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爸爸在九五年离婚，那时我十一岁。
九四年我和妈妈第一次去国外看爸爸，那还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那是我们首次出国，语言不通，眼界闭塞，去机场都紧张得很。能坐一次飞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出国本身。飞机盘旋上升的过程中，忍住眩晕的呕吐，目睹地平线附近的风景一丝一丝扩大，心里的神奇感无法言表。
爸爸在机场接我们，从伦敦开到曼彻斯特。沿途绿色浓郁，大片草场上能见到绵羊群，有红顶小房子组成的村落。我尽力让眼睛睁大，不愿放过路上的风景，只是倦意不顾我抵抗将我淹没。爸爸那时候做瓷器代理生意，进口中国广东某小镇上生产的瓷器，代理卖到英国各个商场。爸爸说，你别看英国的茶具，摆设漂亮，一大半是中国造的，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那个小镇上产的。我去爸爸的库里看过，破纸箱子和大包杂乱的包装里面，瓷盘和瓷杯子漂亮得让人吃惊，红色圣诞主题的花边和麋鹿图案，流畅的线条，让人不敢碰的光滑表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爸爸说，中国人能干，广东人尤其能干，接触世界的广东人全世界最能干。
我们在爸爸特意新租的公寓安顿下来。公寓在市政府给穷人造的联排别墅中，我们租了一栋房子的一层，一个卧室加一个起居室的套间。房主是中国人，楼上楼下也都是中国人。爸爸告诉我们，楼上住的是学者，国内大学的副教授，在英国做了访问学者之后不想回国，靠餐馆打工混在英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楼下住的则是一个单身香港人，偷渡过来，打了几年黑工终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平时不爱说话，眼神总有几分怀疑。公寓所在的街区平淡荒僻，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周围行走的大多是包头巾的穆斯林、拖着十来个孩子的黑人和黄皮肤。但是从侧面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街口外面的公共花园，一片草坪和油绿的树木，春日里粉色的樱花，看上去陌生而美丽。
爸爸已经在曼城住了十年。上街的时候，他走得目不斜视，轻车熟路，完全是当地人的派头，对一家家小店和酒吧随口加几句评点。这种熟悉感让我略微惊奇。我并不认识爸爸，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在十年之后闯入我的生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所生活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他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和他属于两个世界。爸爸曾做过多份工，从最初在工厂，到后来送外卖，再到后来给华人超市打工，然后做进货，做进口，到最后才做了现在的生意。他也曾在这个环境中感到疏离、孤独、举步维艰，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曼城有一个很大的唐人街，后来听说，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唐人街。爸爸在唐人街有很多熟人，从他最早打工的老板，到他后来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他说中国过去的学生十个有九个想留下来，不管是拿了公派资金来留学的，还是在国内落难偷偷混出来的。留下来很困难，英国不是移民国家，几乎不可能找到白领工作，只能在各种蓝领工作中混迹，在合法身份和非法身份之间悠来荡去，刷盘子、扫房间、缝衣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爸爸说，“可是他们跟我不一样啊，他们是大学生，是文化人，为什么这么熬着。”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比他们自身更为他们的前途忧心。在每年春节期间，爸爸仍然会到唐人街帮忙，帮以前的老板摆摊卖中国年货。他在寒气逼人的清晨举着那些纸做的小龙小蛇，对路过的英国人笑脸推销，而与此同时，与他身边的留学生长久交谈。他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促这些大学生宁可做最苦的工作也一定要留下来。那些年，爸爸对国内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于这些交谈。
我们在英国住了八个月，其间我到当地小学上了半年学，妈妈去一家中餐馆做服务生。我们都完全不懂英文，我在小学里一边比划一边学，妈妈强行用声音记住了菜名，还记住了几个常用的招呼。我们单独上街的时候，只能靠猜来选择方向。
公立小学不花钱，我每星期还能从政府领到几个英镑的补贴，足够我在小学里的午餐。这种福利不论国籍，让我和妈妈惊奇不已。有时能见到拖着十来个孩子的中东或非洲妈妈，只靠各种救济养活全家。小学里亚洲学生和非洲学生很多，白人孩子反倒不是特别多，那时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有什么不寻常。我很难融入他们，语言的隔离是天然隔离。下了课大家会分成一小撮一小撮做游戏，我几乎没能加入任何一小撮。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恶作剧，抓了一些小蒺藜扔到我身上，然后怕我生气又来道歉。我没有发脾气，一直朝她笑，因为恶作剧也是游戏，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纳入她们的游戏。
课堂上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东西，不让别人看出我理解力的障碍。老师说话我听不懂，就拿着一本小词典，躲在角落里把课堂材料上的每个词查清楚。英国小学数学进度很慢，我的程度领先他们两个年级。但是其他方面他们的知识面就广得多了，八个月时间里我们学过古希腊、古罗马、人体结构、恐龙和鸟类，主题下面涵盖各种课程。到了最后，我几乎开始喜欢学校了。如果能再多待一阵子，也许我能有一点融入。
我们待了八个月就回国了。那一次，妈妈试图说服爸爸也一起回去。
这时距离爸爸最早出国将近十年了。妈妈和爸爸已经十年没有面对面认真谈过，彼此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两个人心里的记忆。爸爸出国的最初三四年，还没有落足，身份也有问题，无法给我们办理探亲。九零年前后，因为政治缘故，出国又变成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一直到九四年，我们才第一次申请到签证的机会。这中间的十年里，爸爸只短暂回国一次，待了一周，匆匆经过，妈妈和爸爸只有时间相互凝视，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考虑未来。
这次的八个月几乎是他们重新相互认识的过程。妈妈惊奇地发现，爸爸游走在各色人等之间，颇有游刃有余的才能，与供货商、客户打交道显得老练，还可以和外国人对话。爸爸也略带惊奇地发现，妈妈做事已经相当有主见，一些想法甚至深思熟虑，以至于有点固执。妈妈印象中的爸爸仍然是那个话不多、不大合群、喜欢独来独往的稻田里的男孩，而爸爸对妈妈的印象还停留在温柔、懦弱、在意别人感受以至于说话小心翼翼的胖胖的女孩。他们的内心停留在十年前分开的那一瞬，而他们的性格已经走到了十年后粗糙的现实。
妈妈希望爸爸回国去，即便是做生意，也可以在国内做。妈妈的理由是心里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她看到爸爸收入上下起伏，不算多，十年也没有多少积蓄，有时候突然断了生意，一时没有进账，令人恐慌不已，而自己若是过来，也只能在餐馆打工。这时候国内情势已经和爸爸出走的时候大有不同，一片红火。当初的调查早已经无人在意，到处是做生意的气氛，时常听到有人暴富的消息，人心骚动。在国内搞贸易也很有可能，总比在异国他乡漂着好，怎么都是背井离乡，心里惶惶。爸爸则希望留下。这倒不是出于同样理性的计算，他的理由他自己清楚，只是很难向妈妈解释。爸爸不想回到国内的环境中，他还有自己的问题想解决，而这种感觉又无法表达出来。
爸爸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答案。在连滚带爬讨生活的日子里，他没有多少时间去想它，但是他知道，在一切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还是终将面对它。
我们的临别旅行去了伦敦，那是圣诞节时分，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庆祝，从下午开始，街上就越变越冷清，晚饭后路上一片黑暗寂寥。所有店铺都关了，所有人都消失在门背后。我们在街上走着，冷寂的黑暗仿佛给脚步加上一丝悲怆。
最后分手的过程有一点滥俗。妈妈说回国之后再好好想想，即便出国，也要做好准备。可是回国之后与周围人商量，却越行越远。妈妈周围都是在家几十年没出过远门、只懂家长里短的女人，对妈妈的劝诫与分析也多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女人们在厂里上班，下午五点就没事做，回家做了饭，就是管自家男人和小孩，然后相互串门子，交流自家男人和小孩。妈妈脾气随和，家里事又少，别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总是不介意花时间，久而久之，跟大院里的女人们关系都处得好。她没有多少关于男人的话题可以交流，但是不多话，善于聆听，女人七嘴八舌，吃完饭就嗑着瓜子相互诉苦，各家各户洗碗槽缝里的争吵纠结都相互抖搂得干干净净。关于爸爸，女人们早就知道了情形。这次妈妈回国，更是在各种好奇的打探中将前前后后打探个清楚。
女人们的建议总是出于谨慎的，有时候甚至谨慎得没有理由。出国之前，她们就劝妈妈不要出去，出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虽说是爸爸出钱，但若是不出去，这些钱也就存下来了。女人们建议让爸爸把钱寄回来。她们说出国能有什么意思，在电视里看看就得了。出国前，妈妈没有听她们的建议，她主要是想带我出去，送我学学英文。这次回国考虑要不要移民，一部分女人强烈支持，说出去就算打工受苦也应该去，第一代立足稳了，第二代就是外国人。另一部分女人不支持，说现在不比当初，现在国内日子好了，又不累，出去受苦受累何苦，又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比十几岁小年轻能受累。妈妈犹豫不决。最后让她突然一震的是一个女人的猜测，她问妈妈有没有可能爸爸在那边又有了新欢，所以才不想回来。这种可能原本是不存在的，但问来问去，妈妈就开始左思右想，各种小事都似乎有了另外的引申义，比如爸爸这些年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比如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有时跑生意一周不回家，比如说起回国时爸爸模棱两可的反对。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让妈妈忐忑不安。最后有女人出主意说让妈妈拿话试探爸爸，就说让他回来云云。妈妈一时心焦又吃醋，也就听了，电话试探了两次，自然是越来越谈不拢，矛盾尖锐了，吵起来，都没耐心说下去。两个人的距离在这时候起了作用，几个来回，终于让言辞的罅隙变成了实际的分离。
他们就这样分开了，简单仓促。两人后来清醒了，都觉得十分遗憾。
那些年的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妈妈的工厂自从八十年代引进了外国工厂的生产线，经历了几年相对的红火。九十年代景气程度下降，生意不那么好做了，但是厂子正在和外国公司谈合资，也让厂里工人期待。大家以为合资之后日子会好过。工人的待遇算不上多好，但有消息说又要分房子了，以小换大。谢一凡的爸爸已成了正厂长，一把手，谢一凡也升到了部门经理。因为和爸爸的交情，谢一凡一直很照顾我家，将妈妈从炊事班调到了办公室，每天负责收发报刊杂志、帮领导买火车票，日子清闲而不累，不算富裕也不算苦。清闲久了，妈妈已然难以适应异乡的艰苦和漂泊。
那时候妈妈对未来的期待都是平稳上升的，她对工厂太信任，以为厂子能安排人的一切，以至于没有预见到几年后开始的下岗浪潮。妈妈的工厂在九七年终于成为合资公司，妈妈也在九八年成为下岗职工。那个时候妈妈充满震惊，可是一直到那时，妈妈仍然没有怀疑自己九四年的选择。她只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浪潮，无人幸免，不只是她自己，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在几年之间下岗回家。她们拼尽全力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争到最后发觉不可能了，又一起去找厂子讨要足够的补偿，几个来回还是败下阵来，拿了一笔象征性的买断费，就各自散去，成了抱团哭诉的落难鸭子。
谢一凡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厂子的副总经理。他自己不愿意坐这个位置，他甚至不太愿意过问厂里的事，但是谢老爷子不同意，不亲眼护着儿子走到高层，他没法安心退休。也许他在那时已经预见到企业转制的可能性和机会，也看到自己家族的机会。
九九年，在管理者收购的改革中，谢家买下厂子的最大比例股份，六年后，又再度收购当初合资时的一多半外资股份，终于将企业变成了谢家的私人公司。谢一凡被谢老爷子摁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动弹不得，一直坐下去。
谢一凡也曾有过冲劲。他在微月四五岁时也出发了一次，回到厂里干活是在北京的梦想衰败之后。他不喜欢厂里的事，直到被推上企业一把手的位置，他也依然冷淡、退缩，有时候觉得烦。他并不能做很多自主的事，谢老爷子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退休后十年。下岗浪潮发生的时候妈妈曾经去找过谢一凡，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谢一凡苦笑着说，这次谢老爷子铁一般的心，他也真的没有办法。他说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什么都做不到，又问妈妈他是不是，还说羡慕爸爸。妈妈心里不快，心想若是副总经理还算失败，那下岗工人又算什么，不想帮忙就算了，何必挖苦。
“对不起，我做不到。”谢一凡沉默片刻，又突兀地叹了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谢一凡后来一直想弥补我们，给我们很多帮助。妈妈下岗后在私人会所的厨师工作就是谢一凡介绍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那些年，人事沉浮。王老西曾经赚了一大笔钱，或许有好几百万，但后来又都赔光了。没人知道他的大笔钱是怎么赚来的，他曾经躲开我们的城市，销声匿迹，五六年没露过面。再出现的时候，他带了个新墨镜，开着桑塔纳，到我家送了一笔钱，还邀请我和妈妈去高档西餐厅吃饭。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百万富翁。妈妈相当厌恶他，觉得爸爸的出走都是因为他的蛊惑，没有去吃饭，但犹豫再三，还是收下了那笔钱。她觉得那是一种补偿。后来两三年没有消息，再听说的时候他似乎陷入一笔生意的纠缠，再后来就听说他进了监狱。
于欣荣八六年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税务局干部。她原本心高气傲，周围男生大多看不上，不知不觉竟然大龄，过了三十着急起来，有人给介绍，看着前途好，也不介意是二婚，匆匆就嫁了。婚后磕磕绊绊，常有口角，偏赶上税务局人事暗斗，丈夫受排挤，不但没升到局长，反而被调到林业局任闲职，政治夫人之梦破了，于欣荣咬咬牙，离了婚。过了两年，她趁着仍然漂亮，跟了一个台湾商人，没有结婚，但是商人给她买了房子，进出也是一身荣华。
爸爸妈妈一起插队的知青有的考上大学，毕了业做高校教师，后来成了知名教授；有的做生意挣了钱，后来办了地产公司；也有的做生意赔了钱，中年就犯了心脏病，垂老不已；还有些做工人，和妈妈一道下了岗，相互之间电话往来，都只是精神安慰；最可怜的，就是当初没能回城的两个知青，仍然住在村子最破的土房子里，一个做铁路扳道工，一个在村里给人理发，省吃俭用只有几千元积蓄，想送孩子回城上学都没有能力。
爷爷在九二年退休了，退休前是工商银行的区行行长。他经历了整个金融系统的转制、改革，见证了银行从分配体系变为商业体系。他是整个区金融市场建立的奠基人，写了全区金融志，收藏在区档案馆高高的架子上。退休的时候，整个银行给爷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盛大程度仿佛当年的批斗会，人还是那批人，爷爷还是站在主席台上，只是物是人非，呐喊变成鼓掌。爷爷于是愈发沉默。他退休时依旧清贫如常，还穿着老旧的毛背心，住在九零年盖的家属楼的一个偏单，七十多平两室一厅，用以前几十年的老家具。爷爷一个人坐在家里叉着手看天空，就好像已经这样坐了一辈子，就好像过去几十年的事都不曾发生似的。
奶奶也应该在九二年退休，但是她干活的砂轮厂子本是居委会搞的集体厂子，八十年代就不景气了，又没有人负责任，九零年正式倒闭，老员工集体失业。资产散没了，找不到主。奶奶和其他工人去工厂静坐、去市政府前静坐讨公道，静坐到后来被太阳晒得自己累晕了，市领导的脸连一丝都没见到。她就这样进入了逝去的一代，再没有人记得。
那些年飞速流淌。有多少暴烈激情，也终于都逝去，了无痕迹了。
林叶谈的商业渐渐有了一些进展。我和林叶去谈过一次，和一个小的影视公司的老板，谈杂志初期投资，谈后续合作的可能性，谈老板的其他需求，包括针高收入人群做一个酒的杂志，包括网站的一些作品改编影视版权的交易。见面在一家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酒店装潢高级，咖啡厅是标准的商务座，弧形扶手椅，盆栽植物，三角钢琴。我和林叶到得早，看了菜单，见单杯咖啡要 78块，犹豫来犹豫去还是要了两杯白开水。
“等一会儿老板来了，咱们少说得要一百万起。”林叶说，“到时候再来喝咖啡。”
“能要一百万这么多吗？”我问她。
“不知道。”她说，“先试试呗，不行再要五十万。”
“到底要多少才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