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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3>
孔林回到部队后的一个星期，已经提升为医院政治部主任的苏然约他谈话。孔林担心吴家镇法院已经向医院党委告了他的状。这下他可真有麻烦了。
吃过午饭，苏主任和孔林走出大院。在医院的东南头三百米开外是一所中学，两人朝那里走去。苏然个子小，身材单薄，可是一双八字脚又宽又长。他穿着一双黑布鞋，一只鞋上的拇指处开了个洞，已经被细针密线地补上了。这肯定是他妻子的手工。苏然的妻子最近到部队上随军，这样他们的儿子就能在木基市上小学。
“离婚的事怎么样了？”他问孔林。
“法院没批准。”
“为啥？”
“咳，我那个小舅子纠了些人在法院外面闹腾。”
苏然舔舔干裂的下嘴唇说：“别往心里去，早晚会离的。”
他们在沉默中继续走着。孔林奇怪苏然为什么没有多问两句他离婚的事情。看起来这位主任的心里打着别的算盘。
他们在一棵槐树的树荫里坐下来。不远处学校灰色的楼房在强烈的太阳下闪着白光。教室的窗子开着，蓝灰色的房顶上耷拉着几面懒洋洋的旗子。在孔林的右边，一群学生正在足球场的边上拔草。孩子们都蹲在地上，几个人戴着太阳帽，多数人都光着头。从远处看去，他们就像是一群吃草的羊，慢慢腾腾的，看不出有什么拔草的动作。“真笨，”苏主任说，“我整不明白他们干啥要把草都拔干净了。秋天来了，风一吹好喝土啊？”
孔林微笑着递给他一支烟。
苏然点着烟吸了一口，问：“孔林，你知道省军区的魏副政委不？”
“听说过。”
“那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口才又好，算是博闻强记吧。”
“他咋的啦？”
“两个月前和爱人离婚了，眼下正在找对象。”
孔林注意地看着他。苏然接着说：“我想跟你说点事，你得保证不发脾气。”
“好吧。”
“魏副政委要咱们医院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我猜他是想找一个护士或者大夫，因为他需要一个能照顾他身体的爱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咱们这儿的女孩子对他来说都太年轻。所以党委准备考虑推荐吴曼娜。在医院的老姑娘里她是最漂亮的。”他停下来观察孔林的脸，孔林脸上木木的没什么反应。他接着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你强烈地反对，下次开会讨论这事儿的时候我会替你说话。”
孔林长时间地沉默着。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只落在一片嫩草叶上的红蜻蜓。附近，一队大蚂蚁正忙着搬运一只甲虫的躯壳，往四五尺外的蚁山处挪动着。孔林揪下一根野荞麦穗子，放在牙齿中间咬着。一片麻木的感觉在胸头蔓延。
苏然又开口了：“说话呀，孔林，谈谈你是怎么想的。”
“曼娜知道了吗？”
“知道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找她谈过。她说要考虑考虑。”
“她还没给你个准话儿？”
“没有。”
孔林把荞麦穗吐在地上，说：“这也许对她是件好事。如果魏副政委同意娶她，我没意见。”
苏主任不相信似的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孔林啊，你可真是个好人。没几个男人能像你这样情愿把自己的女人交出去。有的人不反了天才怪。”
孔林咳嗽两声，说：“我还没说完呢。如果魏副政委真的想要她，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条件？”
“首先，他得把她的级别调上两级；其次，他必须答应很快送她到大学里深造。”
苏然惊讶得瞪大了眼珠子，然后突然放声笑起来。孔林愣愣地看着他，问：“有啥好笑的？你寻思我疯了咋的？”
“傻兄弟，你太老实了。看得出来你是真爱她。”苏然用拇指和食指捻住鼻子，往草地上狠狠擤了两下。他接着说，“你也不想想你算老几呀？你忘了你既不是她的未婚夫，又不是她的新郎官。再说，咱们谁能对魏副政委指手画脚，让他干啥不干啥？医院党委也没这个资格啊。”
孔林拧起了两道浓眉，没有吱声。苏然仍然说个不停：“我劝你啊，趁早别扯什么条件不条件的了。要是他真的娶了她，还用你操心，他会想办法提拔她的。我要问你的是——你真的舍得吗？”
孔林又沉默了半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有啥权利缠着人家不放。这个主意得她自己拿啊。”
“孔林，你心眼儿太善了。”
他们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孔林碰巧坐在了一朵黄色的蘑菇上。他用手指摸摸后屁股上的湿印，掉过身子让苏然看看，问他：“印子大不大？”
“像个鸡蛋。”
“该死，明显吗？”
“没啥问题。要是这个印儿在前面，就能画个小地图出来，女孩子们就更喜欢你了。”苏然坏笑着。
“不知道曼娜能不能洗下去。”孔林嘟囔着。从去年开始，吴曼娜就开始像所有未婚妻一样，把他洗衣服的活包了下来。
他们转过身向营房走去。苏主任要求孔林不要向吴曼娜透露今天的谈话，因为不想让她觉得领导在干涉她的私人生活。孔林保证会不露声色。
三天以后，吴曼娜和孔林谈到了魏副政委。两人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那男的是省军区的负责干部，万一他们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他肯定会把她调到哈尔滨去，那将对她的前途大有好处。没准魏副政委还会让她进培养医生的培训班，要不就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
孔林心里对即将失去吴曼娜非常难受。他对魏副政委只有愤怒：凭他有权有势就能天下女人随便挑吗？作为男人，自己不比那个老杂种笨到哪去，也许还更英俊几分。为什么他就不能保住曼娜呢？魏副政委可能早就有了许多女人，可是他只有一个啊！还是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孔林对吴曼娜也很不满。在他看来，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攀高枝了。他对自己说：你看她多爱官爱权呀，都等不及了要甩掉我。
同时，他又感到卸下负担后的轻松。这个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他用不着每年夏天都要想法子离婚，用不着去捅乡下的那个马蜂窝了。如果他明年还想要离婚，天知道本生会再想出什么把戏来对付他。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本生早晚会找到医院来跟他算账。几天前他已经告诉了吴曼娜，法官想知道她的情况。她还没有想好是否让他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去。
孔林的好脾气不见了，变得爱挖苦人了。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对吴曼娜冷嘲热讽。有天晚上他们俩打完了乒乓球，孔林看见别人都走了，就对她说：“等你成了政委夫人，可别忘了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医生每个星期都陪你打球。我会记着你这点好处。”
“你给我住嘴，少扯些没味的！”她把话甩过来，怒视着他。
“开个玩笑嘛。”
“你寻思我让人家相来相去，心里还挺美是吧？我觉得我这是在卖我自己。”
“哎，别往心里去。我是说——”
“我讨厌你来这套！你可称心了，总算能把我甩了。”
她的眼里喷着怒火，把“红双喜”的球拍子揎进草绿色的套子里，唰的一声拉上拉锁。她紧闭嘴唇，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孔林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闭上眼睛，仿佛有点头晕。他后悔说了那些话，但是并没有跟着她出去。他用军帽擦掉脸上的汗水，拿起脱下的衬衫和球拍子，关上灯，独自走回了宿舍。
他后来向吴曼娜保证，再不拿这事开玩笑了。
<h3>
五</h3>
魏副政委要到边境线上去，恰好能在木基市停留一个晚上。他到边境去是要同苏联方面谈判一个小碉堡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个碉堡是日本关东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现在正好落在中苏边界线上，因此两国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双方的士兵巡逻到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两边谁也不开枪，却用石块、木棒和钢鞭跟对方肉搏。苏联和中国都不想打第一枪，免得被指责违反停火协议。
魏副政委离开哈尔滨之前让人通知了医院——他希望能和吴曼娜同志在木基市部队招待所见面，时间定在星期二晚上。医院领导马上通知了吴曼娜，让她尽快做好见首长的准备，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了。
第二天，医院放了她一天假。在这样的见面场合她只能穿军装，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她到浴池里泡了一个热水澡，回到宿舍后想睡一会儿，就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她有点紧张，好像要去参加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每年都要考的国际共运史考试。但是，这种紧张中少了点什么东西——她当年同董迈和孔林约会之前的那种心头乱跳、胸口紧缩的感觉。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她脑子里总有个事儿：她不知道晚上公共汽车没有了，怎么去城里的招待所。她可以走路过去，但那至少要一个钟头，走到那里也会出一身汗。她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开口让领导给派辆车送她。她后悔没有听孔林的话。去年夏天他要教她骑车子，可是她没兴趣。
吃过了晚饭，她穿上了一双人造革凉鞋。这是除了军装外她唯一能够选择的装扮。凉鞋的后跟能让她显得个子更高，而且增添了几分优雅大方的风度。她记得小时候经常做梦，梦见自己穿着点缀得花花绿绿的衣裳，看起来像个蝴蝶公主。只要她说声“飞”，就能飞到云彩里。她在心底里仍然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但是明白在现在这个岁数上，已经穿不出去了。
她想着要不要先穿上军便鞋走到招待所去。她可以把凉鞋放在军挎包里，同首长见面之前再换上。她在刷牙的时候，一辆装了防雾灯的吉普车停在了女宿舍的门口。医院领导已经为她准备好交通工具，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她。
吴曼娜上了车。吉普车开出医院前门，向着城里驶去。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光荣街的西头，新中国成立前那里是窑子集中的地区。部队招待所在一座黑砖大楼里，五十年前这里是一所日本人开的妓院。那年月的人们既花中国钱，也花苏联的卢布。妓院里的姑娘大多是朝鲜女人，却装成日本娘们儿。这儿的老板不要卢布，中国的嫖客玩完了“日本花姑娘”要收双倍价钱。现在正是上下班时间，街上挤满了自行车。一个壮得像头牛的警察站在十字路口，一手擎个电喇叭吆喝着犯规的骑车人，一手挥舞着一根白色斑马纹的短棒指挥着车辆。空气中散发着烤羊肉和炖萝卜的味道。
吴曼娜在招待所门口刚下车，吉普车就开走了。她看见车子走远了，又开始担心一会儿怎么回医院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啥，不就是走路嘛。她并不害怕漆黑的街道，但是穿着凉鞋走那么老远的路可够受的。一个在门厅柜台后面值班的战士告诉她，魏副政委正在二楼六号房间等着她。她谢过他，走向楼梯。她不知为什么异乎寻常地镇静。
一个勤务员开了门，把她引进客厅。这个小勤务员年轻稚气的脸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上嘴唇还没有长出绒毛，顶多只有十六岁。他给她沏了一杯花茶，说：“魏副政委马上就来。”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她合起双腿坐在沙发上。她看到雪白的墙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上是一个高个子、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布长袍，手里攥着把雨伞，在山路上走着去安源发动工人。她四下看看，注意到这个房间比一般的宾馆客厅小了很多。她听到动静转过头，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微笑着走过来，点头打着招呼。
“你一定就是吴曼娜同志喽。”他说着伸出手。
她站起来说：“是。”他们握了手，他的手掌柔软得像包了一层丝绒。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魏国洪。很高兴你能来，快坐下。”
副政委的亲切自然很快打消了她的拘束。他坐下之后，开始问起她的工作和木基市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到她的父母家庭和出生地。她意识到他肯定已经调看过她的档案，知道她是个孤儿。他穿着件白衬衫，笑得很慈祥，看不出是位高级首长，倒像个大学里的教授。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圆脸上肌肉松弛下垂，同他那魁梧结实的块头多少有点不相称。她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让她想起了一只温驯的大猫。
两个人一直是他问她答，吴曼娜不敢问什么问题。但是魏副政委的态度很随和，没有任何首长的架子，和他在一起她觉得很舒服。更让她感叹的是，他十分专注地听着她说话，不时地点头。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他这样认真的倾听者，忍不住怀疑他和爱人为啥会离婚。他看起来一定是位很体贴人的丈夫。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的烟盒，问道：“我抽支烟行吗？”
她听了非常惊讶，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对她这么客气过。“哦，没关系。我爱闻烟味。”她说的是实话。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抽一两支香烟。在她的床头柜里总放着一盒烟，够她抽上一年。
“你抽烟吗？”他问。
“不怎么抽。”
“那就是抽喽？”
“不……是的。”她犹豫地挑选着字眼，“我偶尔才抽一支。”他喷出的烟里有股清凉、甜丝丝的味儿。她在想他的烟是什么牌子。
他说：“我明白，你是闷了才抽烟。”
“是的，一年有那么几次。”
“你在医院里业余时间干什么啊？”
“有时候看看电影，读点儿杂志。”
“你喜欢看书？”
“闲了也看。”
“你最近读了什么书？”他把烟在烟灰缸上弹了弹。他的手很大，粉红的皮肤里露出肿胀的血管。
她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回答。最近这几年，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一本书。她忽然想起了好几年前在孔林的书架上翻过的几本书。她勉强地回答着：“我并没有读多少书。医院里太忙了。我倒是爱看小说。”
“看什么小说呢？”
“《红岩》《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前驱》……”她停下来，后悔说出了这些书名。特别是那两部俄国小说已经遭到禁止，可能是有毒的，或是不健康的。
“很好啊，这些都是好书。”他眼睛放光，声音也激动起来，“你的欣赏口味很不错啊，小吴。我真希望现在能有更多的人读读这些了不起的俄国文学作品。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些小说不要命。”
她很高兴能够得到他的夸奖，又觉得不好意思，一时说不出话来。
“来，让你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他转过身，从皮包里抽出一本黄色封皮的书，“你听说过《草叶集》吗？”他把书抬了抬，让她看清楚封面。上边有一个消瘦的外国人，头上的帽子有点歪，一只手叉着腰站着。这只手的手掌根本看不见，另外一只手藏在裤子口袋里，好像他故意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两只手啥样子。
“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写的？”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诗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诗集。这里面的诗歌都写得很冲、很大胆，而且包罗万象，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
他似乎意识到有点激动得过了头，又补充说：“当然，这些诗歌是在美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候写的。实际上，诗歌里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时代进步、自信的反映。现在的美国诗人就写不出这样的诗了。他们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堕落下去，根本谈不到什么上升的精神。”
她并不完全明白魏副政委的这些话，但是很佩服他的知识和口才。“我到城里的图书馆去找找，看能不能借一本出来。”她说。
“图书馆不可能有了。我是二十年前从这本书的翻译者那儿得到的。他是我在南开大学的老师。”
“您学的是英文？”
“不是，我修的主科是哲学，副课是中国文学。我的这位老师在教会学校上的学，英文很好。他读过很多书，是个真正的学者，可惜五七年的时候得肺炎去世了。他死得早也许是件好事，他那样的家庭背景，‘运动’来了也躲不过去。”魏副政委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头低着，仿佛在回想着什么。
“这么说，这书很珍贵了？”吴曼娜等了一会儿才说。
“也不见得。”他的脸又生动起来，“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许能找到。这本书五十年代初就绝版了。”
“噢。”
“咱们这样好不好，我把书借给你一个月，你看完了告诉我你的感想。你说行么？”
“那敢情好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
她从他手里接过书。答应完了，她心里犯开了嘀咕。她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些诗，更别说还要向他汇报自己的看法。闹不好会丢人现眼。
她正把书放进挎包里，小勤务员进来了，报告说：“首长，车子准备好了。”
“小吴同志，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魏副政委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说：“行，只要是没看过的就好。”
“你看过《卖花姑娘》吗？”
“没有。”
“我也没看过。是个朝鲜片子，听说不错。一块去吧。”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招待所的前门停了一辆奶油色的伏尔加格勒轿车，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军官，正在等他们。魏副政委把他介绍给吴曼娜：“这是杨庚同志，边防三师的。”
“我叫吴曼娜，军区医院的。”她把手伸过去。
他们握手的时候，她疼得差点叫出来。杨庚的手像一把老虎钳子夹住了她的手指。他却没有注意到她痛苦的表情。他好像不会笑，身量不高却敦敦实实，腰杆挺得笔直，扎着一条黑红色的武装带，绷紧了军装上衣。他佩带着一把五九式手枪，看着比从前的苏联货轻巧灵便。枪套上别着一排七颗子弹。
包括勤务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汽车。放电影的地方在工人文化宫，离这里只有两三里远。
剧场里已经快坐满了。他们一行人找座位的时候，吴曼娜发现观众中有几个医院的同事，正转过头好奇地看着她。牛海燕也在里面，头像拨浪鼓一样转着圈儿同人说话，看见她走进来，立刻招手让她过去。吴曼娜挥挥手，红着脸摇了摇头。
就在他们快找到座位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中山服的胖乎乎的干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向着魏副政委伸开了双臂，嗓门轰隆隆的像滚雷：“老魏，你好吗？我想死你了！”
魏副政委愣了一下，微笑了：“这不是老赵吗？我挺好的，你咋样啊？”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喜悦。
“好哇，好哇。”干部说。
“一块儿坐吧。”
两人一边手拉手地走向第十四排，一边聊着木基市党委第一书记最近钓鱼摔断腿的事儿。吴曼娜认出这个胖子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们坐下了，她右边是魏副政委和赵副主任，左手坐着杨庚和勤务员。没几分钟，剧场里的灯暗下来，电影开演了。魏副政委扔掉抽了一半的香烟，用脚踩了踩。
影片讲述了一个朝鲜家庭在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小姑娘来到大树底下想摘新鲜的栗子吃，地主的两个儿子躲在树上，拿栗子砸穷孩子的脑袋。其中一个坏小子用带刺的栗子打瞎了小姑娘的眼睛，她的姐姐到街上卖花来养活瞎妹妹和全家人。姐妹俩从影片的开头哭到结尾，她们的眼泪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银幕上悲悲凄凄，台下许多人也放开了悲声。
吴曼娜听着周围响起了一片唏嘘的抽泣。眼泪好像能传染，很快剧场里几乎每个人的视线都开始模煳。吴曼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她没有抬手去擦眼泪，而是任由它在脸上流淌。坐在她右边的魏副政委不时用手绢点点眼角，赵副主任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还常常喘不上气来似的张着嘴。魏副政委捏捏她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对不起，让你难过了。”
“这是好电影。”她真诚地说。
她注意到左边的杨庚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不像别人那样哭得东倒西歪，而是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他难道一点儿都不伤心吗？她心里想。她盯着银幕，眼角时时瞟着他那刚硬的脸，上面刻满了疏离和冷漠。他好像感觉到了她在观察自己，叹出一口长气。她听出来了不耐烦，而不是悲伤与同情。
影片终于结束，所有的灯都亮了。人们站了起来，许多人都红着眼睛，但是谁也不觉得难堪。有人还在用肮脏的手绢和揉皱的报纸擦眼泪、擤鼻涕。“小吴同志，”魏副政委内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这么惨，否则我不会请你来看。”
“不，电影挺好的，我很受感动。”
“我还要和老赵待一会儿，我让杨庚同志送你回去行吗？”
“行，没问题。”
“给我写信，谈谈你对《草叶集》的看法，好吗？”
“是，我一定写。”
魏副政委同她握手告别，又嘱咐了杨庚几句，然后去找老赵了。
伏尔加格勒轿车等在文化宫的前面，他们上车后掉头向北边的医院开去。已经是深夜时分，街上很安静，吴曼娜留意到汽车的噪音很小，只有驶过梧桐遮盖的柏油路时车窗外发出的呼呼风声。
司机还沉浸在刚才的影片里，忍不住要同车上的两个人谈谈：“真是太惨了！”
吴曼娜同他聊起来，坐在前座上的杨庚却一声不吭。她好奇地想知道他为啥这么冷冰冰的。“杨庚，你觉得刚才的电影怎么样？”她问。
“还行吧。”
“你一点儿也没感动？”
“没有。”
“那为啥？你没看见每个人都哭了，你咋就那么冷静？”
“我是没哭，我见过的比电影上惨十倍。”
司机听了好像很恼火，插嘴说：“那你说说，叫咱们也听听。”
“说啥呢，太多了。”
“随便说一件。”
“好吧，比方说去年秋天我们营挖一个大菜窖，正在砌砖垒墙的时候，发生了塌方，一下子把十二个战士全埋在里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连一秒钟都不到，全没了。等我们把他们扒出来，九个人断了气。他们的父母从各个省来到我们营里，你们应该看看，那才叫哭呢，连肠子都快哭出来了。我听了都耳根子发麻。但是我还得硬着心肠指挥部队施工，我要撑不住了，那战士们还不都乱了。我一个一个把那些家属提的不合理要求给顶了回去。他们那个闹啊。你们应该听听他们骂我的那些话，什么难听骂什么。你们要是在前线待上两天，见的死人多了，也就习惯了。光是出事故，你们知道死多少人吗？人命根本就不值钱。哪次军事演习都有死人的。”
他正说着，车停了。他和吴曼娜都下了车。她没有把手伸给他，而是挥挥手说了声再见。
她转过身，走向女宿舍，感觉到背后的一双眼睛跟了她很久。然后她听见关车门的声音，伏尔加格勒静悄悄地开走了。她觉得杨庚这个人有点意思。他那么有男子气，和别人不一样。
<h3>
六</h3>
孔林坐在办公桌后面，不住地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她。
整整一个上午，每当看完一个病人后闲下来，他的思绪就会回到吴曼娜和魏副政委见面这件事情上来。他听了很多关于高级首长们私生活的传言，心里忐忑不安，不禁为吴曼娜捏着把汗。他知道一位野战军首长洪澎帆的故事。这位洪司令员每隔三四年就要换一个老婆，因为他在床上像头山豹子，正常的女人根本受不了。他的每一位爱人在结婚后的头一年里肯定会得病，很快就会因为染上肾炎而死掉。党组织不断地给他安排新的妻子，在经过几位女同志死亡之后，人们终于说服他娶了一个像头大洋马似的老毛子女人。这位俄罗斯妇女是唯一和他睡了七年之后能够没病没灾活下来的配偶。孔林很害怕，因为有人告诉他魏副政委是个大块头。
苏然告诉他，魏副政委在同吴曼娜见面后的第二天早晨给医院打来电话，说对她很满意，愿意继续保持联系，看看能不能发展下去。孔林还从苏主任那儿听说，魏副政委同妻子离婚并不是感情上出了问题，而是她写了一本攻击北京某位中央首长的小册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已经被送往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偏僻的农场劳动改造。两口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演员。
孔林吃过午饭就去找吴曼娜，听到她说魏副政委斯斯文文的像个学者，才放下心来。他背靠窗台站在她卧室前面的楼道里同她说着话。她看起来心情挺愉快，告诉他：“人家跟个长辈一样，挺有修养的一个人。”
“那就好，要不我真担心。”
“担心？担啥心？”
“怕他占你的便宜。”
一个牛蝇子突然在他身后的纱窗上乱撞，想飞出去。
“你等一会儿。”吴曼娜说完走进卧室。
她很快拿着一把塑料苍蝇拍和一本书走出来。她照着牛蝇子狠打两下，打死了它，纱窗被震得嗡嗡地响。她把苍蝇拍扔在窗台上，说：“林，你看过《草叶集》吗？”
“没有。是本小说？”
“不是，是诗集。”
“从来没听说过。你问这干啥？”
她把书递给他：“魏副政委让我读，还要写报告给他谈感想。我真不知道怎么写。今儿早上我看了几页，根本看不懂。”
“你可得认真对待这份报告。”
“你能帮我写吗？”
“这……”
“求求你了。”
他同意试试，把书拿回了宿舍。头天晚上他先看了一遍，接着又花了三个晚上反复阅读。他很喜欢这些诗，但不敢肯定是否把里面的意思弄明白了。
他研究着诗歌，心里很安宁。他对自己居然会这么坦然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再生魏副政委的气了？为什么不像别的男人那样要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夺回来？他还记得两年前炮兵团出了一件杀人案件。一个战士用手榴弹和排长同归于尽，起因是两人都看上了一个在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姑娘。事后，人们都谴责那个排长，因为当小兵的怎么争得过他？他应该估计到那个战士会狗急跳墙拼命。眼下曼娜将会离开他，得到更好的归宿，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感到任何强烈的不满？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无所谓，还竟然帮助她写读诗的报告？不错，他是发憷同妻子再次去离婚，但是他应该对失去曼娜更痛心才对，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自己的解释是：他孔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明白事理不会胡搅蛮缠的人，那些纵欲自私像牲口一样的男人怎么能同他比？
他把《草叶集》又读了一遍，还是没有完全看懂，报告也就不知道如何下笔。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古怪、狂放的诗集，里面还有那么多歌颂性爱的大胆诗句，说好听的是对人类生命力的赞歌，说难听的就是宣扬淫秽。还有，诗人对自己的吹捧简直到了狂妄自大的地步，应该好好批判。但是总体来说，这肯定是本健康的好书，要不魏副政委怎么会让曼娜看呢？
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考虑了诗集的几个方面，决定避开歌颂性爱和吹捧自我的部分，把重点放在野草这个形象和几首赞美劳动阶级的诗歌上面，特别要突出那首《职业之歌》。他认为，吴曼娜给魏副政委写的这个报告一定不能长，不能面面俱到，但是应该具有思想深度，切中要害。
到了晚上，他开始动手写报告。关于劳动阶级的部分倒不难，因为报纸上这类文章多的是，毕竟有套路可循。他把诗歌里讲的那些劳动人民勇敢勤劳的事迹罗列出来，强调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人，不管你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热爱劳动，过着“强盛而神圣的生活”。但是，野草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描述，非得要想出自己的话和有自己的想法才行。他把论述野草的段落改写了三次，最后终于满意了自己的发挥——野草的形象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产物：它集合了天地之精华、阴阳间的正气；它融会了物质与精神的丰富、灵魂与肉体的结合；野草是生和死的赞歌，歌颂生命的无限充实和伟大。总言之，野草是充满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精神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象征。
他把这五页捉刀代笔的读书报告交给了吴曼娜，让她再加点自己的词在里面。他本来还想嘱咐她要用质量好的纸，把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上面，转念一想又没有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明白这个报告的重要性。
她没敢耽搁，一个字没改地把报告抄写了六页纸，连同诗集一起寄给了魏副政委。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等待。
吴曼娜和孔林以为魏副政委会马上写来回信，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音讯。两人都很焦急。
与此同时，吴曼娜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对待她不一样了。医院领导经常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时常会有哪个护士意味深长地盯着她，好像在说：“你咋就那么有福气。”有一次吴曼娜偷听到一个护士在和其他人议论：“我没觉着她有啥比别人强的地方。”医院里那些随军家属更是特别关心。一个问她：“你啥时去哈尔滨呢？”另一个提醒她：“别忘了寄喜糖来。”有人这样议论魏副政委：“那老头艳福不浅。”有几个人则反复地说：“孔林也怪可怜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吴曼娜都是不吱声，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清楚魏副政委对他们的关系认真到啥程度，听到这些话只能令她沮丧。即便魏副政委将来要娶她，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组织上安排的婚姻也未必会幸福。如同她多次对孔林说的那样，她觉得魏副政委更像一个叔叔，而不是爱人。像他这把年纪，可能连孩子都种不上。她常常想要不要在离开木基之前让孔林把她弄怀孕，但是她实在羞于张这个口，心里也知道他绝对不肯这么干。这样对她来说也是非常冒险的——一旦魏副政委发现她已经怀孕，他可能会把她打发回医院，或者让她转业。
寄出读书报告的第二个星期，吴曼娜开始让孔林教她骑自行车。如果她将来去哈尔滨，会骑车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她和孔林都没有自行车。幸运的是，孔林的室友田进有一辆“小金鹿”。田进因为整个夏天都随计划生育医疗队待在乡下，这辆自行车也就闲在宿舍里。他们可以用“小金鹿”练习骑车，但是不能把车磕碰坏了。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外面练车。可是在大院里面练，当着那么多人让孔林扶着后车架，帮着她掌握平衡，吴曼娜会非常不好意思。几乎没有成人不会骑车子的。吴曼娜因为是个孤儿，没有机会学罢了。
她和孔林在天黑以后开始在医院的操场上练习，这样看见他们的人会少一些。她开始摇摇晃晃地踩着自行车的脚蹬子，他在后面不停地说：“眼睛朝前看。别老想着车轮子。”
“我看不了啊。”她尖声叫着。
“你眼睛往哪儿看，轮子就向哪儿走。看点远处的东西。”
“这样吗？”
“对，现在就挺好。”
她学得很快，两个小时不到就能歪歪扭扭地骑起来。但是她自己不能上车，上去之后又下不来。他总得一路小跑着跟在后边。每次她想下车，他就上去帮她把车停住。她越想躲什么，就偏撞上什么。一次是冲上足球大门的立柱，另一次是碾过一个装满教练手榴弹的木箱子。自行车的链条也被她蹬掉了好几次，每次孔林都鼓捣半天才把链子重新装上。
虽然吴曼娜练得满头大汗，但是开心得很。两人看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她竟然提出要自己把车子骑回宿舍。
孔林看看天色已经黑了，嘱咐了几句要小心，就扶她上了车。她蹬一下晃三晃地把车骑上土路，孔林在后面一会儿小跑一会儿迈着大步跟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在烧木头，弄得夜色里满处都是淡淡的青烟和焦炭的煳味。蛾子和小咬聚在路灯周围飞蹿旋转，路灯后面的树叶子黑乎乎的一片。吴曼娜掉过头，对着孔林大嚷：“我会骑自行车了！”
她向右拐了个弯，前面出现了一个身穿深色便装的妇女的背影。那人的左手用一个洗脸盆卡着腰。吴曼娜想尽可能远地躲开她，但是离得越近，自行车却越像长了眼睛一样对着人家冲过去。吴曼娜拼命拐车把，车把就是不听使唤。一眨眼的工夫，自行车的前轮顶上了那位妇女的屁股，穿进了她两条腿的中间。吴曼娜死命攥着闸棍，车轮吱吱尖叫着向前蹦了两蹦，那位妇女被带了起来，挂在前轮的刮泥板上。吴曼娜在慌忙中又松了闸，那位骑在前轮上的妇女被自行车载着向前冲了两三秒钟，活像个骑在独轮车上正在表演车技的杂技演员。“我的妈耶！”她大声叫着，手还死死地抓着那只黄脸盆，里面有几件洗好的衣裳和一块肥皂。
自行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没伤着吧，大婶？”吴曼娜从地上爬起来问那女人。
那位妇女没倒，抱怨着：“我的天哪，你是瞄准了我的屁股咋的？”
“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
吴曼娜突然紧张得脸都白了，她认出眼前的女人是苏然主任的妻子。她立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孔林也赶到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不要骑……”他停住了，也认出了被撞的人是谁。
他赶忙对苏大嫂说：“实在对不起，你没受伤吧？”
“没啥，没啥。”那女的一边拍着屁股，一边说，“妈呀，她可真够准的，正插在我的腿中间。”
吴曼娜拼命忍住不敢笑，最后还是爆发了出来。苏大嫂和孔林都愣了一会儿，也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起来。一辆自行车嗖地从他们身边擦过，骑车的人响亮地吹着口哨，箭一般地射进黑夜里，老远还能听到车上的铃铛声。“疯子。”孔林小声骂了句。
苏大嫂发现头上的帽子没有了，因为刚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湿淋淋的。孔林往后走了几步找到了帽子。这是用黑丝绒做的、乡下女人经常戴的那种头饰。苏大嫂把帽子往头上一戴，黑头发全被包住了，立刻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农村老太太。孔林有些吃惊，低头看了看她的一双脚。她的脚肥肥大大的，像是男人的，穿着部队的解放鞋。
他们陪着她一直走回苏主任住的单元，心里庆幸没有撞到别人。苏大嫂抱怨医院的公共澡堂不让她的七岁的儿子和她一块洗澡，她不得不托邻居把孩子带回家。“这是哪门子规定，他还是个屁大点儿的孩子。”她嘟囔着。
虽然他们第二天晚上更加小心，但吴曼娜还是撞上了一棵垂柳。她的下颚擦破了点皮，划出一条紫口子。她脸上的伤很显眼，第二天许多人都知道了她练车的事儿。吴曼娜并不在乎，仍然渴望着继续练习。她的目标是要能灵活自如地到城里人多的地方骑车上街。但是，她的伤痕引起了医院领导的注意。吴曼娜现在已经是魏副政委的女朋友了，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首长要怪罪他们。领导下令要吴曼娜和孔林立即停止练习自行车，以免她再有更多的磕碰。
医院领导终于得到了魏副政委办公室的回音。让他们失望的是，魏副政委决定中止同吴曼娜的关系。魏副政委的秘书在电话里说，首长对她的理解能力和文学修养留下了印象，但是她的字写得不太好。魏副政委已经有二十年出书和发表文章的历史，目前又正在写一本书。首长需要一个字写得漂亮的女同志能帮他抄抄写写。
苏然后来才听说了事情的真相——魏副政委原来脚踩着不止一只船，同时和好几个女同志保持接触。经过了反复认真的考虑，他决定同哈尔滨大学一个教世界历史的年轻女讲师结婚。
孔林虽然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提醒吴曼娜多注意自己的字体，但是并不难过，甚至有些高兴她又能待在他身边了。
吴曼娜马上又成为医院里议论的新话题。她因为一笔烂字让军区首长甩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在背后纷纷议论：这个女人多没用啊！咋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糟蹋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她咋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呢？不错，老姑娘是没人要啊。就连那个开车送吴曼娜去招待所的司机也说：“她浪费了咱的汽油。”
吴曼娜虽然清楚自己并不爱魏副政委，但还是觉得受到了深深的羞辱。有什么能比周围这些刀子一样的舌头更让人胆寒的呢？她觉得医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渴望看她的笑话，想从她的厄运和痛苦中寻开心。她伤心透了，警告孔林绝不许再提另找对象的事。她满脸是泪地说：“我不能再自己糟践自己了！”
事到如今，不管是好是歹，她决定还是等着孔林。现在不想等可能已经太晚了。就这样，她带着重新点燃的爱情和一颗沉重的心，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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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h3>
第二年春天孔林病了。他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里的隔离病房。每天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他的两颊就会变得粉红，体温也随之升高。他经常感到四肢无力，大白天的也会打哆嗦。他没日没夜地咳嗽，痰中挂着血丝。到了夜里，整个人好像泡在汗里，内衣内裤都湿透了。他掉了二十多斤肉，变得喉结凸出，颧骨高耸。他这个样子，夏天肯定是没法回家探亲了。
因为淑玉不识字，他就给本生写了封信，说医院里太忙，今年不回去了。他怕妻子担心，没有说生病的事。
传染病科在医院的东北角上，在一片高高的柏树篱墙后面。这里共有两栋砖房，南边的主要收容肺结核病人，北边的是肝炎病区。两座楼房之间是一幢竖着巨大烟囱的食堂。传染病人的伙食要比普通病人的好。
吴曼娜经常晚上来看孔林。因为孔林是医生，肺结核病房的护士们并不阻止他出去。孔林和吴曼娜通常绕着操场散步。他们沿着医院大院的围墙走一段，有时候会走到豚鼠饲养室、铁丝网圈起来的狗窝、豆腐房和菜地。菜地都是晚上浇水，水从一口深井里抽出来，哗哗地流向纵横的垄沟。从他得病以后，她变得更体贴了，尽可能多找时间陪他。但是她心里却感到丧气，因为他今年又不能回家同妻子离婚了。医院的大多数领导都装作看不见他们俩每天晚上在一起散步。只要他们不破坏医院里的规定——不出大院，不发生男女关系——领导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九月初的时候，和孔林同房间的病人出院了，又住进了一个从别的医院转来的病人。孔林很喜欢这位新来的病友。他是边防部队的一个营长，中等身材，像个摔跤运动员一样结实。护士们在私底下传言，他虽说只是个营长，却是个远近闻名的“虎将”。听说他有一次带着全营人马全副武装急行军，一个小时内跑了二十多里路，有些战士累得虚脱住了医院。他连续几年都是师里的刺杀能手和射击标兵。后来他染上了肺结核，右肺上穿了一个花生仁大小的洞。他住进孔林病房来的时候已经快好了。他到这儿第一天就对孔林说：“你说我来这儿干啥，这不成了废人嘛。”他还告诉孔林，部队很快就要让他转业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孔林向吴曼娜提起了新来的病友。
“他叫啥名字？”她问。
“杨庚。”
“真的？我认识他。”她解释说，去年他到木基市来陪同魏副政委到边境线去的时候她见过他，“我记得他结实得像头骡子，咋会住院呢？”
“他得了肺结核，现在没事了。”
“你说我要不要去打声招呼？”
“当然应该去。”
话说出口她又后悔了。她想起了魏副政委带给她的羞辱，心里一阵绞痛。
“你应该去看看他。”孔林坚持着。
天阴得更黑了，他们转身走回传染病房。已经几个星期没下雨了，地皮干得能捻起团团尘土。远处乌云聚拢，压黑了城市里高低错落的住屋楼层。天空中不时闪出像叉子一样伸开的几股电光，弯弯曲曲地锯开了厚重的雨云。吴曼娜和孔林快要走进病房的时候，南边滚过一阵隆隆的雷声，豆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屋顶和杨树叶子。西北的松花江上空还能看到云缝里射出的阳光，一队淋湿的水鸟朝那里挣扎着飞去。孔林不能累着肺，他和吴曼娜没有跑，只是加快了脚步向病房大门走去。
孔林的病室在三楼，只有一扇窗户，墙壁漆成淡蓝色。两张床和一对小柜子就快把房间装满了。孔林和吴曼娜进屋的时候，杨庚正坐在床上削苹果。看到他们，他惊讶地站了起来：“哈，吴曼娜，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
他放下苹果和刀子，在一条毛巾上擦擦手，把手伸过来。她握住，小心地摇了摇。
“你来这儿多久了？”大家都坐下后她问。
“快两个礼拜了。”
“是吗？咱们怎么一次也没碰上？”
“那谁知道啊。山不转水转，咱们还不是见着了。”他放声笑着，手里接着削那个苹果。他比去年瘦了一些，但还是那么活力充沛。他现在留起了两撇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蒙古人。吴曼娜注意到他的手上肌腱凸出，削苹果就像莽和尚拿绣花针一样费劲。
孔林说：“我刚才跟她提起你的名字，她说认识你。我们这不来看你了。”
杨庚看看吴曼娜，又瞧瞧孔林，脸上浮起一丝坏笑。孔林忙说：“哦，我忘了跟你说，曼娜是我的女朋友。”
“你老兄真有福气。”尽管他的口气中没有疑虑，但说完还是又看了她一眼，眼睛里充满了问号，好像在说：真的？那魏副政委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看出了他的意思，装得若无其事地问：“你现在咋样啊？”
“还不错，病也快好了。”他用刀子插着削好的苹果，冲她伸过去，“来，吃个苹果。”
“谢谢，我刚吃完饭。”她想起他有肺结核，不禁犹豫了一下，“咱们分吧，我吃不了一个。”
“好吧。”他把苹果切开，递给孔林和她各一半。
窗外的风雨咆哮起来，很快雨中夹杂着下起了冰雹。白色的颗粒砸在窗框上溅起来，打得玻璃噼啪作响。杨庚开口骂道：“奶奶的，这叫什么天气！要么他妈的不下，下起来就屎尿一块流，收都收不住，好像老天爷的茅坑掉了底儿。”
吴曼娜看了一眼孔林，他好像被这位病友的语言惊呆了。她想笑，但控制住了自己。
杨庚接着讲起了中苏边境一带的气候。那里的夏天很少见到暴风雨或者小雨，但是一旦下起雨来，沥沥拉拉好几天都不停，满地都是泥泞和水坑。运输物资的车辆开不到营房，至少要等上一个星期地面才能干爽些。边防部队没有菜吃，只能用盐水煮大豆当蔬菜。边境上雨季很短，十月初就开始下雪了。比较而言，秋天虽然短暂，却是最好的季节。干燥的气候使他们能够走出去，到林子里采些蘑菇、黄花菜、木耳、榛子、野梨和山葡萄。入冬之前，野猪也肥实。
吴曼娜吃完苹果，起身要到普通病房去上夜班。她披上孔林的雨衣，钻进瓢泼大雨中。
因为孔林看过不少武侠小说，两个病友的谈话就少不了传说中的英雄、侠士、剑客、美女和宗师。有时候杨庚也对病房里的年轻女护士品头论足：这个走起路来一看就是个结过婚的；那个瞧着蛮清秀；另外一个护士脸盘还算顺眼，但是不算漂亮，五官太像个男的；个头最高的那个姑娘从后面看上去胯太宽了，当个老婆肯定会挺舒服——她是那种男人愿意玩玩的货色。遇到这种场合，孔林一声不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评论女人。他忍不住奇怪：这个杨庚哪儿来这么多关于女同志的知识？
杨庚一开始把吴曼娜当成是孔林的未婚妻，因为“女朋友”这个称号可以作多种解释。后来他知道了孔林在乡下还有个老婆。“伙计，你的麻烦大了。”他对孔林说，“一匹马怎么能拉两套车呢？”
看到他不好意思回答，杨庚又加了句：“好事都让你老哥摊上了。告诉我，她们俩哪个更舒服？”他朝孔林挤挤眼。
孔林不愿意跟他这样议论淑玉和曼娜，可是杨庚天天没完没了地问这个问题。有天早晨，孔林实在被他纠缠烦了，就说：“你有完没有？实话跟你说吧，我和曼娜从来没有过那个事儿，我们只是朋友。”
“真的？这么说她还是个处女？”他的两个大眼珠子眯缝起来看着孔林。
“天哪，你简直是没救了。”
“只要说到女人，我早就没救了。哎，告诉我，她真的还是个处女？”
“她是，行了吧？”
“孔大夫，你就那么肯定？你亲自检查过？”
“住嘴，少胡说八道。”
“好吧，好吧，我信。怪不得她的屁股那么俏。”
孔林有点讨厌他说话这么无耻，但还是有些欣赏这个家伙。杨庚办事直截了当，什么也不在乎，和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随着两人接触的时间长了，了解加深了，孔林向他吐露了心事——他想同妻子离婚，可就是离不成。他很想让杨庚给他出出主意。在他的眼里，杨庚从来不懂啥叫犹豫不决，他做事果断，是个闯劲十足的汉子。
一天下午，两人睡过两小时的午觉起来以后，孔林告诉杨庚，他去年夏天跟妻子提出离婚，她也同意了，但是到法院又改了主意，说她还爱他。
“她是不是想要钱？”杨庚问。
“啥也不要。”
“那为什么答应了又反悔呢？”
“我哪知道。”
“总不会没有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