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金融危机，形势逼人哪。”他自嘲道。

“将来还走吗？”

“说不好，”他说，“估计还得走吧。不过现在美国工作不好找，过两年再看看。我也许还在国内工作，但是争取在美国买个房子。听说过两年买房就能申请移民。”

“你还这么想去美国？”

“也不一定。最近这几天觉得伦敦也不错。以前我总以为伦敦都是老古板，去旅游一趟发现还是挺新潮的。”

“总归是要走？”我问。

“那当然了，”他似乎觉得这不成问题，“你看现在周围哪个不想移民，我们老板也移了一半，哪天说走也就走了。但凡挣了点钱的都会走吧？国内根本不安全。”

“你担心什么呢？”

“国内环境太差了，吃的喝的都不安全……制度也不行，这一天到晚有人检查找碴儿，哪个不得摆平？现在大家都是捞一把的心态，哪天经济突然垮了，就比谁走得快。”

我思量着他的话，他的话和徐行的话迥异却不矛盾。但这个问题我不想深究。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走势，而是每个人对这个世界走势的判断。我们转换了话题。吴峰说起他的烦恼，他的银行卡完全上交老婆，自己只有信用卡副卡，信用卡上每一笔消费都会被老婆查检，如果出差两天以上，每天必须按时打电话，手机视频通话，如果老婆的电话没有及时接到，后果很严重。他有时候在酒席间敬酒，突然抛下其他同事一个人去楼道里打十几分钟电话，回来免不了要被客户和同事揶揄，尴尬得紧。他眉眼中仍然有很多小时候的东西，还是聪明、幽默、爱自嘲，但我仔细从那闪动的神色中寻找从前打动我的那种飞扬，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你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啊？”吴峰到最后问我。

“还那样吧。没什么变化。”我说，

“小胖子，”吴峰说，他忽然叫出我小时候的外号，让我脸一红，他是仅有的还用小学外号叫我的人，有一些什么东西似乎突然在我们之间腾起来。他迟疑了一下说：“其实我是最希望你过得好的。我是说真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心里起了微澜。我过于不好意思，甚至不好意思追问。“嗯，谢谢。”我只是说。

他给所有渐行渐远的客套，划开了一丝带温度的裂口。

后来一阵子没联系，听到的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吴峰因为应酬喝酒太多，重度脂肪肝，进疗养院住了一个月，被医生禁了酒。所幸无大碍，一个月之后就出院回家了。

我最后才找到林叶。本来很想早点找她，但在我的旅程开始之前，她的手机一直不通。踏上旅程之后才听说她的感情变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贸然联系。回到北京，她已经不住在之前的地址，我用了一段时间才辗转找到她新的住处。上门之前，我踌躇了好一阵子该如何开口。

林叶却出乎意料地开门见山。她开门迎我进去，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她穿了一件吊带、一条瑜伽长裤和一件轻薄的长衫，神情平和，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消极崩溃。她抱着靠枕，蜷缩着腿窝在沙发里，头发捋到脖子一侧。

“你听人家说我的事了吧？”她问我。

“啊，听说了一点。”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用一种轻快的语气说，“我从一开始也能预料到这种结果。你听人家怎么说的？做小三儿让人甩了？其实也没说错。”

我观察她嘴角含着的嘲讽的笑意。她还是一样，自行其是的同时，用先声夺人做防御。她宁愿自己刺破水泡，也不想让某些东西成为谈话中每个人心知肚明却躲躲闪闪不说的事。他人的闪烁其词会让林叶觉得受到羞辱。对林叶来说，没有比骄傲更重要的事。

“其他人说什么不重要吧。”我谨慎地说，“你自己怎么样？”

“我？还挺好的啊。你看这不是都挺舒服的？”她摊开手指指周围。

我环视了一下她的房间。精致的单身公寓，一室一厅，开放式厨房，嵌入式烤箱，中央的岛台上放着半自动咖啡机。一套白瓷樱花茶具放在墙边的几案上，茶具旁边的细花瓶中，插着应景的一枝白玫瑰。她自己蜷缩在沙发角落，一旁小茶几上有一盒碧螺春茶叶，半透明的水滴型茶杯，一本扣着的有关禅修的书，一枚镶金线带细穗的国画书签。

“你现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还在广告那儿，”林叶说，“不过不怎么过去了。瞎忙一些别的事情。”说到这里，她似乎又有了点兴致，坐直了后背，盘起双腿，眼睛有了几分亮光，“我在筹划一个工作室，做图书策划和其他一些产品，做女性主题。我自己也有一本书，刚写完。 ”

“听起来不错啊。”我说。

其实这两年我见过林叶几次，对她的状态并不是一无所知。林叶工作的网站出了状况，两个创始人因为利益纷争吵闹着分家，团队人心散了，网络文学又不像最初几年预期的那么红火，一阵热潮过去，读者也少了。林叶从网站离开，跟咖啡店老板一起做了一阵子咖啡店的管理。再后来她重新找了工作，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奢侈品行业的杂志广告。这个工作很适合她，虽然她最初觉得并不满意，似乎偏离了文艺。她们公司时常参加一些 fashion show，有时候也自己办晚会，她们作为工作人员也能和请来的明星同场。她的衣柜里开始有一整排包裹腰臀的短裙，林叶身材高瘦，虽不算美，但穿起礼服很有感觉，偶尔见到化了妆的她，几乎已经不认识了。

咖啡馆老板和她处于长期若即若离，她像永不饱足般享用他的爱，几乎要将那种爱完全吸进身体里，灌注成为自己的精神。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因为知道这段爱不会长久，才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那样过。她爱得如此用力，像在高空死死抓住身边的护栏，不让自己坠落。她那段时间写作很少，惜字如金，不像从前写爱情小说时情节如流水，博客上只剩下照片，全国各地的照片，似乎实际的爱消耗了所有对爱的想象。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写书的，也许书写开始的时刻，就是爱走到尽头的时刻。

“我想过了，”她说，“我觉得女人应该按自己的样子去活。现在的观念，都是用嫁人来评价一个女人，用你是一个男人身边的第几位来评价，女人都还是只能借由男人获得认可，十足的男权主义。其实女人想爱一个人，就只是她自身的感觉而已。”

“你的书系要做女性主义的吗？”我问。

“不是女性主义，”她盘着腿，用手指轻轻敲打细瘦的踝骨，说，“只是女人自己活着，不管男权社会的观念。为什么没有男性主义？女性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不平等。”

“嗯。”我点点头。

“这回不是为了成功了，”她认真地说，“经过这么多事，我早想开了，名啊利啊什么的都不重要，我就是想做点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事。”

我看着林叶。她还是那么努力，要活出一个好看的样子。她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用力，也比所有人都更注意姿态的美丽。她几乎对生活有种洁癖似的要求，她所爱的、所信奉的，都要是某种美的造型。不理解这点就不理解她，而她也不理解那些不理解这点的人。她需要观众，哪怕是想象中的观众。而这种逐日般的求索又是如此单纯。

她起身，给我的杯子续了水，又切了薄片柠檬，加了蜂蜜，配两颗日式和果子，用一个小木盘子端过来，纸巾上印着梦露的抽象头像。

“日子过得真快啊，”她说，“我觉得咱俩住一块儿的日子就是前几天似的。”

“是啊，好快。已经两年多了。 ”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她问我，“你身体什么的都没事了吧？”

“没事了，”我说，“我应该会找个工作。”

“找什么类型的？”

“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准备完全说出来，“我只是初步有些想法，还没确定，可能要先考一些试。”

林叶剥开一颗和果子的糖纸：“轻云，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不写作挺可惜的。你写东西不错的，心思也敏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做书呢？”

我摇摇头：“不了吧。我跟你不一样。”我想了想该如何解释我的感觉，想不引起歧义，又迟疑了一下要不要说，最后还是说了：“你可以一辈子为了美活着，但我不行，我只能为了真活着。像地鼠挖坑一样，必须不停地挖挖挖，要不然我心里就总是焦虑过不去。在我能看到的周围，缺少的首先是这一点。 ”

从林叶家出来，夜已经深了。她陪我走到主路上打车。夜深人静，人影稀疏，车很少。我们俩瑟瑟站在风里，她的长发凌乱地吹着。她穿了一条到脚踝的拼贴布长裙，随风呼啦啦地抖动，一侧贴着身体，勾勒腿的曲线，另一侧像鸡冠花一样波浪翻滚。我觉得她又瘦了。有一辆空车来了，林叶拦了下来。我坐进车里，车启动的时候，我还从后窗看到她的鸡冠花一样的裙子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