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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说:“哄你不是人。”

柳向东说:“蹊跷。我爸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就权当没这回事,我们也不记恨你。”

张三说:“什么不记恨我?我怎么能不当回事?你们不让我进去,不收东西,这事大家都知道了,大家肯定我知道原因,但我的确不知道,我将永远背这个黑锅,如果你爸真要惩罚谁,这一招的确厉害,但他为什么选择我呢?”

张三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老婆要他吃晚饭,他不吃,他吃不下去。他到房间给他在美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最了解他,他把这事告诉了朋友,并且问朋友有什么办法知道柳克勤为什么这样做。朋友说:“很简单,这事只有你知道。”张三放下电话大哭起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惩罚啊!”

<h3>七月流火</h3>

7月中旬,张三头又疼了。以往他只要到洗头房洗个头做个头部按摩,头就不疼了。这回他不能去洗头房了,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他这个时候去洗头房,别人看见了会误解的。但是不去洗头房洗头,头疼又好不了,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来到五十公里外的酆城。

张三刚走出酆城车站,一个穿黄色背心的车夫推着三轮车迎上来说:“老板,送一送?”

张三跨上车,坐下,说:“给我找家洗头房。”

车夫瞄了一眼张三的左臂,说:“我们这里到处是洗头房,不知老板要什么样的洗头房?”

张三说:“僻一点,越僻越好。”

车夫说:“我懂了。”

车夫一边踏车一边说:“老板从哪里来?”

张三没有搭腔,他望着左臂上的孝愣了会儿,取下别针,从口袋里掏出不锈钢名片盒,把别针放进去,然后把孝褪下,叠好,放进左边的裤袋。

三轮车穿过三条小巷,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停下。车夫跳下车,指着河边那座小屋说:“就是这家,够僻吧?”张三下了车,看了看那座小屋,又把周围看了看,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给车夫。车夫接过钱,瞄了一眼张三的左臂。

张三走到小屋门口,跟坐在门口嗑瓜子的小姐点了一下头,掀开门帘,走了进去。

一个穿红色吊带衫的小姐迎上来说:“老板,洗头?还是按摩?”

张三说:“洗头。”

张三刚在靠窗的椅上坐下,一个高个子男人掀开门帘走进来,径直走进里面的房间,坐在墙角的那个女子跟着走进去,嘭地关上门。

小姐给张三系好围裙,从台子上拿过一瓶洗发精。

张三说:“不用洗发精,不用洗发精。”

小姐说:“不用洗发精?不用洗发精怎么洗头?”

张三说:“不用洗发精,一用洗发精他们就知道我去过洗头房了,你只要给我做个头部按摩,用水把头洗一下就行了。”

小姐把洗发精放上台子,双手按住张三的太阳穴说:“听口音,老板不是本地人。”

张三说:“是邙州人。”

小姐说:“是邙州人,怪不得口音这么熟,到这边做生意?”

张三说:“不做生意,我是专程到这边来洗头的。”

小姐说:“到这边来洗头?你专门到酆城来洗头?”小姐把嘴贴到张三耳边小声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了。”

张三说:“是洗头的,是洗头的。我头疼,不知什么原因,我这个头疼只有你们这种按摩才能治好,吃什么药都没用。”

小姐说:“你骗人,洗头,你们那边没有洗头房?”

张三说:“有洗头房,怎么会没有洗头房,可我不能在那边洗,我的母亲刚刚去世,我这时候去洗头房洗头,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想。”

小姐笑道:“你这人真幽默。”

里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张三说:“干什么?”

小姐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小姐又把嘴贴到张三的耳朵上说,“进去按摩吧?吹拉弹唱,随便你。”

张三说:“我不按摩,我肯定不按摩。”张三从裤袋里掏出孝在小姐面前晃了晃说,“我的确是因为头疼,因为母亲去世,怕别人误解,才到这边来洗头的。”

小姐说:“这里又没人认识你。”

张三把孝放进右边的裤袋说:“不行,不行,没人认识也不行,我只洗头。”

小姐说:“你说你母亲去世,我相信。你说你头疼只有洗头才能洗好,你哄鬼啊。”

张三说:“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我这个头疼的确只有洗头,做头部按摩才能治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说了也没人相信。现在我母亲去世,我更不能说我是为了治头疼才洗头的,没人相信的。”

小姐说:“我知道你在讲故事,我知道你怕什么。”

张三说:“我怕什么?”

小姐说:“你怕不安全。”

张三说:“不是。”

小姐说:“你放心,我们有人在门口放哨,看见公安来了,喊一声‘长江’,里面的人三秒钟就收拾干净了。”

张三说:“公安来过吗?”

小姐说:“来过一次,但里面的人早收拾干净了,抓谁啊?”

张三说:“你快点按吧。”

小姐说:“你怕什么,你又没那个。”

张三说:“要是平时,我不怕,我怕什么?但这次我却怕,他们要是来了,一定会查我的身份证,问我来干什么的,我怎么说?我说不清的,我说不清麻烦就来了,事情就闹大了,你还是快点按吧。”

张三话音刚落,外面有人喊:“长江!”张三一惊,站起来,来不及解围裙就爬上窗台。小姐说:“你干什么?”张三跳下窗台,向西奔去。

张三奔到马路边,掉头看见几个公安追了上来,转身向马路对面奔去。一辆沙石车突然从西面开过来,张三躲闪不及,被撞倒在路边。

张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他的家人都戴着孝站在床边,他的姐姐正用棉签擦他的嘴唇。他想用手解开围裙,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手在哪里。他想说话说不出来。姐姐把嘴贴在他耳边小声说:“先把你救活,再跟你算账。”

<h3>惊 悉</h3>

住在龙沙街的张三,在中秋节这天傍晚,发现自己的母亲不知去向。他是去给母亲送月饼时发现的。那扇古铜色的门紧锁着,可窗户是用报纸糊的。张三用手机天线将窗户穿了个洞,小屋空无一人。张三又问邻居王阿姨。王阿姨说:“好些天没见她了,没去你们那里啊?”张三用手机给大哥张一、二哥张二、弟弟张四分别打电话,都说母亲没去他们家。张氏兄弟火速会集母亲住处。他们撞开房门。小屋显然经过不同寻常的整理,翻箱倒柜,没有发现留言条之类可以暗示或指引母亲去向的线索。他们立即分头寻找母亲。母亲是不可能走到哪里去的。母亲除了四个儿子,没有亲戚,也没什么朋友,何况她已七十高龄,腿部尚有残疾。母亲虽然一人独居,但四个儿子跟她住在一个社区,要是按解放前老街去论,那就等于住在同一条街了。住得最近的张四离母亲只有一公里,最远的张三也只有两公里。真的有什么事她会跟儿子们说一声的。这一阵子四个儿子都很忙。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很忙。张一忙公司开业,张二忙装修房子,张三忙儿子升学考试,张四忙打官司,忙得他们都将近一个月没去看母亲了。张氏兄弟找遍码头、车站、公园、医院等母亲可能去和不可能去的地方,没有发现母亲踪影。龙沙街的张氏兄弟在中秋节这天晚上发现跟他们住在同一条街的母亲失踪了。他们立刻报警,并开始更加盲目而艰辛的寻母行动。母亲失踪后的第二十一天,他们在离龙沙街仅三公里的龙沙医院惊悉,早在三十七天前(中秋节前十五天),他们的母亲就在龙沙医院病逝,并且火化了。

回过头来看母亲的失踪和死亡,能够推测和确认的事情经过是:9月12日(帮助回忆的向梅医生说,这个日期是准确的,那天是她的结婚纪念日)傍晚,母亲胃有些不舒服。母亲腿不灵便,所以只能坐三轮车去龙沙医院。从母亲住处到龙沙医院有三条路,母亲走其中任何一条路,都必须经过张一、张二或张四家。没有谁看到母亲从门前经过。急诊室的向梅医生一开始对母亲的病情就很警惕。她问母亲,你的儿女呢?令张氏兄弟和所有参与回忆者费解的是,从一开始母亲就隐瞒她的真实身份。母亲对向梅说,我没有子女,也没有任何亲戚,我从北方来,路过龙沙镇的。母亲是北方人,可她五十年前就嫁到南方来了。向梅说:“她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不可能怀疑她的话。”向梅回忆时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母亲下楼去做CT的时候,向梅给CT室打了电话,说报告不好就不要给老太看。但是写有晚期癌症明确诊断的CT报告还是由母亲亲手交给向梅的。向梅立刻安排母亲住院。母亲以假冒的姓名、年龄、住址在龙沙医院第七病区十一床住了下来。住院部的赵阿姨曾细心地跟母亲要身份证。母亲说,水淹过来,命都保不住了,钱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身份证。提起十一床,第七病区的医生护士都有些激动。“坚强,幽默,平静。”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这样评价母亲。母亲在第七病区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四天。母亲用纯正的北方口音编造的北方发大水的故事,医生护士们至今记忆犹新。母亲惊人的平静、对死亡的坦然、对疼痛的抵抗以及对医疗费、护理费、火化费、随身物品处理等滴水不漏的周到安排使得这里的医生护士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幽默、平静的老太,就住在龙沙镇,在龙沙街还住着她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媳妇和四个孙子。9月16日下午(住院第二天)母亲回了一趟家,这个日期也是可以确认的。那天下午邻居王阿姨的儿媳妇赵慧兰看到了母亲,还跟母亲拉了几句家常。赵慧兰说,日期不会错,那天我来月经,我的月经从来都很准的。9月26日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母亲显然要跟帮她吸痰的护士说什么,护士最终没能听清母亲发出的声音。负责填写死亡记录的吴医生在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后,看了一眼带日历的手表:1999年9月26日下午6点。两位给母亲注射过杜冷丁的护士把母亲推到了太平间。火化需要死亡证明。派出所的同志费尽周折,终于打通了母亲假冒住址的当地派出所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同志说,我现在是在屋顶上跟你说话,人都跑光了,村庄都没有了,怎么去查户口呢?母亲的遗体是由医院带拖箱的三轮卡拉到火葬场去的。问到骨灰、骨灰盒,火葬场的同志说,丢了,那是我们工作失误。可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派人在火化炉出灰口等呢?

<h3>仪 式</h3>

天没亮,父亲就从乡下打来电话,告诉我母亲死了。父亲问我能不能今天就结婚。我说大概不行,我跟向梅谈了还不到半年,还没有正式谈过结婚的事,何况在这个时候,时间又这么急。父亲说,这是你妈的遗嘱,你也应该尽一回孝心了。你妈也是为你着想。你不趁这时候结婚,你三年之后才可以结婚。三年之后你多大了?你跟人家说一下,请她帮个忙,很简单,只做个仪式。我答应父亲去做向梅的工作,成与不成都回个电话。

我到向梅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听我说明来意,向梅哭了。后来向梅的母亲也哭了。向梅的父亲穿着囚服一样的睡衣双手反剪在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很显然,他们是为难的。他们当然不愿意向梅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跟我结婚。但是这个时候不跟我结婚,要到三年之后才能结婚。何况向梅跟我早已同居了。我说:“我不为难你们,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母亲的遗嘱,我做儿子的不能不尽孝心。我母亲人很好,从不对别人提要求,所以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向梅和她的母亲还是哭。向梅的父亲突然提高嗓门说:“你们不要光是哭,人家小张在等你们回话。”他转身问向梅想不想嫁给我,向梅点点头,放声大哭。她父亲说:“你既然肯定要嫁给他,就应该跟人家回去尽这个孝心。我们城里不这么做,但你既然想嫁给人家,就应该按人家的规矩办。”向梅拿了一身换洗衣服和一支口红,就跟我走了。

在车站,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听声音父亲很高兴,他让我顺便从车站带一挂一万响的鞭炮回去。我们乘的是上午九点钟的公共汽车。省城离乡下两百多公里,我们要坐七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我对向梅说,感谢你帮了我这个忙,让我尽了孝心,这样对谁都有交代。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向梅搂着我说她怕。我问她怕什么。她说不知道。我说你见了我妈就知道了,她一点都不让人怕。我估摸她一定是怕在死人身边举行婚礼。我告诉她,仪式很简单,我见过,我们那儿这种情况下结婚的很多。我说在病人没死前结婚,叫冲喜。人死后结婚,那叫孝里冲。向梅双手冰凉冰凉的,身上却滚烫滚烫的。我紧紧搂着向梅,想,世界上的事真是说不清,如果不是我妈死,我和向梅也许不会成为夫妻。我安慰向梅说,三年之后,我带你去新马泰遛一圈,算是补办婚礼。我一再叮嘱她,你马上就是张家的儿媳了,言谈举止都要入乡随俗。

我们到龙沙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站在村外马路上等我们的大舅,吩咐他孙子拿了鞭炮回去报信。一会儿工夫,就响起了鞭炮声。

我和向梅进了屋子。母亲头朝南脚朝北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身上穿着她生前出门才穿的花布棉袄,那是我在省城给她买的。靠窗的木架上停着一口漆黑的棺材,屋梁上挂着一只一千瓦的大灯泡,东房间的门上贴着红双喜,那一定是我的新房了。听到母亲的死讯,我就一直克制着自己。但是看到母亲,看到母亲慈祥的遗容,我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向梅也哭起来,然后周围的人都哭了起来。后来,我和向梅被人扶起来,让我们向母亲鞠躬,向父亲鞠躬,外面就响起了鞭炮声,然后我们就被关进了洞房。起先乐手们还在奏乐,乐手们一停,外面就很安静了,偶尔只听到守灵人克制的咳嗽声。

我们坐在床上,保持着一拳之隔的距离,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大约凌晨三点,向梅突然抖起来。我让向梅躺下,从衣柜里拿出一床棉被盖在向梅身上。向梅还是抖。我小声问:“你是冷吗?”向梅说:“我怕。”我说:“别怕。”我又给她加了一床棉花胎。向梅抖得更厉害了,她在床上滚起来,把床弄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很紧张,生怕外面人误会。我紧紧抱着向梅,要她无论如何不能动,不能弄出声音。但是向梅显然失控了,床的声音更大。我不知所措,想打开门,打开门又有什么用呢?谁又能让她不抖呢?我把棉花胎铺在地上,把向梅抱到地上。向梅仍然在抖,仍然在滚,向梅牙齿的磕碰声在夜空中回响。直到天亮,向梅才不动了。

早晨我走出房门,发现父亲、舅舅脸上气色不对。吃完早饭,我问舅舅上午怎么安排。他说等会儿送你妈妈下田。他说:“你们就不要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还问人为什么?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们夜里干的事大家都听见了。要你们只做个仪式,你们怎么能当真呢?你妈妈尸首未寒,你们居然一墙之隔做这样的事,你这样的不孝子是不能送你妈妈下田的。”我说:“你们误会了,她怕,她抖。”舅舅说:“你不要辩了。等出田回来,我们再看看拿你怎么说。”

<h3>失 踪</h3>

农历腊月十九这天下午,张三从红十字医院回到家,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盒录像带,录像带侧面的蓝色标签上印着两个字:失踪。张三不知道是谁借回来的录像带。张三打开电视,把录像带推进放像机。是电影。片子没放完,张三已经泪如雨下了。是一部日本片。讲述名古屋的一个摄影师由于久病不死备受家人的嫌弃和冷落,在一次圣诞晚会上摄影师意外失踪,失去亲人的家属才知道摄影师对他们多么重要,他们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摄影师。这个摄影师的遭遇和张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张三没有失踪而已。跟片中的摄影师一样,张三曾经是家庭的顶梁柱,他的喜怒哀乐就是家人的喜怒哀乐,他一次小小的感冒都会惊动全家。在他生病的最初岁月里,家人给了他足够的温暖和关怀。但他的病一发不可收,他患上了十一种慢性病,他因此而失去了工作、地位和收入,无边无际的医药费使家庭陷入贫困的边缘,他永无止境的咳嗽和间歇性的大小便失禁,把家庭搞得像病房和公共厕所,家人终于开始表现出厌烦、嫌弃和冷落。张三无法让家人像当初那样爱他,他知道他连累了他们。也许正如这部片子讲述的那样,只有失去张三,他们才会发现张三对他们多么重要,才会像当初那样对他关怀备至。

晚上全家人围着饭桌吃晚饭。张三打开电视,把那盘录像带推进放像机。张三捧着饭碗坐在沙发上,观察家人的表情,他预感将会出现感人的场面。可是家人无动于衷,他们一边看片子一边谈笑风生。张三担心他们听不清那些感人的台词,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得很大很大。但是家人说笑的声音更大了,哥哥和嫂子甚至踏着片中感人至深的背景音乐跳起了四步。张三十分震惊。他想用片子教育家人,唤醒他们的良知,哪知道他们跟摄影师的家属一样,不见棺材不掉泪,只有不幸真的降临,他们才会如梦初醒。想象自己失踪后,全家人四处寻找,痛不欲生的情景,张三不禁潸然泪下。他不愿意让家人经受这样的打击。第二天中午,全家人一起吃中饭,张三再次播放那部片子,全家人仍然无动于衷嘻嘻哈哈时,张三决定失踪了。他要让他们尝尝真的失去他是什么滋味,他要唤醒他们的良知。其实他不想这么干,是他们逼他这么干的,他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

农历腊月二十这天下午将要过去,傍晚就要来临的时候,张三神秘地失踪了。其实张三没有走远,他对自己的失踪日程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他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和足够的一周吃用的药片、干粮和钞票,来到郊外护城河边的茅屋。那是祖父生前买下来钓鱼用的。家人都知道这个地方,特别是家里的女人,受了气都喜欢到这个小屋睡两三天。张三知道要不了三四天,家里人就会在小屋找到他。他不想让他们找不到他,他的失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不想在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让全家人急得死去活来。他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失去他,他们不应该冷落他,仅此而已。

农历腊月二十六,张三失踪后的第七天,邻居马良找张三借止痛片,张三的家人才发现张三失踪了。大家仔细一回忆,张三失踪已经七天了。其实张三失踪的当天晚上大家就发现张三不见了,只不过没人点破罢了。当马良来找张三的时候,最初惊呼张三失踪的是张三的嫂子。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左邻右舍。她对邻居们说:“我们家张三失踪了。说他精神有问题吧,这回真的出问题了。”张三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张三的家人张罗着找张三。第一个嚷着出去找张三的是他的嫂子。她根本没去找,她去美容院做了一次面膜。她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了。她说:“我鞋都跑破了,我找遍了车站、码头、医院、茅房等一切可能去的地方,没有发现他。”第二天去找张三的是他的大哥。他没去找张三,他利用这个美丽的借口到郊区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不慌不忙地跟情人干了四次。大哥回家往床上一仰说:“我累死了,我找遍了大街小巷。”张三的弟弟跟父亲要了打的费,他说他要打的浏览张三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他用这笔钱钻进一家网吧,跟一个不知是男还是女的网友聊了十个小时。张三的父亲说是去派出所报案的,他在派出所详细询问一个人失踪后什么时候生效怎样注销,然后去蒸了个桑拿。只有母亲是真的想去找张三的。她走出城门,看见护城河边的那个茅屋,想到张三回来后全家又将被搅得不得安宁,转身回了家。一家人找了几天没找到,大家证实张三真的失踪了。

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大雪纷飞,张三终于走出小屋。他想回家。实际上,他失踪后的第三天,家人没有到小屋来找他,他就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找他,他就知道他们实际上希望他失踪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过度的悲愤使他的病情雪上加霜。想象自己回家后将会遭遇家人更大的冷遇,想到自己再也不愿跟这样的家人共同生活,他忍着病痛蜷缩在小屋里。但是今天再不回去他会死在小屋里的。他所有的病都发作了,他的药和干粮已经吃光,钞票也用完了。在离家仅百米的桥头,张三看见全家人正欢天喜地地在挂着小灯笼的屋檐下放爆竹、放烟火。在烟火的照映下,张三看见自己那张旧式板床被搁在东山墙,他一眼就能认出那张床。那张床的床柱上系着根红绸子——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张三泪流满面。想到自己突然出现后全家人可能出现的场面,张三没有勇气往前走,不忍心往前走,他拖着沉重的身体,消失在漫天大雪之中。

<h3>枣庄的名单</h3>

晚上九点,德顺才告诉刚刚做完作业的两个孩子,第二天要带他们去马良山动物园看大象。两个孩子兴奋得半天睡不着觉,妻子则忙着煮茶叶蛋。因为晚上多喝了两杯酒,德顺先睡了。十二点左右,被小便胀醒的德顺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他走进孩子的房间,看见妻子和两个孩子拥在一起睡得正甜。大概凌晨三点左右,有人潜入他们家的小院,用铅丝把前门、后门、院门固定死了,然后沿墙脚倒汽油,然后点了火。这是德顺和刑警对火灾经过的回忆和推测。这场大火烧死了他的妻子、儿子和小女儿,烧毁了他们家的三间两厢,他的大女儿因为去县城参加奥数比赛躲过了这场灾难。他是被邻居从东房间的窗户拖出来的,他被烧得面目全非。现在他躺在县医院烧伤科的病房,全身被纱布包得只剩一双眼睛。刑警说:“现在可以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你想想,你有没有仇人?你得罪过什么人?这不是一般的仇恨,要不然不会下这么大的毒手。”德顺说:“我真的没有仇人。”刑警说:“你仔细想想,一定有。不会有人无缘无故放这个火的。你怀疑谁,就立刻告诉我。”

德顺目送刑警离开病房,内心充满恐惧和困惑。他努力回忆自己认识的每个人。德顺认识的人很少,他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庄。这个庄上总共七户人家。大林家住在庄东。德顺和大林因为孩子打架吵过一次嘴,这是他们唯一有过的冲突,后来和好了,大林不可能因为这次吵嘴放火。村长家和他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唯一不愉快的是他们家1984年盖的房子比村长家高,之前村长家的房子最高,他们家房子盖好后,村长有一段时间对他不理不睬,村长绝不会因为他的房子比他们家高而放火。二愣就更不会了。他们相处一直很好,经常在一起喝酒。上个月二愣跟他借钱,他没借,二愣不高兴。二愣不可能因为没借钱给他而放火。和赵小龙家为房基的事闹过,但是德顺让步了,而且放火的人倒汽油的时候,汽油已经蔓延到赵小龙家的东厢,赵小龙是不会放这场火的。赵四也不可能。赵四本来是跟德顺现在的妻子谈恋爱的,谈到要结婚的程度了,是他妻子回了赵四以后他才跟她谈的,他中途绝没有插足,妻子也不是因为他而回了赵四的。关于这件事他跟赵四理论过几次,赵四不可能为这事放火。跟赵五也没仇。他从没有得罪过赵五。虽说赵五为人蛮横,但你不惹他,他对你蛮好的。大林因为得罪过他,吃了不少暗苦,但德顺家从没有得罪过他,他不会放这个火的。总之,德顺在枣庄没有仇人,没有人有理由要放这场火。德顺是一个守本分、胆小怕事的人。多年来他一再告诫妻子和儿女,凡事忍着,千万不要得罪任何人。在邻庄,德顺只认识赵军。后来他发现赵军是小偷,就不跟赵军来往了,赵军不可能因为德顺知道他是小偷,就放火。再认识的人就是他和妻子双方的亲戚。他们双方的亲戚本来就少,而且都很胆小。亲戚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更没有仇恨,碰到大事偶尔在一起吃一顿饭。妻子倒是和她妹妹因为财产的事闹过一次,她妹妹不可能因为一组柜子放火的。德顺想到他的父母。他五岁时父母就先后去世了。即使父母在世时有什么仇人,仇人也不可能在四十年后从西安追到枣庄放火,何况他和老家已经多年失去联系,老家没人知道他住在这边。德顺再往下想,就是不认识的人了。不认识的人是不可能有仇恨的,更不可能放火。

女儿端着热好的稀饭走进病房。德顺让女儿在床边坐下,说:“你帮爸爸想想看,我们认识的人中,哪个会放这个火。”女儿从书包里撕下一张作业纸,写下他们家的熟人名单。父女俩望着那份名单发呆。

<h3>筹 码</h3>

仲夏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张三在他的寓所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头又疼了。张三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打的去母亲的住所,而是登上了马路对面的无轨电车,这样他就会比往常迟半个小时到母亲那里,母亲一定会因此责备他,而他正好借此跟母亲好好谈谈。

母亲是去年夏天开始因为头疼给他打电话的。起初是一个月打一次,后来一周打一次,而现在则发展到一周打两次,有时甚至隔一天打一次了。实际上他第一次接到母亲的电话,火急火燎地赶到母亲住处,看着头上扎着毛巾的母亲向他诉说头疼时,就怀疑母亲的头疼是假装的了,但他没有往深处想。后来母亲频频头疼,频频给他打电话,他就证实自己最初的猜想是正确的了,只不过他一直没有说,他不敢说,也不好说。他知道这是母亲和妻子的新一轮较量。十多年来,母亲和妻子虽然表面上和和气气的,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但暗地里一直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较量。尽管她们在一轮又一轮的较量中各有胜负,但母亲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因为母亲一直是想跟他们住一起的,妻子虽然口口声声要母亲跟他们住一起,骨子里却是巴望母亲早日搬出去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母亲去年夏天死活要搬出去,而且搬到了离他们很远的西城区。这样母亲不要说想跟他们住一起了,就连跟妻子较量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母亲头疼——如果说这是母亲打出的一张牌,这真是一张绝妙的牌。他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到出这样一张牌的。尽管母亲每次给他打电话,都说你知道就行了,你不要来。但他是不可能不去的。母亲头疼,做儿子的怎能不去呢?何况母亲头疼的目的就是要他去的。妻子也不好阻拦他,也从没有阻拦过他。妻子显然对母亲这张牌束手无策。但妻子绝不会就此罢休的。虽说他每次去看母亲,无论多迟都赶回来睡觉——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妻子感觉她手里至少还有一张牌,尽管这张牌不足以和母亲手里的那张牌抗衡。但他这样做是不能阻止妻子向母亲发起反攻的。妻子迟早会出牌的。他不知道妻子会出什么样的牌,但他预感妻子的牌一旦亮出,婆媳俩多年的地下较量就会公开化,那就不得了了,那样母亲将永远不能和他们住一起,他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他必须抢在妻子出牌之前跟母亲好好谈谈,他要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无轨电车终于停靠在四牌楼,母亲就住在站台对面那栋灰色的楼房里。张三摸黑爬上二楼,用钥匙打开门,里面一片漆黑,他心里一惊,喊了一声:“妈。”没有人答应。他赶紧用双手按门厅的开关,灯亮了,母亲不在客厅。他又喊了一声:“妈。”没有人答应,他跑到东房间,打开灯,没人,又跑到西房间,打开灯,看见母亲躺在床上。

他走到床边说:“堵车,路上堵车。”

母亲不理他,把脸转向里面。

他在床边坐下,说:“好点了吧?”

母亲转过脸,说:“你少跟我假心假意的,你不想来,就不要来。”

他说:“是堵车了,路上堵得厉害。”

母亲说:“你少跟我说谎,堵车,什么堵车。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来看我,你怕你女人,你女人不让你来看我,但你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你母亲,你至少要做给世人看一看,你至少要让世人知道你是个孝子,但你终于顶不住了,你终于没有斗过你女人。今天你虽然来了,但你迟来了半个小时,你是故意迟来的,是想看看我的态度,我如果什么都不说,你的诡计就得逞了,下次你就可以迟一个小时,再下次你就迟两个小时,再下次你就可以不来了。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来不来,我从来就没有要你来。”

他站起来,由于过分激动,他不知道双手怎样放,最后他把双手绞在一起,说:“你这么说,我就可以跟你说了,因为你真的冤枉了我。你每次头疼,我都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我都在第一时间赶到,还有什么事比你头疼更重要?但我今天是乘电车来的,因为我乘电车就会晚来,晚来你就会生气,而你生气我就可以跟你开口,否则我还真不知道怎样跟你开口,现在你果真生气了,我就可以跟你说了,我要说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母亲突然坐起来说:“什么不能这样下去?什么不能这样下去?我头疼难道是我要它疼的?不能这样下去,就是说我的头不能再疼下去了?我让它不疼它就不疼了?你是说我的头疼是假装的?”

他把双手分开,又绞在一起,说:“不是,我怎么会说你的头疼是假装的呢?我的意思是慧芳是不会这样袖手旁观的,她真的做出什么,或者当着你的面说出什么,那事情就闹大了,那你们的矛盾就会公开化,你们的矛盾一公开,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就永远不能跟你住一起了,而你一个人住,我是无论如何不放心的。”

母亲说:“你今天说话怪怪的,什么会出事?什么不能跟你们住一起?我什么时候说想跟你们住一起了?”母亲躺下,又坐起来,说,“什么不会袖手旁观?我头疼关她什么事,她不让你来看我,你就不要来看我,那会出什么事呢?真是好笑,你说了半天,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说我的头疼是假装的,那么我告诉你,我头不疼了,你可以走了,我以后头疼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

他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汗,又把手绞在一起,说:“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我怎么会说你头疼是假装的,也许我不会说话,我是怕事情会闹大。”

母亲突然用手指着他,说:“滚!”

他吃了一惊,又一次不知手怎样放,最后他把双手绞在了背后。

母亲躺下,又坐起来,说:“你滚!我永远不想见你。”

他眼里闪着泪水,他想不到事情会这样,他后悔自己跟母亲开这个口。他跑到客厅,搬来一张躺椅,放在母亲床边。他决定今晚不回去了,他就睡在母亲身边,直到母亲原谅他。

<h3>经 过</h3>

回过头来看张三的暴死,能够确认的事实经过是:6月10号上午,市长一行人到光辉小区视察危房。中午十一点,市长一行来到张三家。市长跟张三家的人一一握手道别的时候,外面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张三的父亲一直站在市长身后。他不知道这样站对不对,或者说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按照常理,下这么大的雨,不要说是市长,即使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张三的父亲此刻也应该主动留客人吃饭,最起码也应该说句客套话。但是张三的父亲毕竟是个住危房的普通百姓,他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市长,要不是因为住危房,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市长会到他们家,会跟他们握手。从市长进门开始,他就紧张得连呼吸都不会了,他根本不会想到留市长吃饭,或者说根本不敢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市政府秘书长跟居委会赵主任耳语几句,赵主任把张三的父亲喊到一边,问他能否留市长吃个工作餐时,张三的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声音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家里的每个人。在告诉张三的时候,他故意咳嗽了一声,并且用右脚踩了一下张三的左脚。张三的父母把家里能做成菜的东西全搬了出来,没费多少工夫,就变戏法似的做出十二道菜。市长一行围着那张危房一样危险的八仙桌坐了下来。市长示意赵主任要张三全家都上桌吃饭。市长一行包括市长、市政府秘书长、民政局局长、电视台女记者和居委会赵主任。张三一家包括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和张三。正好十个人一桌。张三的母亲用围裙搓着手说,你们先吃吧,就是没有客人我也不上桌。市长说,这哪行,这不是歧视妇女嘛,这不是三从四德嘛,你不上桌,我们就不动筷子。市长说这话时,随行的人吃了一惊。刚才市长要张三全家人都上桌时,随行的人就很吃惊了。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市政府秘书长说,那天市长太感人了,太平易近人了,哪里像个市长。毕竟市长的面子大,张三的母亲上了桌。大家坐定后,张三的父亲突然甩了自己一个嘴巴说:“忘了。”当着众人的面钻到床肚子下拿出一瓶藏了十年的五粮液(那是他十年前一次见义勇为行为后对方给他的酬谢品)。张三的父亲开了酒瓶,开始给大家斟酒。张三的父亲先从市长开始斟,他不知道这个顺序对不对,但是把张三放在最后一个斟,却是经过思考的。按照客人官职的大小,按照家里辈分年龄大小,他一一斟了酒。因为市长没有拒绝,所以大家都没有拒绝,连他老婆都没有拒绝。但是当他给张三斟酒的时候,还是被张三用手挡开了。张三说:“我从不喝酒,你是知道的。”张三的父亲说:“你先倒上。”他用脚踩了一下张三的脚。张三用手捂住酒杯说:“我肯定不喝。”张三的父亲尴尬地站在张三的旁边。在第一次审讯时张三的父亲就说,当我打开酒瓶时,我就预感到要出事了,但不知道出这么大的事。我那狗日的儿子不是个正常东西,写两句臭诗,神经兮兮的。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你天大的面子天大的本领都不能让他喝酒。就因为得过胰腺炎,他坚决不喝酒,不问任何场合,不顾任何情面。我早知道不让他上桌,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情了。市长饶有兴趣地问赵主任张三是怎么回事。市长听了赵主任的介绍,说:“哪有这样的事,把酒瓶给我。”市长从张三父亲手中接过酒瓶,把酒瓶伸到张三酒杯旁边,说:“我给你斟酒。”张三一愣,连忙用双手捂住酒杯说:“你是市长,按理说这杯酒我怎么也应该喝,但我的确不喝酒,这不意味着对你不尊重。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打我肯定不喝酒,希望你不要不愉快。”在场的人大惊失色。市长拿着酒瓶,满脸通红。市长站起来,走到张三身边。张三把酒杯放进自己的口袋说:“我的身体一喝酒就会出事的,我肯定不喝。”市长满脸通红地回到座位上。市长一声不吭地吃饭,大家也都一声不吭地吃饭。吃完饭,外面的雨停了。市长一声不吭出了门,随行的人也跟着出了门。客人一走,张三的父亲甩过去踢了张三一脚,把张三踢倒在地上。在第二次审讯时,张三的父亲说,我越想越气,这狗日的简直不是东西,市长给你倒酒,你居然不喝。世界上有几个人有资格让市长倒酒?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市长,你就是胰腺炎发作了又怎么样?我越想越气,甩过去又是一脚。张三的母亲说,我一边收拾碗盆一边抖,太对不起人家市长了。我们家怎么会养这样的杂种呢?市长给你倒酒都不喝,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我恨,我气,连碗带盆砸到他身上去了。张三的大哥说,三弟太过分了,太气人了,太不是东西了,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市长,我们以后怎么做人?我甩过去,就是一脚。张三的二哥说,你们当时不在场,若在场也会踢他一脚。你想想,市长给你倒酒,你居然不喝,你算老几?你这种人简直不是人了。看到大哥踢他一脚,我也甩过去一脚。就这样,因为市长给张三倒酒,张三居然拒绝了,结果,他的家人把他踢死了。

<h3>罗小卫之死</h3>

罗小卫是在四十九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傍晚决定自杀的。那天傍晚他在市红十字医院被确诊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在走出医院的瞬间,他突然决定自杀。罗小卫并不是因为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决定自杀的。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不可能因为小小的关节炎而决定自杀。他身上的病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他都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从结婚那年起,他陆陆续续患上了十一种慢性病。每一种病都是终身病,每一种病的主要症状都是疼痛。他一直和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一直忍受着缠缠绵绵没完没了的疼痛,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是当他被告知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时,他突然对自己厌倦起来,突然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皱着眉头走出医院大门,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划过他大脑的上空——自杀,像父亲一样自杀。

他把病历放进口袋,正准备拦的士去父亲当初自杀的酆城大桥投江自杀,一个男子抱着小孩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想起父亲自杀前曾经去他读书的学校看过他。父亲在学校门口的草坪上盯着他看了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用手轻轻摸了一下他的头便转身离去。父亲自杀二十多年了,这个画面常常浮现在他眼前,常常使他泪流满面。他想他也应该像父亲那样,自杀前去看看女儿,去摸一下女儿的头,给女儿留下美好而无尽的回忆。他对停在身边的出租车司机抱歉地笑了笑,伸手招了一辆三轮车,来到外贸大楼。他从未去过女儿单位,所以当女儿和男友从电梯出来时,女儿显得很激动。女儿说:“爸爸,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本想留两句话给女儿的,想到父亲当初不留一句话给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坚持不说一句话。他傻傻地看了一会儿女儿,用手摸一下女儿的头,便转身离去。他知道女儿一定在看他的背影,知道女儿一定在纳闷,但他不敢掉头,他怕女儿看到他泪水盈盈的眼睛。他在十字路口拦了一辆的士,来到酆城大桥,在桥上走了两个来回,最终没有跳下去。他不是不想自杀,他是舍不得女儿。刚才看女儿时,女儿的男友在一旁不停地翻手机,这个细节说明那小子不把女儿当回事,如果把女儿当回事,不可能这样对待女友的父亲。这个细节勾出他对女儿所有的担忧。他想他和父亲不一样。父亲自杀后留在世上的是男孩,他自杀后留在世上的是女孩。男孩和女孩不一样。没有父亲的男孩遇到困难可以靠男人的意志挺过去,没有父亲的女孩如果被人欺负将孤立无助任人宰割。他思来想去,决定再忍受几年病痛,等女儿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自杀。因为根据他的人生经验,男人有了孩子之后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老婆,即使女儿被丈夫抛弃了,女儿靠对孩子的爱也能活下去。

罗小卫第二次决定自杀是在五十一岁那年夏天的一天傍晚。他本打算在外孙女出生那天自杀的,想想女儿月子里不宜悲伤,把时间改在了外孙女满月的第二天傍晚。那天傍晚,他来到女儿住所,女婿正抱着外孙女亲嘴。他抱了一下外孙女,摸了一下女儿的头,便离开女儿住所,出门拦了一辆的士,直奔酆城大桥。车到长江大道时,他发现座位上躺着一本画册。他随手拿起画册,看见画册封底躺着的半裸女人,突然想起因为病痛已经几个月不和妻子做爱了。他一直想在自杀前对妻子做点什么,但不知做什么好。他想他自杀后妻子也许再也享受不到做爱的快乐了,如果和妻子做一次爱再自杀,也许能给妻子留下美好而无尽的回忆。出租车把他送上酆城大桥后,他在桥上选好跳江的具体位置,便乘公共汽车回家了。也许是压抑太久了,当天夜里他和妻子做爱时,妻子的呻吟巨大而弥久。妻子的呻吟令他惊恐不已,他突然想到他自杀后妻子将怎样熬过那些漫长的夜晚。以他对妻子的了解,妻子不可能改嫁,不可能跟其他男人睡觉,不可能用自慰器,那样妻子将活活忍受性欲的折磨,那太残忍了。他思来想去,决定等妻子绝经后再自杀。因为根据他掌握的生理知识,女人绝经后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性欲,他在妻子绝经后自杀,妻子就不会遭受性欲的折磨,他也算对得起妻子了。

罗小卫第三次决定自杀时已经五十三岁了。那天傍晚,他正在煎药,发现准备给女儿送鸡汤的妻子,把两包卫生巾塞进了手提袋。他指着手提袋里的卫生巾问妻子:“你带这个给阿玲干什么?”妻子脸红了一下,说:“我再也不需要用这个了。”他喜不自禁。他知道妻子已经绝经了,他可以放心地去自杀了。妻子出门后,他把药罐里添了一杯冷水,把煤气关掉,把西装脱掉换成夹克,把手机和皮夹放在枕下,刚走到门口,从厢房传来母亲的咳嗽声。他犹豫一下,走到厢房,看见母亲正坐在床上发呆。他突然想起父亲自杀后,祖母就是这样坐在床上发呆的。祖母在床上呆坐一个多月便从床上栽在地上死掉了。他一直觉得这是父亲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父亲不应该在祖母死前自杀,这对一个老人太残忍了。他想如果自己现在就自杀,母亲将无法承受丧夫又失子的悲痛,母亲很可能像祖母那样活不了多久。他不能只顾解除自己的痛苦,不顾母亲死活,那样太自私了。他思来想去决定等母亲过世后再自杀。尽管他已经无法忍受身体的病痛,但他只有忍下去。

罗小卫第四次决定自杀是在五十五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傍晚。那天傍晚他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医生证实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这意味着他自杀不会给母亲带来任何痛苦,意味着他可以放心地去自杀了。他回到家,把母亲安顿好,把手机和钱包放在枕下,正准备出去自杀,电话铃响了,是妻子打回来的,说要给他一个惊喜。他刚搁下话筒,电话铃又响了,是女儿打来的,女儿也说要给他一个惊喜。他突然想起自己自杀将会给妻子女儿带来怎样的惊吓。他想起父亲自杀,家里人经受的那场惊吓。祖母知道父亲自杀的消息后,当场就栽倒在地上,栽得满脸是血。母亲惊得脸都歪过来了。而他知道父亲自杀的消息后突然小便失禁,直到现在他都有小便失禁的毛病。他想他不能这样就去自杀,不能让妻子女儿经受那样的惊吓。他想到同事王虎城。王虎城自杀后他家里人一点都不吃惊,因为王虎城一直嚷着要自杀,所以王虎城真的自杀后他家里人一点都不吃惊。他想他也应该像王虎城那样,等家人有了心理准备后再自杀。当天晚上他把自己要自杀的决定告诉了妻子和女儿,告诉她们他自杀是因为他忍受不了病痛。妻子和女儿吓得瘫在地上,她们抱着他哭了半天,求他不要自杀。她们轮流守在他身边,不让他出门。后来他天天对她们说自己要自杀,直到11月7日那天傍晚,女儿一家过来过双休日,他再次对她们说自己要自杀时,发现她们没有一点反应,他知道她们已经麻木了,知道他自杀不会使她们受到惊吓了。他到房间把手机和皮夹放在枕下,正准备出门去自杀,突然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他知道那是谁的眼睛,他本不想看那双眼睛的,但他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墙上的父亲的遗像。看到父亲的遗像,他的眼前突然浮现父亲那张被江水浸泡过的浮肿而变形的脸。二十多年了,那张恐怖的面孔常常浮现在眼前,常常使他从梦中惊醒。他想自己被从江里捞上来后,面孔也会像父亲那样令人恐惧。他决定不像父亲那样自杀,不把恐怖的面孔留给妻子和女儿,他要找到一种完美的不给妻子女儿留下恐怖面孔的自杀方式。他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突然想到一个完美的自杀方式。他到枕下拿出皮夹,从皮夹里拈出三张一百的钞票放进口袋,把皮夹放回枕下,把床头柜上的打火机放进口袋,到客厅跟外孙女挤了一下眼睛,摸了一下女儿的头,出门拦了一辆的士来到恒丰兽药厂,买了一瓶毒药,然后到兽药厂路南的加油站买了五十公升汽油。他拎着汽油桶准备去望谷山时,突然想到应该把自杀的地点和方式告诉妻子女儿,以免妻子女儿以为他没有死而到处找他。他来到加油站对面的邮政所,跟柜台里漂亮的女营业员要了一张特快专递详情单和一张纸,伏在大理石柜台上给妻子写了封信,填好详情单,把信和详情单递给营业员。营业员把信放进信封,把详情单贴在信封上说:“本市用特快专递?是求爱信吧?”他笑了笑说: “几时能到?”营业员说:“两个小时。”他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说:“时间够了。”他出了邮政所,打的来到望谷山下,跟一个樵夫买了九捆柴火,请樵夫把柴火挑到山上的一块朝南的空地上。樵夫走后,他像铺床一样把柴火铺在地上,把汽油倒在柴火上,把身体平躺在柴火上,把毒药喝了下去。在临近死亡的那一刻,他用打火机点燃了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