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啊，”妈妈听得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反应，“谢……谢谢您了。”

“对了，我最后听小沈管那女的叫于欣荣，你认得这人吗？”

于欣荣？妈妈的心像玻璃杯摔到地上，咔嚓一声碎成粉“……认得。”

“是个什么人？”大妈小声凑过来问。

“老……老同学，”妈妈看了看周围的病人和家属，“我们都是知青。”

“小赵啊，”大妈谆谆教诲道，“大妈是过来人，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男人啊，都是爱偷腥的主儿，你可得看紧了，要不然到时候后悔的是自己。”

妈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爸爸和于欣荣的关系她比谁都了解。“可能……可能没事吧，”她强忍着说，“都是老熟人了，大妈我知道了，谢谢您了，您放心吧。”

爸爸回来了，后面跟着爷爷奶奶。大妈告辞离开，妈妈心乱如麻。在老人面前，不能问也不能发作，白天晚上的委屈积累到一起，妈妈又哭了，哭得止不住。爸爸还不知道原委，只是赔着笑脸说没事了、没事了。他不知道事情才刚开始。

这一天白天，爸爸也经历了相当折磨的一段过程。

他和王老西一早就到了外汇局，见到于欣荣，却不得不等到接近中午才等到领导散会。于欣荣将他们上一次见过的处长叫到屋里，将王老西的话转述了。说着说着，他们看到处长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不发一语，甚是吓人。都听完之后，主任把于欣荣叫出去，叫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私下说话。爸爸的心里的预感不祥，站在窗边，右眼一直跳。

这件事的走向最终令他们大吃一惊。这件事有大事化小的解决方案，全国各地方的外汇占款挪去做进口买卖的实际不少，监管的人睁一眼闭一眼，多半只要还回就不会有太大事。然而于欣荣的上司或许过于谨慎，或许对王老西他们非常不满，以至于完全翻脸，坚持声称这件事他们完全不知情，进而指控爸爸和王老西属于诈骗。这样一来，这件事的后续就变得非常复杂，远远超出爸爸他们的控制范围，变成可能坐牢的大事。再后来，调查一直延续到爸爸厂里。

那个下午，爸爸他们还不知道未来的事态走势，只是从反复交涉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事情在一点点变糟。他们被遗弃了。想要寻求的摆平寻不到，只寻到麻烦越来越多。

爸爸在那个时候又一次看到自己的困惑：他每次被一阵激动人心的鼓动带往某一边，就突然发现自己被遗弃了。特权者的脸已转向另一边，自己被扔在旷野之处。

有的时候，机会的出现不是因为它们降临，而是因为你在寻找。机会的出现看上去显得如此恰到好处，是因为你一直等待着它的出现。你只是找个借口，让自己能够逃离。

与部门主任谈话的当天晚上，我上网看好友们的博客。林叶刚刚发表的一篇博客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她从研究生宿舍搬了出来，在学校附近租到一个两居室，想寻找合租室友。从照片上看，房子是一个小单元，一大一小两间屋子，一个小门厅，没什么装饰。我盯视着照片，盯了很久，直到目光将照片里简陋的家具全部穿透。

“嗨，”我给林叶打电话，“嗨。”

“轻云是你啊，”林叶显得开心，“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好久没回家了，一直想找你聚，一直都没空呢。”

“我还行吧。”我说，“我看你写，你要找室友是吗？”

“是啊，你有认识的人想租？”

“不是，”我咽了咽唾沫，“是我自己……”

就这样，四月底，在我工作九个半月之后，我没有跟妈妈商量，直接跟领导打了辞呈。我让自己在冲动中做出决定，以免冷静下来后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我打电话给爸爸，请求他把当初想要资助我出国上学的一笔钱寄回来，帮我还清贷款。我原本不希望欠爸爸的人情和债务，但内心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只能把一切偿还拖延到遥远的未来。收到爸爸的汇款，我自己去银行结清了房贷。又在单位办了手续。

直到一切办好，临走前一天，我才和妈妈和盘托出。

五月初，我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我靠着车窗，窗外是一片荒寂的树林。火车跨过农田，跨过废弃工厂，跨过干涸的小河，风景荒凉而空旷。时隔数月，我又回到毕业的地方。

我和林叶搬到一起，西北郊的一个小区，九几年的老式塔楼，磨损得很厉害。楼道里有很多房子出租，几乎像宿舍，每天进进出出很多人，如旧时筒子楼一般。因为租客多，嘈杂喧扰，住户大多搬走了，租户就更多。租户对楼道缺少保养，随处见得到灰土，电梯吱嘎，也没有人张罗着维修。房租相当便宜，都是薪水低微的年轻人。我和林叶租住一套五十平的小单元，我住小间，六百五一个月，她住大间，八百五。之前十个月攒下来的工资够我吃住大半年，但再多就没有了。

林叶带我出去吃了一碗拉面，问我接下来的打算。我说没想好，先静一静，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想继续念书呢，还是找个工作？”林叶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其实我还正想问你呢，你当初那么想出国，现在不出国了，读书读得还开心吗？”

“就那么回事吧。”她说，“我上课不怎么上心，倒是兼职的事情花的精力比较多。”

“兼职做什么呢？”

“你先安顿下来，过几天我跟你慢慢说。我还正想拉你跟我们一起呢。”

“那你……”我把筷子放到碗上，“现在觉得很自由吗？”

她很轻松地笑了一下。印象中，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林叶笑得这么轻快了。“算是吧，”她说，“至少目前觉得自由度还挺大的。云云我跟你说，我现在才发现，市场真是个好东西。几乎没什么事不能市场解决的。”

看着她的轻松愉快，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住下的那个下午，我用了大半天整理东西，将衣物放好，电脑插好，擦干净小床头柜，将仅有的几本书和日记本放进去。然后洗了脸，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折腾良久，身体疲倦，心也很疲倦。我先掏出手机，发短信告诉妈妈我准备考研，接下来会报学习班，不用担心。然后将手机关上，陷入彻底的寂静。理论上讲，我应该找一些具体的事做，找个新工作，或像跟妈妈说的那样报个学习班。但我清楚我的心思不在这方面。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事，而是某一个方向，某一个让自己觉得是光亮的、不必犹豫、只要奔去就不会错的方向。我想要做些什么，做些能够安抚我的过去、拯救我的现在、让未来仍然显得值得认可的事。

我的沉郁像无边无际的大海，在深处酝酿，随时准备用海啸将我淹没。

接下来三个月，我哪儿也没去，就住在租屋里，偶尔下楼吃饭或去便利店，余下的时间空对寂静。

我慢慢了解了林叶的生活状态。林叶的生活早出晚归，除了到学校上研究生的课程，还和不少朋友出去见面。林叶没能一个人闯荡。她去了云南，但只一个月就回来了。她没找到打工机会，只在一个客栈跟一个忧郁的摄影师暧昧了一段时间，最后摄影师走了，她的旅费花光了，开学的日子也到了。她一边上学，一边给一个网站兼职写城市生活的专栏，也兼职做网站编辑。这个工作适合她，她的文艺爱好在这里如鱼得水，一点点精致小物，一丝偶发的伤感，十分讨人喜欢。她了解这个城市大大小小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早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有庞大的计划，想骑车遍历整个城市寻找所有美丽的店铺。她急于融入这个巨大的都市。虽然最后和所有计划一样没能实现，但她还是留下许多记忆。因为兼职，林叶认识了些文艺圈的朋友，有时候出去吃饭，有时候有几个女孩子到家里来。但来客的时候不多，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想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居住在完全陌生人的环境中。有时候出来进去和隔壁人一起等吱嘎乱叫的破旧电梯，也会点头示意。这种环境里谁也不会说很多关于自己生活的东西，连名字也不会相互报，偶尔有人常规性地问问：你住多久了？你在附近工作吗？有一个女孩做房产中介，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总要十点多才回来，今年给她分到了一处偏远地段，到了山脚下，完全是新开发的区域，夜晚下班的时候只觉得黑黝黝的地方飘出魂灵。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网络设备公司，每天的任务是在全城跑，给客户安装维修网络线路，因为电动车骑得过多，他的脸上粗粗的都是干裂的皮。他在老家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一直想把老婆儿子接过来，只是房租降不下来，计划就一再推迟。有一个女孩的工作我一直不知道，只是偶尔打招呼。一次坐电梯，见她带着一个男人上楼，见到我脸色变了变，后来见过几次她带不同的男人来。一个夜晚，我听到隔壁不知道哪间房有打人的声音和哭声，我披上衣服到楼道，见到那女孩蹲在地上哭。我想给她披件衣服，她的妆还没卸，有些蹭到眼睛和嘴唇外面。

那段时间在那里住着，有一种异常简单直接的感觉。每个人都只是做着他要做的事情。要做的事那么明了，其他的一切都是不需要的。我知道他们辛苦，但仍有几分羡慕。如果我可以像他们一样明确地为了某种东西奋斗，那么我的内心会顺畅得多。

我要什么呢，我说不清。有时候我内心突然一阵紧张，几乎以为自己抓到了某种方向，但疏忽间，那吉光片羽的珍稀就又隐匿起来。我仍然在等待。

住了一些日子，林叶问我，要不要也到她兼职的网站去上班。那是一个在线文学网站，发小说和散文，偏女性化，侧重都市情感、校园爱情和古装奇幻。以前于舒在宿舍最喜欢读这类网站，虽然不是同一家，但我也看过一些类似的。林叶鼓动我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我没有特别反对，但也看不到强烈的意愿。

我去参加了两次她们的活动。一次是作者笔会，一次是作者和读者的交流。林叶是组织者之一，我去给她帮忙。笔会上的作者都很年轻，男人大多穿着随意，宽大 T恤短裤之类，女人则打扮得各式各样，还有穿着漫画和游戏里的制服裙。作者笔会谈论创作和类型文学，读者交流谈论作品。两次活动，现场的玩笑气氛都超出我的想象，并不是某种谈论文学理念的严肃研讨会，而是某种新文化的彰显和自我宣言。参加会议的作者相互都很熟悉，私下里打趣着说家长里短。笔会上，话题从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分说起，很快就变成类型文学对严肃文学的批评，进而演变为自诩的生机自由力量对老朽保守势力的讨伐。读者见面会则从一开始就像是小说人物 cosplay大会，穿着夸张而廉价。

活动之后，我跟着他们去吃烧烤。饭桌上的内容围绕字数产量和销量，每个月几万字，一本书卖了多少本。有谁出了畅销书；谁一下子红了；谁写得不行，但是团队推手做得好；怎样增加粉丝，怎样包装才有效果。有一个男人话非常多，一直在讲自己原先做过的公司，又在讲他们酝酿的大方案：他做网站，野心勃勃要做文学大生意，让网络文学市值翻十倍，将来搞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作家走红地毯，像奥斯卡。我身边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有点秃。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他一本一本向我介绍，推荐我去看，然后又为我介绍餐桌上的人。他说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令人感动，为了码字把其他一切都放弃掉，每天在网上呕心沥血写上万字，为了理想奋不顾身。林叶和他们都聊得很好，相互拍着肩膀，像哥们。餐桌上的氛围火热，烤肉冒出烟熏火燎，啤酒杯相撞后，碰洒的酒滴得到处都是。我在烟火中有一点头晕。这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群体，充分享受着这个群体内部的一切追求与关联。席上人来来去去，但几乎所有来的人都迅速学会群体内的语言。

第三次活动我不想去了。我并不能融入那个群体，也不想花很多力气融入。可是林叶说很多东西要熟悉了才觉得好。我就又去了两次。她们花力气做了一个巡回演讲，进入各高校办活动，又做签名售书。有几个作者的学生粉丝团群体蛮大的，阶梯教室挤得人满为患。我在门口帮忙维持秩序，有奖问答的时候，我在座位之间递送奖品。

“新时代到了。”一个年轻作家说，“新的方式将会冲击所有文学。”

他是著名的快手，在网上每天能写万字，也是传说中收入最高的网络作者之一。他擅长写都市言情，段落短而干净，除了情节没有其他。他面庞瘦弱，留寸头，正面相貌平庸，但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阳刚，在网上贴了大量同一角度的照片。活动结束的时候，我经常承担他的女粉丝要求与他合影的要求。林叶和其他活动组织者对此乐此不疲，她们喜欢给作者和粉丝牵线搭桥互动。在活动现场，她们会笑盈盈地招呼作者，说一些小圈子里的笑话，尤其是当着粉丝们的面，给人一种我是文化圈中人的印象，能引起粉丝的艳羡。

“新时代文学，标准就是大众。连文学方式都是大众互动的，一个长篇连载，根据读者每天千百条留言中表达的意见，调整情节，连走向都会发生变化。我们看到那些老牌杂志还在发那些过时的思想和自娱自乐，我们就知道必须打造新时代文学的阵地。什么是好文学，不是权威能说了算的事。”男作家说。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台下的反应，不时留下气口等台下鼓掌。由于涉及什么是好文学，我很感兴趣，很想听他多说一说，可是他到最后也没有说。也许他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标准，听众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

后来我问过林叶：“什么是好文学？就是畅销吗？”

“你不要小看畅销，”林叶说，“咱们说的那些名著，当年也都是畅销书。不是畅销书你今天也看不见。总以为自己搞纯文学就得小众的，说话都酸朽气。”她见我迟疑，又加了句“书不就是写给别人看的吗？除了别人爱不爱看，还有什么标准？”

我后来常想起她的话。别人。看。

林叶在他人的眼中寻找自己。我看着她，看到她一点一点地变化。她也开始在网络上写小说了，有两个晚上，她因为读者轻蔑的点评难过得睡不着觉。有一次，她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写手团队，给一本卖得火热的畅销书写续，挂名虽然是原作者，但续集团队也都能获得不菲的分成。还有一次，她初次作为嘉宾作者参加一个读者见面会，活动前一天，她拉着我从三里屯逛到秀水街，逛了五个小时买一条合适的小礼服。

林叶开始有商业上的野心。她们工作的网站组织各种情调的专题活动，她是策划之一。有时候是寻找城市隐居地，有时候是流浪的梦想，有时候是孤单的日子对自己好一点。她和同事想把网上的这些内容做成实体书，最好是时髦的杂志书。这需要一笔初期投资。如果能做成畅销书，一期就能把投资收回来，但是没有这笔投资肯定是运作不起来的。于是她做了商业计划，开始找不同老板拉钱。她把她的忧伤打包，寻找一个好价钱。有两个小有名气的女作者承诺用新作加入杂志，还有四十几个大学生从网上参加了她们城市巡游者活动。

林叶晚上会站在窗边，双手支着掉了漆的暖气片看着窗外，谈计划，谈未来。她的眼睛亮亮的，在月亮的光线里，反射两道银色的圆弧。

“等杂志将来办大了，我就用赚来的钱走一回沙漠。无人区那边。”林叶说，“我要拍好多照片，再在网上搞个直播……我将来要用挣来的钱去开驿站，就像古代那种孤零零的木头驿站，开在人少的那些徒步线路上，每隔一天路程开一家，只收孤独上路的人……”

我想起她小学时候的样子。瘦瘦的，肤色有点黑，马尾辫梳得高高的，头发绷得很紧。她是单眼皮，但是眼睛是杏仁形，形状很好看。五年级的时候，她给我听张信哲，六年级，给我 Amei的磁带。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一个老大爷的三轮车上买到《机器猫》，林叶比我们都超前，早接触流行音乐，每个月拿午饭钱买《当代歌坛》。我们一起坐在学校对面拥挤促狭的饺子店里，我们吃锅贴，林叶吃精神食粮。她指着杂志上的每个头像给我们普及，能说出 Beyond每首歌的背景，把温兆伦当作情人。何笑不喜欢 Amei，林叶说 Amei早晚成巨星。那时候，在那灰头土脸的小街道上，音像店等于外面的世界。音像店门口摆着张学友和刘德华的海报，店里飘出林忆莲的声音。林叶每次去音像店买盒带的时候，总是将一张十块钱在手心里攥得湿湿热热的，上身俯到玻璃柜台上问：“老板，这周有新歌吗？”那个时候她就想去做杂志，想写歌词，想给磁带写文案，想去电台里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在我们朴素的校服里，她藏起她的白色腈纶毛衣，一根手指都不让别人碰。

她一直那么努力，想在别人眼中活出一个好看的样子。那是我和她最大的差别。

我真的能像她这样吗？我躺在床上问自己。