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的交城县街头忽然便冒出了很多小商贩，他们密密匝匝地挤在街道两边，卖这人世间能卖的所有东西。下岗工人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卖东西几乎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卖蔬菜、卖水果、卖衣服、卖袜子、卖手套。清明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开始争相卖冥币，卖纸房子、纸人。为了能多卖出去一点东西，他们几乎把地摊摆到了街道中央，像群倾巢而出的蚂蚁一样正渐渐占据着县城的各条街道。有时候，为了抢夺一个顾客，两个摊主会大打出手，一个说：“他要买的是我的土豆。”另一个说：“放屁，他明明站在我的摊子前。”那个又说：“你才放屁，人家明明要买我的。”而那个准备买土豆的人已经被第三个卖土豆的抢走了。
一时间，交城县的街头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盛况，那就是，头一次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这些拥上街头的小贩大多数是刚刚下岗的工人，而原来那些在街头卖菜的城郊农民也不满意了，生意被抢，于是，动辄便和新晋的下岗工人小贩打起来。街头形成了两大阵营，随之又诞生了最威猛、最不怕死的两大霸头各自执掌自己的阵营。于是，这街头每日充斥着各种嘈杂声、叫卖声、骂架声、拉客声、恐吓声，生机盎然得不像人间，倒更像是天上砸下来的街市。然而，为了活下去，更多新下岗的工人还在陆续拥向这里争抢一寸地盘，街上从黎明到深夜都是人头攒动，仿佛众人聚在一起正在过一种奇怪的盛大节日。
多年之后，李天星在异乡的一场小成本话剧里听到了这样一句台词：“没有投票权的一代人是没有节日的。”后来他想，从没有过投票权的人们其实节日并不少，比如那下岗便是节日，万民变成小贩拥上街头抢食也是节日。它们都是节日。再后来，李天星渐渐想明白了，节日几乎是人们活着的必备品。如果没有自己的节日，一代人就白活了。可是，从没有哪代人真正没有节日。没有。而所有的节日在每一个参加节日的人身上都会盖一个戳，永远不会消退。
夹在人群中的李天星在90年代末的这个春天里第一次闻到了那种类似于各种菌类混杂在一起的腐烂的味道。一时间，诸神撤退，出生和死亡同时面世，拥堵在了人间的街头。他再次惊恐地感觉到，他厌恶这里，他必须逃离这个小县城。嘈杂绝望的街头，抢食吃的人们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巨大得简直不像他一个人的孤独，倒像是有千万个人的重量一起压在了他的身上，要把他压碎，压成齑粉。
怎么逃离，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他一边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和死死包裹着他的嘈杂声，一边惊恐绝望地问自己。找杨国红去，还是找杨国红去。自从上次在她的小店里见了她一次之后，他就再没有去找过她，她也没有主动来找他。现在，她不仅下了岗，还离了婚，不管是谁先提的离婚，总之，她是离婚了，她也成了单身。这个事实让他感到恐惧，让他这段时间都不敢再去找她，似乎他去找一个自由了的女人就必定是危险的，反而没有了偷情时的那种万目窥视背后的安全感。同时，他又想到了她手中抱着的那只巨大的罐头瓶子，想起那里面一瓶又一瓶的白开水，想起了她毛衣下面开始隆起的小腹。他不敢去。
可是在三天后的晚上，他还是出现在杨国红的小店里。当时已经八点了，杨国红还舍不得打烊。他估计她还在侥幸地等待着当天可能有的最后的顾客。她顶着一头半白的灰蒙蒙的头发，正抱着那只巨大的玻璃瓶子枯坐在椅子上。他站在黑暗中隔着那扇玻璃门看着她，就像在看一只透明的罐头，然后，他推了门进去。
她惊讶地看着他进来，起身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忽然就伸手关了灯。再然后，就着外面鬼魅一样漂泊的车灯，她一言不发地拉下了他的裤子，把他摁在了那张嘎吱作响的木椅上。接着，她还是一言不发地低下头，把头深深埋在了他两腿间。他不敢看她一眼，唯恐看到里面一半的白发。忽然，他痛苦地大叫了一声：“放开我！”然后他的泪就下来了。那个跪着的女人顿了一下，也只是一下，然后又继续。他感到自己大腿上一片湿凉，那是她的眼泪。
从杨国红的店里出来很久了，他还是无法停止哭泣。他一边没有目的地走在街上，一边哗哗流泪，后来，他索性当着来往行人的面蹲在了街头，号啕大哭起来。他哭了很久很久，那晚，整个县城的夜空里飘荡的都是一个男人鲜红凛冽的哭声。
<h2>四</h2>
此后，李天星又去找过杨国红两次，见杨国红再没有提过任何一个关于要和他结婚的字，他才确定她离婚不是为了要和他结婚。他像得了一种新的保障，又往她那里跑得勤了些。杨国红为了多点生意，干脆就住在了小店里，她在货架后面搭了张木床，晚上就睡在那里，早晨早早开门营业，快到深夜了还舍不得关门。
他去找她的晚上，两个人就一起挤在货架后面的床上。她对他每次来找她都表现得感激涕零。她这种感激让他害怕，这种害怕在做爱中又加快了化学反应，过快来到的高潮甚至让他在一瞬间都怀疑他其实是爱她的。做爱之后的两个人拥抱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简陋的木床上，平静异常，像食物即将腐败的前夕。他抱着她，却仍然警惕着她马上要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他生怕在某次做爱之后她对他说“我们结婚吧”。可她一直没有，好像已经忘了世上还有婚姻这件事。
渐渐地，从前偷情时压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重量忽然被抽去，他竟一时有点适应不了，好像脚下空荡荡的，随时会一脚踩空。从前做爱时的紧张、急促和兴奋等各种骨骼林立的感觉，也在忽然之间长胖，长成了一种好似他们在一起睡了一千年的厌倦感。他想，就是真结了婚也不过就这样了吧，老夫老妻的感觉。不得不说，没有婚姻的形式却能享受到婚姻的实质，还是不错的。只是，他又想，如果他们一直这样下去，她就连再嫁人的机会都没有了。也许等他离开了，她自然就会再找个人结婚了。
他看着陈旧斑驳的天花板说：“真是想不到世道变得这么快，像做梦一样。你看你们单位原来多好，以前你们单位的女人想结婚的话，会有很多男人可挑——”
他不敢说完的话是“可是现在，没有男人会愿意娶你们这些下岗的女人了”。她果断打断他，声音突然变尖变硬：“下岗就下岗，我自己开个小店，挣得倒比以前的工资还多。”
他踌躇着，怕她会反应激烈：“我……还是想着要离开这里。”
她却只是疲惫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说：“要出去就早点出去吧。你说你要是真的出去了打算干什么，想好了吗？”
“……不知道。”
“听我的，你还是考大学吧，我听说现在考大学的年龄也放开了，你就去报名参加高考。大学毕业了留在外面，就不要再回来了。”
“……就怕考不上。”
“一年考不上就两年，两年考不上就三年，总能考上的。”
“可是……”
“上大学的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供你上学。我无儿无女的，又没有什么负担。至于下岗，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们什么都没做错，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命。”
他脑子里轰的一声，在那一瞬间他想他应该赶紧从她这张床上逃走，可是，她挡在他面前岿然不动，她已经提前在他面前高筑债台了。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发现他不但没有逃走，还转身更紧地抱住了她。他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腐蚀出了一个黑洞，于是，他赶紧跳进去藏身。他必须得承认，其实，在她说这句话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他拦不住。其实，是他根本不想拦住。
这晚之后，他又有一段时间不敢去找她。不敢去找她的时候又充满了恐惧，仿佛那债台是会自己收利息的，他在她那里越欠越多，以至于就要还不清了。他更坚定了逃离的念头，便在这个夏天跑到教育局，毅然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似乎这是通往外面世界的孤舟。
当时，他报考了南方的一所美术学院，然后，那年，他顺理成章地没有考上。
他在窗前抽烟直到后半夜。一只椰子壳做的烟灰缸里已经戳满烟头，如龟背上驮了一片丰饶的墓碑。蛙声已轻，渐渐沉入湖底，草木则在蛙声零落之后开始舒展，湖尽头墨蓝色的夜空里洇出了几缕血丝，是夜与昼交错而过的摩擦。他开始感到困意了，这才离开窗前，到沙发上睡觉。
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床上的女人已经走了。她走前把他的房间打扫收拾了一番，以至于他一觉醒来竟以为自己前一晚睡错了地方。桌子上床上干净萧索，看上去像刚刚被装进了一只明净的玻璃瓶里。他简直不敢走过去。就连前一晚那只插满烟头的烟灰缸也被拔掉了所有的烟头，只剩下一只孤独坚硬的椰壳，椰壳里的肉早已风干，腐烂，成灰。
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走了一圈，一边惶恐，一边感动，与此同时，他在自己身体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忽然嗅到了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有只野兽正面目不清地蛰伏在某个角落里，在他与它猛然打到照面的刹那间，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从1997年到1999年，李天星连续参加了三次高考，结果是连续三年都没有考上。第三次高考结果出来之后，李天星不吃不喝，一连几天没有出门。几天后，杨国红去他的宿舍找他。
这是一排破旧的平房，年久失修，因为没人管，房前砖头缝里的荒草已经可以没过人的小腿了。刚分到学校的单身老师在这儿过渡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年，走了一茬又一茬，李天星成了在这宿舍里住得最久的元老。他的宿舍门窗紧闭，窗户里挂着帘子，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有没有人，门外面没有挂锁，却推不开，估计是里面闩上了。杨国红使劲敲门，屋里面静悄悄的，隔壁宿舍倒探出两张好奇的脸来窥视着她。敲了半天，里面还是不应，她便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头敲碎了门上的一块玻璃，然后把手从碎玻璃里伸进去把门闩拔开了。
屋里一片狼藉，桌子上放着一碗不知几天前的面条，上面已经长出了一层绿色的霉。床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床下则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只瓶子，塞着瓶塞，里面装的是浑浊的黄色液体。她弯下腰去捡那几只玻璃瓶的时候，他忽然从床上蹦了起来，一脚踢翻了那几只瓶子，对杨国红大声吼道：“不要碰，你知道这是什么，这里面是我的尿！”杨国红没吭声，弯下腰还要捡，他一脚又把那只瓶子踢飞了，然后指着门口说：“你出去！”杨国红眼睛追着那只瓶子，嘴里却说：“你明年再考一次，我保证你再考一次一定能考上。今年不是美术分都够了吗，就是文化课不够，你再好好把文化课补补，真的，再考一次肯定能考上。”
李天星推着她往门口走：“你出去，快出去，我要睡觉，别管我！”杨国红猛地甩开他的手：“那我把你瓶子里的尿捎出去，你几天不出门，留在屋里都要臭了。”她过去又要捡那些瓶子，李天星跟着扑过去夺瓶子，两个人竟厮打起来。他用力抢过瓶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那些瓶子忽然大声抽泣起来，他说：“你快出去，你来干什么？你也不看看有谁在这破房子里住过四年，我就住了四年。冬天这屋里都能结冰的。你看看我有什么好，我什么都没有，你还来找我做什么？你应该躲我远远的，看都不要看我。你看看，我算个什么东西啊，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我就是个破小学老师。我什么都不是，我以前学习成绩好，让我去读中专，说毕业就能混工作，可等我毕业了却已经没有人读中专了。我刚毕业就被淘汰了。我讨厌这个地方，可是我又被分配回来了，我哪里都去不了。你说考大学，我就这么大年龄了再去考大学，你也看到了，连着三年都考不上，我只是在丢人现眼。我这样没用的人，你还来找我做什么？以后不要再找我了，我也不会和你结婚的。”
杨国红的泪也哗地下来了，她冷笑一声：“你以为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和你结婚？你是不是以为女人不结婚就会死？你以为我这三十好几奔四十的女人了离了男女之间那点事就不能活？”她说着拎起地上的瓶子向门口走去。见她要走，李天星慌忙爬起来从背后抱住了她。
杨国红泪如雨下：“如果说我以前还想过和你在一起的话，那也是我工作好的时候，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我真想过。可现在我没有工作了，离婚了，我就绝不会再想这事了。以前和我前夫没有离婚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活得不值，我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没有爱。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个破下岗工人，我倒什么都不想了。可你是要成画家的，你怎么能和我一样？我早就想明白了，要是心里真的喜欢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和他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守着他，两个人真的守在一起的又有几个是幸福的？不如让他想去哪里去哪里。你去上大学，我供你上。人要是只为自己活都活不下去的，都要为点别的，都得在心里相信点什么。”
他从背后紧紧抱着她，泣不成声。他说：“我不考了，我真的不考了，我就这样往下混吧，反正人总归是要死的，怎么活都是要死的。每参加一次高考我就加倍觉得自己无能，什么都不是，我连自己的画也恨不得全都烧掉。不要再让我考了，我就愿意住在这破宿舍里，我就愿意老死在这里。你不要走，我们现在做爱吧，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做爱更有意思？没有了吧？我们还是做爱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不好？”
说着，他开始动手脱杨国红的裤子，杨国红抽泣着把裤子提了起来，他又死命地拉下去，她再提起来，他再拉下去。最后，她站在那里不再动了，她背对着他，声音苍老：“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做爱吗？”他两只手哆嗦着解开自己的裤子，然后想从后面进去，他嘴里喃喃道：“怎么不能，啊？你说怎么就不能了，人总是要死的，是不是？怎么活才叫有意思？怎么活都是要死的，那还怕什么。”
他果然进不去，他又是恐惧又是不甘，便更用力地抱紧她，像是要把她死死镶嵌进自己的身体里。她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看上去并不痛苦，也没有欢娱。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却不肯松手，就那么紧紧抱着她，一直抱着她。
1999年结束的时候，令人惊恐不安的2000年终于来到了。这带着三个“0”的貌似庞大的年份像彗星一样落到人间的时候，交城县的人们都不知道在这陌生的年份里会发生什么大事，心里一边忧虑着一边却隐隐盼望着火星撞地球的大事发生，天下大乱了，人间也就没有秩序了，富人成了穷人，穷人兴许摇身变成了富人，干着肥差的丢了工作，已经下岗的说不定又能找到活路，已经开始用手机、电脑的人和那些还吃不饱饭的人看起来也就没什么不一样了。乱世的好处就是，脱了裤子都一样，着急起来都是英雄。
结果，2000年过了一个月，所有人愣是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火星没有撞地球，太阳照常东升西落，阔人依旧开着小汽车，无业游民依旧为抢夺一寸地盘而大打出手。但毕竟是进入新世纪了，县城里不时拔起几座楼房，开始有六层的、十层的，后来居然开始有十二层的了，终于把县城中心称霸多年的四层百货大楼给比了下去。百货大楼彻底宣布破产，那栋四层的老楼已基本废弃，玻璃窗变得黑洞洞的，瘆人，好像里面成了蛰伏着什么怪物的巢穴。不时有些南方过来的游贩打着“清仓大处理”“跳楼大甩卖”的旗号，驻扎在里面，向县城的女人兜售些从南方倒腾过来的廉价商品。
新世纪的1月份过去了，2月份也过去了，春天又四平八稳地来了，该开杨花开杨花，该吹柳絮吹柳絮。这交城县里看起来人人平安正常，一切正常到了不可原谅的地步。但还是有个人在新世纪摊上了大事，那就是李天星。他被人匿名举报了，不知是什么人把他举报到了教育局，说他乱搞男女关系，睡人家的老婆。教育局去学校调查，结果很多老师都知道李天星这点事，说他一点都不急着结婚就是因为有别人的老婆可以睡。然后，学校就做了通报批评，再然后，李天星就被开除了。李天星背着行李直到走出学校的门口了才忽然明白过来，妈的，2000年里的头件大事就是，他居然也成了无业游民。
忽然丢了工作的感觉就好像身上的某根筋突然被人抽走了，路还是能走，但却觉得脚下每一步都是虚的，没有韧性，打着晃，觉得自己随时会摔倒。一路上再看到那些下岗两三年仍旧在摆地摊卖菜的人，却忽然觉得他们原来都是自己的亲戚，只是现在他才有了血缘感。他想冲过去抱着他们每个人痛哭一场，却还是忍住了，灰溜溜忍了一路去找杨国红。他先是失魂落魄地告诉她自己也没工作了，被开除了，接着便开始破案，把自己认识的每个人都拿出来做嫌疑犯，和杨国红商量了一晚愣是没商量出任何结果。最后杨国红说：“你既然连工作都没了，那就死心塌地考大学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了。我表哥在县高中当老师，我让他帮你联系一下毕业班，你插进去跟着高中生听上半年课，文化分就一定能考过了。”
确实别无选择了。于是，在这个春天里，他出了一个学校的门，又进了另一个学校的门，只不过是以二十四岁的高龄在塞满学生的高中教室后面做旁听生。每天中午杨国红把饭给他送到教室里，她不让他中午回去吃饭，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多看会儿书。晚上她又给他准备好蜡烛，教室熄灯后让他点着蜡烛再看一小时的书再回去。她说：“你看你工作都丢了，要是再考不上大学，你就只能去街上摆地摊卖红薯了。你看看那些摆摊的人，夏天被晒死，冬天被冻死，在路边坐一冬天，脚上全是冻疮，到春天冻疮一化开能把你痒死，像条狗一样，看见什么都想过去蹭一蹭痒处。”
这样蹭了半年课，在第四次参加高考之后，他终于考上了远在杭州的一所美术学院。
<h2>五</h2>
又是雨天。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
来看鱼和荷花的游客寥寥无几。李天星百无聊赖地把一朵夹竹桃揉碎了，撒在湖面上，一条血红色的大鱼立刻赶过来嘬食花瓣，在它身后，一大团血红色紧随而至，好像湖面划开了一道伤口，鲜血正汩汩而出。这时候，一个女人走进了游廊，走到他面前说要画像。
他端详着坐在眼前的女人，四十多岁，眼睛空空的，总是盯着湖面，好像那眼睛她已经不用了。他一边画一边问她：“以前来过这里吗？”女人看着湖面说：“很早以前了，那时候二十多岁，我们刚刚结婚，一起来这湖边游玩。”他又画下去一笔：“二十年前这湖边好玩吗？”她说：“我记得我们一整天都在这湖边拉着手走来走去，那天他穿的是一件格子衬衫，我穿一条大红裙子。那时候就有这荷花，有这鱼。二十年过去了，荷花还在，鱼还在，只有人回不到从前了。”
他画出了她空洞的眼睛，问了一句：“你丈夫呢？今天没和你一起来？”她把目光投向湖面更深处，半天才说：“那次回去没多久我们就离婚了。”
“为什么呢？”
“……”
他画完了她的嘴唇，又问了一句：“那你后来呢？”
她说：“就一个人，二十年也过去了。我没再找人结婚是因为，我后来发现还是他最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想他一会儿，都会把我们在一起时的所有情形再温习一遍，我总是一遍一遍想起当年我们一起拉着手走在这湖边。”
“他没有回来找过你吗？”
“这二十年里都没有，就前几天，他忽然来找我了。”
“那就没白等二十年……怎么他没一起来？”
“……没有。”
“你也算没有白等这二十年。二十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
“画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女人拿着自己的画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默默付了钱。雨还在下，天色开始转暗，湖里的鱼和荷正在渐渐隐身，渐渐掉色。失去颜色的荷花和鱼群在夜色里看上去有些狰狞，他收拾起画板，说：“天黑了，我要回去了，你也找个地方先住下吧。从这儿往右出去就有几家宾馆。”女人说：“谢谢你，我再坐会儿。”
李天星便背起自己的东西慢慢往回走，心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种奇怪的紧张。走了一段路停下来想返回去，却又觉得这样更不妥，他正踌躇间忽然听到湖边传来一声沉闷的扑通声。他扔下东西急忙回到刚才那游廊，却发现那女人已经不见了。游廊里空空的，好像从没有人来过。他四处寻找着，大口喘着气，惊恐地盯着那湖面，却见湖面平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只有荷花的影子铁画银钩般地站立在不远处，纹丝不动，有一条鱼探出头吐着泡泡，发出了天真而诡异的扑哧声。
到处都没有那女人的影子，她像是根本就没有来过。
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他刚才画的那张人像正挂在夹竹桃的一个枝头。那女人正从画像里安静却阴森森地看着他。
他惊魂未定，背着画板回到了自己租的老房子。他走到门口刚准备开门时，门边的阴影里忽然站起来一个人。是个女人。他吓了一大跳，一时竟以为她是湖边消失的那个女人。这个女人走到他跟前他才认出来，不是湖边的女人，倒是前几天曾在他家里过夜的那个年轻女人。他恍惚记起来她临走前还把他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他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怎么又来找他了？
在他这里过过夜的女人倒不止一个，只是，都不过是一夜。女人在这老房子里成了只有一夜寿命的怪物。他也从不期望她们会在这里做更久的停留，因为她们会跑得比他期望的还快。在任何时候，不侮辱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根本不要有任何期望。他习惯了这里只适合女人像候鸟一样做一次性的停留。这里有腐朽的家具、生锈的水管，潮湿的墙角生满了滑腻的青苔，各种飞虫围着惨白的吊灯乱撞，灯上落满了尸体，最后，还有一个喜欢画画的落魄男人。
自从明白了女人只会把他当情人，他就先发制人，再不让任何女人在他这里度过第二夜。过一夜那还算情人，这一夜里他仍是被幻化出来的艺术家，那女人便是艺术家的女人，至于这房子则是荒冢里忽然变出来的狐媚的宅子，带着聊斋式的刺激和惊险，倒也适合做个情欲的巢穴。可是第二夜再来，便坐实了这是人间，这就只能是寒酸丑陋的人间了，那狐媚变出来的五光十色的宅子又变回了一堆破败的荒冢，而他也不再是黑夜里的艺术家，他骤然被揭去了面具，面具底下是个一文不名的穷人，靠给游人画像来糊口。
他对这个女人的再次到来隐隐有些不快，可是她已经站在门口了，又不知等了他多久。他便把她让了进去。屋子里又是多日没有收拾过，一片狼藉，他平日里就是这样。地上堆着一堆要洗的脏衣服，桌上落了一层灰，前两天吃过的快餐盒还放在桌子上，没有扔掉，已经有许多小虫子在里面乱爬。
屋子没有经过丝毫收拾就猝不及防地被这个女人看到了，这感觉类似于不穿底裤被人窥到了里面一样，在那一瞬间他站在那里有些尴尬又有些恼怒，便扔下画板问了她一句：“你今天来又有什么事？”那女人却已经开始动手给他收拾房间了，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我就是想着来给你收拾收拾家。上次在你家就给你收拾了好一会儿才收拾完，我就猜你的房间又乱了。”
女人已经开始扫地了，然后又忙着洗地上的一堆衣服。他看着她的背影有些恍惚，怀疑这是不是上次在这里过夜的那个女人。这些年里，那些和他有过一夜欢娱的女人，他居然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甚至连她们的模样也记不起来了。或者说，她们根本都没有面孔，她们只是一层一层在他记忆里零乱地叠放着，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她们有面孔了。
他从那所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是2005年，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毕业之后，他发誓再不回县城，便留在杭州开始找工作。和二十岁出头的小孩子们挤了几天人才市场他才发现，自己的年龄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当年在交城县做小学老师的时候，只想着通过上这大学便可以跳进城市了，从此以后，后半生就要改变了。没想到，等他千辛万苦把大学读完的时候，他突然惊恐地发现大学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读完大学可能只是一种失业的开始。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们这些油画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的艰难，很多学生最后被迫选择了去当老师——中学老师，甚至小学老师，只要能留在这个城市里，小学他们都愿意去。上学的时候，很多美术专业的男生都是长发飘飘，等到找工作的时候，个个都理成了最规矩的短发，穿着市场上买来的劣质西服，开始忙于各种面试。
人才市场里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到处是穿着黑西服的学生。李天星挤在这样一簇一簇的黑西服中间，恍然有种错觉，觉得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正聚在一起举行一种盛大的集体节日。他们穿着相同的服装，做着相同的事情，把自己的简历高高奉上的动作就像一种祭祀行为，虔诚地、急切地、恐惧地，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端庄、恭敬和谄媚，都前所未有地伶牙俐齿，都前所未有地害怕被驱逐出这集体的节日。他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后面，跟着他们递简历，跟着他们赔笑脸，跟着他们过节日。
这是属于这些大学生的节日，盛大的、隆重的、无一人可以幸免的节日，而他夹杂其中却像一个走错地方的凄凉老人。就是站在这人才市场的人流中，他想起了多年前下岗工人集体拥上街头抢食的场面。他忽然明白了，确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节日，他只是碰巧把两代人的节日都赶上了。
年龄上没有了任何优势，在校时获得过的一个油画小奖也没有给他帮上任何忙，而他是坚决不愿再去一所小学当老师了。好不容易才从一所小学里逃出来，再自投罗网地投进另一所小学，简直是鬼打墙。就这样，在待业三个月之后，他草草地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去做美术设计。
他在电话里告诉杨国红他现在是白领了。他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早晨八点之前必须赶到公司打卡。打卡之后，全公司的员工集合起来，男女老少围成一个大圈，手拉手开始唱《明天会更好》。每次站在公司的标牌下跟着一群人唱这支歌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宣誓的恐惧感，每次唱到“明天会更好”那句时，便会不由得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接下来就是举国歃血为盟，奔赴前线了。每天早晨的公司例歌成了对他的酷刑，设计的方案又屡次被总监打回。总监甩着一头油光可鉴的头发对他挥舞着手咆哮着：“你没有任何广告的感觉。要感觉，要找出适合市场的感觉。你不够虔诚，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做设计的吗？每次作图之前我必定沐浴焚香，穿着丝麻衣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寻找灵感。你以为灵感是谁想找就能找到的？”
另一个让他感到恐惧的问题是，他眼看就要三十岁了，他觉得这回自己真应该结婚了。为此，他悄悄托公司的一个同事给他介绍女朋友，见人家答应下来，便高兴地要请人家吃饭。想来自己好不容易混进了城市，又读完了大学，已不再是当年县城里的小学老师，找个女人结婚总应该容易些了。但那同事迟迟没有给他介绍女人，他有心催催人家，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有事没事往那同事的部门凑。时而去冲杯咖啡，时而去交方案，为的就是在那同事面前露个脸，好提醒人家想起答应自己的事。
过了一个月有余，那同事真的给他介绍来一个姑娘，安排他们当晚见面。李天星大喜过望，上班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照了好几次镜子。他见镜子里的自己虽是长发飘飘，只可惜有两天没有洗了，略显油腻；又遗憾事发突然，当天没穿上自己那身最好的衣服；又数了数自己身上带了多少钱，想着够不够请姑娘吃顿饭。偏偏这时杨国红打来了电话，她隔三岔五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工作的情况，问他钱够不够花。他见是杨国红的电话，便躲在卫生间悄悄接了，唯恐被人听见一般，只敷衍了她两句便挂了电话。
一想起电话的那头还系着这个叫杨国红的女人，他心里忽然一阵紧张，觉得她本应该是藏在匣子最深处的收藏品，却一定要自己跑出来见天光。为了晚上那陌生的姑娘，他急着把她赶回匣子里，更不允许她自己跑出来。至于上大学时的那些学费，他勉强镇定地想，有朝一日他总会还了她的，总不会赖了。
晚上，他带着自己一头油腻的长发和两百块钱前去相亲。那位姑娘长相平庸，两腿短粗，尽管这样，还是毫不留情地花掉了他的两百块钱。第二天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同事已火速把前一晚那姑娘的话传到了，那姑娘说，觉得他人还不错，但不适合结婚，年龄不小了还没房没车，在公司里做个小职员也不会有什么前途。没爹没妈倒是个有利条件，省得赡养他们，但麻烦的是，死了爹妈，生了小孩又没人帮着带了。大家还是做个普通朋友吧。
听了这消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一晚的两百块钱打水漂了。同事见他脸色不好看，便安慰道：“见一个哪够啊，你就得多见，起码得见一个加强连。见多了你就知道了，也不用老请她们吃饭，找个不花钱的地方比如公园门口啊，湖边啊，见见就算了，现在的姑娘哪，也敢吃，见一个吃一个，就在一个城市里也敢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
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同事给他介绍过几个，那些姑娘像经过统一的培训一样，口径完全一致，觉得他人还算老实，但不适合结婚。她们都表示，她们没有信心和他谈感情，也没有耐心等一个三十的男人变成潜力股，以她们的年龄，她们要找的是成品，而且是一开封就能使用的那种加了很多防腐剂的成品。
再到后来，见完一个姑娘临道别之前，他学会了先发制人地告诉对方：“我觉得我们不合适。”然后当着姑娘的面，他忍痛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因为觉得在这等酷烈的情境之下，还要慢慢等一辆公交车载他而去实在是显得气势不够恢宏。他自己像一个提前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当打击真的降临时已经砸不到他身上了。对于他来说，相亲的接连失败竟成了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这天，他去新来不久的艺术总监那里交方案。新来的总监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据说已经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但皮肤保养得像十八岁。新总监对他此次设计表示很满意，并提出下班后要和他共进晚餐讨论下一步的设计方案。说完，她扬起一条眉毛对他一笑，他也连忙对她回笑，真笑完了，继之以假笑，好把心里的恐惧吓退。在下班之前又频繁地出入了卫生间几次，他发现自己很紧张，却一时想不出是为什么紧张。趁着卫生间里没别人，他站在镜子前细细端详着自己。他发现自己长得确实还不错，除了穷点。他又觉得今天的情境似曾相识，似乎在哪里见过，而这似曾相识又让他不由得心生恐惧。
下班之后，他忐忑地去赴宴。总监请他吃西餐，两个人喝光了一瓶上等红酒。餐厅昏暗的大堂里有人在弹钢琴，音乐一缕一缕地飘过来，如同飘零的落叶一般落在他们中间，落了厚厚一桌子。他们俩围着一盏烛光对坐着，女人脸颊绯红，眼角波光潋滟地看着他。他忽然感到了一种黑暗的热闹，如此熟悉，熟悉得简直不敢再多看她一眼。这时，对面的女人飞着眼角说：“我喝得有点头晕，你送我回家吧，这几天我老公带着儿子去日本了。”
他脑子里轰隆一声，整整一下午的猜测和恐惧忽然都夯进了那条准确无误的缝隙。他心里明白过来，浑身炙热，脸上却还是不得不大义凛然。然而，他还是把她送到了她家楼下，然后，应她要求又把她送到家门口。然后是家里，再然后是床上。
在走进她家门口的一瞬间，他恍惚觉得自己回到了十年前交城县百货大楼下面的那间值班室。眼前这些精致的家具和那张阔大的床如同摇曳在那间值班室里的倒影，这些柔软妩媚的倒影与值班室那张粗糙简陋的木床交叠在一起，波光粼粼，风摇影动，却更显得妖气森森。他站在那里忽然就想起了杨国红，想起了当年杨国红站在那里向他露出的两只乳房，想起他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给她打过一个电话了。他忽然就眼眶潮湿发涩，一步走到床前，一只手粗暴地伸进那女人的衣服，准确地摸到了她的两只乳房。他恍惚觉得这乳房也是杨国红的。在那一瞬间，他的泪还是下来了。
这一年里所受的所有屈辱在这个夜晚忽然都轰然复活了，从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里生长出来，急着要长成一片茂密广阔的森林。它们压在他的身体上面，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体重，他忽然觉得自己力大无穷，近于野蛮。床上的女人却是得了意外之喜，似乎没想到他床上技艺竟如此上乘，又如此温柔体贴，立刻对他青眼有加，还没做完就承诺只要她丈夫不在家就让他来她家欢娱。
他心里明白他这是又一次被女人当情人了，就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他再一次充当了一样的角色。妈的，好像他天生就是这块料。他想娶一个女人的时候，女人都对他避之不及，嫌他穷，嫌他没有房子，她们不给他发那张通往婚姻的通行证。她们其实是在告诉他，想走进婚姻是必须有执照的，像他这样的男人还是更适合做做情人，无照营业。这年头，总有寂寞的少妇，总有性生活不和谐的女人，就是以前不敢寂寞的女人现在也忽然觉悟了，于是，他便有了一块还算丰饶的市场。
在这个夜晚他忽然明白过来，这么多年里他看似自由，孑然一身，其实身心都不是自己的。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过一点自由。
第二天在公司见了总监之后，他发现，她见了他，面不改色，只谈工作，好像压根儿就不认识他这个人。然而，临下班之前她又对他发出了新的暗示，希望他当晚再去她家共度良宵。他自然去了，侍奉上司是员工的本分，更何况是和这些中产阶级的少妇。
于是，在她老公带着儿子从日本回来之前的几天时间里，他每晚都在她家度过。做爱之后，在床头挂着的巨大结婚照辐射下，他抱着照片里的女人聊天。他说：“你胆子真大，敢把我带到你家，你不害怕吗？”女人一笑：“现在不都这样，男人找情人，女人也一样？我的女友都有情人……不一定是身边的，有的是从网上找的，反正又不是冲着结婚，大家高兴了就在一起，不高兴就散了，也是好聚好散。”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现在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放纵自己的情欲？”
“……也没什么奇怪的吧，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做什么、该去想什么，或者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相信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向情欲靠拢吧，纵欲成了一个社会必然的需要。要不然做什么？大脑简单、心灵空虚的人们。更何况现在的人，有钱人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消费，死活花不出去，没钱的人说不好最后还得靠卖淫为生。大约也只有靠情欲，所有人才会觉得暂时总算有点事做了，不必有那么多的痛苦，也不必再思考那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只是最渺小的个体，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做什么？”
女人倚在他怀里沉沉睡去了。他在黑暗中一直睁着眼睛，在他的头顶悬挂的那张结婚照里，一个陌生男人正抿紧嘴唇微笑着无声地注视着他。而男人臂弯里那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此刻正赤裸着躺在他身边。他唯恐这男人一步从照片里跨出来，便翻来覆去，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好避开照片里那男人的目光。
到了后半夜还是睡不着，他便干脆爬起来到阳台上抽烟。整个小区里寂然无声，黑乎乎的树影如波涛起伏，站在阳台上倒像是舟行水上，所有的时光迎面袭来，又在瞬间迅速后退。站在黑暗中他再次想起了十年前那间锅炉房里，就着锅炉里血红色的火光，他和杨国红站在漆黑的煤屑里不顾一切地做爱。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整个时代的叛徒，是独一无二的，他和杨国红做的是当时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去挑衅整个庞大的社会秩序。那时候，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他都觉得自己和杨国红不是在偷情，倒更像是英雄。
而现在，情境与十年前如此形似，本质却已完全不同。他不仅仅是在和一个女人偷情，更是在被一条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河流裹挟着往前走，他不过是河谷中的一粒石子，和其他所有的石子没有任何不同。他不再出奇，再没有英雄色彩，更不用说叛逆。他只是在和一个女人为了情欲而偷情，而且，这种偷情居然是服从秩序的，是顺流而下的，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成了某种新秩序的道具。他只是肉身的一种道具。
<h2>六</h2>
这一夜过去后不久，他便从这家广告公司辞职，去了一家杂志社做美编。因为被拒绝的次数太多，他已经从内心相信不可能再有女人愿意和他结婚，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前途，很快连年轻都没有了，他根本就不配得到婚姻，就像一个人不小心提前看到了自己的阳寿，情知没有未来反倒更坦然无畏了。他像法官一样果断地给自己提前下了判决，连所有的希望都一刀斩断之后，便发现确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他开始更多地回忆当年在交城县和杨国红在一起的那几年时光，越发眷恋，他心里开始认定，那段时光是最好的，虽然他们没有结婚，但那也是最好的时光。可见好时光与婚姻根本无关。于是，他开始陆续从网上找些寻欢的女人，那些女人多数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他在一夜或几夜之后便纷纷销声匿迹了，连个泡沫都没有留下。他毫不意外，甚至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终归是要分开的，时间的长短只不过是幻象。时间是幻象，情欲是幻象，人也是幻象。
接触的女人多了，他便发现他从小在舅舅家养成的察言观色的习惯竟成了降服女人的撒手锏，他发现，无论什么样的女人，你只要肯对着她的耳朵灌一些情话，做出温柔体贴的样子，她就会对你俯首帖耳，即使年龄再大的女人也会在这样的情话面前返老还童。他一边制服女人，一边需要女人，一边又深深地厌倦她们。
与此同时，他又暗暗宽慰自己，这样也好，不用担心有什么伤痛随时到来，他已是钢铁不侵之躯了。
尽管有时候他也会因为很深的厌倦而躲着不想见任何女人，然而在这短暂的厌倦之后他还是要再次出发去寻找女人。他渐渐发现自己需要的其实已经不再是女人，也不是性欲，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种对成瘾心理的满足。
他绝望地感到，自己成了一名性欲患者。一种新鲜的疾病，它像病菌一样在新的时空和光阴里生长着，进化着。
和他发生一夜情的女人各种各样，有公司小白领，有在校大学生，有家庭主妇，有银行职员。她们来来去去，脱下白天的职业装却连一个真实的名字都不会给他留下。她们有丈夫，有男友，却还是需要他，需要和他之间水草般纠缠的情欲，也需要这偷欢里长出来的愧疚去喂养她们的婚姻和恋爱。当他想起她们那些已经重叠在一起的面孔时，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词——节日。这种庶民的情欲狂欢原来也不过是一种节日。他亲眼看着自己这么多年里从一场节日奔赴另一场节日，就像一个急吼吼地忙着要在节日的集会上抢到一串糖葫芦的少年。
在这家杂志社里的境遇并没有比在先前那家广告公司好，仍是一份勉强糊口的工资，城市里一路欢呼雀跃的房价和他也没有关系，他看都不敢看，那是别人的房价。这天，杂志社两个编辑忽然在下班后叫住他，悄悄对他说，大学毕业总不能一直就租着房子住吧，要在城市里扎根总得买房的，买房是要钱的，办杂志其实就有生财之道，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他问去做什么。他们说，就是去找一些企业给他们写些收费的稿子发在杂志上，这种稿子都是按版面来收费的，一版的稿子收个十万八万是不成问题的。并说他们有记者证，联系这样收费高的稿子不成问题，他们以前就做过。一起去的话，事后三个人分成。李天星第一次遇见这种事，略一犹豫便答应下来，他甚至在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还是有希望的。房子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
过了几天，这两个同事果然叫上他，一起去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揽活儿。李天星没有想到他们身上带的居然是假记者证，当谈判到收费问题时对方不客气地拒绝，表示没兴趣。然后他们便亮出记者证威胁会给他们工厂曝光问题，结果假证被当场识破，对方以被敲诈为名报了警。李天星因为参与诈骗罪被判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眼前穿着碎花裙子的女人已经把整个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地上的脏衣服洗过了，正湿漉漉地搭在阳台上，好像刚刚打捞出来的水生植物，滑腻而冰凉。她在卫生间里点起了熏香，莲花燃烧的味道清新、悲伤，使这老旧的房子里忽然有了一种寺庙的肃穆和慈悲。除了杨国红，她是第二个给他打扫过房间的女人。很多年没有女人对他这么好过了，这让他有些感动，然而更多的是隐隐的不安。他摸了摸她的手，说：“这么凉，快去冲个热水澡吧。不然会感冒的。”
当她又穿着他那件男式衬衣站在他面前时，他忽然有些绝望。这个时候，他希望她能离开，他隐隐感觉到她是携着一座深渊来到他身边的，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他却又撞到了这个女人的目光，这目光让他叹了一口气，他把她拉到身边，说：“谢谢你，今晚就住我这儿吧。”他意识到，她根本不想走，他不能赶走她，这是他今晚能付出的唯一酬劳。他忽然觉得自己无比恶心。
和这女人是第二次做爱了，他却是才开始细细打量她，开始看清楚自己身体下面的这张脸。这是一张还算清秀的脸，淡眉疏目，五官轻巧，随时都能融化，不容易让人记住。但在和她做爱的途中，她表现出一种很诡异的快感，她似乎无比兴奋，指甲用力地掐着他的肩膀。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嗜血的气息，她不像在做爱，倒更像在打仗。他不禁一哆嗦。
第二天等他醒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走了，又给他留下一个干净得有些刺目的房间，桌子上的陶罐里还插了一枝明艳的荷花。他有些懊恼，想，她应该不会再来了吧。应该不会了，她从他这里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他没有钱，没有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她应该不会来了。
他赤着脚在空荡荡的家里走了一圈，被这突然而至的洁净弄得有些无所适从。他忽然又想起了杨国红。从他留在杭州之后，他从没有提出过让杨国红来杭州住几天，他不敢让她来，怕她看到自己住的地方。他知道，只要他不先开口说这个话，她就绝不会主动提出要来杭州看他，虽然她至今都没有出过交城县一步。他只是告诉她他离开公司了，自己开始画画，只是有的画卖得好，有的卖得不好。艺术家嘛，都这样。
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会千里迢迢回到交城县，和杨国红一起过年。他每次回去，杨国红还守着那间校门口的小商店，商店的门窗一年比一年陈旧斑驳，杨国红的体形也渐渐变胖了，虽然皮肤还算白净，但脸颊处的肉已经开始下垂了，头发却还是原来的卷发。十几年过去了，她还是完好无损地保持着当年最流行的一头卷发，大花卷，发卷上抹着茉莉头油，额头上垂下一缕卷发被头油抹得纹丝不动，这使她看起来像个布满灰尘的文物。
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二次回交城过年。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又转汽车，一直到除夕的晚上才到小小的交城车站。当时正下着大雪，站在夜色里看上去，整个小城都被风雪吞没了，车站没有什么人，他一个人提着包站在那里，像来到了一个陌生荒凉的星球。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个披满雪花的人影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是杨国红在那里等着他。
他们走进了她的小商店，把卷闸从里面拉下来，添了几块煤，把炉子生旺，她下锅给他煮饺子。一年不见，两个人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说“快吃饺子，快吃快吃，再不吃要凉了，凉了就不好吃了”。他一个饺子一个饺子慢慢地吃，恨不得把每个饺子都变成四个慢慢咽下。但就是这样，一盘饺子还是被吃完了。
大大的白瓷盘子空了，悬在他和她中间，像一轮他乡的月亮。窗外的鞭炮声和烟花声响起，震得卷闸轰隆作响，仿佛这小小的商店是一节火车车厢，正在这除夕之夜载着这两个异乡人驶向不知名的远处。烟花飞到夜空里，似无声地炸开，火星斑斓地散落在窗户上、雪地里。两个人都看着窗外，烟花透过玻璃，映照在他们的脸上、手上，他们周身落满了烟火的盛世，那些斑斓的火星有着近于气绝的欢乐，还有着无以复加的疲惫。
烟花落尽，鞭炮声渐渐稀薄，夜已深，终于是该睡觉的时候了。终于到了这个时刻，他无端地烦躁，还有恐惧。她给他泡了脚，然后两个人来到货架后面的床上。他迟疑了片刻，勉强把她抱在了怀里。她像小女孩一样把自己肥胖的身体伏在他怀里，他不动，她也不动。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她忽然又挣脱出来，半笑不笑之中也掩藏着一缕若隐若现的紧张和恐惧，她羞赧地半笑着，眼神朝他飞过来，说：“都忘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件过年礼物呢。等着啊。”
她朝外屋走去，他越发紧张不安地坐在床上，两只手垫在屁股下面，又抽出来，又垫下去，又抽出来搓动着。这时候屋子里忽然响起了音乐声，是一支他从没有听过的华丽隆重的交响乐，音乐咚咚地敲打着整间屋子，好像他们正被装在一面鼓里。他正惊恐地四下里捕捉这音乐是从哪里放出来的时候，她忽然出现在了柜台后面。他只看了她一眼便再动弹不得，她站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蕾丝镂空睡衣。因为睡衣是镂空的，透过睡衣他看到了里面蠢蠢欲动的两只乳房，不唯是乳房，连小腹上层层叠叠的赘肉和松松垮垮的臀部也一览无余。这时候，她半是羞涩半是淫荡地看着他笑着，又往前走了两步，然后随着音乐缓缓跳起了舞步。她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样一种诡异的舞步，大约在见他之前已经排练了很长时间，舞步笨拙机械，却是一丝不苟的，简直认真得像完成作业的小学生。他的眼睛开始发红，他张了张嘴，想对她大喊：“你在干什么？不要再跳了，求求你不要跳了。”
可是就在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之前，她忽然冲着他撩起了睡衣的下摆，对着他露出了自己那松弛而苍老的臀部。紧接着，她又随着音乐的节拍扭了几下那苍老肥白的臀部。他的泪夺眶而出，他终于冲着她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不要跳了，不要再跳了，你他妈的不要再跳了。”
音乐戛然而止，她穿着那件透明的睡衣瑟瑟地站在他面前，火炉里的灰烬开始暗下去了，屋子里的温度开始降低，她的嘴唇开始冻得发抖。而他只是坐在那里号啕大哭，怎么也停不下来。她把一只冰凉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像母亲在安慰一个做了噩梦的儿童，他听见她说：“……我只是，怕自己太老了……想给你个惊喜……”
他接着哭，哭到最后还是把女人那冰凉发抖的身体抱在了怀里。他全身都在发抖，女人也在发抖。他的手落在那件镂空的睡衣上，睡衣上的折痕压得整齐、锋利，这是一件全新的睡衣。这折痕像刀子一样划过他的手心，那里立刻便鲜血淋漓起来。他的手穿过睡衣落在她下垂的乳房上，他一边使劲流泪一边在那儿久久揉搓着，然后撩起她的裙摆试图进去，可是他可怕地发现，他根本进不去。事实上整个晚上他都进不去。
和杨国红在一起住了三天，初四那天他便说有事，要启程回杭州。临走前他把这一年攒下来的两千块钱都放在了她的枕头下面，可是等到汽车开了，他一打开自己的包却发现，一沓钱正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他疑心是自己放在她枕下的两千块，数了数，三千块，比他放在她枕头下面的还多出了一千块。
车窗外正燃烧着冬天的夕阳，把整个苍青色的天边都烧红了，把落满厚厚积雪的旷野也烧着了。路边的枯树上筑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鸟窝，像很多悬挂在树枝上的心脏。远处，一只灰喜鹊闪电般从雪地上掠过。他从车窗里看到了自己那张挂满泪水的脸正与这雪地和枯树慢慢融化在一起。
第二年、第三年的除夕之夜，他仍然回到交城，仍然和杨国红在一起过年，他们仍然抱在一起睡觉，却再没有做过一次爱。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他没有回去和她过年，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了。临进监狱之前他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要出国两年。他说他的一幅画被法国的一所大学看中了，他们邀请他去他们学校做驻校艺术家，可以在那里待两年，这两年他就不回国了，不能回去看她，也不能和她联系了。她在电话里说：“这是好事啊，你都要去国外了，看看你现在多有出息。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就你考上大学那年，你记不记得你被人举报才丢了工作，其实那个举报你的人就是我。我举报你就是为了让你丢了工作，没了后路，这样你才能横下心来考上大学，才能离开交城。不然你就一辈子在这里了。你看你现在多好。”她的声音兴奋急促，又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我哪里都不去，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我的小店等你，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这里。没钱了就说一声，我就给你寄钱。我一个人攒下钱也没有用。”
他一个字都没有再说就挂断了电话。窗外是4月鹅黄色的阳光，煦暖无边，正像一台庞大的机器一样从他身上碾过。
<h2>七</h2>
南方的雨总是无休无止，无休，无止。
游廊旁边的那片夹竹桃开得如烟似雾，粉色的、白色的花瓣下雪一样落在湖面上，那些血红色的鱼成群结队地旖旎游来，用嘴嘬食着那些花瓣。几株细小的翠竹被雨水冲刷得浑身剔透，雨滴像眼泪一样从竹叶间一滴一滴地滴入湖中。不远处的荷花开得既天真又苍老，浓烈过剩了，总让人觉得里面藏着杀机。
李天星坐在游廊里一遍一遍画雨中的这些植物。他把它们抽象、还原、再抽象，好像它们已经变成了生活本身。雨季游人少，他一连好几天没有什么生意了。几年前从监狱里刑满释放之后，他发现找工作更难了，即使再找，因为有这样的前科，他知道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等着他了。那天，他独自在湖边闲逛时，看到有个瘸腿的男人坐在湖边给游人画像，他顿时想到，这正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多自由自在，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和一群傻×拉着手唱歌。更重要的是，好歹和画画还有点联系。只是在这湖边摆个画摊，感觉已与那些沿街乞讨的流浪歌手无异了。
这是离开交城的第十五个年头了。最近，他总是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那段在县城里的生活。回忆起他当年住的那间宿舍，回忆起他一个人在苍茫旷野里写生，故乡田野里所有的植物和它们草叶的清香都被他画了下来，事实上，这么多年它们一直藏匿在他所有的画里。他又回忆起那个冬天的锅炉房，在血红的火光里两个人一见面就不要命地做爱。那时候，他觉得整条命都可以扔进去，像把炭扔进那滚烫的锅炉里，直到烧成鲜血。
可是回忆得越多，他越是不敢回去。
那守着小门面的女人仍是时不时给他寄来钱，寄来衣服，只是她不再寄那种手织的有菱花格子的毛衣。她说，过时了，现在没有人穿这种手织的毛衣了。越是这样，他越不敢给她打电话。
天色渐晚，夹竹桃和荷花再次变成了一堆狰狞的剪影，他忍不住又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在湖边消失的女人。这么多年他一直不愿告诉自己，那个女人一定还在这湖里。也许她的肉身早已经被那些血红的鱼分食光了，只有那副洁净的白骨留在了湖底与肥藕们做伴。除了他，根本没有人知道她来过这里，又在这里消失。她的那张画像，他一直替她保存着，好像这样他就可以替她把这无休无止、无死无生的活着继续下去了。
他心里又涌出一阵恐惧，开始冒着雨往回走。连日下雨，他住的老房子有几处开始漏雨，他便在地上摆了几只大大小小的器皿接雨水。几只高矮不齐的陶罐蹲在那里，像是刚刚从地板里长出来的，显得肥胖可爱。两只玻璃瓶子则显得高瘦凛冽，还有一只不锈钢的杯子散发着金属才有的腥味。玻璃、金属和陶器的纹理芜杂地长了一地，不时有雨滴滴入其中，如音律在这屋子里潮湿地回旋。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刚要推门进去，有个人影忽然出现在他身后。他吓了一跳，再仔细辨认，居然又是那个前几天来过的年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