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爸爸迟疑了一下说，“我有点没想到。”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说，“我就是有一天，突然在梦里想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

“什么梦？”爸爸有点好奇。

“也不是真的梦，就是半梦半醒中想到的事。”我停下来回忆，“我就是在想，人的理性应该怎么定义呢？怎么叫做理性选择呢？后来我想明白，人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里选择看上去最合理的去相信，然后在所有你看到的做法里选择看上去最理智地去做。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怎么选择，而是你看到了什么。人的很多问题来源于看到的东西太少。 ”

爸爸琢磨了一下问：“然后呢？”

“对一个闭塞的村子里的人来说，当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他只听说过一种说法，说生病是因为恶魔缠身，他选择驱魔是理性吗？是理性的。因为他只知道恶魔缠身这一种说法，也只有‘驱魔’和‘继续生病’这两种选择，在其中选择‘驱魔’已经是相对合理的了。如果他现在知道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恶魔缠身’，另一种是‘血液变质，需要放血’，你看起来后一种也是无稽之谈，可是在他看来，这比‘恶魔缠身’又合理了一些，因而选择放血也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几乎完全取决于视野。任何选项背后都是一整套故事，一整套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从光明与黑暗的大战，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夹层，到轮回的一个过场，再到金字塔层级的斗争，都是图景。如果一个人只听过一个图景，那么按照去做就是理性，而不是他人看来的疯狂。”说了这么多，我有点乱，停下来整理一下思绪，“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相’这种东西，是不是所有‘真相’其实都是某种图景？后来我想，不管有没有，我都还是可以找。如果有‘真相’，就找‘真相’。如果没有，我就去找尽可能多的图景。把这些图景都给人看了，即便不是真相，但起码比只看过一种图景要好得多。这就是我决定要做的事。尽量呈现更多。 ”

爸爸过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点头：“我有一点明白了。

”很多错误源于接受了被赋予的角色，我想。只是这句话我没有说。我不想解释。

我和爸爸都没有再说话，我们用静默留下余地，各自想着心事。爸爸把他杯子里已冷掉的奶茶一饮而尽，又把空玻璃杯放回桌上，一手捏着杯柄，轻而无意识地转着。玻璃杯划过粗木头桌面，有一种规律的哗哗的声音。烛火燃烧的小油灯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温和默然，祭出微弱光亮，像打烊店铺收拾杂物一样收拢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影子映在一旁的玻璃上，我清楚地看到爸爸的白发在灯火中闪光。印象中，这是爸爸第一次显得如此苍老。在我们的倒影背后，隐约可以看见远方苍劲的雪峰，没入黑暗，敛去所有峥嵘。

“爸，”我心里有点难过，轻声说，“有时间回家看看吧。”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目睹了日出。草坪覆盖的小山包上，游人如织。太阳从雪山山坳里橙红橙红蹦出来，将高高的芦苇草照得透明，也让雪山的边缘金光灿烂。我和爸爸站在最侧面的边角。周围的游客欢呼雀跃，摆姿势合影，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太阳升起，就好像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太阳的鲜嫩澄亮也好像是第一次降临到人世间，好像从来没有目睹过人世间千百年的痛苦和疯狂。

回国之后我回想，其实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既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爸爸身上有我熟悉的自我苛责；妈妈身上则有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不安全感，对任何拥有的东西都感觉像要失去。我不知道这样一些精神气质是怎样继承到一个人身上，也许血液里的某些小分子，确实能够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我回到日复一日的工作。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事实。让一个人坚持某种理念的不是勇气，而是明确的知识。只有当一个人确知某件事情，像确知 2+2=4一样确知，他才可能有方向。为了一个谎言再撒谎，是很多悲剧的来源。我默默地把所有资料写进笔记，静待某一天从中看出宽广的道路。

我之前对工作多有误解。我看不清每个工作中都存在的事实之美。只有沉入事实之美，才能看见意味之美。如果早一点懂得，我会少走一些弯路。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内心的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弯路。

当爷爷知道我重新回到统计局，又一次对我强调结果的诚实。我对爷爷讲起调研过程中耳闻目睹的资料，爷爷叹了口气，回想起从前的事。他的眼睛在老花镜后面显得大如铜铃，额头上的抬头纹因为眉毛抬起显得更深了。“是这么回事。”他说，“六零年那年，我们收到粮食数据，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有的县比前一年增收 60%粮食，你说怎么可能。报多了，上交也多 60%。当时我就觉得要悬了。”

爷爷又重复几年前的叮咛：“数字可千万不能假啊。”

这是一四年初，除夕夜晚。年夜饭之前，我和爷爷等着厨房里的忙碌，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说话。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爸爸是独子，我又是唯一的孙女，爷爷奶奶岁数大了，我和妈妈就还是到爷爷奶奶家过年。爷爷已经快要八十四岁了，依然头脑清朗、耳聪目明。他看过的新闻都记在脑子里，不像女人们看电视，新闻联播全都盯着看了，关上电视也记不得里面说了些什么。

厨房里传出沙沙的炒菜声。妈妈在忙碌，抽油烟机嗡嗡旋转。爷爷这一天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有不少谈性。他并不是爱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对爷爷的记忆，只是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说不清他是在思考还是在回忆。

“对了，”爷爷又问我，“你学过课程，你说这新的城镇化，要怎么城镇化？”

“唔……”我有点拿不准爷爷的意思，“一般分两种吧，有的就是农民进城打工的，就在打工的地方拿户籍，还有的是在当地，把宅基地收了，政府统一分户口和楼房。”

“这能行得通？我们老家那儿，人们全都住山上呢，那山陡的，我们下山都得滑下来。人们全住得谁也不挨谁，一家家离老远的，有的住山上，有的住半山腰，有的住山脚下面。这怎么城镇化？”

我想象着少年爷爷背着柴火筐从山上土路滑下来的样子。“现在可能都强制让人从山上搬下来了吧。政府在山下盖楼，让人都住到山底下，然后山上的地也就都收回了。”

爷爷点点头：“别是强占就行。”

看了一会儿电视，讲到欧洲的经济情况，屏幕里出现欧盟峰会上，德法领导人的画面。爷爷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我：“前几年默克尔跟咱们国家关系不好，现在好了吗？”

我对国际形势一向不大在意，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爷爷说的大概是哪个时段。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个嘛……我也不懂。”我说，“不过国际关系这种事，也都是做做买卖，有利可图也就好了。”

爷爷说：“德国不可能跟中国决裂，要不然欧元区危机更不好过去。欧元区要是散了，他们谁都没好处。 ”

我想起爷爷十几年前给我讲台海局势的样子。也许爷爷平时跟谁都没有聊时事的机会，也颇有些寂寞吧。爷爷看新闻，什么都记得住，什么都在心里记着。我不知道他心里的新闻记到哪一年，八零年，六零年，还是四零年，又在心里编出一本怎么样的档案。我知道爷爷写过我们区的金融志，现在还在区档案馆保存。三十五年人民银行工作，八年工商银行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爷爷有资格写下整个区的金融志。我没看过那本书，爷爷也从来没拿出来过。他很少给我讲过去的事情，似乎那是一个只存在于他心里的世界。某一年在那个世界发生了某些事，世界建立，世界倾塌。只有在零星问答间触摸到时间的边角，又在海量新的信息中灰飞烟灭。

年夜饭吃得既热闹又冷清。热闹的是电视里的节目和窗外的鞭炮声，冷清的是餐桌终究缺少了一个人。爷爷的胃口坏了三十年，即便是年夜饭的桌上，也只能吃一些软烂的蔬菜和熬得黏稠的白粥。奶奶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吃饭很少，即使在胃药的帮助下也才能勉强吃些东西，零星着每一样挑一些。妈妈胃口好，但是糖尿病的压力让她一直控制饮食，多糖多油都不敢多吃，主食也比以前减少了。而我心里琢磨事情，吃起来也没有多少动力。菜还是像以往一样做了一桌，以撑起除夕的红火场面，但是谁都吃得很少，吃了很久还有大半留下。妈妈一直在说哪个哪个菜软烂、好消化，想劝爷爷奶奶多吃一点。而奶奶一直尽力表扬哪个哪个菜味道好，不让妈妈觉得是她的厨艺问题。妈妈又一遍遍问爷爷奶奶近来身体怎样，还有没有犯胃病的时候，去没去医院，就像进门时没有问过似的。问完了，妈妈和奶奶又开始说多吃菜、菜好吃。人到了老年，要花那么多力气来维持吃与喝的体面。

新闻联播连滚带爬结束，给春晚让路。本来就没有什么期待的节目，偏要吊足了胃口，一次次预热探班，就好像有谁还对这感兴趣似的。每年的节目仍然还一样，和小学时候我们的全校联欢晚会差不多，故意营造的昂扬、装腔作势的欢欣。

收拾了桌子，妈妈端出已经和好的面和馅儿，开始准备包饺子。两盆馅儿，猪肉白菜和韭菜鸡蛋。我洗了手等在桌边，准备一起包。

这时候，奶奶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仔细看过去，是几十年前用粗布手缝的钱包。奶奶在沙发上坐下来，叫我过去。爷爷站在卧室的门口看着。妈妈有点愣了，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下来。我不明就里地挪了过去。

“云云今年就要三十了吧？”奶奶颤颤悠悠地说。

“啊，嗯，是。”我说。

说到“三十”这个词，我仍然有点不适应。三十岁于我意味着很多东西，以前以为永远都到不了的时光终于到来了。我小时候觉得，人到了三十岁，还没能做到的事情一辈子就也做不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三吧，也许是十四，三十看起来还远得像下辈子。它是我恐慌抑郁的来源之一。从某一刻开始倒计时计算离它的距离，随着离它越来越近，紧张的情绪就越来越浓，像火车即将撞上前方的墙。我有时希望能悄无声息度过这一天。

“这么一说还真是，”妈妈看屋子里安静着，似乎有点怪，故意活跃气氛道，“云云这就要三十啦，我都忘了。云云这孩子不成熟，总觉得还跟小孩似的。一晃都这么大了。 ”

“妈——”我一下子脸红了，盼着她别说了。

“你看，还不好意思了，”妈妈继续用揶揄我的方式让气氛轻松起来，“我说得不对吗？你说你要是成熟了，三十以前得找个男朋友吧？”

“妈——这有什么关系？”

这时候奶奶将小布包打开了，从中拿出一张存折，放到我手里。我吓了一跳，没有打开看，先怔怔地问：“这是什么？”

奶奶推了推老花镜，手落下来的时候落到我的手上，说：“云云，你爸爸也是三十岁时出国的——”

“哦，”我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一下，咚咚震得我胸口疼，“是。”

“这已经三十年啦。”奶奶说得极慢，慢得在空气里听得到颤音。

“嗯……”

“你爸爸，这些年，不怎么回来，他呢，就寄了些钱回来。”奶奶缓缓打开存折。

我低头看了看，密密的记录，一直延续了几页，数字看上去不小，不知道有多少。

“你爸爸说他想弥补……”奶奶接着说。

“我们平时也没什么可花的，”爷爷打断奶奶说，“所以我们商量着，还是给你比较好。”

“别，”我脱口而出，“这是爸爸给您老两口的，别给我啊。”

奶奶一边翻存折的纸页，一边说：“我们真用不着。你现在花钱的地方多。”

“我没什么花钱的地方，真的，”我连忙推托，“您留着吧，这是爸爸的心意，您跟爷爷要是万一去个医院，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爷爷说：“我们有，不用担心。”

“您留着吧，”妈妈也凑过来帮我推辞，“轻云她一孩子，能用得着什么啊。您这边花钱的机会多着呢。说真的，妈，您看您平时买药还得……”

这时，窗外一声爆炸般的巨响打断了我们的话，一只猛力炮仗上了天，似乎在向全世界彰显光荣和力量，随后是一连串噼噼啪啪，爆炸转化成天空中一朵接着一朵彩色的流光花，破碎的色彩坠落，充满整个窗口。夜空通亮，房间里的声音全被遮住了。在这明亮的沉默中，我和妈妈、爷爷、奶奶相对着一动不动，窗口透入的光照在我们的手上。

声音渐渐消散了，光也黯淡下去。只是这插曲将话语切断了，我们一时间回不到刚才，好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就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慢慢淡弱了渐行渐远的间隙中，我们都听到了那嗒嗒嗒的声音。嗒 -嗒 -嗒，它就在门外。敲在门板上，清楚却不强烈。最初每个人都以为是爆竹声的余音，但是到了后来，我们都确定那是敲门声。嗒 -嗒 -嗒，它轻微而锲而不舍地持续响着。

“这日子，”妈妈看看我们喃喃道，“会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