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

激厢狂嫌的风裹着隆隆雷声自日本海而起，斜掠过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挡之势直扑太平洋而去。这是每年要扫荡日本的季风，随风而来的是滂沱大雨和那只有岛国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雷。

窗外，天空阴暗，狂风如吼，大树摇曳，骤雨击窗；窗内，书案前我在电脑屏幕上敲出“风”这个题目，题目的下面许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将这股飘忽不定的风抓住，也不知能否将这个远年的故事讲得清楚。用逻辑来推断，它并不丝丝入扣，内中满是不可理喩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不少关键环节被风带走了，带往未来，成为永不可知。

说的是鬼子和汉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一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6支队少佐西垣秀次；汉奸也是真正的汉奸^华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

保安队是日伪时期地方汉奸民团组织，能为队长者当属亲曰之中坚，我们在《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等反映华北地区抗战的影片中见识过不少这类角色0：汉奸的装扮也是千篇一律，纺绸浅色裤褂，黑礼服呢尖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子摘下，是个猫儿舔过似的大分头。手中上下飞舞的盒子枪，该是人物的点睛之处，特别是用枪杆将帽檐朝上一顶的动作，竟成为以后中国银幕上、舞台上此类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队也。

汉奸史国章本人虽没有照片留下，却有着详尽的相貌描述：国字脸，浓眉大眼，不苟言笑，朴实无华，衣着干净朴素，裤子上还挂着补丁。据描述者说，那补丁缝得精密平整，针脚匀称，和史国章鞋里的鞋垫一样，均出自赵庄老多儿之手。老多儿者，百里佳人也。老多儿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阔家之大小姐，却是地地道道贫下中农的女儿。父亲赵老贵，一辈子窝囊，养下六个女儿丨没有一个儿子。老多儿行六，名为“多”，是养够了的多余，北方人以老谓小，河北人言语“儿”音颇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儿，平添了乡土味颇浓的亲昵与可爱。

我是在五月，小麦即将开镰的时候由东京来到临州的。受人之托，打听史国章。

下了火车便住进车站的旅社，我的中国身份证给了我极大的方便。

我顶着烈日走在临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上悠荡荡、荡悠悠地散步，见车来了也不躲。树荫下有卖冷饮的摊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几个光着脊梁的闲人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球，这项很高雅的绅士活动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给人一种似跑了汽儿的香槟的感觉。

这是过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临州城巳在北面拔地而起，那里有高楼大厦，有宾馆，有公园，还有门面威严的政府办公机构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开发区。但这里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与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房屋贴着白瓷砖，安着防盗铁闸门，成为商业的门面房。

街的尽头有座青砖高墙的院落，厚实的墙磨砖对缝，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残旧的木门和那为车辆进出方便被锯断的门坎，却显出风雨沧桑的破败。我从挎包里摸出笔记本，那上面有西垣秀次画的当铺地点及门面印象图，当他把这张图和一双银筷子交给我的时候，那份郑重，那份诚挚，那份信赖，让我没有推脱的余地。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汉学专家，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在中日学术界知名度颇高。鉴于他的学识和经历，研究所专门聘他从事二战期间日军侵华华北陆军作战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也是该所外国人研究员，名为研究日本战后法律经济，实则却将大部分精力悄悄用于研究侵华日寇华北方面军1943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上。这一给河北人民带来严酷残害的“五，一”大扫荡，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大约杀害了冀中地区军民二万余人。这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是我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材料中迭加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这些数字时，我内心充盈着刻骨的仇恨和尖厉的复仇之心。在“两万”名受难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军涉县根据地的一名干部，在大扫荡中被日本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据涉县老百姓说，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惨烈，他被捆绑在城隍庙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将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剐下，先是四肢，然后是胸腹……原本说是要活埋，临刑时鬼子队长听说中国有种刑罚叫做“凌迟”，便决定拿叔父来作试验，看看凌迟与活埋效果的差异在哪里。叔父激奋的叫骂与惨痛的呼号持续了很久，天亮时才绝了声响。有人看见城隍庙的旗杆下除了一滩鲜血和碎肉，再无其他。日本人撤退以后，共产党找过叔父的尸骨，未见。一个人的尸体，一夜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战争情况下极其自然，反过头来在和平环境下再看此事，便成为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那位美丽的婶母自二十岁便开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说叔父已经为国牺牲，不会再回来了。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她的观念和政府方面的看法如出一辙。她说，死不见尸，不能为死。“文革”以后，政府对叔父生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恢复叔父以“革命烈士”的名分，但婶母却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给予的抚恤金和烈属称号，宁愿贫困地与我们住在一起，相信着叔父有朝一日的归来。她的等待与政府的等待性质决然不同，一是痴情，一是疑虑，这就决定了我在日本艰苦卓绝的三年搜索。据当年八路军方面的当事者说，叔父是负责特工情报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1943年5月5日深夜，涉县八路军和大部分群众是得到日寇扫荡情报后撤离的。叔父的被捕是在涉县西北十五里的刘各庄而不是涉县八路军根据地。至于身为/^路干部的叔父在撤离之际离开群体为什么要去刘各庄，没人能讲得清楚，这也是多年症结的所在。有人说叔父是企图与西北三十里外奶奶顶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但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賦予他此项任务，何况奶奶顶的游击队早进了太行山，他没有必要再去那个地方。

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是正确的，这一点我在日本官方资料《华北治安战》中，在日军有关华北编制序列方面的史料和作战行动线索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日方的战事记录如下:“1943年4月22日，日本以35、36、37、69四个师团和第3、4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构成了以合涧为中心的直径约40公里的包围圈。24日晨，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5月5日，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司令庞炳勋投降。当日，日军转移兵力，对以涉县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包围。6日，第36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团从武安东北地区，从林县北部之任村，从临州，分路向涉县合击。但由于八路军善于避开正面交战而彻底实行分散游击战术，至13曰，各路合击兵团会合，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军少量遗弃物资。”我特别注意了“少量遗弃物资”几个字，内中并没有“八路干部”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叔父的被捕的确不在涉县八路军指挥部，他是在安全撤离了涉县又返回头落人敌人之手的。其时，涉县周围及刘各庄已被日本人所占，叔父为什么还要深人敌人腹地，自投罗网，这点是谁也说不明白的。在参与1943年华北大扫荡的日军老兵中或许还有健在者，对涉县的情景或许有人能提供一二情况，由此我对老兵们的部队番号格外的注意，对华北作战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还更加深入。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望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弄懂词中的含意，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像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1943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日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一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简单过程，这就需要中国心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人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举例来说。

为了调查残留孤儿的安置情况我们一起驱车走了不少县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筑波湖畔的一个村庄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气，遍野的櫻花开得灿若霞光，与西天的云朵连成一片。我们在湖边散步，一老一少，留恋于这花影湖光之间。

櫻树林的深处有座黑暗的墓碑，我们朝它走去。那是一个十九岁姓山田的日本士兵的墓，年深日久，碑的低凹处已长出层层绿色苔藓，许多字迹也已模糊不清，但碑顶“忠魂”两个大字仍清晰可见。仔细辨认，这个姓山田的青年是1942年元月从军，同年四月在中国河南平顶山战死的，在中国不到三个月便亡命他乡了。碑文由他所在军团黑田泰正大佐亲自撰写，文中满是崇敬溢美之词，其中不少为中国人熟悉并反感。墓后不远就是农舍，那该是山田家的老屋，现在居住着的当是山田的兄弟们。想当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本可以在这富饶美丽的湖畔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当一个殷实的农民，作一名威严的祖父，然而他却在风华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异国土地，由杀人而被杀。

西垣秀次对着墓碑鞠了个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着他。

西垣说，十九岁，可惜。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说，可惜。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了？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黩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

我说，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说，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日本人，不会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这成片的櫻花了吧，它是只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长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浓，将一朵摘下来实在是平凡而细微，但万千朵櫻花连成花海，那场面就绚丽多姿，蔚为壮观了，这就是日本精神的缩影。日本社会是个惯以集团行动方式存在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集团，在茫茫的花海中，个人不过是一朵花，从树上飘落便会“零落成泥碾作尘”，联在一起才能成气候。櫻花不会变异，它也不是历史博物馆中已经干枯了的植物标本，它至今仍是我们中间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败。这是一个国家的民族之魂。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人的可悲在于一旦集团提出号召，便不问为什么而积极响应，太平洋战争日本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

我说，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我们把二战归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捍卫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作为被侵略者，我们崇尚的是另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喋血精神。无论日本的民族精神多么完美，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都无异于恶魔一样的灾难。在死去一个十九岁的山田的时候，中国正有成千上万个十九岁的青年在日本的枪口下死去，与眼前山田的十九岁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颗令他致命的子弹。

西垣说，为政焉用杀，这是我当时的反战思想。我驻防临州的时候还教过当地小孩学文化，送给他们石板、石笔，那都是些很聪明的孩子。我是学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责任心驱使我承担起这个义务，人不能没有文化。

我说：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战，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在刺刀尖上装上一串花环，再微笑着把刀刺人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来，你更可怕，进行武装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谈话是不愉快的。

在临州的当铺旧址前，我展开了西垣秀次的图示，展开了五十年前一个鬼子少佐的记忆。按图索骥，这里该是过去的当铺，是西垣设计的寻找史国章的切入口。我极其明白，保安队长史国章逃得过国民党的清查却逃不过共产党的镇反，纵然都成漏网之鱼，还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在等着他，幸存的机会几乎为零。当然也有一种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产党。在西垣委托我寻找史国章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寻觅史国章的动机不能理解。在战争中沆瀣一气的鬼子与汉奸，如今要携手共叙“友情”，我国政府不会熟视无睹，当地百姓不会不说三道四，当年被害人的亲属不能不义愤填膺。西垣说，这正是他不愿自己出面的原因，他找史国章是出于个人感情，私人友谊，史国章于他编撰的“华北陆军作战史”太重要了，找不着史国章找到他的亲人也行，比如妻子什么的。

我说鬼子找汉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恶心。

西垣说有些事在寻找史国章的过程或许可以搞清，寻找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作为朋友，他敬仰史国章，他欠了史国章的人情。

我说你们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

院子很深，盖满了小厨房、小棚子之类，只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山回路转这些旅游方面的词来。

一个胖男人，在公用自来水边的躺椅上打呼噜，脚边的小凳上放着罐头瓶改作的荼杯，那里面黄酽酽一瓶浓茶。在这闷热的午后，这杯荼充满了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一走近，那鼾声戛然而止，一个极清醒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姓刘的。他说这院里姓刘的有七家。我说找最老的刘姓住户。他说他就是刘姓最老住户，1963年搬进来的，全院再没有比他住得更长的了。我问1963年以前这院的住户在哪里，他说1963年以前这儿是粮食仓库。我问在之前呢？他说还是粮库。我说再早是当铺。他很诧异，说，当铺，我住了三十多年，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问他有没有人知道临州的老事儿，他想了半天，说庙后街程士元那个老东西兴许知道，十几年前小学校曾让他去做阶级仇民族恨的报告，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没说几句就让人给架下来了，犯了心脏病。胖子一边说一边审视着我，说，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来临州认亲？我说我在这儿没亲，他喚了一声，说，我们这块地界解放前特别保守，守着华北大平原，吃喝不愁，所以多不愿外出谋生，要说海外关系，谁家也摊不上。但这儿的人头脑灵活，别的不出，专出汉奸，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话你可能听说过。

我笑了，这位闲得发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闲聊。

我问，说到汉奸，你知道这儿过去有个叫史国章的？

他说，史国章，没听说过。

我问，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说，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两岁。

他突然直起身来说，你是日本人！

我说不是。

他不信，说，别看你中国话说这么好，打你一进院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身上带着东洋味儿，跟合资企业里那些日本娘们儿有点儿像。

我说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个叔父，是八路，抗战的时候就牺牲在这个地区，我来临州是了解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说真是日本人也用不着隐瞒，现在的临州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光外资企业就有几家，街上常见洋人走动，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往外资企业里钻，那儿挣钱多。

我说1943年5月，日本人血洗临州，这儿发生过大血案。胖子说，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着的也还活着，人么，得向前看。现在讲友好了，不计前嫌了，谁都知道“东芝”冰箱好，“松下”彩电鲜亮，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就不看他们的电视，不使他们的冰箱。

我说过去的事还有人记得吗？

胖子说，怎么不记得，城南有纪念碑，上头都刻着哩，名字一排排的，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敲着鼓吹着号去献花圈固。

他说得没错，对于死难的人这里每年都给以祭奠，但这样沉重的事情从胖子的嘴里轻松快捷地谈出，总让人觉得其中少了些什么。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间，那里是史国章与老多儿的幽会之所，也是西垣秀次与史国章进行各种肮脏勾当的密谋之地。这个地点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说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他说南套间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家具电器十分新潮，他领着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窥探房间，万一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我说你这人真是，刚才把我当成日本人，这会儿又把我想成是盗窃集团踩道的，想象力之丰富该去当作家。

胖子说你不知道，如今处处得设防，保不齐哪儿就是个陷阱，咕咚一下就让你掉下去了。

我问他西跨院有没有井。

胖子说有。

我又问有没有树，枣树。

胖子说没有。

我说只是看看房子，看看院子，没别的意思。

胖子这才爽快地把我领进了西跨院。

四在东京的时候我访问过板桥区大浪町一名叫松村武的老人，为了找到他，我费了很多周折，最后还是靠医疗保险的档案帮了忙，使我得以在大浪町这个偏僻小巷与他相见。

他参预过临州城报复性大屠杀。

日本人以几个军团合击涉县，扑空之后，恼怒难耐的曰军第一混成旅团第二天即以恶虎扑羊之势直抵临州，使原本已陷敌手、气息奄奄的临州小城又一次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和蹂躏。

临州城内火光冲天，尸横遍地。

松村说，他在临州是第一次杀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曰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无论有多么好听的理由，都掩盖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他把临州城的屠杀讲给他的小孙子和日本年轻人听，竟没人相信温文尔雅、礼貌周全的日本人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松村努力解释，说的确是事实，年轻人总认为他臆想成分太多，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见到松村时他如遇到知音，反复跟我说他厌恶战争，厌恶那些煽动曰本人民走向生命绝谷的战争贩子。松村对五十多年前的事深深谢罪，他说，不管国家态度如何，他自己要有所表示。他让孙子把他由轮椅上艰难地扶下来，跪在榻榻米上，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没有抬起来。那孙子，亦如他的祖父，跪着，却是一脸茫然。

我的录音机里记下了老人有关临州的回忆。

……到中国临州作战，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是由横滨上船直到大连，然后补充到华北战场上去的。那天是傍晚进入临州城的，老百姓以为驻扎的日本人又回来了，并未介意。真正采取行动是第二天上午，即5月14曰人们快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点了几处房子，放了枪，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城里就开始乱了。……我跟木村、畑俊冲进一家大院，院子很大，很深，围墙也很高，里面的布局由于陌生而令人恐怖。我端着枪胡放，木村笑我，他是上士，级别比我高。……在西跨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找到了十几个中国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女人的脸上都抹了灰。……男人中一个留小胡子、穿长袍的向我跪了下来，说了一些大概是求饶的话，内中还夹着一些日语单词。他的小胡子上沾了草棍儿，样子很滑稽，我正要笑，只听唞的一声，木村巳将他的头砍下，黏稠的血溅了我一身一脸，又热又腥。我擦着脸上的血，望着木村，不知该干什么。木村说快动手！说着又端着刺刀向一中年男子的胸膛刺去。那男的一声不吭倒在水缸边，一个老年妇女扑到男子身上，嚎啕大哭，看样那是她儿子。我想我得干点什么，不能老愣在这里，否则我会被木村送军纪处。我揪着老妇人的发髻使她的头仰起来，在那张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脸上狠狠抽了一掌。她却一张嘴咬住了我，咬得非常用力，我体会到了臂上肉与肉在牙齿的切割下正在分离的奇怪感觉。木村冲着那张弯曲、苍老的后背开了一枪，老妇人的牙齿渐渐变得无力，最后歪倒在她儿子的身上。木村让我在她的尸体上再刺一刀，以解方才之恨，我的刀扎下去时很犹豫，扎在她的肋骨上，刀尖被顶偏，将那沾血的衣服划了长长一道口子。为此，木村当着那些中国人的面狠狠地抽了我十几个耳光，我觉着很丟人……一个小男孩，抱着他母亲的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双明亮的眼毫不掩饰他内心的仇恨。我想，我也必须洗掉方才木村上士在这孩子心中给我带来的耻辱，于是我用刀向孩子那一双眼挑过去，孩子倒下了，他的母亲仍旧站着，脸上满是绝望。……木村让畑俊从外面的井里汲来水，向孩子的母亲和站在她身后的另一女人泼去，烟灰霎时退去，女人们显出了惊人的美丽。木村指着后面背后垂着一条粗辫子的女人说那是中国处女的标志，话没说完，畑俊就扑了过去，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木村制止了畑俊正要干的事情，将屋里的人全部赶到院中。裸体的处女夹在人群中，那个死了孩子的年轻妇人用胳膊护住她，她们.长得很相像。两个女人被拉出人群，另一个的衣服也被迫脱光，木村让我把剩下的人处理了，他对畑俊说，那个年纪大的是你的了，说罢畑俊还没动手，他已将那个梳辫子的推倒在砖地上……我转过身来对付这手无寸铁的一群中国人。我不知该怎样处决他们，我不想动刀动枪，但我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这是命令。西墙下有一口井，我把他们押到井边，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跳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十几岁的青年，在他走向井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九十度转弯，以飞快的速度奔向我，企图卡我的脖子。幸亏我有防备，我用刀砍断了他伸过来的手，那只手划着弧线飞起，砸在姿势丑陋的木村身上，木村回身打了一枪，青年人的脑袋马上崩裂，红的白的，放射开来……在我的威逼下最后一个人跳了下去。我惊奇地发现，所有跳下去的人都闭着眼睛，没有人啼哭，没有人求饶……井边再没有中国人站立，我探出身子向井里望，里面黑洞洞的，有哗哗的水声，一股无名的恐惧向我袭来，我向水里猛开了一阵枪，水中终于平静，水面已变得鲜红……木村他们也巳完事，两人的身上都沾满了女人的血。一个女人已经咽气，她的阴道里插着畑俊的剌刀。另一个也已无形，她的两个乳房被割下，挑在木村的枪尖上。那女人还在蠕动，被我照着胸膛打了一枪……我杀了十一个人。

我在访问中问过松村武，他们在临州究竟要搜捕什么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一般士兵来说，这样的搜捕就意味着开杀戒，见谁杀谁，逮谁并不重要。我还问过大院的具体位置，他说记不清了，他连临州在哪儿都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否认识西垣秀次，他说不知道。我说西垣是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松村说那就是“北特警”的人了，更不会认识，北特警在涉县围剿以后立即受到了改编，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西跨院不算大，一间南房实际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间，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西墙根有井，上面盖着沉重的水泥井盖，墙底长着数根细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藓。白云苍狗，地远天差，一切都变了模样。然而细观墙上那些棱角巳失的凹陷，辨认出竟为当年浄狞可怖的弹痕时，便让人在静谧中嗅出了昔曰的血腥，看到了游荡在小院中的一个个无辜冤魂。

我掀了掀井盖，太重，向胖子请求援助，他找来根铁棍，三下两下就把井盖移开了。几颗头凑在一起朝下望。这视觉角度当是五十二年前松村武的视觉角度，无见鲜红的井水，只见破烂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过三米，亦无水，想必是后来有人用土填过。大家对井里的内容都很失望。

退后几步，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老屋与水井的照片，然后走出了旧当铺的大门。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与苍凉，两个鬼子对它的不同经历和感觉使人除了感到诧异外更感到了岁月隐隐发生的裂变和由此产生的一片空空荡荡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五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条小巷里。迈进程家的小院，见一个女人在树下拐线，“工”字型的木框在她手里灵活地拐来拐去，那些细棉线便有条不紊地缠绕在了上面，她像是在耍杂技。她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稔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想现在已是下午，她问的想必是中午饭，就说吃了。我问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说没错，并转过身去从壶里给我倒了一碗茶。我问她弄这些线做什么用，她说织布。这时我才听见西屋的织布机一直在哐哐哐地响。女人说那是她婆婆在织，她婆婆两天就能织一匹布，快手哩。我问她织这些粗布做什么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线问我：你不是外贸上来验布的？我说不是，她的脸就有些冷。

我说，我来找程士元。

她说，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点酒，正睡午觉，怕一时半晌醒不了。

我说，那我就等。

太阳偏西，北屋门帘一动，有个老头从里面走出来。女人说，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问，打哪儿来？

我赶紧接上说，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阶问，有事？

我说打听一个人，史国章。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汉奸，早死了。

我说，那就给我讲讲史国章的事。

程士元说，敢情日本也搞内查外调哇。

我把西垣秀次给我的银筷子拿出来让程士元看，我说，这个日本人天天吃饭用这双筷子，用了五十年了，他很看重送筷子的这个人。

程士元把筷子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一双民间使用的普通银筷子，一头尖，一头方，用链子连着，方的一端一支上刻着：警备队少'佐西垣秀次；另一支上刻着：河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程士元看了半天筷子说，不错，这是赵寿祥的手艺，他打的银器都有记号。说着老汉指给我看，在筷子的方形尖端有两个相套的双圆印痕。程士元又走进西屋，捋下老伴手上的镯拿出来给我看，镯的内侧也有双圆印痕。程士元说，筷子是赵银匠所制无疑，是出自临州的物件，看来鬼子没有妄说。

我问史国章死于何时何地。

程士元说，1943年5月被日本人杀死在涉县城隍庙，死法很特殊，是用刀剐了的。

我问他是否搞错。

他说没有。

我问当时在城隍庙杀了几人。

程士元说凌迟者只有史国章一人。

我问史国章有无后代。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外乡人，来无踪去无影，无根无基，有后代也无人查找。

我问史国章的死可有凭证。

程士元说死人要何凭证，那年月死的多了，上哪儿要凭证去？找谁要凭证去？

我说史国章死得蹊踐。

程士元说死便死了，有何溪晓。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鬼子将汉奸凌迟处死，不合情理。

程士元说日本人向来不讲情理，5月14日临州近千无辜者死于一旦，之中有什么情理。

我说鬼子为什么要杀汉奸？

程士元说鬼子为什么不能杀汉奸，狗与狗之间的事用人的道理没法解释。

谈及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屠杀，程士元很激动。他说那天是农历四月十一，是他舅爷的生日，他先一天随母亲回娘家祝寿，这才幸免于难。听说临城发生变故，当日不敢回家，三天过后随着母亲跌跌撞撞赶回临州，临州已面目皆非，除了焦土便是血腥。街上触目皆是尸体，斩去手脚的，砍作两截的，无首的，穿胸的，横七竖八倒卧在血泊中。当铺的台阶上齐刷刷摆了二三十个，几排人头，地上的血有寸厚……在那场灾难中，除了他与母亲幸存，全家十七口，全部遇难。

我问当铺掌柜刘三连一家是否也在其中。

程士元说当然未能幸免。

我问其中可有刘家大少奶奶的妹子老多儿。

程士元说刘家大少奶奶是由南边嫁过来的，没听说过有妹子。

我说他应该知道赵庄的老多儿。

程士元说老多儿是美人儿，临州出事以后也再没人见过她，下落不明。

我问他知不知道日本人西垣秀次。

他说日本人的事避之惟恐不及，哪敢问什么姓名。

问及学日本语的情况，程士元说他至今能读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当时因为怕杀头，所以记得特别牢。说着指着我挎包上的假名准确地读出了发音，语音的标准显系日人所教，不容置疑。

我问当时可否不学。

程士元说孩子不学大人便会拉进日本人的地方挨打，拉人者都是保安队一伙。后来看鬼子对小孩确无恶意，大家也松了心，街上梆子一敲，各家孩子就去当铺集合，在刘三连家的大厅里等着日本教官来讲课，讲课前先给孔子像鞠躬，再唱一首叫“洒库拉”（樱花〉的歌。

我问他教日语的鬼子什么模样。

他说小白脸，痩髙个，留仁丹胡，戴眼镜，跟电影《地雷战》里偷地雷的那个差不多。

我取出西垣秀次的照片让程士元辨认，程士元不敢肯定，一会儿说像，一会儿说不像。

我问是不是每回都在当铺里学。

程士元说每回都在那儿学。

我问他在那儿见没见过史国章和老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