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只是六月初，运输高峰期还没有真正到来，车厢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自从挤上了火车，华林教授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窗户上的玻璃。玻璃本身当然是没什么好看的，因为那上面除了灰尘，还是灰尘。此时此刻，他是在看窗外的那些没能挤上车的难民似的乘客，以及那些目光茫然的送行者。

经过几个弧形弯道，火车就驶出了汉州市区。天已经黑下来了，黑暗就像一张巨大的幕布，遮在窗玻璃上，只是在某个地方闪烁着的几粒如豆的灯火，显示出空间的距离。华林嚼着一只椒盐饼，盯着那灯火看着，看得双眼都发直了。唯一不妙的是，由于玻璃上的灰尘和眼镜片上的汗渍，他眼中的灯光都带有小小的毛边，就像是他当知青时看到过的在坟堆周围闪烁的磷火。为了能看得清楚一点，他摘下了那副玳瑁边眼镜，然后用餐巾纸细心地擦拭着。那副眼镜，是他的妻子吴敏给他买的。吴敏让他带上那种已经过时的玩意儿，并非存心要出他的丑，而实在是迫不得已。他耳根的炎症经年不退，如果换成容易生锈的金属镜架的话，他的耳朵可能早就烂完了。

一只椒盐饼吃完，华林教授突然觉得身边不是那么拥挤了。他捏着眼镜腿，环顾了一下周围，发现刚才在他身边站着的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不见了。如果这里再走掉几个人，硬座车厢也就不见得无法忍受。他正这样想着，突然有一个鸡头从座位下面滚了出来，落到了他的脚边。接着又从对面的座位底下跑出一只鸡爪——它准确地踩住了他的脚面，在他的白袜子上留下了一团油斑。华林立即对这硬座车厢憎恨了起来：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要是再冒出来什么鸡头、鸡爪，我宁愿不去阳城参加范志国的葬礼，也要就近下车。为了干净起见，他像猿猴那样把双腿蜷到了座位上，然后把下巴卡到了双膝之间。顺便说一下，对华林来说，那样坐着虽然不够雅观，可并不难受。他在家里也常那样坐，以致沙发的边沿都被他踩瘪了。有一次，他和校长夫人谈话的时候，谈到兴头上，突然像现在这样把腿蜷上了椅子，并且抠起了脚趾。校长夫人后来告诉吴敏，当华林把整个身子都蜷到椅子上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可爱的猿猴。比吴敏还年轻的校长夫人当然不知道，华林的那样一种坐法，和他的生活记忆有关，是他在阳城插队时，在田间地头练就的。

一切都只能是现在，一切又都意味着终结。和记忆有关的那样一个坐姿，华林其实也无法将它稳定下来。因为，就在他感到那样坐着很舒服的时候，弯曲的身体使他小腹之下的尿泡不得不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同时，又由于尿泡的作用（或者说反作用），他感到，在大面积麻木的小肚子下面，有几个地方正在不停地抽筋。

他在厕所门口排队的时候，火车刚好在一个叫焦树的小站停了下来。列车服务员将厕所里面的人赶了出来，并将厕所的门锁住了。轮到华林进去，已经过了整整半个小时（这倒是一段可以触摸到的完整的时间），就像在失眠的夜晚，华林会感到失眠症是难以饶恕的一样，现在他又感到，所有的疾病都是可以饶恕的，唯有尿频症不可饶恕。当然从厕所出来之后，他的看法又有了改变。因为撒泡尿的工夫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算不上什么难题的，是无法和“饶恕”这样的充满道德感的词语挂上钩的。

考虑到外面还有许多人急着如厕，华林还没有把裤门拉严，就从厕所里跑了出来。他现在轻松多了，心情好像也开朗了。回到座位跟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小伙子正在看一本叫做《商界名流》的杂志，看得那么认真，使他都有点不忍心去打扰他。他在座位旁边站了一会儿，慢慢发现小伙子其实是在盯着杂志上的插页看。他猜对了，那插页上果然躺着一个露脐的美人。他搞不懂女人的肚脐哪里好看，也搞不懂男人为什么喜欢女人的肚脐。在他看来，肚脐只是个小垃圾屉，真要说它有什么意义，也无非是可以提醒人们，有一根叫做脐带的东西曾经联系着自己和母体，使人能想到自己并非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肚脐眼问题惹得他有点不痛快了，他就做出非常严肃的样子，拿着车票在小伙子面前晃了晃。鉴于他以前曾多次遇见过赖在别人的座位上不起来的乘客，他对这个没有多磨蹭就站了起来的小伙子，还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这样一想，他就向小伙子咧了咧嘴，挤出了一个歉意式的微笑。可是还没等他调整好坐姿，那个小伙子就对准他的脸，打雷似的放了个响屁。

这是华林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三次出门旅行。五月初，他去了一次海南，接着又去了三峡。在三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和一个日本人的争吵，引起了一个来自大连的高校教务长兼学者的共鸣。在那人的盛情相邀下，他直接从三峡去了大连。他很快就爱上那个城市。他给吴敏打电话说，大连非常适合他的生活，街边的草地，草地上的鸽群，鸽翼上缤纷的阳光以及空气中浓烈的臭氧，都使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他想在那里多待两天。在接到电话的当天，吴敏就住进了医院，将肚子里的胎儿打掉了。这样，当华林从大连飞回来的时候，她的伤口就长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承受一次性生活了。华林是六月一号回到汉州的，一回来，他就对吴敏说，他哪也不去了，要在家里好好地陪陪她，同时尽快将那本《寻求意义》一书的最后两章赶出来。可是今天一大早，他就接到了知青时代的好友范志国的儿子范强打来的电话。范强说，他的父亲死了。于是，华林就又坐不住了。

范强还特意提到了他的母亲徐雁——幸亏他提到了徐雁，否则华林一时还搞不清他到底是谁呢。华林上次见到范强，还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时候，范强还是个说话奶声奶气的孩子。三年前，在得知范强考到临凡商业专科学校的时候，他曾给范志国和徐雁寄去一千块钱，恭贺他们养子成龙。范志国当时给他回了信，并邀请他在合适的时候回阳城一叙。华林怎么也难以料到，范志国现在竟然死了。

他问范强，老范是怎么死的，可范强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讲清楚。后来，被他问急了，范强突然说：“华叔叔你不要替他伤心，他死的时候，是挺快乐的，甚至说得上幸福。”范强说他是在临凡车站售票处的外面打的电话，还说自己很快就要到汉州，现在先问他和吴阿姨好，让他们保重身体。电话中的噪音越来越大，而范强的声音却越来越弱。华林正要让他代问他母亲好，电话突然断了。他等着范强再把电话打过来，可平时非常繁忙的电话，整个上午却再也没有响过。

整整一天时间，范志国的死就一直在他脑子里徘徊不去。他想起他的某个通讯录上记有范志国和徐雁家里的电话号码，就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那个巴掌大的本子。后来，吴敏提醒他——他过了一会儿才知道，那是吴敏对他的嘲讽——会不会把电话记到哪张卡片上了，于是他又开始倒腾那些卡片。他的卡片通常都放在吴敏吃过的巧克力盒子里，所以这一天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巧克力的空盒。当他心急火燎地四处翻找的时候，吴敏养的那只名叫乐乐的小狗简直要高兴死了，它把那些盒子和卡片当成了没有骨头可玩时的替代性玩具，将它们叼得满屋子都是。趁他不注意，它还把一张卡片叼进了阳台上的狗窝。那张卡片上所记录的，恰恰是他昨天一直在寻找的胡适先生的一句话：

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华林跟着小狗来到阳台，终于在狗窝里找到了他的通讯录——他怀疑是吴敏把它放在那里的。他照着上面的号码往阳城打了几个电话，但每一次，他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小姐的声音：“你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请查后重新拨号。”这天是星期五，下午是例行的政治学习时间。华林也去了。在开会期间，他突然决定要往阳城跑一趟，并打电话给吴敏，让她赶快给他准备两件干净的衬衣：“最好有一件黑的；如果黑的还没有洗，那我就带上白的；如果白的也没洗，那就赶快替我买一件。”

顺便说一句，就像他没有料到范志国会突然死去一样，他同样没有料到，就在他准备着去阳城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的范强正要到汉州来。范强已经买好了到汉州的车票，并且还要比他的华叔叔提前一个小时登上火车。和他的华叔叔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通向未来的旅行。到七月份，他就要大学毕业了，去汉州，就是想让华叔叔和吴阿姨给他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他的那张车票倒是提前预订的，但他是个穷光蛋，所以他订的只是一张硬座车票。

而对于经常坐飞机的华林来说，坐硬座旅行，实在是个例外。没办法，他走得实在是太急了。事实上，如果他手中没有那两个宝贝证件的话，买那样一张硬座车票，也得像范强那样提前预订。他的那两个证件，一个是记者证，是他在报社工作的朋友给他搞来的；一个是人大代表教员证，是他给人大代表们讲课的时候，求着工作人员给他补办的。它和人大代表证基本相同，只是在相片下面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空格里，多填了“教员”两个字（这让他可以在关键的时刻打个漂亮的擦边球）。在候车室里，他就是拿着这两个证件去找的售票员。售票员对他说，他要是明天走的话，她现在就可以给他一张软卧车票。可因为有那两个证件在手，他一点都不想领她的情。“明天？我是去参加葬礼的，我没有权力更改人家的葬礼日期。”他抖着手中的证件，对着售票口旁边的传声器喊着。他的理由实在是无可挑剔。售票员不得不去和他要乘坐的1164次列车联系，并亲自把他送进了车站。“愿你旅行愉快。”售票员急着往回赶的时候，突然对他说，“不要担心，列车服务员会替人想办法的。”可是，火车早已驶出了汉州车站，还没有一个服务员进到车厢里来。他想，这一次他大概真的要在硬座车厢里耗一个晚上了。

每逢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像昆虫会紧贴着叶脉或钻到花蕊之中躲避风雨一样，华林总是会逃到报纸当中去，借阅读报纸来打发难挨的时间。华林的那些卡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每次出门，他总要事先买上几份报纸，在途中慢慢享用。由于这次走得太急，一份也没有买，所以他只好去蹭别人的报纸。他旁边的一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正在看一份叫做《生活月刊》的杂志，他就把脑袋歪了过去。他瞥见上面有一幅卡斯特罗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握手言欢的照片：

一百万人挤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倾听教皇保罗二世的布道，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坐在第一排听讲。卡斯特罗的宗教开放政策，一是为了抗击美国的封锁力量，二是为了赢得投资。马拉多纳也应卡斯特罗之邀，倾听了这次布道……

他还没把照片旁边的文字看完，工程师就把那一页给翻过去了。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另一篇报道，上面用黑体字标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厅长曾荫权说的一句话：你一旦丢了钱，就永远丢了，就像贞洁一样。贞洁？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马拉多纳、卡斯特罗和保罗二世到底都嘀咕了些什么。当工程师翻完了杂志，把脸埋到杂志上休息的时候，他想和他套个近乎，借过来看一下。华林拿起自己的水杯，做出要去茶炉打水的样子，问那个工程师是否需要他为他捎上一杯。工程师愣了一会儿，没有吭声。他又问了一句，工程师这才把整张脸都抬起来。工程师好像有点伤感，可是转眼之间，那伤感就变成了戏谑和玩世不恭。“你是不是想看杂志？我卖给你算了。不贵，只收你十块钱。”

即便上面说的是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也不会再买了。半分钟之前，他还对香港财长的那句话（他认为工程师最初的伤感和那句话有关）有点不满，可是现在他觉得那句话说得真是地道极了。是啊，一旦我把钱丢给这样的人，那就像丢了贞洁一样，永远地丢了。可他转念一想，就又原谅了对方。既然卡斯特罗和教皇可以拿革命和宗教做交易，那工程师为什么就不能拿卡斯特罗和教皇做交易呢？于是，他又把杯子放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了十块钱。杂志拿过来之后，他发现定价是十二块钱，于是他就又给那个工程师补了两块。他以为那个工程师会有些尴尬，没料到对方收钱时不仅显得心安理得，而且还有发了一笔横财似的喜悦。

就是对方的那种喜悦的表情让他感到了难受，当他翻阅杂志的时候，他的心情变得恶劣了。这种鬼地方，他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这简直就跟当年坐牢差不多。他想，其实这还不如坐牢，因为坐牢的时候，四周都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老鼠磨牙的声音，而现在，他满耳都是吵闹，就像待在牲口棚里。一想到这个，他的气就不打一处出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去找列车长给他补一个卧铺。可他刚站起来，他那总是发炎的耳朵就碰住了车厢的衣帽钩。

忍痛挤到两节车厢的接头处时，华林浑身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汗水使他的眼镜不停地下滑，有一滴汗还流进了他的眼眶，使他的眼睛像发了炎似的难受。老范啊，你早不死晚不死，干吗在这个时候死去呢？让我也跟着你活活受罪。埋怨归埋怨，他还是想到了老范的一些好处。他现在想到了范志国和徐雁去牢里看望他的情景。范志国手中拿着一本书，站在用仓库改成的牢房门口。那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范志国把书递给他的时候，他递给了徐雁一封信。那是他写给自己的女友徐雁的信，信中说他已经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不想连累她，希望她能重新考虑和他的关系。徐雁在接信的瞬间，脸上还泛起了红晕——她显然把它看成了一封情书。他现在想，如果他当初没有写那封信，现在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他会留在阳城，和徐雁生儿育女，最后老死在那里吗？简直难以想象，在上帝先知先觉的经书中，包含了多少偶然的唯意志啊。

“什么偶然不偶然的，你碰到我的脚了。”一个女人突然踢了他一下。那个女人躺在一张报纸上面，头枕着一个塑料编织袋。他正要向她道歉，她又闭上眼睛睡去了。由于车厢里太热，那个女人在睡觉时，大张着嘴巴，就像一只狗。这时候又从厕所里出来了一个男的，男的一来就偎着女人躺了下来，闭着眼睛，把手放到了女人的肚子上，在那里搓到了一撮灰，并把它捻成了一个小小的泥球。他的那个动作似乎是很愉快的，可与此同时，他却面无表情，就像是扑克牌中的国王。

“这些背离了理性的人啊！”华林听见自己咕哝了一句。他离开了那个地方，往他旁边的十二号车厢里走。在那节车厢里，一个服务员一边给乘客倒水，一边拿着征求意见簿，让乘客在方便的时候，在上面为她美言几句。对她们搞的这一套，华林非常熟悉。现在，华林的眼前还浮现出了飞机上遇到过的这种情形，那些空姐让乘客留言的时候，脸上总带着职业的微笑，有时她们还会主动地把腰弯到合适的程度，好让旅客们可以瞥见她们幽谷般的乳沟。

对华林来说，那些幽谷般的乳沟还仅仅是一种记忆，可对坐在另一列火车上的范强来说，它却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现实。比华林早一个小时上车，坐在由北京始发的1175次列车的范强，虽然买的是硬座车票，可他现在却坐在软卧车厢的包间里面。眼下，他正和前来售报的小姐开着玩笑。当那位小姐把腰弯下来的时候，他和包间里的那两个皮鞋商都站了起来，以便可以更深地看见小姐的乳沟。范强就是跟着那两个人混进软卧的。

他们是在上车之前才认识的。几个小时之前，范强在实习的奥斯卡酒店里向当会计的朋友道别的时候，这两个皮鞋商被吧台小姐领了过来。吧台的小姐说他们结账时用的是伪币，要用会计的验钞机再验一下。会计把那沓钱在验钞机上过了一遍，然后就宣布其中的几张应该没收。两个皮鞋商急了，指着上面的领袖头喊道：“怎么会是假的呢？这几颗头不是都在吗？”会计说让他们看验钞机的反应，说它一闪烁出红光，就说明遇到了伪币。皮鞋商就嚷道，说不定那验钞机是假的呢。皮鞋商请会计看在他们是常客的面上，把钱还给他们：“我们也是受害者呀。说白了，哪里没有假的呢，这里的小姐也有假的，有几对乳房看上去非常喜人，比叶玉卿的还大，其实一摸就露馅了，原来并非是纯天然的。”他们争吵的时候，范强一直在旁边待着。他知道他的校友其实是想独吞那些伪币。考虑到他把父亲留给他的瑞士手表留在那里（当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从会计的抽屉里取了出来），又说了一大筐好话才借到钱，他就帮着皮鞋商说：“哥儿们，干吗要刁难人家呢，只要人家把钱付清就行了嘛。我们的广告上是怎么说的？奥斯卡，上帝的家园呀！”后来，会计就把钱还给了他们。再后来，他就夹在他们之间，混到了软卧车厢。

姓刘的皮鞋商买了几本杂志，然后把钱递给范强，让范强把钱交给小姐。范强看到老刘在旁边做着手势，他不懂得他的意思，但他知道那手势和小姐的乳房有关。小姐走了以后，他问老刘到底要让他干什么，老刘指指自己的胸口，说：“还能干什么，我是想让你把钱塞到她的这个地方。她不会恼火的，我敢打这个赌。”

“原来是这个呀，其实我也想到了。”范强说。

“他这是吹牛！想到了为什么没干？是不是？”姓张的皮鞋商对老刘说。

范强没有继续辩解。他现在突然想到，刚才塞给小姐的钱可能都是伪币，担心小姐拐回来找他算账。于是他立即站了起来，拉开包间的门，伸着脑袋朝外面张望着。火车运行的轰鸣声骤然剧烈了，躺在那里翻杂志的老刘捂着耳朵，命令老张把他拖了进来。老刘将他批评了一通，说他心眼太小，有福不会享：“既然能买到东西，怎么能说它不是货币呢？”

经过他们的一番安慰，范强心里踏实了。他舒舒服服地坐下，拿起一份《环球银幕》看了起来。

车厢的接头处的声音更为剧烈，在浑浊、黏稠的气流中，它发闷而且尖锐。华林想，它的音量大概有几百个分贝，这是慢性自杀的最好场所。这种声音还让他的尿泡一阵阵发紧。他还感到自己的痔疮一阵阵发痒，好像也想趁机作乱。但他还是在那里等了下去。他是想等那个小姐过来，私下问问掏高价是否能买到卧铺票。他在那里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小姐倒完了水，却看见小姐提着水壶走向了旁边的十一号车厢。

沮丧（或者说绝望）的华林并不知道，此时，有一位服务员正在到处找他。只是由于那位粗心的车站售票员没有说明他的座位号，1164号列车上的这位负责应付特殊人物的小姐，找他耽误了一些时间。那位售票员倒是提到了华林先生的眼镜和头顶的斑秃，可是，戴眼镜并且斑秃的男人在这一节车厢里有十几个，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她第一次来，华林正在厕所里思考尿频症问题；第二次来她倒是见到了华林，可那会儿华林正掏钱买那份《生活月刊》，因为出了汗，他摘掉了眼镜，让她对不上号。她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了。她这次没有白来，终于发现了站在车厢接头处的一个既戴眼镜又有些斑秃，既像中年又像老年的男子。

她走了过来，从侧面端详着他。最后，她的目光落到了他的皮带上面，在那发福的腰身上，看到了一条金利来皮带。顺便说一下，华林其实并不知道吴敏为他买的皮带是名牌，他其实一直反对在他那发福的皮肉松弛的腰上拴这种玩意儿的。他虽然做梦都想成为名牌教授中的名牌，可他讨厌名牌产品，因为他认为它们的价格和价值并不相符，是一种变相的敲诈行为。也就是说，华林绝对不会料到，把他从众多的斑秃和眼镜中分离出来的最佳凭据，就是Goldlion皮带上的标志。

小姐喊了他一声“同志”，然后轻轻地推了他一下。看到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小姐正盯着他看，他一下子犯迷糊了，还以为对方是来查票的。他连忙在身上摸来摸去，寻找那张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的硬纸片。情急之中的华林已经忘了，那张硬纸片并非装在外面的衣兜里——为了防止丢失，车刚开动，他就跑进了厕所，把它装进了缝在短裤前面的那个小布兜。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的生殖器突然感受到了车票的存在。他捂着自己的裆部，尴尬地笑了笑。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对方的态度一点也不严厉，在嬉笑中好像还透露着那么一点尊重。接着，他就自作多情地想到，对方很可能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在汉州大学任教多年，听过他的课的人应以千计；读博士的时候，他还在上海的几所高校里举办过多次学术讲座，如果把听过讲座的人也划进来，那他的门徒的数目就更加可观了。有一次，他陪着几个人大代表到汉州戒毒所视察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戒毒先进分子曾是他的得意门徒。既然在那种地方都能遇到自己的门徒，那眼下的这种巧遇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先生，你是不是姓华？”小姐问了一句。

“是啊，我是姓华啊。”华林说，“不过，这个‘华’字念的是去声，而不是阳平。”

小姐抱歉地笑了笑，用正确的发音喊了他一声华先生。当着那么多乘客的面，她并没有向他多做解释，只是说，有人已经事先给他买好了卧铺票，等着他过去休息。华林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看来那个售票员并没有说谎——他心里一下子舒坦了许多。唯一发愁的是怎么从拥挤的车厢里穿过去。可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小姐就喊来了一个乘警，并让他又去喊了两个，让他们一个开道，一个拎箱，一个殿后。走在前面的那个乘警手中拿着一根又黑又粗的电警棒，那根棒指向哪里，哪里就会闪出一条道来。所以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餐车所在的九号车厢。在那里，小姐为他买了几瓶冰镇过的饮料。一看到那些饮料，华林就感到自己的尿泡又有点想闹事了。不过，尽管他口渴难忍，饥肠辘辘，他还是没有在那里停留。

小姐一直将他带到了五号硬卧车厢。一道布帘将车厢隔成了两截，布帘上面印着“乘客止步”。趁乘警把他的箱子往行李架上放的时候，他问小姐是不是毕业于汉州大学。小姐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过了片刻，小姐很机灵地说了一句，说她没能听到他的课，是她终身的遗憾。“座位实在是太紧张了。没办法，计划生育搞得太晚了。”小姐又说，“不过，我们还正在为您想办法。能为您服务，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愿您旅行愉快。”

“但愿我能愉快。我是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的。”华林说。

那位小姐一定没有料到他会吐出这么一句话，所以一时间有点发愣。在请他节哀之后，又劝他要想开一点。由于她不知道他和死者的关系到底怎样，这样说是否得体，所以她说的时候，扑闪着一双眼睛，反复地打量着他。

这真是个好姑娘，我应该送给她一样东西，他想。接下来，他出人意料地来了一个急转身，抓着卧铺上的梯子就要往上爬。火车咣当咣当摇晃着，他刚爬上梯子，就差点摔下来。一个还没有走开的乘警被他的行为搞懵了。还是小姐聪明，她使了个眼色，让乘警帮他把箱子取了下来。

华林打开那个箱子，从中取出了一本自己的论文集《现代性的使命》。这本著作在当代的学术圈里有着足够的影响，他能评上教授，和这本书有着很大关系。就像经期的女人走到哪都要带上卫生巾一样，华林走到哪，都要把它带在身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想，他要在范志国的坟头烧上一本书，让老范可以在冥冥之中有书可读。可他装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多装了几本。

“没别的东西送你，就送你一本书吧。”他对小姐说。他本来还想送给那个乘警一本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乘警过于主动帮他取箱子有点不满，就打消了那个念头。书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卡片，他顺手把它抽了出来，然后把书递给了小姐。

“书写得这么厚，你一定赚了不少钱吧？”那个乘警说。

“什么呀，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能用钱来衡量的。”小姐白了一眼乘警，把书搂在了胸前。

如果姓张的皮鞋商不提查票的事，范强都忘记了他是混到软卧车厢里来的。老张看见他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就怪声怪气对他说，列车员待会儿肯定要来查票。他的提醒，让范强打了一个激灵。“刚才他们不是换过票了吗？”范强说。老张说查票和换票是两回事。老刘安慰他，说你放心好了，既然换票都应付过去了，还怕他们来查票？“要是查住了，你就说我是你的什么亲戚。你是从硬座车厢过来看我的。”老刘笑着说。

“譬如，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叫老刘一声爸爸。”老张说。

只要能舒舒服服地待在这里，叫一声爸爸又有什么呢？可范强听不惯老张那种幸灾乐祸的语气。他是巴不得我出点事啊！范强想。范强没有答理老张，而是直接对老刘说，叫爸爸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只是对老刘有点不好，因为这有点不吉利。“我爸爸他死了，正值壮年就已经呜呼哀哉了。”老刘一听这话，就说算了算了，你就说你是过来看我这个当经理的得了。老张在旁边说，他不在乎什么吉利不吉利的，还是让他来当爸爸吧。

由于老张的话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的，所以范强不好意思朝他发火，只能在那里忍着。他调了个头，又躺了下来，并且故意做出非常舒服的样子，夸张地打起了鼾。就在这时候，他闻到了一股腥臭的味道。接着，他就看到枕边的床单上有一块湿痕。他趴在那里闻了闻，没错，就是从那里发出的。他很快判断出那是醉酒者吐出来的东西。在临凡的奥斯卡酒店上班的时候，经常有客人因为床单上的污迹朝服务员发火，而他们除了道歉，连个屁都不敢放，因为和客人一吵，服务员的奖金就打水漂了。九年来第一次坐火车的范强，这会儿想，如果列车员来查我的票，我也如法炮制，先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这么一想，他就生怕那团湿痕干掉，每过一会儿，就要看它一眼。为了让它保持必要的湿度，他不但往上面吐唾沫，而且还往上面吐痰。

折腾了几个小时的华林，现在终于可以躺下来喘口气了。那位小姐后来又给他拿来了几份《交通快讯报》。最近的那一份是六月四号出版的。他对这种报纸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没有文化气息。正要把它放到一边，他突然看到上面还有副刊版，那上面有几篇文化名人写的随笔。他们分别谈到了臭豆腐，茶鸡蛋，一种叫做埙的古老乐器和正品唐山牌抽水马桶的鉴定。在谈到臭豆腐的时候，那个文化名人引用了瞿秋白的一句话：“中国的臭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错了！瞿秋白说的是豆腐，而不是臭豆腐！编辑甚至把鲁迅先生也弄了进来，鲁迅的一篇文章叫《从胡须说到牙齿》，可编辑只是断章取义地从中选了一段，并且自作主张地为鲁迅起了另外一个题目——《我从小就是个牙痛党》。拿鲁迅的作品来凑数，把鲁迅拖进现代商业主义和现代享乐主义的旋涡，可真是个一箭双雕：既可以省掉一笔稿费开支，又可以让别的作者感到满意——瞧啊，我和鲁迅是一伙的！他正要把它丢开，突然又看到了一幅叫做《无题》的漫画，画的是一个人七仰八叉地躺在车厢里。在画幅的左边，写着一首歪诗：

逃票不要紧只要不当真逮住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怎么这么熟悉？哦，原来步的是夏明翰的那首就义诗的韵。太好了，到处都有学问，走到哪里都可以产生灵感。这是从革命性写作到反讽式写作演变的经典范例，应该把它撕下来。于是，他又一次爬上了那个梯子。因为没有小姐在场，这次他爬得比较艰难，好像那是攻城用的云梯。然后，他把撕下来的那一版报纸塞进了旅行箱。

太热了，只要动弹一下，衣服就会和身体粘到一起。他站在那里，拈着衬衣的硬领——他同样不知道那硬领上绣着英文字母Goldlion——让它和身体分离的时候，他还在琢磨那首就义诗。在《现代性的使命》的修订本中，一定要把这首诗放进去。他还触类旁通地由那首诗想到了范志国的死。老范的身子骨不是挺硬朗的吗？怎么转眼之间就要灰飞烟灭？

一个多么清晰的幻觉啊！华林教授现在突然看到了知青华林赤身裸体地在池塘边的泥巴里打滚的情景，范志国也是赤身裸体。他看到了那个华林的屁股和脚掌被碎瓷片划破了，范志国正要把他从泥巴里拽出来，扛到外边去。他们那时候可真是没少打架呀，那些碎瓷片是邻村的知青出于对上次挨揍的报复而撒到池塘里去的。他现在想起来，在他俯卧在床上养伤的那段时间，范志国第一次让他看了他整理出来的哲学笔记的情景：范志国竟然有三个带着红色塑料封套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从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有关的注释中抄下来的许多哲学语录。那些笔记本是范志国用一包肉松从村里的会计那里换来的，在每一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记着毛主席的号召：“学一点哲学。”他就是从那些笔记本上知道了许多陌生的名字：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有一天晚上，由于伤口化脓，他怎么也睡不着，捂着屁股唉声叹气。赤脚医生范志国先训斥他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然后坐到他的那个用门板搭成的床上，给他和其他几个受伤的同伴念了几段导师的语录。那几段话说的并不是深奥的哲学问题，其中一段因为和洗澡有关系，他们后来就经常念叨：

希望你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你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

然后是：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马克思怎么没有下乡？”另一个弄伤了屁股的人突然喊了起来。那人还提议往邻村的知青经常出人的池塘里也撒一点碎瓷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考虑撒上一点玻璃碴。那人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但是遭到了范志国的否定。他说，马克思说了，历史上的事件总是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什么是喜剧？喜剧就是闹剧。”范志国说，“谁的屁股再扎烂了，可不要来找我。”话虽这么说，可第二天，范志国就到县城搞玻璃去了。他搞来的都是巴掌大的小块玻璃。他对大家说，那些玻璃可以派两种用场，一种是撒到池塘里去，一种是安到老虎窗上，请大家选择。那个时候的范志国就显示出了当领导的才能，说话办事总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他自己动手，把那些玻璃拼到了窗格上。最后剩下的小玻璃片，他也没有舍得扔掉。他像个孤胆英雄似的，“深人敌穴”闯进了对方的村子，让那些知青们知道，他要是照葫芦画瓢把玻璃撒进池塘，不光会让他们烂脚烂屁股，还会让他们一个个都变成太监。他说，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干，是因为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

真是难以想象，这个范志国已经死了。当时他们还把他看成是哲学家，如果不是因为结婚和生孩子耽误了考学和回城，他现在说不定还真是个哲学家呢，混个学部委员当当也不是没有可能。西塞罗在《辩论篇》里说，哲学家的一生都在为死做准备。哲学家范志国，也对自己的死做过准备吗？华林现在翻了个身，让长痔疮的地方朝向上面，然后双手捂住了脑袋。他现在又想起了一九八九年夏天见到范志国的情景。又是一个清晰的幻觉啊！他看到范志国正领着一个男孩在汉州大学的家属院门口徘徊，那个小男孩在他身边正专心致志地啃着一芽西瓜——瓜皮上已经没有一点红瓤，那唯一的红瓤现在粘在他的鼻尖上。华林并没有认出他们就是范氏父子，他只是被孩子逗乐了，想知道那孩子会不会把最后的那一点瓜瓤抹到嘴里去，才在那里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华林。是范志国喊的，他显然也不能肯定他就是华林，为了避免认错人的尴尬，范志国喊他的时候，脸朝着门房里的那一位正在书写标语的退休教师。

那一次，范志国在汉州待了两天。华林还让范志国看了他一直珍藏着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书的扉页上，还留着华林教授当年写的一首诗：

学习保尔柯察金一定重做革命人扎根阳城反右倾坚决解放全人类

他第一次向范志国透露了因为看这本书而挨打的故事。牢里的领导对他说：“犯了罪还想回城当炼钢工人，不打你打谁啊？”领导让他写检查，他就写了这首诗。他向范志国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吴敏也在旁边。这个小故事吴敏虽然已经听过多遍，可她还是像第一次听到似的，笑个不停。那时候，华林和吴敏刚刚结婚，住着一室一厅的房子，由于范志国带着孩子暂住在那里，吴敏只好去住女友的单身宿舍。不过，她每天都要回来看他。由于范志国的在场，他对吴敏的年轻貌美竟然感到有点不自在。有一次，当吴敏习惯地挽着他的胳膊的时候，他瞥见镜子中的自己竟然有点面红耳赤。在离开汉州的那天下午，范志国向他透露了他正在托关系找门路，要把到阳城卫生局当副局长的事敲定。他说既然捞到这个职位不容易，他就将尽可能多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范志国又开玩笑地说：“当然，首先是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关系，把计划生育搞好，至少要把避孕套及时地发放下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华林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只像气球那样在空中飘飞的避孕套。没有比避孕套更轻的东西了，可华林却感到它比石头还重。在送范志国去车站的路上，他一直有点神不守舍。把他们送上1164次列车以后，范志国拉开窗户，邀请他和吴敏有空到阳城去玩。吴敏当时爽快地答应了，而他却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华先生，您是不是想吃点夜宵？”有人好像在喊他。

短暂、零乱的幻觉消失了。华林一骨碌爬了起来，那个样子就像夜半的惊梦。他望了一下窗户，又拍了拍两排座位之间的小茶几。窗外是无边的夜色，他依稀看到了几处灯火；茶几上是一份被他撕开了的《交通快讯报》，上面的那首歪诗现在正掖在他的旅行箱里。站在他面前的也不是吴敏，而是那个把他领到这里来的服务小姐。她好像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窖藏苹果的香气。

“您还是中午吃的饭吧？”

“中午？中午我在哪里？让我想想。”

“晚饭您吃了吗？”

“晚饭？哦，想起来了。几个小时之前，我买过一只椒盐饼。别说，它还真比上帝吃过的香，因为上面有芝麻呀。”

在奥斯卡实习的时候，范强值的就是夜班。一个月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夜猫子。镜子中的那个越来越苍白的脸蛋，显然和这种作息习惯有关。他现在站在厕所隔壁的盥洗池旁边，通过池子上方的那面镜子端详着自己，然后在嘴唇周围和下巴颏上抹上香皂。考虑到此行的重要任务是要让华林叔叔和吴敏阿姨给自己找个工作，所以他首先得把自己的脸收拾干净，以便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他现在觉得自己和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男主角里奥勒度长得很像，身架、额头、嘴巴，都像。当然他也发现自己的脸色有点苍白，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他想，有一个词就是用来形容他这种脸色的，那个词叫做“理智的苍白”。是啊，只有聪明、理智、成熟、深沉的人，才会有这种苍白。这种例子太多了，他随便一举，就能举出一大堆例子来：比如葛优，比如王志文，比如罗伯特·巴乔，当然，还有里奥勒度。

他想，华叔叔最好能安排他到汉州电视台的广告部工作。他在大学里学的就是广告专业。几天前，当他又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华叔叔和主持人在那里谈论“广告和文学”的时候，他想，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去一趟汉州，让华叔叔在汉州给他找个工作。那一天，他还从主持人和华林的交谈中，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当主持人对华林在百忙中到演播室来接受访谈表示感谢的时候，他清楚地听见华叔叔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即便吴敏不在电视台上班，他也会接受这个邀请。太好了，吴阿姨原来就在电视台上班！放着这样的关系不用，那不是浪费又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浪费就是犯罪。华叔叔如果给我找不来工作（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还有吴阿姨呢，地道的双保险！他又想起了昨天打的那个电话。他现在认为没在电话中把找工作的事说出来是明智的。华叔叔和吴敏阿姨都很忙，如果他们嫌麻烦，在电话中顺势一推，那他可就傻眼了，连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聪明人就是聪明。”他拍拍自己的脸，将自己表扬了一通。

过道上有几个人交头接耳。由于高兴，范强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旁若无人地扭起了屁股，并故意地蹭了一下当中的一个小姐。回到包间，他看到老刘和老张也没有睡觉，正在玩牌，他就也想加人进去。在玩扑克方面，范强自认为是个高手，他记得，有一次他把同寝室的人的菜票都赢光了。

“你又没钱，拿什么玩呢？”老张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

范强坐了下来。为了不让他们过早发现他是高手，洗牌时他故意显得很笨拙。他还决定先输两把，让两个傻帽能尝到一点甜头。

到了第三把，范强果然把老刘和老张甩到了后面。老张一边打牌一边打哈欠，为了提神，老张讲起了他在奥斯卡享受到的上帝的乐趣。他说他像犁地一样，把那里的小姐犁了个遍，然后他重点地回忆了他和其中的一位玩过的几个花样。“最带劲的是，一边看录像一边干，说不清谁在模仿谁。”接着，他问范强是不是也趁工作之便动过犁。

“她们都脏得很，搞不好会染上病的。”范强说。

“我是干什么吃的，还能让染上病？别打岔，你到底犁过没有？说句公道话，你们那里的小姐还是比较干净的，用了都说好。”

范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不在他们面前丢份儿，过了一会儿，他说：“即便没有干过，我也知道怎么干。”他刚说完，老张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厉害，差点把牌都扔了。连沉稳的老刘，也捶打着膝盖笑个不停。

“笑什么笑！我只和自己的女朋友干。”范强说。不过，话一出口，他就伤感了起来。他所说的那个女朋友，比他高一届，一毕业就和他断掉了联系。他现在突然想起来，那个女孩子就是汉州人。范强想自己这次无论如何要在汉州找到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让那个女孩子瞧着眼红。但老张和老刘持续的笑声让他心里直发虚，后来他就糊里糊涂地连输了几把。老张也输了，不过他是故意输的，因为老刘是他的上司。老张把钱交了出去，然后又催他快点交钱。范强不能交钱，因为他身上的那几个钱，是准备着给华叔叔和吴阿姨买见面礼用的。他愿意拿自己的手表作抵押，再接着往下干。

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可以连续多天不吃不喝，那是因为它们不但有储满脂肪的驼峰，而且有三个胃室。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东奔西跑，华林的背倒是有点驼了，可即便它再驼上一千倍，那也只能是驼背，而不能称为驼峰，这是因为那里面并没有多少脂肪。即便他有三个胃室也不行，要知道他身上长着一个漏斗似的尿泡呢。有了那么一个宝贝，有多少水漏不出去啊？

和常人相比，华林的饥饿感一旦凸现出来，确实要更加猛烈，可他现在却没有多少食欲。旅客们的就餐时间早就过了，现在他是和几个餐车服务员一起就餐。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冬瓜海米、一份青菜豆腐汤和两只油炸馒头。他吃了半只馒头，喝了几口汤，就把碗推到了一边。那帮服务员一直在吵闹，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笑声。他认为就是那种吵闹影响了自己的食欲。那位小姐坐在他旁边，问他饭菜是否合胃口。“你一定要吃好，不让你吃好，我们是不会让你下车的。”小姐说。她的话说得多么得体啊，如果我是校长的话，我就拉她当我的办公室主任了。他问小姐会不会外语，小姐的话让他吃了一惊：“会一点，因为我去年才从国外回来。”

“在列车上跑来跑去，多累啊。”

“我喜欢干这一行，喜欢跑车，为你们这些人服务。你们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嘛。”

小嘴多甜啊，当她习惯地用手指梳理头发的时候，一道白润的耳轮在他眼前一闪。他都想破格招她当自己的研究生了。他想问她还想不想考学，可她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女性用手机对身体很不好，尤其是那些怀孕的妇女，要尽量少用。“据说，手机甚至可以对女性的某种周期构成干扰，总之，要慎之又慎啊。”他说。她感谢他的提醒，但她又说她这辈子并不想要孩子，因为《圣经》中说了，夏娃之所以生子，是由于那是上帝对她的报复。

“孩子总还是要要的。那也是革命工作，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这很重要吗？”小姐说。

“当然重要。《圣经》中也说了，‘听哪，天上传来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为他而喜悦。’在我看来，生儿育女与其说是为了传宗接代，不如说是为了挽留住时间。我在阳城下乡时，种过韭菜。生育就跟种韭菜差不多。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姑娘，在我看来，这很可能就是基督教有关死后复活的现实依据。”

小姐莞尔一笑，拿着手机到餐车的顶头回电话去了。当她走开了，他想，吴敏什么时候才能给我生一个孩子呢？时不我待，再过几年我想要孩子可能也要不成了。他突如其来地想到，如果当初和徐雁结了婚，如果徐雁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儿的话，那女儿肯定会和眼前这个姑娘一样漂亮，有着同样干净的眼白，黝亮的瞳仁，善解人意，连偶尔的打岔也让人着迷。其实徐雁当初就是这样的形象，只是徐雁身上多了一份田野的芬芳和那个年代特有的基干女民兵的英气。

肩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明净的月光下，在公社民兵营大院的楼梯口站岗放哨——这是他在住牢前对徐雁的最后印象。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底的一天，他的历史就是在那一天开始拐弯的，上帝那先知先觉的经书中所包含的偶然的唯意志，就是那一天向他显现出来的。那一天，他的牙疼病又犯了，不得不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牙。看完牙，正要去看在这里受训的徐雁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赤脚医生范志国托付给他的任务——把发给村里的避孕套捎回来——他就又拐了回去。值班的是个女医生，他还没说完，眼睛哭得像兔眼一样发红的女医生就指着他的鼻子骂开了，骂他太反动了，是个现行反革命，毛主席他老人家刚刚离开我们，他就要带头娱乐了。那个女医生拎着门后的扫帚一边抡他，一边喊着抓他这个反革命。被喊声惊动的人围了过来，逮住他就是一顿猛揍。在挨打的时候，他夺过一把鸡毛掸子，胡乱挥舞了一阵，并挑掉了一个人的眼镜……那一天，等他跑回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他回村里转了一圈，拉着范志国诉了一下冤屈，后来就又一瘸一拐地去公社的民兵营赴徐雁之约——徐雁早就对他说，在这一天晚上，她们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要出去拉练。在那里，他看到了肩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正在站岗的徐雁。可那天，他和她什么也没干。换岗之后，他们并没有在房间里待着，而是走了出来。当他讲述他的遭遇的时候，徐雁捂着嘴，一直笑个不停。他自己讲着讲着也乐了。他当然没能料到，第二天上边就要派人下来将他丢进大牢。他后来才知道，那一天被他的鸡毛掸子打碎的眼镜的主人，是公社卫生院的革委会主任。当然，后来又发生的许多事都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出来之后，他竟然考上了大学，而范志国和徐雁因为结婚生子，只能留在阳城……

那个小姐又拐了回来，问他是否已经吃好了。她还说，列车长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包间，现在他可以安心地睡个好觉了。

“其实我在这里就挺好。”华林说。

“你的酒量怎么样？李白斗酒诗百篇，您喝上半斤总该没问题吧？”

“我只能喝二两，还得是低度的。”

“喝酒的人都这么说，”她说，“您放心，有我在场，是不会让你喝晕的。”

请他喝酒的人到底是谁呢？可她不告诉他，只是说等到了就明白了。“你要是不说，我可就不走了。”华林说着，果真在地毯上站住不走了，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你怎么这么调皮啊？”服务小姐说。他笑了，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他当然不知道，他一笑，他的脸蛋就变得皱纹纵横。

“酒是列车长请的。他想见见你。”小姐说。

听了这话，华林的肩脚骨一下子耸了起来。对他来说，那是一种潇洒的姿态。在课堂上，如果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妙语，他也会随之做出这样一个动作来。现在，他的心情确实很好，对列车长的邀请感到非常满意。华林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荣誉全揽到自己身上，而是把这看成是列车长对所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当然他也有点失落，因为他最初以为是小姐要和他单独交谈呢。

“有什么办法呢？恭敬不如从命吧。”他又一次耸起了肩脚骨。

可范强后来还是输了。有老张在当中捣乱，他岂有不输之理——老张不但自己要输，而且还要拉他垫背——每当他要往上游跑的时候，老张就“舍生忘死”对他实行围追堵截。

“愣什么愣，还不快把手表交出去。”老张说。

老刘愉快地接住了那块表，眯着眼看着，但他的愉快只持续了那么一小会儿。“什么瑞士长瑞士短的，这不过是一块熊猫表，”老刘说，“而且还是一只死熊猫，瞧，这指针一动不动。干脆扔掉算了。”老刘说着，就要去打开窗户。要不是范强眼明手快，老刘就真的把它扔出去了。他夺过那只表看了一下，果然是块熊猫。他立即意识到，那块真正的瑞士表现在还躺在会计的抽屉里：“妈那个×，我以为我耍了他，哪料到我被他耍了。”

“看你还是个学生，就饶你这一次，不过，你得受一点惩罚，否则这牌打着就更没意思了。”老刘说。

老刘的惩罚，是让他把他们随身带的一些广告分发出去。那些广告印刷得非常精美，就像是《环球银幕》的彩色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