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我出生在社区医院一间拥挤的产房。
这一年出生的宝宝特别多，尤其以秋天为多。病房里并没有足够的床位，妈妈和另一位产妇挤一张床，头对脚、脚对头，挤了一个晚上就大汗淋漓。妈妈身子胖，稍微一动就压得床垫起伏不定，让旁边的瘦产妇的脸色变得苍白。几次之后，妈妈不好意思了，尽量不动，忍着干渴，熬了一个晚上。
爸爸这一天表现得很积极。有了前一天下午迟迟不出现的错误，爸爸这一天异常小心，从早上六点多医院一开门就进来了，端着铁锅装的豆浆和锅盖上新炸的油条在妈妈的病房外，探头探脑朝屋里看。产妇们大多还在睡，病号服和床单卷在一起，在床上堆成云，头发蓬乱的脑袋顾不上体面。爸爸正扒头看，一个护士忽然从他身后揪住他的衣服，将他一把从门口拉开。
“嘿嘿嘿，谁让你进来的？”小护士相当不客气，年轻的脸上一脸愠怒。
“我进来的时候，门口没人管……”爸爸双手捧着锅，小心翼翼用胳膊挡住油条。
“没人管就让进啦？！门口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探视时间上午7点到 11点。 ”
“哦，不好意思，没看见……”
“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点儿事儿都不懂？！这是女同志住的地方，男同志进来不方便！快快，出去出去，待会儿再来。”
小护士说着推搡着爸爸向外走，爸爸的肩膀稍稍抵抗了一下，嘴里讨好地说着：“护士，麻烦您能把这豆浆送进去吗？”
拉拉扯扯间，小护士和爸爸的动作被病房里的人注意到了。产妇们下意识将被单上拉，窃窃私语的骚动弥漫开来。妈妈也抬起头，透过人缝看到爸爸，也看到爸爸手上端着的锅，心里一惊的同时悄悄感到欣慰，前一天下午的疼痛、委屈和气恼似乎都忘记了。小护士最终拗不过爸爸，把他推搡出去的同时，接过了他手里的锅，将热气未消的豆浆油条送到妈妈的床头柜上。病房里的产妇开始羡慕妈妈。
下午回到家，妈妈抱着仍然红红皱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的我，心中充满复杂的情绪，在手忙脚乱中一边照顾我，一边回忆昨天的事情。她那时还并不喜欢我，因为她从来没想到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这么难看，眼睛挤在一起，皮肤也松垂，一点也不像她想象的婴儿光滑的弹性脸蛋。她还没有奶水，冲了点奶粉用奶瓶喂我，一不小心被我尿到身上，沮丧得几乎要把我扔在一旁。她对我的母爱是在后来三天一点一点生成的，随着我眉眼舒展，越来越依恋她的搂抱，对她的安抚露出舒服的微笑表情，妈妈的母爱伴随着奶水开始流溢而出。第一天下午，这些泛滥的情感还未生成，妈妈只在惶惑中胡思乱想，想着前一天听到的传言，想着爸爸瞒着她究竟有可能做了些什么。她想问，却不知道该怎么问。
妈妈的忐忑和不安全感流入我出生的第一天，并伴随我一生。她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便对爸爸的忠贞没有自信。她认识于欣荣，知道爸爸和她沸沸扬扬的过往，从一开始妈妈就不自信爸爸对自己的感情会超过对于欣荣。她并不知道爸爸自从失望过一次，对于欣荣已经没有了感情，更何况这次又有被坑的烦躁，除了怒气与自保，早已经顾不上任何其他杂念。爸爸曾经很痛苦地想要把于欣荣忘掉，这种痛苦和忘不掉的怨怒确实是伴随着爸爸和妈妈的恋爱，但是这次重新见到于欣荣，却把爸爸心里仅有的遗憾和念想浇灭了。于欣荣看上去是那么俗气，俗气得超过了她的年龄，越打扮越像一个中年妇女，而她和主任窸窸窣窣的商量就像一场阴谋，更增加了她脸上的阴沉之气。最后她还是站到了爸爸的对立面。所有这一切只增添了爸爸的失望和清醒，他甚至恼怒自己当初怎么会那样喜欢过她，他不让王老西提起，就像这是一场羞耻的事。让一个人忘记他心底的爱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个人亲眼见到他爱的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庸俗的凡人。
所有这一切妈妈都不知道。她只是出于所有女人都可能的倾向，猜测爸爸背后的隐秘。她一向习惯于把事情往坏处想。这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失望痛苦，而恰恰相反，她太希望圆满顺利，太怕遭遇到失望痛苦，因而遇事才在自己心里将最坏的结局想出来，做好心理准备，甚至故意说服自己这种坏结局马上就要上演了，以便坏结局真的出现时心里不太失望痛苦，而但凡稍微结果好于预期，哪怕也不是多好，但总比自己期待的好，心里就能惊喜而快乐，体会到一种类似于圆满顺利的满足。这是当人对自己的境遇没有信心，而又极害怕会失望时产生的倾向，是一种自我保护，让人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妈妈的心理准备完全偏离了事情真实的方向。她一直纠结着，如果爸爸背着她做了不忠的事情，她要不要原谅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想到爸爸也许要离开自己，妈妈的心又痛苦得受不了。这种痛苦让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不原谅爸爸，若是不原谅他，她最终会因为失去他而痛苦不堪。于是问题变成了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原谅他。妈妈越想越远，甚至连调查的具体步骤都没想清楚，就开始想该怎么说才不至于太被动。
那几天我完全没让妈妈省心，黄疸之后起了痱子，后来我的痱子退下去了，一身轻松，妈妈自己却因为床垫湿热起了全身痱子。爷爷奶奶都要上班，妈妈在月子里没人照顾，白天跟哭闹着不肯吃奶的我斗争，夜晚睡不安宁，整夜辗转，醒了又睡。我肆意表达着与生俱来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哭得很多，任何事情都不肯老老实实听话妥协。妈妈在爸爸和我的双重扰动和拉扯下，精神变得非常忧郁。
与此同时，爸爸和王老西正在想各种解决的办法。于欣荣的处长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坚称自己完全不知情，是两个诈骗犯在伪造的借口下将钱骗出去。爸爸和王老西先是尝试着再和这处长接触，可是处长用各种办法避而不见，于欣荣也从中阻挠。也许是被他们拖累了觉得恼怒，也许是知道自己诬赖他们的指控有些不地道，这处长就像鸵鸟把头埋进地里一样再也不露面。他们忐忑中又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和上面来的调查组接触，但又不敢直接接触，怕一不小心被调查组捉住就再也脱不了身，就只是用间接再间接的办法，通过调查组身边人打探调查组的口风。前几天还是风平浪静的例行查问，到了第六天，突然听说调查组准备将事件报公安局立案，让公安局的人捉拿他们两个调查。他们慌了，爸爸心里还抱着一丝解释清楚的希望，王老西已经彻底看明白这事情没指望，一心只想着跑路了。在我出生第七天，王老西弄来两张南下的火车票，要拉着爸爸再回广东，事已至此，他说也只有破釜沉舟，再去南方闯一闯了。
直到这一天，爸爸才回家和妈妈摊牌。
爸爸将事情的原委讲了，讲王老西怎样告诉他有这个炒外汇的途径，讲他们怎样疏通了外汇局的处长，讲了在广东是如何操作，又讲了回来之后怎样被调查，外汇局的人怎样矢口否认、翻脸不认人。最后的最后，才讲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和进监狱的危险。爸爸心知肚明，目前这种刚刚开放的混乱局面，任何一个负面典型都有可能被判以重罪重罚。他听说前一年温州的八大王明明只是成功的个体户，却被通缉一一投入监牢，不得不跑路亡命天涯。他更知道前两年严打时候的投机倒把是什么罪名。一开闸放水就有种种乱象，非拿几个胆大包天的人杀鸡儆猴不可。这些话他没有都跟妈妈说，怕月子里的妈妈精神受不了，就只拣最轻的说，说一旦被定性了，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保不住。
妈妈听了大吃一惊。她想到了种种糟糕的可能性，但不外乎都是男欢女爱、儿女情长，怎么都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事态。她慌了神，一时间头脑停滞，不知道该和爸爸说些什么。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不能这个时候让工厂开除啊，爸爸要是丢了工作，那分房子的事情就要泡汤了。但是她没把这念头跟爸爸说。她隐隐觉得事情应该走不到那一步，只要能找找人、想想办法，总该能解决的。妈妈听不太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明白外汇是怎么能赚钱，她只知道任何事情都是上级比下级好使，解决不了的事情，尽量找到位置高的人，就总有辗转腾挪的途径。
妈妈让爸爸去找爷爷。爷爷那个时候已经从文革中被打倒的状态恢复了地位，而且因为一直以来出色的业务能力，重新做了处长，据说马上又要提拔。妈妈寻思爷爷在银行，银行就是管钱的事，外汇难道不是钱吗，爷爷一定能找到什么途径，把这笔钱说圆了，说通了，那就一切都解决了，再不济爷爷也认识其他领导，或许能找到关系，有领导介入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平息的。
爸爸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找爷爷这条路。事实上，由于一直怕爷爷不同意，爸爸从始至终一直不敢告诉爷爷外汇的来路。此时此刻妈妈的提议让爸爸陷入了纠结。妈妈说的固然不切实际，但也不是没有一两分道理，即便爷爷没法直接插手，但或许也能间接提供些解决的法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心里却不想走这一步。
我在他们身旁适时地哭了起来，号啕大哭，像是责怪他们竟然这么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却纠结一些无聊的无关生死存亡的小问题。我的哭泣引来了妈妈的爱抚和乳房，在我满意的吸吮中，爸妈的对话暂时被打断了。
有半晌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喂奶的最后，妈妈拍着我的后背，才加了句：“你去找找爸，现在就去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想，我先想想。”爸爸说。
等到爸爸出了屋子，他在宿舍楼外面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爸爸心里在几条路之间纠结，心乱如麻。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等着调查组找到自己头上再想法解释，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办法。且不说他们的解释调查组能不能听进去，即使调查组愿意采信，他们的真实情况也并不光彩，顶多是事先就将违法的事情告知了外汇局，可即便事先告诉了也还是不合法。第二条路就是跟着王老西再去南方，闯一闯争取发财。从他们第一次去深圳的经历看，这还是有可能的。这一次虽然没带着大笔资金，但是还是有很多做些倒卖生意的机会，或者起码可以帮别人做事，积累一段时间再找自己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有的。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若是真的跟着王老西跑路了，能不能不被捉住是一回事，即使能成功暂时脱险，也意味着长时期处于不安全，风头过去前，要一直跑，也许一年，也许要三五年。第三条路就是像妈妈说的，求爷爷想办法把外汇的事情遮盖过去，或是想法找人，靠一些特殊的关系把事态平息。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以爸爸对爷爷的了解，爷爷一辈子最不喜欢托关系走门路，做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以往家里那么困难，爷爷也没有向过去的老战友和工作里认识的人开口求过一件事，爷爷骨子里耿直，看不上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更何况这次的事情这么大，就算求人可能也没办法解决。除此之外，爸爸也还有其他思虑，让他不愿意去找爷爷的思虑。
六八年秋天，爸爸十四岁的时候，爷爷被人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经受了长久的思想教育和批斗。那个时候，这本也是常见的事，爷爷在前几次反右中都没被人揪出来，已算是保了不短的平安，斗争中上上下下很多，有的人先得意后倒下，有的人先倒下后得意。但是爷爷天性不爱说话，也不爱热闹，即便是斗争里，也多半一个人出入，没和任何一派混在一起，没有派别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立场，没有立场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要被打倒。到了这个时候，爷爷再沉默也躲不过去了，而且因为没有派别，任何一派也不会来给他撑腰平反，于是就成为人民叛徒。爷爷的罪名很多，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现行修正主义大毒草”、背离人民路线的“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美苏特务”。银行门口的大红横幅上开始出现爷爷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跟在“打倒”两个字后面。红卫兵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将爷爷拉到街上，在群众面前批判，批判之后就是种种变本加厉的体罚。爷爷那个时候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处长，平时愤恨的大有人在，一人打一拳踢一脚，打得骨折，爷爷的身子就像洪水下的溃堤一样倒下去。爷爷年轻时胃口就不好，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胃彻底坏掉，伤过的腰和腿在老年转为严重风湿。批斗到了第二年，爷爷已经瘦了二十斤。
爸爸的抉择也就被迫在这个时候作出。
或许是批斗同一批人感到厌倦，或许是情绪燃烧起来就停不下，批斗的队伍渐渐把目光从台上的转移到“臭狗屎”的下一代。爸爸本来在红小兵的队伍里就被人嘲笑轻视，当不上红卫兵，时候久了更严重，被逼着选择站位：站在人民的叛徒爷爷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边。不表态不行，表态了没有行动也不行。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爸爸自己也开始相信那些指控，他不清楚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心怀不轨：五八年，爷爷反对刚出台的粮票供应制度，与社会主义为敌；六零年，爷爷打报告怀疑各地递交到银行的经济数据、公然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六二年，爷爷建议给生活用品类工厂自主决定产量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些被同事陆续揭出的罪状，在一次次批斗会上越堆越高。最终，爸爸在同学和红卫兵带头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高台，当着众人的面喊了口号，念了批判书，与爷爷划清界限，并在爷爷头顶上啐了一口唾沫。
就是这一口唾沫，成为爸爸心里的梗。等到他下乡时，他已经十七岁，这口唾沫开始在深夜里浮上他心头，并且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十八岁时，他见到王老西挡在批斗他爹的红卫兵身前，挥舞着流氓拳一阵乱打，脸上都是血，虽然寡不敌众，但那种不要命的样子却当真把众人吓退了；二十二岁，他见到黑白电视里的审判和一系列平反；二十五岁，当他还在插队的村里流放，独自一人，眼看着周围人一一回城，他第一次那么深切地感觉到羞耻：所有人都演出了一场热烈的戏，曲终人散，各自回到生活，只有他真切地入戏了，不仅仅被裹挟到荒芜僻静处的戏台子上，还以为戏是真的。让他羞耻的不是被裹挟，而是信以为真。他觉得是那一口唾沫把他留在了村子里。
后来，在漫长的年月里，那口唾沫总是像心脏里埋着的一颗小石头，不鲜明、不显著，却总是硌得他生疼，尤其是喝了点酒、心被酒泡软了的时候，那石头的边缘几乎把心划破。后来他在国外给我买童话书的时候看到了豌豆公主的故事，那个睡在一百层垫子上却仍然能感觉出垫子底下的一颗豌豆的公主，爸爸觉得找到知音了，那说的就是他嘛。他给自己糊上一百层被子，可是那颗豌豆还是在底下，让一夜睡不着。
回城的时候爸爸不好意思找爷爷帮忙。十年里见得少，他和爷爷之间仿佛已经变得冷淡而客气。爷爷似乎从来没有责怪爸爸当时的举动，因为没有责怪，也就谈不上原谅，只好像那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忘记了不提了，只是家里的气氛变淡了。爸爸小时候怕爷爷，但那是亲昵的怕，怕自己淘气之后挨骂挨打，而大了之后他怕爷爷，变成了一种距离上的怕，怕自己不管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爷爷只是点点头，不在意的样子。他不知道怎么跟爷爷开口讲自己的困难，又觉得不好意思：当一个人困难时自己落井下石，自己困难时又怎能要求他出手援助。即便是父子，也说不过去。
爸爸最终还是回城了，在谢一凡和谢老爷子的帮助下，顺利进了厂子。爸爸有了空闲都会回家，问问爷爷奶奶吃穿，问问身体健康，但也仅限于此。有时候爸爸觉得他对谢老爷子都比对爷爷更能坦诚说话。
爸爸在宿舍楼外转着，做着生命里最困难的一个决定。他从理智上分析利弊风险，认为应该留下来想办法，可他的直觉和情绪在不断否定着这种选择。他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开口，而且也有一种对于自己的深深的厌弃。对自己，对周围，对他所能从事的一切事情。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是一个混蛋，是一个跟着别人做事而想不清楚局面的糊涂虫。这种感觉让他想逃，逃到天涯海角，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身后追他的人不只是调查组或公安局，更是他自己的影子。他虽不想再跟王老西一起做生意，可是他想跟王老西一起走。
那一夜，爸爸和妈妈整夜无眠。爸爸想着心事，用被子蒙着脑袋。妈妈想说却不敢说，想睡又忐忑不安睡不着。我或许感受到这种不寻常的气氛，也同样一夜不安，几乎每个小时都哭起来，饿了热了渴了拉了，到最后只是因为哭本身造成的不安而哭。
第二天，事情有了一丝变化。爸爸早上收到一封挂号信，来自深圳，信封上还有外语。爸爸有些奇怪，拆开信封才想起原委。
在深圳的时候，他在展销会上遇到一些外国的冰箱厂家，他记着谢老爷子给的任务，就一家一家搭茬，一家一家套近乎，一家一家询问有没有购买生产线的可能性。他把厂子名字和地址、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纸上，一家一家塞到人家手里，最后也记不清塞了几家，也许四五家，也许七八家。反正是见到外国电器厂就搭讪，具体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他也搞不清，这几个国家在他心里反正是一样的。
从深圳到海南，再回到家，从七月到十月，中间发生了太多变化，爸爸几乎忘了这一码事。此时看到信封上的外文字母还不明所以，直到拆开了信封，在印着外文名称地址的体面的厚信纸上读到信的正文，爸爸才恍然大悟。信是用客气规矩的翻译体中文打字印出来的，可能是找了专业的翻译，读起来毫无错误却生涩怪异。但意思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家英国公司，愿意技术转让，价格和合作方式都可以见面谈。
爸爸一边刷牙一边看信，看到后面，漱口都顾不上，将牙刷一丢，套上工服，以最快的速度蹬上车子，冲到谢一凡宿舍。两个人随后赶到谢老爷子家，将信摊开，谢老爷子正穿上外套要出门，看到信，兴奋得将外套又脱了下来，将爸爸引进屋，亲自给他泡茶。
这个细小的变故改变了爸爸此后的一生。爸爸后来时常回忆那天早上的种种细节，太阳的高度、风的温度、自行车前轮带起的灰尘的角度。他记得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有点晕眩，车子左摇右摆，他伸手摸上衣，折起的信在他左胸口的口袋里仿佛不停翻腾。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觉得这就是某种天意，那封信早不到晚不到，就在他即将作出决定的前一天到，这是过于强烈的巧合，巧合就是天意。
爸爸又一次被派往深圳，找这公司代表谈。这给了爸爸重要的上路理由，使得他内心的潜在倾向有了一个正当的释放理由。他终于可以逃了，但是有理由的逃。谢老爷子给他写了一系列需求和要求，让爸爸转达邀请该公司到厂里具体商谈的意向，而爸爸将他这些日子的困境向谢老爷子和盘托出，坦率地讲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再离开之后，怕是不能再回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谢老爷子比对爷爷还要容易坦率，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谢老爷子对他的困境和选择都没有作出负面反应，也没有那些大惊小怪的评价。
“去避一阵子吧，”谢老爷子拍拍他后背说，“看看外面也好，闯闯。过两年应该就能回来。现在这世道，总拿第一个吃螃蟹的开刀，过两年你再看，这些都不算事儿。”
“希望吧。”爸爸说，“要是过两年没事儿了，我就回来。”
谢老爷子摇摇头：“这倒不着急，你看你到时候的情况吧。反正厂里还给你留着位置，但你要是能在外面闯出个天地，就不着急。你还这么年轻。我有时候都还想出去走走。反正你记着我的话，人什么时候都得看清楚这个‘势’在哪儿，这不是我说的，是老祖宗说的。人总得走在潮前头，就是浪头那个‘潮’，不能跟在潮后头。”谢老爷子在手心上写“潮”字，说：“在潮前头的被推上去，跟在潮后头的屁也吃不着，在潮里头的没准就被拍碎了，你年轻，还有好多可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