱声会通过话筒传到另外一边。

从汉州到上海，每天有两趟车，一趟是凌晨一点钟，一趟是中午十点钟。由于临近假期，两个车次的卧铺都已早早售完了，她只好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两张，是凌晨一点钟的票。在国外访学期间，她的导师Umberto（恩贝尔托）先生教育她要掌握所谓的“符号感知”能力，也就是“只凭动作鉴别信息”。但是，在混乱的汉州火车站广场巨幅的液晶广告牌下，尽管那个票贩子以女儿的名义发誓车票不假，她还是吃不准它的真伪。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祈祷它是真的。捏着那张高价车票，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把这事告诉丈夫。不说吧，他肯定会把这看成偷袭；说吧，他肯定会觉得她不可理喻。

后来，她还是决定告诉他。她相信，丈夫没有理由胡搞，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他到哪里去找呢？除非他瞎了眼。如果他真的瞎了眼，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离掉就是了。不管怎么说，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本犯不着去看对方的脸色。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她也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最后还不是由她说了算？这么想着，她都有点同情对方了。是啊，说穿了，我到上海看他，就是对他的恩赐。随即，她便想象丈夫正在出站口迎接自己。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所以他手中还应该有一把伞。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妻子相配，他还新染了头发。他的另一只手也没有空着，正挥舞着一束鲜花……这些美好的情景深深地激励了她，所以还没有走出车站广场，她就掏出手机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她告诉他，车票已经买了，买了两张。她说，因为她听出他在咳嗽，还有那么重的痰音，她很不放心，临时决定去看看他。这一次，轮到丈夫感动了，他说自己只是轻微的头疼脑热罢了，很快就会好的。劳夫人的大驾，他实在过意不去。

打完电话，她的心情好多了，出气也均匀了。在车站超市，她买了几只薄如蝉翼的内裤，夏奈尔牌的；她还顺便逛了逛超市里面的书店，她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新版的《朦胧诗选》，里面收录了丈夫在知青时代写的两首诗：一首《向往未来》，还有一首就是与避孕套同名的《风乍起》。她想都没想，就把它买了下来。到了晚上，她歪在沙发上翻着那两本书，同时命令小保姆给她的手指甲、脚趾甲涂上蔻丹。她睡得很香甜，连儿子尿了床都不知道。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也为了和儿子联络感情，早上起来她上街给儿子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一顶新式的遮阳帽，上面印着预祝北京申奥成功的五环图案——以前她总是觉得举办奥运是劳民伤财，可这会儿她觉得如果真的申办成功，她和丈夫一定以儿子的名义为奥运捐款。在超市门前的小摊上，她还看中了一把瑞士军刀。她想，见到丈夫以后，她可以告诉他那是在意大利买的，地道的瑞士货，为的是他多吃水果。但回来以后，她就接到丈夫的电话。

丈夫的声音很急切，他说早上起来，看到了邮差送来的引弟写给儿子的信。引弟和他离婚以后，调到了老家的一所乡村医院。那封信就是用医院的信封寄出的。在信中，她问过了儿子的学习和生活，嘱咐完儿子要听爸爸的话，然后说她答应儿子的要求，不久就来上海和儿子一起过儿童节。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九号，再过两天就是儿童节了。他说，看过信，他赶紧和前妻所在的医院联系，医院里的同事告诉他，引弟前两天就请了假，到汉州去了。

“她还不是想见你？”

“瞧你说的，她不恨我就是好的了。她就是想儿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现在她应该在汉州。为什么？因为济州没有来上海的车，她只能在汉州上车。你最好能见到她本人，劝她别来了。你可以向她说明儿子放了暑假，我就把儿子送到她身边。”

“你的引弟姐姐怎么会听我的？”

“她当然会听你的。”他说，“她善解人意。她以为你还在国外呢。如果她知道你回来了，她是不会来的。”

这句话让杜蓓很不舒服。她马上想到，她出国期间，引弟一定去过上海多次。她每次都在他那里住吗？哦，这还用问！我简直傻了，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想到这个，杜蓓就想把话筒扣掉。不过，她没有这么做。稍事停顿之后，她对丈夫说：“还是她看儿子要紧，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她吧。”

他显然急了，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她听见丈夫说：“就算我求你了，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劝她最好别来。她来了，孩子心里会有波动。孩子要考中学了，搞不好会考砸的。果真如此，她的后半辈子都会难受的。你就这么给她说。”

“汉州这么大，我到哪里去找她呢？”她说。

接着他就提到了北环以北的丰乐小区。那里住着他和前妻共同的朋友。那个朋友是一家社科刊物的编辑，早年曾与丈夫一起在济州插队。她与丈夫结婚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曾来道贺。朋友的妻子烟瘾很大，门牙都抽黑了，也很能喝酒。当她得知朋友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的时候，她曾委婉地劝她少抽一点。朋友的妻子笑了，说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过后她才知道，朋友的妻子有过两次早产，对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并不抱什么希望。那个朋友对妻子很体贴，还主动地给妻子点了一根烟。杜蓓记得，当时他们还带来了一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与酒配套的那个梅花钻形状的启瓶器，她至今还保存着。丈夫调回上海时，朋友又在豪华的越秀酒家设宴为他送行。朋友的妻子没来，据说带着女儿到外地度假去了。那天他们都醉了，醉得就像餐桌上的对虾。现在丈夫告诉她，如果不出意外，引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丈夫还说：“本该由我来劝阻她的，可我的电话簿丢了，无法给朋友打电话了。”

如果不是儿子的哭声提醒了她，她都感觉不到车队已经开始蠕动了。随着哭声，她看见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抬着一个帆布担架从车边经过，担架上的人已被盖住了脸，无疑是死了——大概是淹死的，因为垂在担架外面的手又白又胖，就像农贸市场上出售的注水蹄髈。当然儿子放声大哭不是因为死了人，而是因为白衣天使，儿子最害怕的就是打针，看到白衣天使就像神学家看到了世界末日。与此同时，她看见一辆清障车拖着一辆警车驶了过来，掀起的泥浪足有半人之高。因为来不及关上窗户，杜蓓被飞进来的泥点溅了一身。

一枚棋子往往决定一盘棋的输赢。如果她当时发作了，那么她很可能要在马路上过夜了。杜蓓当然没那么傻，当她看到第二辆清障车即将驶过来，车上还架着摄像机的时候，她立即决定向它们求救。她蜷起腿，拉开车门，随时准备跳下去。同时求救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个子比她高、嗓门比她大，但清障车最后注意到的却是她。这自然是她的风度、美貌和微笑起了作用。拦道之时，她挥手的姿势就像在讲台上随着妙语而打出的手势，就像对镜梳妆时的理鬓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和从容。还是那个摄影记者说得好：“夫人，你的镜头感太好了，既显示了市民良好的道德风范，又显示了警民一家的和谐关系。”

记者们虽然以善说假话著称，但此刻人家显然说的是心里话。她甚至想到这个小脸蜡黄的记者对符号也略知一二，知道如何“通过动作捕捉信息”。当交警开着清障车，将她的桑塔纳拖出去的时候，摄影记者不惜跳进水中，以便透过车窗捕捉她的一颦一笑。来到浅水区以后，记者还提醒她晚上别忘了打开电视，因为她将在《晚间新闻》中出现。

她的车早已熄火了。在清障车上的交警的帮助下，她才将桑塔纳重新发动起来。随后，交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又和她聊了一会儿。由于在她身上花费的时间太多，那个交警还犯了众怒。虽然汉州的交通部门规定，进入市区的车辆不准鸣笛，但此刻它们却不吃这一套，响亮而混乱的笛声甚至盖过了天上的雷鸣。她不是聋子，当然能听出其中的示威意味。当她开着车逃离现场的时候，她将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都撞歪了。脑袋伸在车窗之外的儿子，也被无花果树的枝条划破了眉头。儿子顿时哭了起来，可因为急着逃离，她没有理会他。丈夫曾带她来过北环以北，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小区的中部是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幼儿园，孩子们一天到晚叽里呱啦。幼儿园的铁门就对着朋友家的门洞，很容易辨认。如今，幼儿园已经不知去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的塑像。乍看上去，他与汉州大学草坪前的那尊毛泽东塑像有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拎着帽子。儿子一见他，就喊了他一声毛爷爷。她告诉儿子那不是毛爷爷，儿子就问不是毛爷爷是谁。这倒把她难住了。如果她说那是肯德基快餐店的象征符号，儿子一定认为她说的不是人话。她灵机一动，说他是做烧鸡的，做的烧鸡名叫肯德鸡。

“我要吃鸡。”儿子说。

“待会儿买给你吃。”杜蓓说。

“我要吃鸡。”

“吃个屁。”

“妈咪才吃屁屁。”

这算哪门子事啊？好不容易叫了我一声妈妈，却是让我吃屁。她恼羞成怒，恨不得扇他一耳光。但她忍住了，将他从后座拽了出来。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儿子的眉头有一个凝结起来的小血球，硬硬的，摸上去就像个樱桃。她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在什么地方划伤的。儿子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他看着快餐店，伸出粉红色的舌尖，舔着自己的嘴唇。唉，儿童的内脏就是他的道德法则，除了满足他的要求，她似乎别无选择。她只好蹚水走到快餐店，为他买了一只炸鸡腿。儿子啃鸡腿的时候，她非常后悔带他来到这里。但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会面中获得儿子的配合，她还是弯下腰来，吹了吹他眉头上的伤口。

“乖乖，还想吃什么？只要听话，妈咪什么都给你买。”

杜蓓又给儿子买了一袋薯条。她捧着装满薯条的纸袋站在快餐店门口，向食客们打听朋友所住的那个门洞。后来，她把儿子拉到了一个门洞跟前。她的裙子的下摆已经湿透了，脚趾上的蔻丹只留下了斑斑点点，好像趾甲壳里出现了淤血。她的那辆桑塔纳眼下停在快餐店旁边的一块高地上，她看见有几个毛孩子正在车边追逐，一块泥巴准确地砸向了车窗玻璃。看着那些打闹的孩子，她心中的懊恼更是有增无减。她一只手扯住儿子的衣领，一只手掏出了手机。她想给丈夫打个电话。至于该给丈夫说些什么，在看见自己裙子下摆的时候，她已经飞快地想了一遍。她要对丈夫说：“对不起，亲爱的，因为道路的阻隔，我没能见到你的相好。”但是电话占线，一直占线，似乎永远占线。她再次想起了丈夫歪在床头打电话的情形。

后来，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朋友就站在门洞的台阶上，腰间裹着围裙，像饭店的厨师。拉着他的围裙躲在一边的那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女孩的脑袋从父亲的腋下钻出来，看看杜蓓再仰头看看父亲，同时还用脚撩着台阶下的雨水。朋友蹲下来，对女儿说：“快，带弟弟玩去。”女孩吐了一下舌头，重新缩到了父亲的腋下。杜蓓甚至感受到了女孩的敌意。她后悔没给女孩带礼物。想到这里，她很快从头上取下一只发夹。“来，阿姨送给你一样东西。”她把女孩拉到身边，“好看吧，这是阿姨从国外带回来的。”她没有说谎，那真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是她在罗马天主教堂前的一个小摊上买来的，上面还镂刻着圣母的头像。取掉了发夹，她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散了下来。好，挺好，朝气蓬勃，这正是现在她所需要的效果。

“快谢谢阿姨。”朋友对女儿说。

女孩抿着嘴，一扭头，跑了。儿子也跑了，他蹚着水，亦步亦趋地跟着女孩，跑向了不远处的一大片水洼。看着两个孩子跑远了，朋友才回过来对她说，他在楼上看见她了，起初还以为看错了人，没想到真的是她。他说：“大小姐冒雨前来，是否有要事相告？”

“瞧你说的，没事就不能来吗？”她说。

朋友笑着，但笑得有些尴尬。虽然雨点不时落到他们身上，但他似乎没有请她上楼的意思。她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结婚以后，有一次丈夫偶然提起，只有一个朋友对他们的婚姻持有异议。她揪着他的耳朵逼问他那人是谁，说走了嘴的哲学家只好把眼下正陪她上楼的这位朋友供了出来。她说，她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是引弟的朋友，自然要为引弟鸣不平。丈夫说：“不，他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和引弟的婚姻是个地狱，那么你为何要从一个地狱走进另一个地狱呢？还不如做情人算了，就像萨特和波伏瓦。”他娘的，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她虽然也是波伏瓦的崇拜者，可她知道那只是个特例。她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说婚姻是个坟墓，那么没有婚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喜欢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俏皮可爱。当时，她想把这句话说给丈夫，但转眼间丈夫就鼾声雷动了。

“杜小姐可是越来越漂亮了。”朋友说。

“谢谢。”她歪着头说道。在丈夫的同代人面前，她喜欢摆出一副少女的姿态。她知道这样最能赢得他们的好感。“你不想请我上楼吗，我都快淋透了。”她说。她说的没错，他们说话的时候，发梢上的水正顺着脖颈流进她的乳沟。那水带着寒意，使她的整个胸部都感受到了它的刺激。她甚至感到乳头都变硬了，硬得就像……就像什么呢？哦，想起来了，就像儿子眉头上的那粒樱桃。

在杜蓓的记忆中，朋友家里整洁得就像星级宾馆的套间，而且总带着淡淡的药水味。朋友的妻子和丈夫的前妻引弟一样，当年都是赤脚医生。对她来说，“赤脚医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游方僧人——既乞求别人的施舍，又为别人治疗。经过丈夫的解释，她才算明白她的理解谬之千里。后来在意大利，有一次她和当地的姑娘正光脚散步，并用脚趾逗弄草坪上的鸽子，突然又想到了赤脚医生这个词，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醋意。她为自己没能拥有丈夫的过去，而感到遗憾。

她还记得，朋友家的客厅挂着一幅油画，上面画着夕阳中的泡桐、花椒树、麦秸垛和田野上的拾穗者。泡桐下的花椒树正开放着圆锥形的小花，但麦秸垛上面却覆盖着几块残雪。而那个拾穗者，一个裸体的女人，此时正手搭凉篷眺望天上的流云。她的屁股那么大，就像个澡盆。她曾指出这幅画在时间上的错误，但朋友的妻子说，这就是他们对往事的记忆：“这是一种错开的花，有一种错误的美。”丈夫说，花椒树是他让画家画上去的。“当时，我肚子里有很多蛔虫，瘦得像一只豺。要不是灌了花椒水，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丈夫还告诉她，画的作者毕业于中央美院，当年也曾和他们一起插队，后来又插到美国去了，这是他出国前的最后一幅作品。她想起来了，她曾在超市的书架上看到过他的画册《广阔天地》。

错开的花！她每次来，都要看它两眼。可眼下，它却去向不明，光秃秃的墙上只剩下几个钉子，并排的两个钉子之间，还织着一张蜘蛛网。上面的一只蜘蛛已经死了，但仍然栩栩如生。在另一面墙上，贴着许多邮票那么大的卡通画。朋友告诉她，这些卡通画是他为女儿贴上去的。他每次吃完方便面，都要把方便面盒子中的卡通画留下，贴到墙上去。听他这么一说，她也看出来了，儿子房间里也贴有类似的卡通画。几天前，她还看见儿子从盒子里取出卡通画，就把方便面扔进了垃圾桶。

垃圾桶，眼下她就看见了一只垃圾桶。它就放在门后，里面的西瓜皮堆得冒尖。当朋友问她想吃西瓜还是桃子的时候，她连忙摆了摆手，说她什么也不想吃。

“怎么？就你一个人？”她问。

“还能有谁？”他说。

“你夫人呢？”她本来想问引弟的。可话到嘴边，她却绕到了人家夫人身上。本来只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却引来了朋友的长吁短叹。朋友叹了口气，说：“她得了乳腺癌。”

尽管她迫切地想知道引弟是不是在这里，以证实丈夫没有撒谎，但出于礼貌，她还是应该安慰一下朋友。她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桃子，一边削着桃皮，一边对朋友说，美国有两位总统夫人培蒂·福特、南希·里根都得过这种病，大财阀洛克菲勒的夫人哈琵也是如此。它就像月经不调一样，只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没必要放在心上。就在她这么说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了语言学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婚前女人的乳房是个能指，那么婚后它就变成了所指，它的乳头就像鼠标似的直指生育。现在乳房要割掉了，那该如何称呼它呢？她想，等见到了丈夫，可以向丈夫讨教一下。她把削好了的桃子递给朋友，然后又拿起了一只。她说：“有机会我一定到医院陪陪她。别担心，只要没有扩散，什么都好办。”

“她死了。”他说。

一时间，她感到自己的舌头都僵住了。当她略带掩饰性地去将头发的时候，桃汁刚好滴到她的颧骨上。为了显示自己的震惊，她没有擦掉它，听任那甜蜜的汁液顺脸流淌。她听见朋友说，上个月，他和一个朋友在黄河公墓为妻买了一块墓地。说到这里，他迟疑了片刻，然后说：“我说的那个朋友，就是引弟。”他说，遵照亡妻的临终嘱托，他和引弟在亡妻的墓前栽了一株泡桐，一株花椒。插队的时候，为了改天换地，他们把丘岭上的花椒树都砍光伐净了。第二年春天，为了抵御突然刮起的风沙，他们又在田间地头栽种了许多泡桐。他和妻子就是在砍树种树期间相爱的。他说，有一天他又梦见了妻子，梦见泡桐的根须伸进了妻子的骨灰盒，把酣睡的妻子搞醒了。

他说得很自然，就像在转述别人的故事，就像呼吸，就像咽唾沫。正是他的这种语气，多少打消了她的不安。她的目光又投向了那面墙，那面原本挂着油画的墙。朋友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但许久没有说话。就在她想着谈话如何进行下去的时候，朋友突然咬了一口桃子，咔嚓一声。她听见朋友说：“引弟从墓地回来，顺便把它带走了。记忆越美好，你就越伤感。这桃子什么品种，这么脆。唉，引弟是担心我触景生情，永远走不出过去的影子。”

“她还真是个好女人。”她说，接着她故作轻松地问道，“你最近见过她吗？其实，我也很挂念她。”

“巧得很，她刚从这里出去，很快就会回来。”朋友说，“你要是不急着走，待会儿就能见到她。杜小姐，她对你没有怨恨。你的引弟姐姐有一颗圣洁的心。”

圣洁！杜蓓从来不用这个词。它生硬、别扭，像从墙上鼓出来的砂礓，还像……还像朋友亡妻乳房的那个硬块。尤其是在这个场合，她更是觉得这个记号有一种令人难堪的修辞效果，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证实了丈夫没有说谎。够了，这就足够了，至于别的，她才懒得理会呢。她拿起一只桃子，愉快地削着上面的皮。她削得很薄，果肉白里透红，给她一种视觉的愉悦。桃汁带着些微的凉意，光溜柔美。但是，一只桃子还没有吃完，她的喜悦就变成了焦虑，我该如何劝说引弟放弃上海之行呢？

“她来汉州，有什么事要办吗？我或许能帮助她。”她说。

“她是来送还女儿的。办完了丧事，她把我女儿也带走了。孩子当时夜夜惊梦，要不是给她照看，说不好会病成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