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年春天到夏天，我去了几个地方，算是一次小范围的周游世界。我主要是看朋友，顺便让自己在步入未来之前再静一静心。
我先去了山东，看望大学室友于舒。她毕业直接进国企工作，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大她六岁的本地男生，两人迅速结婚生子，我去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到了该进幼儿园的年龄。她生活没有任何真的困扰，只是有无穷烦恼，跟我抱怨逢年过节反而时常加班，回老公乡下老家时，还必须按规矩行跪地磕头的礼仪。
然后我去了江西，去看刘妍。和平生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租住在隔壁。她最终回了老家，找到一个小公司做会计。她曾经那么想在北京扎根，可还是选择了回去。若不是结婚怀孕，她几乎可以留北京生活得不错，但是考虑到小孩，考虑到要把父母或者公婆接过来带小孩，就必须买或者租大房子。想租一个能容纳一家五个人的大房子，她和老公还要把收入翻倍。于是还是选择回了老家，再怎么不甘心，也不至于困厄，至少孩子有老人看。她说想起当初出来之前闯荡的冲动，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刘妍给我讲了从前几个朋友的去向。老金早就不唱歌了，在北京找了房产中介的工作，想多挣点钱，但是做得不顺，公司把他分到了租房组，租房一单到个人手里只有两三百块，卖房组的只要卖一套，提成最少五千。他已经三十几岁，受不了这种底层的不公，就从那家公司辞了，又花了两周找到另一家房产中介，进去了才感觉公司小的劣势，比另两家垄断的大公司客源少了太多，他从早到晚在网上泡着，不遗余力打电话。他讨厌北京，但在电话里把北京夸成了花。他不想两手空空回老家，但也没有了再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的热情。
刘妍还说起赵志高，给我讲了赵志高的家，讲家里的幼儿教育设备和小孩请的英语家教。赵志高的工作比他想象的顺利，闲暇时光他还看电影，有时候还在网上发影评，粉丝不少。但是他爱看的片子发生了极大转折，开始喜欢动作大片和轻喜剧，说以前自己追的看不懂的艺术片真是矫情到了极点。刘妍说，赵志高家还弄了一套很贵的家庭影院系统，有投影仪、屏幕和六个音箱的音响系统，但是现在基本上只给两岁儿子播放儿童英语和幼教动画片。他不让小孩子看电影，说看多了脑子乱。
她还说起了平生。她后来也没见过平生，只是听朋友偶尔八卦。听说平生闪电结婚又离婚了，婚姻只持续了不到四个月就结束了，具体原因不知道。他在北京又待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没考上研究生，听说零九年夏天一个人南下广东了，去一家报社工作了，但不知道是做什么。
这是这两年中，我听到的唯一有关平生的消息。
和刘妍走着聊着，看她老家的山峦和树，觉得有些东西已经离我们很远了。那些出租屋的日子，在公共洗手间外面排队的日子，吃泡面喝啤酒熬夜的日子，离我们都已经很远了。我们断断续续间，联系都很少了，过年时也不过是在群发短信中瞥到一眼熟悉的名字。其实我很希望还能和他们有更多交流，只是距离太远了，见一面都不容易。我有时会想起他们，很想将他们写下来。可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认识他们都太浅了，甚至没来得及发生故事。我的日子一直太平凡，很多人聚拢，又匆匆散去，没有故事，只有时间如水流去。
从刘妍家出来，我就近去庐山住了几天。
上山之前，我在九江小作停留。坐在浔阳楼上，望着长江浑浊的江水。江水缓慢流动，没有波涛，看不出速度。江边筑着长长的防洪堤，堤岸内侧一片荒芜。码头铁栏歪倒而充满锈迹，一座架空的小房子用水泥浇铸在四根粗壮的立柱上，房子下面有人打麻将。一艘巨大的挖沙船像行驶在江里的卡车，四方形的金属船斗，一个女人从船舱里走出来，将一个塑料桶放入江水，她的手臂强壮，卷着裤腿，动作利落，不长的头发在头后扎一个小辫。我想起《琵琶行》，白居易就是坐在这里，听着歌女在江里唱歌。江州司马青衫湿。
我仰头喝干了碗里的酒。只是寻常白酒，却名曰好汉酒，有一丝微甜，并不辛辣，度数不高，五元一碗卖游人助兴。造反的好汉已烟消云散，好汉饮的酒成为旅游小吃，宋江题写的反诗被装裱成画。浔阳楼还是那座浔阳楼，可是江州已经再也不是那个江州。反叛的灵魂最终选择了招安，空留一江春水。不是因为不够勇敢，只是因为灵魂里除了朝廷，不知别的可能性。
上山之后，我住在青年旅社。去各种地方都喜欢住青年旅社，主要是为了与他人接触。这间旅社设施偏简，管理松散，更适合长居。店里有几个广东商人，说是年年来，每次住上个把月，喝茶下棋聊天，权当自家行宫。都是有闲情的人，生意不好不坏，养生颇有研究，说起茶叶头头是道，与店主一起聊腐败和世道昏庸。我住四人间的一个床位，同屋还有两个女学生，在南昌读书，忙里偷闲结伴春游。她们还处在要用最有限时间看最多风景的年龄，拿着网上下载的旅游手册，做路线计划，要去的景点很多，问我要不要同行，我婉拒了。我每天在店里吃了早餐，去附近走走，然后在大部分客人去景点之后留在酒店里坐着，酒店后有两个塑料椅子，正好看山景。我习惯在清早洗衣服，太阳出来的时候，挂在房后的绳子上刚好能被风吹到。衬衫的衣角呼啦啦飘，背后的阳光若隐若现。
直到临走前一天，我才准备去山里的景点走走。听说石门涧陡峭，山路颇不好走，上下至少要两三个小时，店里的广东人笑着说，去过一次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了，这反而增添了我的兴趣。
穿过大天池，喂了喂猴子，来到石门涧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石门涧是先下后上的山涧，上来的人无不气喘吁吁，一边用手扇风，一边面红耳赤地笑。卖冰粉的阿姨生意红火，乐得合不拢嘴。我一个人慢慢向下，傍晚的太阳照射着脸颊，巨石在身旁的谷道里寂静横陈，为一种流逝的、无常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作出强大的注解。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不会感觉到对外界来说最重要的时间流逝。一步步下台阶，身旁是溪流汩汩的声音。巨石在沿途错落，仿佛刚刚被一场滔天洪水冲入这片山涧，每一块都像是一座小山。草和叶子肆意蔓延，初夏的浓绿被尘土染上一层灰色，但仍旧葱茏。石阶很陡，有几处几乎直上直下。
最后到了一片空地，前方又是林木。有一座小庙，门口的石牌写着这里曾是佛教净土宗讲经的地方。净土宗在庐山东林寺创立，慧远大师在这里建了讲经台，留下禅音萦绕。此处的游人已寥落无几，能听见瀑布遥遥的水声在空谷轰鸣。在我的正前方是一块巨大的石头，石上刻着一个“空”字，气魄宏大，字体隽秀，漆成红色，在四下山壁与流水的围绕中异常醒目。
我站在小路上，看着这个空字。红色的字像是在石头里漂浮，随风起落。我有种感觉，像看着一棵洋葱剥落，剥到最后空空如也。一层层剥开，一层层脱落，都是表皮，里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那么急不可耐一层一层剥掉所有看得见的表层，希求找到深处核心，可是最后只有一个空字。接受了这个，我的世界反而静了。
从庐山上下来，我继续南下，到深圳看了徐行。徐行在北京打拼两年有余，零九年初被派到深圳做项目，一来二去觉得深圳更好，包容性比北京好很多，于是决定留下。
三年没见面，徐行的生活看上去有一两分黯淡。他终于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友分手了，看着女友嫁给当地的处长，在网上晒出结婚照和无穷无尽的宝宝照。分手后两年，他才找到新女友，这次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带新女友来见老朋友。我不知道他担心什么。在深圳见到他，他也对女友的事只字不提。他只是依旧喜欢说工作。他的工作始终在他口中前途似锦、空间广阔，但每次我问他具体做什么职务，他又开始语焉不详，说他们什么都做，参与整个工程流程，似乎在工程设计、立项、招标、施工、监理的全过程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于是我更加不清楚他们公司本身的性质。
徐行仍旧喜欢谈他的见多识广，只是谈话的对象从京城出名的老板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他喜欢讲每一个地方的喝酒风俗，不同政府的办事风格和款待特征，讲那些工程背后的利益关系，讲招标过程可以动的手脚和权力插足的位置。他讲得仍然带着三分神秘和五分得意，有些地方故意压低了声音卖关子，并不是得意于自己做的事情了不起或优于他人，但他似乎得意他正接触和见识别人见不到的东西。当一层不透明的钢铁在头顶笼罩，底下是一片海洋，任何与罩子的亲密接触或泄露出的消息都显得路径不凡、眼手通天。徐行他们一直随行就市，虽然说着这个世道规矩崩坏，但也心甘情愿地陪着玩下去。
徐行只提到零星的生活。他一直想在北京买大房子，但一直做不到。从零六年本科毕业就一直说，想买房，想出租，想以房养房。可是他始终没筹到首付，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扬。徐行的父母做工人一辈子，仍然住在没有拆迁的老楼里，徐行从小就睡在沙发床，现在回家几乎无踏足处，买房不可能求父母支持。他在两难中踌躇。他不甘心回老家，他从出来上学的第一天起就抱定了混出一番天地的志愿，但他又无法留在北京，眼看着家境更好的同学一一买房结婚生子，只有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干脆南下，到最南端寻找机会。他相信在这个最早开放的城市，身份的势利总比京城少些。徐行仍然对出人头地的生活抱着热望，一种在我看来近乎无根据的热望。那种自负的热望在一开始显得滑稽，但是重复到一百次，就令人在悲伤中心生敬意。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散步，徐行忽然说起林叶的事。他听说林叶分手了，很关心地问她现在怎么样。
“你都听说什么了？”
“没听说什么，”徐行说，“就听说，听说她做小三，人家不要她了……我这人说话粗，不好听，你可别跟她说啊。我都是听说的，说错了你别介意……其实这种事也正常，现在多得是，谁说不能做小三呢……回头不行我看看我的同事里要有合适的，给她介绍。”
我听得不舒服，想了想说：“林叶……估计不太想被介绍。她要求还挺多的。”
徐行说：“其实你有空可以劝劝林叶，让她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别太挑了。她的性格一般男生还真不怎么喜欢……你让她别看那么多言情小说了，看多了有点……那样。”
“哪样？”
“也没哪样，就是说话总跟言情小说似的。”
深圳的夏日夜晚湿热，空气像把人包裹在不透气的茧里。我低头看着街上的大理石砖，有一点怅惘。徐行的话像一颗石子硌进我的心里。当人接受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种看世界的思维方式。一个人可以用内心语言构筑一个世界，可以和现实世界迥然不同。这不只是幻觉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语言无法和他人公约，那么该不该接受更广泛人群的语言。这问题我不敢想太多，想得太多，我自己的生活就变得无处存身。
我跟着徐行在深圳走，心里有微微起伏的动荡。这是爸爸最初接触世界的城市。爸爸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知道还有一个世界如此不同。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如此绿意葱葱，如此清洁精干。我们去了南山正在开发的别墅区，看了徐行工作的项目工地。他指着山下的灯海，说看到那繁华中央了吗，那里要盖起中国第一高楼。
我站在山腰，脚下灯如海洋。我忽然有一点明白了爸爸的离去。
从深圳坐火车很快到了香港。身边是走路飞快的学生和商人，显然是习惯了往返，走路目不斜视。何笑在出口接我，老远就挥着手，咧嘴大笑的模样和小学时一模一样。
在我的这些朋友中，只有何笑一直陪着我保持单身状态。她还是在香港工作，只是经常回北京，许多业务在内地展开，她需要两边来回照看。工作了几年，中间有一年出去进修读 MBA，其余时间里，她的职业轨迹非常平稳地向上升，见到她时已经是不大不小的一个中层领导了。她笑着说没什么只是熬年头。那种谦虚就和小时候每次考了全校第一名之后一样。饭桌上能听到她打工作电话，语气中的雷厉风行让人能想见她工作时的样子。在香港她买了房子，很小的公寓，但是位置极好，有很美的海景。在北京她住在公司给她租的高级公寓，月租两万，小区里能见到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推着外国宝宝在中心花园玩耍。
我住在何笑的公寓，我们一起煮意面，然后一起看电视剧。何笑喜欢宅在家里看美剧。她不像我常常听说的金融界女强人，白天挣钱，夜夜笙歌，去 club跳舞喝酒玩暧昧，何笑如果没有应酬，晚上几乎是不出门的。她仍然有很多东西和小时候一样，聪明、直率、理性、绝不和不喜欢的人多浪费一秒钟时间。她对事情的看法简单直接，时常给人另辟蹊径的印象。她曾经找过男朋友，但是性情不合，两人面对面讨论过之后和平分手了，没有不愉快也没有背叛，分手之后见了面仍然交谈如常，还是不错的朋友，整个过程就像两家公司合作之后又分开，或者想说一桩生意没有谈成的一拍两散——暂时的聚与散，未来却还有任何可能性。问她对于未来的感情打算，她笑笑，说随便啦，有就结婚，没有就不结婚。她分析了一下，说找一个老公的成本是下班之后做家务的时间，收益是未来有些困难病痛的时候有人照顾，相当于买了份保险，要估计的就是自己付出的时间价值几何，未来孤独无依需要别人照顾的几率有多大，如果自己的时间成本高，未来依赖别人的几率低，那么找个老公就不划算了。生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她妈妈有时候也催她相亲，但是被她教育了几次说得晕头转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和何笑在一起，极受她打动。何笑的生活在于行动力，她不想很多，也不在各种生活之间比来比去。她不常看文艺书，不常抒情，对于人生她有一种就事论事的简洁。她只喜欢有趣的东西，有趣的书、有趣的设计、有趣的导演。在工作出差和读 MBA的间隙，她去了不少国家旅游，巴西肯尼亚荷兰澳大利亚，每一个大洲都到过了。她跳过伞，爬过大峭壁。我和微月当做自由标志和人生理想的周游世界，她用闲暇就几乎做到了。她最喜欢的美剧是《傲骨贤妻》和《老友记》，因为那里面的女人有趣。
何笑的所有干脆利落都建立在智商的基础上。她处理在我看来异常困难的问题游刃有余，一直没觉得生活中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她的工资已经涨到了一百二十万港币一年，年终奖只会比这更多。何笑的爸妈也只是普通的下岗工人，但已经在老家住了最好的小区，大房子。
我在何笑这里最能找到对未来的淡定情绪。其他人，包括林叶、微月和平生，无论怎么跟我说生命要超脱、淡然处之，我都不觉得淡定。物质终有不可抹杀的作用。但我想何笑会一个人过一辈子了，倒不是因为她的成本收益理论，而是因为高处不胜寒，比她智商还高的男生，能否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且愿意与她共度一生，实在是一道异常小概率的数学题。
香港热闹而市井，比我想象的干净宁静得多，四处绿色覆盖，街道整齐，人很有礼貌。我知道自己还是看电影太多了，整整一路，我都是在还原电影与破除电影的印象中，建立我对一个地方的记忆。我们去港大看夜景，在铜锣湾吃宵夜，去海边看富人的游艇。去迪斯尼的那天，狂风大作，台风登陆带来大雨倾盆，我们在昏红的天空中狂奔，被瓢泼大雨击中，浑身湿透，感觉世界上下颠倒，所有游乐设施像《绿野仙踪》里的小屋被旋风卷起又抛落。最后在纪念品小屋里避雨，从门缝望向天地，看那席卷的风暴。我不知道在一个风暴席卷的地方，人们是如何经历一年又一年。也许风暴中央反而可以习得从容。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身份？”临走的时候我问何笑。
“七年就行。我来了四年了。 ”
“之后你就在香港定居了吗？”我问。
“说不好，可能不会吧。”何笑说，“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在一个地方定居的。”
何笑是世界公民，她在她住的楼里，和各种肤色的邻居说英文。我羡慕他们的落落大方。早晚有一天，我想世界会变成他们生活的样子，所有人看待爱国主义会当做一场骗局。但是那一天还很远。何笑的世界也离我很远。
世事一直变化，人的看法也越来越分道扬镳。在何笑融入世界的同时，徐行越来越在意中国的位置，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几次说起金融危机之后欧美衰落，只有中国能扭转局面，有一种全世界都在等待我们施以援手的自豪。我想起大学本科时上的思想政治课，那个时候老师在讲台上不喜欢讲过去的事，但是喜欢讲国际形势。周边国家形势紧，对抗情绪升级，四面海陆都有威胁；大国崛起，欧美敌对情绪升温，试图遏制，国内外势力颠覆活动增强；新兴国家发展路上的经济战争，阿根廷和日本都因美元而崩溃。世界上两百个国家此起彼伏，在地图上星星点点亮起，敌意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孤立的中原大陆。徐行也不止一次讲到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国的艰险和金融危机之后形势的互换。他说十五年内世界易主。
而吴峰完全不同。回到北京之后，我和吴峰出来吃了一次饭，他原本一心想留在美国，只是毕业时偏赶上几十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形势变坏，找了一段时间工作，也短暂实习两段，始终没有机会，签证期满不得已还是回到国内。他的留学背景不错，父亲又不遗余力找朋友，最终在北京进入一家央企下属的投资公司，专门做新媒体类私募股权投资。刺激政策背景下，资金多得烫手，他们公司赚了盆满钵满。我回北京的时候，他刚结婚，在东三环买了房子，网上贴出妻子窈窕的婚纱照。我还没见到他，就听别的同学说，吴峰房子大、老婆美，实在是人生赢家。
出乎我意料的是，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我心里没有一点波动。没有酸楚，也没有怀旧。于是我知道我真把过去的时光放在了过去。他只成为一个老同学，没有其他。
我们在金融街一家吵吵嚷嚷的麻辣香锅见面，周围是排着队填饱肚子的金融白领，我们不得不坐在角落里交谈。他长胖了好多，肚子凸出到皮带外面。
“你不是不想回来吗？”我问他，“怎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