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年秋天，我开始准备国考。

夏天旅行归来，一直与人见面很少，闭关复习。十一月，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通过了初试，次年二月通过了复试。三月得到录取通知，五月入职培训。

我考了国家统计局，这一点除了让妈妈感到欣喜，还让其他所有人感到意外。

没有人想到我会选择国考，即便是微月，听说之后也问了几遍，你确定吗。林叶不懂，为什么我从统计局出来又要回到统计局。何笑质疑，公务员薪水偏低，工作内容简单重复，长此以往对个人发展没有好的促进。徐行觉得可以理解，之前的工作不算是正式编制，现在进入体系，是很大的进步。吴峰则只关心部委是不是还分房子。所有这些，我都只是听着，没有解释。我看重的是另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不需要解释。

我考回北京，继续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战斗。我不适应这种庞大，但不再觉得难以忍受。生活总归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斗，那就继续战下去好了。

一一年五月底，我正式入职开始新的生活。先是在不同部门之间轮岗，然后派驻地方，在基层统计局实践。一一年秋天，我被派驻贵阳，在一个县城统计局实习。因为有之前工作经历，基层工作显得轻车熟路。我用有限的时间在整个县城游历了一番，从街边每间小店，到县城仅有的支柱产业，一间软饮料类的加工工厂。我旁观统计局里的钩心斗角，新上任的局长性格过于绵软，高学历的年轻部门主管和老员工之间充满罅隙，本地人和外地人不睦，如此种种。县政府有白宫的恢弘气势，政府广场宽阔如同草原，华表伴着石桥，气势非凡，白日里空无一人，夜晚被跳交谊舞的老年人群占据。县城仅有的两条街道上开着零星小店，酸汤鱼和烤豆腐，网吧和 KTV。新的小区楼宇森严，几乎看不到入住。周末假期，我去周边少数民族的村寨，看层层叠叠的树丛和碧绿湖水。偶尔有集中到省城中心区的培训，酒店的会议室，昏沉的空气和抽烟的人，南方来的培训员机械地念稿子，底下人承认自己听不懂。我录入数字，查找数字，打无数电话询问数字。

实践期满一年，我回到北京。跟同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合租了一套房子。统计局在西边，我住动物园附近的一栋老楼，骑车上下班。房子小租金贵，但好歹不算太远。工资交了房租所剩无几，如果完全不买衣服鞋子，刚好够吃饭到月末。小姑娘家是南方的，刚本科毕业，比我年轻几岁，喜欢说话，人生中只有努力工作和努力升迁，苦恼并幸福着。我几乎很少在房间里待着，把所有下班后的时间都放在国家图书馆，一周有一个晚上去大学里旁听课程。旁听的课程和工作无关，与我有关。

我开始写一些与统计相关的文章，以历史上的统计为主。为了写文章，我沉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从中文论文开始看，顺着索引找到英文论文，看得很慢。英文不好而且背景知识不够，任何一篇总要读上好久，而不断增添的列表上有上百篇必读的文章。我一篇篇阅读，进度很慢，却也不是那么想快速赶上去。比起任何事情的进度，我更在意自己身上的变化，在意阅读的字和我自己之间发生的关系。

我去旁听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课程。有一个网络小组定期公布大学课程的信息，我搜索任课老师的名字，遇到感兴趣的就去旁听。旁听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人生态度，感兴趣的才会旁听，没有压力仍然愿意听的东西才可能有所领悟。

我发觉政治学和我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自己一个人耽于幻想的时候，理念是第一位的，然而现实政治学研究却脱不开现实政治。学术研究和我之前的想象也多有不同。我对哲学家的想象过于浪漫，而做学术需要课题立项、答辩会论证、申请经费、邀请合作、招募学生、论文投稿、发表成果、申报宣传、职称评比。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心力。

有的老师有点愤世嫉俗：“好多人动不动就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以为就能牺牲自由。其实自由和平等矛盾吗？特权才和平等矛盾。”有的老师一直有着旁观的视角：“你们观察这个全权体制，有好多特征很值得玩味。你看那些维权的带头人，最后怎么被搞下去的？不是从上访这事搞下去的。有一个是说违反了计划生育，要罚一大笔钱。”也有的老师试图回归旧日的话语：“还是得把阶级概念拿回来，或者说阶层，现在的阶级分得更多更细——但不管怎么说吧，社会上这种贫富差距的固化是很可怕的事。”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社会呈现出乱象纷纭、张牙舞爪、变化不定的姿态，像魔术表演时满堂灯光，障人眼目。当哭着笑着活着的人变化成书里的一个分母、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尘埃或类似“群众”或“百姓”这样词汇中的万千分之一，人的意义就一边凸显，一边消失了。人在被群体扩大的同时变得渺小。

我感兴趣的东西包括五十年代经济政策、六十年代初人口数量、七十年代早期工业恢复情况、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转变、二十一世纪初劳动力大规模迁徙。除此之外，想读的内容如此众多，一时之间令我目不暇接。此外我想知道的是目前的经济数据和实际经济数据之间的差别。不是指各级政府最后的调整，而是想知道统计数字本身的隐瞒。有多少利润被按照成本划入人的口袋，有多少贿赂被当成项目总额的一部分，有多少交易额是杜撰而来，有多少收入为了逃税而隐藏。按照徐行和其他人告诉我的事，所有这些占据全部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它们的存在让数字变得空洞。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办法弄清这些事，但是我清楚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需要有一个工作，这是我介入这个世界、与它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工作不再是标注我身份的东西，只是我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比起我介入世界的方式，我更在意世界呈现的方式。

在我利用工作机会寻找资料的时候，我也遇见过与我有类似旨趣的人。有一个老教授，退休之后自费寻访县城档案馆，编纂自己的史料册。那些县城档案馆保留了许多基层资料，很多报纸、文件、下级汇报和调查资料，多得超乎我的想象。老教授给我看了一些他的发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的资料，包括数据、会议记录和上级指示，多得令人惊异，连死亡数据的资料都有保留。他的念头和我一样，这些东西若无人整理，慢慢就湮没消失了，连同其中的事情一起湮没消失了。在当初那些人留下那些碎片的时候，就是在等待有一天有人把它们捡起来。老教授是捡拾碎片的人。

我后来参加过经济普查，走过全国数十个县城，在风格各异的路边小店吃过南北味道。长途车的轮胎扬起尘土，遮蔽了车窗。我的工作薪水很少，但一个人如果总在路上，需要的所有家当也就是一副行囊。

我仍然能见到工作里形形色色的人，谈的话题仍然是购物八卦和家长里短，但是这次我不再烦躁了。当一个人自身不确定，就觉得四周都是要改变自己的力量。一旦自身确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画。画里都是有趣的人。

一三年秋天，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我用国庆假期又去看了一次爸爸。这一次他在尼泊尔。卖掉美国的房子和铺子只身去了尼泊尔。

我和妈妈直到爸爸到尼泊尔一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这中间爸爸和我们联系很少，每次都是用邮箱，没有打过电话，因而从来没有显示过电话的国家区号。后来是偶尔有一次，我在爸爸发来的照片里看到一片奇特而简陋的寺庙样的建筑。妈妈没有注意到这些，她看着照片，只注意到了蓝天和远处的山。“还是美国空气好啊。 ”妈妈感叹道。“应该不是美国。”我说。“什么？”妈妈愣住了。在得知是尼泊尔之后，妈妈就开始了长时间的忧心和感叹。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会到那样一个穷破国而不留在美国，忧心爸爸的生活状态，感叹不了解爸爸的所思所想，感叹当初没有跟着爸爸在外面漂是对的，又感叹如果当初一直跟着爸爸，那么现在爸爸的生活状态又不一样了。妈妈是个善良人，她不理解爸爸，但她愿意平白承担很多事情。

我直觉上相信，爸爸的选择和生意上的不顺或者情感上的挫折都无关，他的选择有他的理由，和以往每一次一样的理由。

说实话，尼泊尔并未给我留下第一眼好印象。从窄小简易的机场出来，立刻进入促狭的街道，除了一两条主路，其余街道连平整的柏油路面都没有，汽车突突突穿过拥挤的人群，颠簸得上下蹦跳，尾气喷出的黑烟喷在过往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面无表情，似乎已经习惯这种浓稠的黑色气体。加德满都算是大城市，但完全不算现代化城市。即便深入城里，街道也破旧狭窄，石板路面两旁污渍堆积，高楼拥挤得几乎要相对碰在一起，楼也不算高，最高的约莫也就五六层，红色砖石结构，入口狭窄，没有现代城市的钢铁和玻璃。主要马路只有一辆汽车的宽度，若一辆车开过来，两旁的行人都必须把自己贴到墙上才能容车通过。街道两旁的小商店门面窄小，一间接着一间，货物挂在敞开的大门上，密密实实，形成一道完全由商品堆积的走廊，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人坐在街边，只是坐着，并没有交谈或娱乐或经营，只是一排一片坐在路边的空地上，多半是某座形状模糊的佛龛下，衣袍破旧缠身，面色茫然。也许他们是修行的人。街上随处可见佛龛或者小庙，有许多人去摸站立的佛像，将佛像摸得棱角全无，就像形状怪异的长石，完全看不出曾经多姿的造型。听爸爸说，这是祈福的一种。我原本以为尼泊尔是清澈辽远的地方，可是这里的灰土遮日。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路途中，我们颠簸着穿过山岭，公路边有快要坍塌的黝黑的木房子，即便关上窗户，激起的尘土也还是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

到了博卡拉，这一切大大缓解。眼前的山渐渐变绿了，也出现了水。有水的地方立刻有几分灵秀，路上的绿意也清灵了起来。驶入博卡拉镇子的时候，尽管天空仍然有几分浑浊，但山水和街巷已经变得非常清透了。我看到公路边一整排面向湖水的度假旅店，店门口贴着菜肴的照片，有的旅店二层栏杆上垂下花朵。湖的另外一侧是山，近处的山矮而坡缓，远处的山高耸有终年积雪。爸爸说，那就是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雪峰。

就在湖面上空，我看到了飞翔的滑翔伞。从一处矮山坡上起飞，在午后的阳光里盘旋，伞面为七彩条纹，弧形张开像阳光里的彩虹，气流将伞面吹得鼓起，撑得张力十足，在空中宛若静止，有的滑翔伞还能向上越升越高。那一瞬间我好像懂了什么。

爸爸在尼泊尔做滑翔伞教练。说是教练，其实什么也不教，只是帮助每一个新游客飞上天。每一张伞有一个教练，新游客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教练就帮游客穿上安全带，戴好头盔，系上滑翔伞的连接扣，然后站在游客身后，连接在同一张伞下，控制伞的线绳，告诉游客该何时用何种方式向前跑，在风起的时刻推游客向前，从山坡起飞，在游客头脑混沌时将他带入天际。然后听着游客兴奋的高呼和惊恐的尖叫，在身后用轻松微笑来安抚，并用自己支架上的小照相机给游客摄影摄像。在空中，根据游客胆大程度和身体承受程度，选择一些特殊动作，高飞、旋转或一百八十度翻转。最后在半个小时之后，带游客飞回降落在山下的草地上。每一张伞一个教练，每天十几次飞行。

我自己体验了一次。到达后的第二天，爸爸用他破破烂烂的皮卡把我拉上山，然后亲自带着我飞了一小时。我们飞出了常规游客区域，飞得很高，向远方一座小山头高扬着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在向云端飞，向太阳飞。

下来之后，我有点晕眩，想呕吐的感觉，爸爸带着我找了一家饭馆，喝了杯冰镇啤酒。我问他做这一行多久了，他说从来到尼泊尔之后就一直做。我又问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他说他曾经从美国去了一趟南美，在那边试飞了几次，找那边的教练学的。我最后问他为什么想到来尼泊尔，他没有回答。

爸爸在不靠近湖的一家旅店长期定了一个房间，因为没有湖景，价钱比湖景房便宜一半，旅店的环境倒还算是干净整洁，入口的铁门上装饰了花朵，院子里有两小畦植物，摆了几张铁质桌椅。旅店是三层小楼，长方环形设置，中间有开阔的天井。爸爸住在二楼靠近角落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虽然看不到湖，但是能看见远山。我的房间在他隔壁，视野没有那么好。我喜欢到他的房间里看远山。爸爸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房间每天有人打扫，但是东西芜杂。穿过的衣服都在两只藤椅和床头铺散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连着电源和充电器，电线从房间一侧拉到床中间，床下的地板上丢着几本看过的杂志、两双鞋、换下来的登山装备和水壶，两只行李箱在房间靠里的角落，半开半闭着。看上去，爸爸在这里过得相当适意而缺少规律、充满随意。

我问爸爸他从美国出来就带了这么一点东西，其他东西都寄存在哪儿了？爸爸说，哪有其他东西，他所有的行李和家当都在这两只箱子里了。我有点惊异。两只箱子怎么看都不像能装很多东西。这些年爸爸赚了多少钱、留下多少钱我和妈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充裕还是艰难。从两个箱子里的东西看，似乎只有生活必需品和相机，没有纪念物，没有其他女人的痕迹，也没有让我可以发现他生活另一面的线索。

住到第四天，我跟着爸爸去山里走了一趟四天的小环线。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和体力，其实应该走十二天的大环线，或者往返一次珠峰大本营。但是我没有。我的行程只有十天，而我一向缺乏锻炼，难以应付这突然的运动强度，也不确定有没有高原反应。小环大部分与平原上登山无异，只是在泥土路和台阶上观赏不算浓密也不算秀美的山地植物，只有第二天的晚上和第三天清晨在攀登的顶点才能见到雪山的全貌。

爸爸走得快，我走不快，有时候他耐心陪我慢慢走，有时候他快走两步，到下一个客栈提前要一瓶啤酒，吹着微风，从栏杆上向下看着我一步一步爬上来。有时候我看到他那满意的笑容真是气死了，可是我又无论如何没法像他走得那么快。我的大腿已经微微发抖了，他仍然如履平地，汗都没出几分。有几次我跟在爸爸身后，看着他乱糟糟的已经一半黑一半白的头发和大步流星的步伐，开始不确定他的实际年龄。他快要六十了，就像我快要三十一样确定。可是时间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痕迹似乎深浅不同。

一路我们和几对各国旅客同行，有时我们快，有时被他们超过。有国内来的，有西班牙和挪威的，也有隔壁印度游客。我们不交谈，只是点头招呼，路过时笑笑，晚上同进入客栈的时候，坐在相邻的桌旁，分享一些信息。路上的旅伴就像考研时一起上过课的同学，相互不是真的陪伴，但有人和你同路。

第二天晚上，我们登到路线最高处，停驻的旅店背后有一片平台，站在平台上，有三个方向上的全景雪山。旅店老板给我们指点着那几座雪山，一一说着它们的尼泊尔语名字。我记不住，爸爸来过几次也没有记住。我们只是在越来越沉的天色中，借着暗蓝色天光，望向雪山顶端被风吹起来的雪幕。山影深沉，峰顶的线条陡峭却温柔。

天有一点冷了，爸爸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我推让，他说他喜欢冷一点。他双手叉着后腰，站在平台边上向远处仰望着，难得的沉默而面色肃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轻轻靠近他身边，顺着他目光的角度看过去。天青黛幽然，却没有全暗。

“尼泊尔人也把这些山当做神山吗？”我问。

“可能是吧。”爸爸说，“我也不怎么了解。有导游说过，但我听不太懂。他们这边人都信佛，应该有传说什么的吧。 ”

“爸，你信佛吗？”

“不信。”爸爸双手插到屁股上的口袋里，转头向我微微一笑。

“那你为什么来尼泊尔呢？我自从听说是尼泊尔，就以为你信佛了。”

爸爸轻快地摇摇头：“是我当时学滑翔伞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意大利老家伙，跟我说这边大量招滑翔伞教练。我正想做这行试试，就来了。”

“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个？”我问，“每天飞上飞下，你的身体行吗？”

“暂时还行吧，”爸爸用戏谑的方式弯了弯手臂，以显示手臂上的肌肉，随后又正色道，“不过也干不了多久了。到六十人家就不让干了。”

当“六十”的字眼说出来，我的心里涌起了一点伤感。所有人最终都是时间的囚徒。

“那明年以后呢？你想做什么？”我轻轻问他。

“还没想好。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吧。 ”

“你还是不想安定下来吗？”

“也不是。”爸爸说，“其实我不是不想安定，而是好多事自己之前也没想清楚，就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又想了想，也许是寂静的山和夜色让他有了谈话的冲动。“我最近才发现，其实我是想找个答案。”

“什么答案？”我问。

“我一直在想，人要是做了什么错事，到底有没有弥补的途径，怎么弥补。”爸爸说，“……后来我发觉，佛教也好，基督教也罢，都没给什么答案。佛教讲轮回，基督教讲上帝，都还是死后的事。你要是不信死后的事，那就什么途径都没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什么答案。你做错的事就跟你一辈子，做什么都弥补不了。 ”

我想了想：“心里的弥补算不算弥补呢？”

“不算吧。”爸爸说，“心里的惩罚也不算惩罚。人都太爱自己，爱给自己找借口，心里的事想着想着就忘了。除非有什么外界的东西逼你一直想。”

爸爸的侧脸在不断暗下的夜色中，被深蓝的夜空淹没。他看着远方，头发被风吹得忽上忽下，眼睛是与黯淡夜色融为一体的整个人身上唯一发亮的部分，像两只狼的眼睛透过夜色。这是爸爸第一次跟我说这些话。他的话里有一种很深的怅然，是那种当人遗憾“时间逝去、机会不再来”时的怅然。这让我心里很难过。

“你冷吗？”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我。

我们回到客栈大厅，五六张长桌子上已经都坐了客人，围着火炉喝酒吃饭。山里的天气变化很大，中午艳阳时只觉得热，此时天黑下来，有凉意沁入骨髓。我们坐在靠窗的长桌的一角，来得晚了，靠近中央火炉的座位已经没有了，但是桌上有橘黄色的小灯罩，灯泡散发着火焰颜色的光亮，也让人感觉温暖。我们要了尼泊尔的饼和咖喱，咖喱里有豆子和鸡肉，这种咖喱和印度泰国的都不太一样，颜色更深，味道更重。几个比利时游客在研究第二天的上山路线，爸爸和他们攀谈了片刻，他之前走过大本营那条线，说了几条小经验。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女孩打了招呼，问她们第二天的行程。渐渐地，人陆续散去了。餐厅里逐渐只剩下几个人，看书、闲聊、对着火炉晾鞋袜。

我和爸爸一人要了一杯奶茶。热奶茶捧在手里，暖手的作用大于暖胃。爸爸开始问起我在国内的近况，上学的情况、心情状态、周围人的选择，问我现在情况怎样。我大致回忆了这两年的事，略去了许多不快，描述了整体成长。爸爸比妈妈更能明白这个过程，我不需要说得太多。这种回忆对我来说是重新经历一次。当你用语言描述一件事情，你就是重新经历这件事。语言描述和直接体验永远不一样，能描述一件事情，就至少拥有了旁观它的能力。我很高兴我谈起来的时候心里不起波澜。

“你就准备一直在统计局做下去了吗？”爸爸问我。

“不知道，”我说，“先把我目前想做的事情做完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