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说：“你不要说别人，你每次吃饭，鼻涕一直挂到胡子上，还往嘴里抹。”

下午，老两口跟儿子一说，儿子立即同意，老两口搬进了厢房。

养老院开业的那天早晨，本地电视台搞了现场直播。

电视台主持人采访首披住进的二十个老人，这些老人都流着泪，说不出话。主持人说：“他们太激动了，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儿女们看得津津有味。

儿女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

老两口在家里发呆。

张老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身上有多少钱？”

老太把存折翻出来，说：“我有三万。”

张老从衣柜的夹层中取出存折，说：“我有四万。”

张老说：“中午把存折给儿子看，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钱，他们如果要，我们把存折给他们。”

中午吃饭时，张老太把存折丢在桌边对儿子说：“你们在外面不要太辛苦，我们还有些钱，你们要用可以拿着花。”

媳妇说：“我想给小春买台钢琴。”

张老说：“拿我的。”

老太说：“拿我的。”

养老院举办首届老人文化节的新闻，是本地电视台的午间新闻播报的，正在朗诵诗歌的老人是张老的一个朋友。张老对老伴说：“他进去后，老多了，说话、神志没以前清楚。”

新闻一结束，居委会主任过来串门。儿女们连忙倒茶。

居委会主任说：“我现在在外面都抬不起头来。东园居委会80%的老人进了养老院，西园进了70%，我们南园才进了10%，难道我们南园的儿女不孝顺?”

居委会主任说：“你们老两口可以分步走，先进去一个，等经济条件允许了再进去一个。”

张老和老伴脸色煞白。

老伴指着张老说：“他先去。”

张老指着老伴说：“她先去。”

儿女们走到一边去了。

中午吃饭时，张老突然指着老伴对儿子说：“她还有两万存款没告诉你们。”

老伴说：“他天天骂你，骂你龟儿子，骂你不是东西。”

儿子脸色煞白。

冬至这天是张老的生日，老伴的生日比他晚三天，所以，每年他们的生日都一起过。孙子和孙女每年都给他们送生日礼物。老两口早晨一起来，就把孙子孙女这么多年送他们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礼物放在院子里的晒台上展示。张老最喜欢孙女送给他的照片。是孙女用电脑合成的，孙女把张老十岁时的照片跟她合影，叫作“孙女和她的爷爷”。老太最喜欢孙子用电脑合成的照片。孙子把她十岁时的照片跟她合影，叫作“孙子和他的情人”。这么多年了，孙子和孙女在生日这天都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一个月前，孙子孙女就嚷开了，说，这一次礼物，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惊喜。

吃完午饭，孙子说要给爷爷奶奶送礼物。

孙子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叠得十分整齐的信封，孙子将信封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叠得同样整齐的信封。孙子再打开信封，又是一个叠起来的红色信封。

张老和张老太紧张得气都接不上来。

孙子打开信封，大家看到一把铜制的钥匙。

张老和张老太脸色煞白。

孙子说：“爸爸早就在养老院给你们订了房子，五星级的家。”

张老和张老太泪流满面。

儿子要送他们去养老院。

老两口蹲在地上，不肯走。

儿子抱起张老说：“儿子花这点钱应该的。”儿子把张老抱上了三轮车。儿女们像抢劫一样，只几分钟，就把老两口的东西搬上了门口的三轮车。儿子又把张老太抱上了三轮车。

门口放起了爆竹。

张老和张老太在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去了养老院。

<h3>消 失</h3>

马医生是在查房时发现陈潜病情恶化的。根据他多年的经验，陈潜只能活四个小时。当初陈潜入院时再三恳求马医生，发现他不行，第一个必须告诉他本人。马医生每次都安慰他，你的病虽然顽固，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然而，仅仅过了个双休日，陈潜就发生了多脏器衰竭，这是马医生没有想到的。因为病人事先有明确交代，所以马医生犹豫再三，在护士给陈潜量完血压拔下吊针后，还是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陈潜和他的妻子何晴。

陈潜看上去很冷静，他甚至向马医生表达了感激之情。何晴第一个反应是到挎包里拿手机。陈潜摇摇手，示意何晴不要打电话。

马医生和护士退出病房后，陈潜问何晴：“你爱不爱我？”

何晴泪如雨下。她握着陈潜的手，点点头。

陈潜又问：“你真的爱我？”

何晴拼命点头。她哭得更厉害了，她不知道陈潜这个时候问这话干什么。

陈潜叹口气说：“没用，我现在说什么你都答应。我一死，一切就不同了。别人想把我怎样就怎样。”

何晴说：“不会的不会的，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陈潜说：“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不要通知任何人。我一旦咽气，你就把我推到太平间。医院有运尸车，你把我送到火葬场，等我成了骨灰后，你再打电话告诉该告诉的人。”

何晴说：“那怎么行呢？”

陈潜说：“我说我说了没用吧。死亡是我自己的事，关别人什么鸟事。我一死，就死了，就消失了。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遗憾都没有，就怕死后别人折腾我，把我当玩偶，停尸三天，你看他看，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大吃大喝，各种仪式。对一个死者最大的尊重，就是立刻把他烧掉，让他永远消失。你一消失，人们只记得你活着时候的样子。你把尸体躺在那个地方，人们永远记得你死去的样子。在我变成骨灰前，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一旦告诉他们，一切就由不得你了，更由不得我了，我就惨了。你一定要先斩后奏。你不要担心，有责任我负，我可以写个遗言。”

何晴说：“遗言就不要写了，我照你说的做就是了。”

陈潜说：“我还是不放心。我对你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你生病，哪怕是感冒，我都会立刻来到你身边。我知道你孝顺，每个月给你爸安排两条烟，天下有我这样的女婿吗？即使你有了外遇，我都原谅了你。我临死前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你应该成全我吧？就算你对我的报答。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去做，我会恨你的，你就不是我老婆。”

何晴跪下来号啕大哭：“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

陈潜说：“那么你发誓，在我变成骨灰前不要通知任何人。”

何晴说：“我向你保证。”

陈潜咽气后，何晴哭得很厉害。她怕，她不知所措。她想不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她是三个月前陪陈潜来南京治疗的，现在陈潜突然病故，她不敢想象按陈潜古怪的要求去做，会出什么样的事，但是时间容不得她多想，她既然答应了陈潜，只能按陈潜说的去做。

尽管这样，在陈潜的尸体拉进火葬场后，何晴还是拨通了陈潜父亲的电话。陈潜的父亲大惊：“你必须立刻停止你干的蠢事，否则我告你。我们三个小时内赶到南京。”何晴吓了一跳。陈潜的交代是对的，不能通知任何人。好在主动权在她手里，她只要对得起陈潜就行了。所以当火化炉的同志告诉她将把陈潜推进火化炉，她没有阻止。

陈潜的父亲见到儿子的骨灰盒后，甩了何晴一个耳光，他不听何晴的解释。他去了医院。他怀疑他的儿子是不是病死的。马医生和护士听了都很震惊。马医生说：“我们只知道她把陈潜的尸体拉到了太平间，她为什么这么着急火化呢？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陈潜的父亲又去医院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何所长听了他的陈述，觉得何晴十分可疑。他们把何晴带到了派出所。何晴向何所长详细陈述了陈潜临终前的交代。何所长说：“你这样说如何叫人相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死了之后，停尸三天，亲朋好友见最后一面，弄点花圈，放点哀乐，做一些仪式，怎么可以什么不做就火化呢？亲友们怎么能承受呢？就是陈潜本人有这个意见，也不对，死亡怎么会是他自己的事呢？人怎么能这样消失呢？何况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你编造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你太不正常了，你必须配合我们的调查，如实交代事情的真相。”

这一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人们肯定何晴有不可告人的事情，要不然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个女人这一手真辣，你很难将她绳之以法，因为陈潜已成骨灰，已经消失，你找不到证据。何晴则欲哭无泪，她想不到陈潜古怪的要求使她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她已经拒绝对任何人辩白解释了，因为这事只有她和陈潜知道，现在陈潜成了骨灰，陈潜已经消失，她永远无法让人们相信她的话。

直到今天，对何晴的调查仍在进行。

<h3>献给PATRICIA的梦呓</h3>

1989年7月18日深夜，在南京莫愁路的一套公寓里，张三准备给父亲打电话，手机响了，弟弟从医院急诊室打来电话，说父亲夜里突然昏倒在卫生间，现在只是暂时脱险，医生说父亲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四五天，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经受任何刺激。弟弟说最后一句话时语调特别重。张三搁下电话，缓缓地梦幻般地走出公寓，招手拦了一辆的士，赶到医院。张三走进观察室，一个护士正在给父亲打针。父亲转过身来看见了张三，那表情仿佛一个受伤的小孩突然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张三躲开父亲的目光，走到父亲床边，用手把本来已盖得严严实实的被子，放开，重新盖好。张三把这个动作重复做了好几遍，然后找了借口，离开急诊室，来到离医院不远的中心广场。

张三坐在长椅上，望着过往的行人。虽然是深夜，广场上人依然很多，一对对男女分布在广场各个角落，使广场充满了色情意味。张三知道自己编造的借口是经不住推敲的谎言，但他毕竟没有在父亲面前笑起来，这要比解释借口好多了，他只能躲过一时，他终归要去医院，终归要陪父亲直到父亲去世。一想要在父亲身边待那么长时间，他十分恐惧。他不能保证自己不在父亲面前笑起来，实际上刚才离开急诊室的那瞬间，已经笑了，只不过他头埋着，别人没察觉罢了。张三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回忆过去，张三可怕的生活从1988年开始。1988年9月10日，张三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那天下午，他和几个同事拿着花圈孝幛去吊唁公证处的一个头头。他们在欢畅明快的乐曲声中走进死者的家。张三向死者致默时突然想笑。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脸假装咳嗽，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他捂住脸奔到对面的公共厕所里大笑一场，厕所里两个蹲着的人吓得拎起裤子就奔。从此以后，只要是庄严肃穆或者说是不该笑的场合，张三都会抑制不住地笑出声来。

张三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的所有医院。他希望尽快治好自己的病。如果不能治好病，至少也能得到一张疾病诊断证明书，他好以此获得别人的谅解。可是所有的医生都否认他的这种生理现象是病。医生说只有你心里想笑的时候你才会笑。医生们在他的恳求下开给他的红红绿绿的药片不仅没有治好他的病，反而使他患上了严重的便秘。由于他神志异常清醒，思维缜密，反应敏捷，连精神病院也拒绝证明他有精神病。他花费两只金华火腿，叩开了某医学权威的大门。这位权威认定他的反常现象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权威对他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催眠治疗，每一次治疗都因张三的失声大笑而告终。张三无法理解自己身上怎么会有这种病。他很清楚自己的笑跟自己的心理因素无关，就像他十七岁那年有过的大小便失禁一样。只不过这次失禁的不是大小便，而是笑。他生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不喜欢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去笑。至于嘲笑别人嘲笑一切神圣庄严云云，更跟他沾不上边。他唯一相信的就是命了，尽管他在这之前从来不信命。更让张三痛苦的是，他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反而遭到别人的冷目嘲笑指责谩骂，亲戚朋友同事上司，没有一个肯听他的解释。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个“变态者”。他唯一可做的就是闭门独处，少跟别人接触，躲避一切可能使他失态的场合，过着度日如年般的囚犯式生活。

现在父亲躺在病床上，别人他可以躲避，但不能躲避父亲，虽说这么多年来他和父亲关系一直很紧张。父亲的武断、自信、多疑、软弱、反复无常常常会引起他的反感，但在内心深处他是爱着父亲的。他常常为父亲的身体担忧。一旦听到父亲深重的咳嗽声，他的心就揪成一团。他同情父亲在仕途上的遭遇，常常想象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要让父亲东山再起。他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人，去发展自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跟父亲作对，但他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就时，最关心的就是父亲的态度。他甚至不止一次地祈望得到父亲的夸奖。而他成功的时候，就是他和父亲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他知道他和父亲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性格，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像他无法向父亲表达他的爱心一样。自从他患了这种怪病，父亲的咳嗽声变得更加深重了。父亲甚至拖着病重的身体去陶城旅游。父亲是从来不出远门的，父亲是在躲避他，可他实在没办法。他知道是他加重了父亲的病情。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他和妻子在外面租了一套公寓。现在父亲生命垂危，他无论如何不能在父亲面前笑，不能让父亲在他的笑声中离开人世。他想起他十七岁那年做手术时，父亲躺在他旁边把血输给他的情景，他苏醒后父亲抱着他失声痛哭。他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很爱他的。他也想在父亲临终前一诉自己的衷肠，表白自己的内疚和爱心。但他对自己是否会在父亲面前笑起来没有把握。他不敢想象果真在父亲面前笑起来，父亲会怎样的痛苦。

张三看了看表，六点，离开医院已经六个小时了。时间再也由不得他犹豫了。他奔到附近的私人诊所，买了一瓶镇静剂，在夜市商店买了一瓶矿泉水，服了五片镇静剂，就到岔路口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张三走下人力三轮车，走进弥漫着甲醛溶液气味的急诊大厅时，忽然忍不住要笑。他奔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里笑了一阵，然后穿过走廊，走到急诊大厅北侧的观察室门口。他走进观察室的时候，觉得观察室里无数双眼睛看着他，他双膝发软，头晕目眩。他走到父亲床边，父亲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

张三眼泪扑簌簌流下来。“不要哭，”父亲说，“我知道你怕在我面前笑起来。不要紧，爸知道你的痛苦，你这几年受了不少委屈。我知道我不行了，一家人都蛮好的，小明结婚了，小娟拿到了通知书，文文的画还在日本得了奖。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你的身体。我去陶城夫子庙，都说那里的香灵验，爸给你烧了炷香。爸帮不了你，只能在下面为你保佑了……”

“爸……”张三跪在父亲面前。他有许多话要对父亲说，但说不出来。他哭得不能自已。父亲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张三想笑。他全身痉挛，拼命咬住自己的牙齿。父亲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父亲的目光平静而安详，张三知道自己肯定要笑了。他想逃走，但不能。父亲说：“小三，握紧爸的手。”父亲的手温暖而潮湿。

张三知道自己要笑了，要笑了，要笑了。他咬紧牙齿全身颤抖。他从父亲手中抽出右手，摘下挂在裤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握住挂在钥匙链上的弹簧水果刀，用力戳进自己的大腿。剧烈的疼痛使他脸部扭曲，终于没有笑出来。

父亲的手松开了。

在医生、护士杂乱的脚步声中，在母亲、弟弟、妹妹的呼喊声中，张三“扑通”一声，倒在血泊之中。

<h3>肺结核</h3>

1947年3月11日，张三从码头回到工棚，接到典当行老板赵四爷的电话。赵四爷说：“我得了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就这样。”赵四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把电话搁了。张三搁下电话，跟老板请了假，叫了辆黄包车，直奔赵四爷家。张三对赵四爷在电话中没有给他讲话的机会感到很难过，他不知道赵四爷讲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赵四爷得肺结核的消息，早在一个月前张三就知道了，就连赵四爷得肺结核后的处境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据说，自从得了肺结核，赵四爷的亲戚和朋友都离他远远的，赵四爷现在很凄凉，自己烧饭吃，自己煮药喝，连用人都没雇到。实际上，刚知道这个消息，张三就准备去了，就是天下人都不去，他都应该去，何况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可是，他有他的难处。两年前他借了赵四爷五万块钱，与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血本无归。而现在，他在码头做跟班，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还债?赵四爷虽然至今没有跟他要债，但他一直很内疚，他一直躲着赵四爷。何况，对肺结核，他多少有些恐惧。但是想到赵四爷有病，他居然不去，欠人家钱连人家有病都不去看，太不近情理，赵四爷一定会生气的，赵四爷甚至会因此而跟他要债的。所以，最近一个月张三如坐针毡。现在赵四爷突然打来电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得去。路过水产市场，买了两只甲鱼，很快就到了赵四爷家。

一见到赵四爷，他就跟赵四爷握手。赵四爷不肯跟他握手，他还是紧紧握着赵四爷的手。握完手他去卫生间想洗手，但赵四爷跟着他，他没机会洗手。回到客厅，他一口咬定自己真的不知道赵四爷生病，他说，狗日的知道。他责怪赵四爷太不像话了，这么重要的事都不通知他。赵四爷大概很长时间不跟人说话了，从张三进门他就一刻不停地说话。赵四爷并没有讲他为什么打电话给张三，他只讲他的肺结核，讲他得了肺结核后体验到的世态炎凉。赵四爷变了，变得特别细心，连来看他的人喝不喝他倒的茶都十分的计较。他不关心他的病，他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所以张三一个劲地喝赵四爷给他倒的茶。张三起先坐在离赵四爷两米远的地方，后来张三坐到了赵四爷身边，他甚至能感受到赵四爷病态的呼吸。眼看要到中午，赵四爷说他肚子饿了，张三亲自下厨，把甲鱼杀了，炒了两个菜，他知道不在这儿吃饭已经不可能了。他与赵四爷面对面共进午餐的时候，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所以他在吃饭的每一细节上都注意不让赵四爷看出破绽，不让赵四爷受伤害，连赵四爷筷子动过了的菜他都拣过来吃掉，最后他把赵四爷捞甲鱼捞剩下来的汤捧起来一饮而尽。收拾碗筷时，他发现赵四爷的眼睛有点湿润。

吃完饭，他挽着赵四爷到河边散步。赵四爷突然问他：“你欠我多少钱?”张三一惊，说：“五万。”赵四爷说：“错，四万。”张三满脸通红。下午张三一直想找机会逃走，他知道那双眼睛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告辞会发生什么事情。傍晚，他试探性对赵四爷说，码头那边还有不少事等着他去做。赵四爷没有答腔，脸色有点难看。晚上，他陪赵四爷吃了晚饭。他没有回家。赵四爷没有要他回家，他怎么能回家呢?他干脆与赵四爷同床共枕。

第二天刚起床，赵四爷说：“医生说我这个病，要游山玩水，我想出去旅游，你有空吗?”张三别无选择。张三陪同赵四爷踏上了旅游之路。他们的旅游线路是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离开杭州的那天晚上，赵四爷问张三：“你欠我多少钱?”张三一惊，说：“四万。”四爷说：“错，三万。”在后来的旅途中，每离开一个城市，张三的债务就减少一万。离开常州的那天晚上，赵四爷与张三去长江边散步。赵四爷的脸上气色好多了，说话声音也响亮多了，而张三则开始一阵又一阵咳嗽。赵四爷问张三：“你欠我多少钱?”张三说：“一万。”赵四爷说：“错，你已经不欠我的了。”赵四爷从内衣口袋掏出张三的借条，撕碎，扔进长江。

回到南京，赵四爷欢天喜地地拉张三去医院。经检查，赵四爷肺结核好了，张三患上了肺结核。分手时，赵四爷跟他握手。他走出医院大门，发现赵四爷还没出来，他知道赵四爷肯定是去厕所洗手去了。

<h3>精神分裂症</h3>

1998年7月18日，我的朋友张三去嘉和医院看病。开始他以为遇上了好医生，因为他陈述病情时，那个姓王的主任手托下巴十分专注地听他诉说。这和张三此前遇到的医生可不一样。那些医生根本不让张三说话，所以张三的病一直没有确诊，更不可能治愈。因为第一次有人如此认真听自己诉说痛苦，张三抓住这个机会痛快淋漓地说了一番。

谁知王主任听完张三的陈述，突然抬头对张三的妻子赵芳说：“他还有哪些不正常的地方?”

张三对王主任突然撇开他跟他妻子说话感到吃惊。赵芳显然没有听懂王主任的话，十分窘迫地望着王主任。

王主任做了个手势说：“我是说，他还有哪些不同于我们正常人的地方?”

赵芳想了一下说：“他冬天游泳。”

赵芳说完后望着王主任，王主任点点头，示意她继续往下说。

赵芳说：“他不肯要孩子。他天天半夜三更爬起来写文章，写完后不拿去发表，却把它们烧掉。他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他说他只活到七十岁，如果到七十岁还不死他就自杀。他笑就意味着他痛苦，他哭就意味着他高兴。”

张三觉得妻子越说越离谱了，他说：“你把家里的话拿到这里来说干什么，真是女人之见。”

王主任显然对赵芳的话来了兴趣，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示意赵芳继续说。

赵芳想了一下说：“他想辞职。他说他不要养老保险，要自由。他说婚姻是一座坟墓。他母亲死了他不哭。他还说将来他死后在他的墓穴里装一盏电灯，他不喜欢黑暗。”

张三十分惊讶地望着王主任和赵芳，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他。

王主任沉思片刻，合上病历对赵芳说：“他患的是一种精神病，是精神分裂症，要隔离治疗。”

张三大惊，站起来说：“什么?精神分裂症?你弄错了吧?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精神这么正常，怎么会有精神病?”

王主任拉下脸说：“你的精神有没有问题不是由你自己说的，那得看我们医生怎么看。我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世界上没有一个精神病人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的。”

张三说：“太荒唐了，太可怕了，他居然把一个好好的人说成精神病。”张三对赵芳说，“我们走，别听他的。”赵芳说：“你还是听王主任的吧。”张三正准备逃跑，从后门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的人把他架到了精神病房。

张三在病房向我讲述他入院前这段经历时，我很吃惊一个精神病人竟能如此清醒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甚至能用文学语言描述当时的细节。据张三说，精神病院里像他这样正常的不止他一个人。张三说：“我进来后才发现几乎所有精神病人都很清醒，都没有精神病。不是我们有精神病，是别人认为我们有精神病，我们才有了精神病。他们和我一样被别人误会了。如果是普通人误会倒不要紧，但这回误会我的是一个医生，一个专家，我就成了精神病。他有这样的权力。我给许多部门写过信，我给法院写了起诉书，但他们说我的病是经过专家鉴定的，他们只相信专家的话，不相信我的话。我要他们让我出院，他们说只有那个专家同意我出院我才能出院。我显然把那个狗日的主任给得罪了，他每次来查房，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对他手下的医生说，我是个顽固的病人。”

我问他是否适应精神病院的生活。

张三说：“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明知自己没有精神病，却过着精神病人的生活，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每天还要吃那么多药。你不吃，他们就灌，就用电棒。我知道我要是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就会早日出院。但我要是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就证明了那家伙的诊断是对的，将来永远说不清。”说到此处张三流了泪。在我的朋友中，张三算是个坚强的人，他流泪，足见他心里是有委屈的。

有一次我在医院门口遇到赵芳。赵芳看上去瘦多了。她说：“他老是怀疑人家医生。人家医生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我只知道他不同于常人，不知道这就是精神病。既然有病，就应该配合治疗。”我问她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赵芳说：“这次经济上倒好，以前他就是得了感冒，他的头儿都不给他报销。但这次听说他得了这个病，一下子用转账支票转了五万到医院，够他住三五年的费用了。”

上周我去医院看张三的时候，张三神情呆滞，说话语无伦次，显然不像一个正常人了。我心里有点难受。我问医生，上次我来看他还很清醒，这次怎么这样了。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h3>老年痴呆症</h3>

在浅水湾大院的六个老人中，最幸福的当然是张老了，因为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在这些老人中，刘老级别最高，曾经官至副厅。就像他在位时候的风光普通人无法体验一样，他退休后的痛苦也是普通老人不可能有的痛苦。就痛苦的层次而言，刘老在六个老人中，痛苦的层次最高，是从一定的高度走下来才会有的痛苦，是高处不胜痛。刘老每天都在对比。对比当初他在台上别人对他怎样前呼后拥百依百顺，他退休后别人对他是怎样的冷漠无情。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反差，使他每时每刻都处在极度愤慨痛苦之中。他怎么也不理解，人为什么这样势利?他恨自己不能东山再起，重返官场指手画脚。

赵老在六位老人中年龄最小。除了老年痴呆症，他几乎患上了所有的老年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肥胖、骨质疏松、风湿痛、前列腺肥大、白内障等，应有尽有。对他来说，老年意味着生病，意味着看病、吃药、打针、吊水、接氧、住院，意味着每时每刻要承受病魔的折磨。他无法理解，人老了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病?如果不是怕死，他早就把自己结果了。与刘老相比，就痛苦的层次而言赵老无法与刘老相提并论，但要说到肉体痛苦的程度，赵老在六位老人中是登峰造极高山仰止的。

至于说到吴老，胸前佩戴着放大镜的吴老，他是浅水湾大院中最有思想的老人，如果你说他是哲学家也无妨。这就决定了吴老的痛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吴老的痛苦是哲学家的痛苦。吴老是个高度敏感、高度多疑的人。1974年，他就怀疑某人会谋杀他，虽然某人至今尚未下手，但他肯定某人一定是没找到机会。吴老每天睁开眼睛就观察自己的肉体，同伴的肉体，看一个老人的肉体是如何逐渐衰老，如何走向死亡的。他目睹自己的视力一天天退化，牙齿一个接一个脱落，头发一天天脱光，皱纹一天天加深，皮肤一天天老化，身体一天天在缩小，性功能一天天在丧失。他身体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躲不过他那双敏感的、多疑的眼睛。身体每个细微的变化像针刺在他心上。他不能忍受一个老人是这样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他目睹自己肉体的从小死亡局部死亡最终走向大死亡整体死亡。

在六位老人中，何老对子女的疼爱是最可歌可泣的。他一生为儿女耗费了多少心血?因为过多为儿女操劳，使他比普通人提前十年进入了老年。何老对子女好，除了他这个人天生儿女心重外，指望自己年老体弱后儿女多多对他关怀照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与其他几个老人比，何老的痛苦缺乏层次，缺乏深度，但他的痛苦是那种让人流泪的痛苦，是一种饱含辛酸的痛苦。关于他儿女在他晚年如何让他痛苦，我就没有必要一一叙述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家里房子那么大，房子是他还了一辈子债盖的，他们居然用种种借口把他赶进厢房，而他们却在装修豪华的房间里唱歌、跳舞、做爱。他们嫌他老，嫌他多余，希望他早点死去。每当想到这些，坐在大院里的何老会突然泪流满面。

在谈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说说黄老。一位作家说，老人是靠回忆生活的，美好的回忆等于再活一次。黄老是六位老人中记忆力最好的。黄老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一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给他的晚年带来莫大的痛苦。因为他记忆力太好，所以他记得他一生中经历的每一件令他痛苦的事。这所有的痛苦经过反复回忆，深深地沉淀在他的大脑皮层里，使他的大脑变成痛苦的海洋，使他的记忆变成痛苦的记忆。由于他记忆力太好，他常常会身临其境。有一次六个老人坐在院中晒太阳，黄老回忆1983年遭人陷害的情景，身临其境，居然突然卧倒，把大家吓了一跳。

现在我们终于说到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张老了。可以这么说，其他五位老人有的痛苦，他都应该有。他的级别虽然没有刘老高，但也曾官至处级。他也患有大部分的老年病，他也是个异常敏感的人，他也曾为子女呕心沥血，他也是个记忆力不错的人，但他们有的这些痛苦，他都没有，因为他患了老年痴呆症。他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思维，对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每天在太阳下晒太阳，和太阳一样，他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一个人如果没有痛苦，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h3>肠功能紊乱</h3>

据说犹太人只在一种情况下给孩子吃糖——在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道这个有关犹太人教育方式的传说。父亲只在一种情况下给我吃糖——在他给我读《三字经》的时候。

当我还在摇篮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读《三字经》给我听了。每次读《三字经》之前，父亲都用筷子蘸点白砂糖，在我唇边轻轻一点。以后只要吃到糖，我就会想到《三字经》。直到现在，提到《三字经》，我嘴里就会甜滋滋地渗水。大概因为糖的诱惑，三岁的时候，我就能熟背《三字经》。

父亲把修养看得比什么都重。父亲说，修养高低是衡量一个人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受了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从小就很注意自身修养，连走路、吃饭的姿态都与同龄人不同，街坊邻居都对我交口称赞，说我太像父亲了。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形影相随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清晨。我们的起居很有规律。我们总是在第一声鸡叫的时候起床。面对墙壁背诵《三字经》，喝一杯凉开水，然后去厕所大解。这是我们的清晨三部曲。我们里弄住着近四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厕所，是蹲厕，两个蹲位。另一个厕所离我们里弄将近三公里，所以这个离水井不远的厕所很忙。尤其是早晨，每天都要排队。最长的要排一个小时。回忆和父亲排队等人家大便的情景，我的肚子总会隐隐作痛。街坊里的男人们哪里是在大便，简直是在享受。他们总是旁若无人地叼根烟，拿张报纸，有板有眼地蹲在那个地方，没有半小时不肯离开那个坑。很多情况下他们肚里根本没有东西拉，但他们仍占在那儿。他们对站在旁边等候的人视而不见，你跺脚，深呼吸，揉肚子，咬牙，收肛门，他们无动于衷，没有最起码的修养。特别是那个叫作赵二明的家伙，每次完事后，还要蹲在坑上做提肛嗑齿操，三十六节！我父亲是个凡事都为别人着想，修养很深的人。他每次蹲下去，只要有人等他，他马上就会站起来，前后不到一分钟。受父亲的影响，我每次蹲下去，只要有人等我，我都不忍心人家等着，我知道等人的滋味，我总是很快擦了屁股，把位子让出来。其实我知道，我肚里的东西并没有拉完，那种没有拉完的感觉真是很难受。父亲总是在人少的时候进行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大解，我也一样。日子久了，我们便有了每天排几次大便的毛病。我们想纠正，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每天都要排五六次便。我们每次大解都感到没解完，我们的身体永远有要大便的感觉。直到后来，我们家有了抽水马桶，我们每天还要大便五六次。我们看了很多医院，吃了许多药，做了许多检查，医生告诉我们，我们患的是肠功能紊乱，是肠内菌群不平衡造成的紊乱。但是，我们吃了许多调整肠内菌群的药，无济于事。

在南京一家医院，我告诉那位肠道专家，我的肠功能紊乱跟我童年的经历有关，跟我个人太注重修养有关，我甚至说到跟《三字经》有关。我给他讲我们父子俩当初上厕所的故事，希望他能由此找到对症下药的办法。专家大笑，专家说肠功能紊乱跟人的修养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病真的很痛苦，然而我却永远无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